张九龄毕业论文题目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论中国古诗中的月亮摘 要： 月亮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意义十分丰富。它是美丽的象征，创造了优美的审美意境。同时，月亮也是人类相思情感的载体，它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表达了人们对故乡和亲人朋友的怀念。在失意者的笔下，月亮又有了失意的象征。而月亮本身安宁与静谧的情韵，创造出静与美的审美意境，引发了许多失意文人的空灵情怀。高悬于天际的月亮，也引发了人们的哲理思考，月亮成为永恒的象征。关键词： 月亮、象征、思念、失意当我们遥望夜空,看见朗朗明月之时,心中总是引起无限遐想。有人马上会想到与月亮相关的诗词：“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李商隐《月夕》)……关于写月的诗，不胜枚举。这些诗词虽然写的是同一个物象——月亮，但是月亮在不同的诗词中其象征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月亮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关于它的诸多象征意义，已有许多人从文化原型、诗词鉴赏等角度作过许多分析，且成果斐然。拙文则想以中国的古典诗词为基础，粗略谈谈中国古诗词中月亮意象的象征意义。一、月亮是美的象征中华民族历来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感情，月亮成为文学中典型意象和永恒的主题。《诗经·陈风·月出》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即以月光映衬人物美，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月之美。到汉魏六朝，月更成为诗文歌赋的直接描写对象。南朝周祗《月赋》形象地描述了月的美感：“气融洁而照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污。”月被赋予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的审美内涵。而当月与世间山水相结合，便会构成更加清美的景致。谢庄《月赋》写道：“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秋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秋月的纯净之美在山水的背景衬托下得到表现的；月亮朦胧柔和的清辉还有一种化景作用，能赋予山水景物以独特的神韵，陶渊明《闲情赋》云：“月媚景于云端。”一方面说明月本身是美的，另一方面说高挂云端的明月可以为世间景物增添美感。写月的诗，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唐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色，因而“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浑然只有皎洁的月光存在。北宋词人张先在《青门引》中写道：“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描绘的是溶溶月光居然把隔墙的秋千影子送过来，令人想象荡秋千的丽人那轻盈翩跹的身影，微妙地表现出词人怀念情人的心绪。张先《木兰花》中也有：“中庭月色下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表现清明月色中飘过无数淡若无痕的杨花，将自己内心中浮漾的前尘旧梦融入这“无影”画面中。这些诗，皆因月如梦似烟般的清澄和恬淡，而被罩上一层模糊不清的“朦胧色”，也给人们一种朦胧的美感。“新月如眉，让人想起玉阶伫立楚楚动人的月下佳人，构成一种恬淡婉约的宁静之美；烟月迷蒙，弥漫着难以名状的轻忧淡愁，构成一种朦胧戚楚之美；花月披离，余香袅袅，象征典雅艳丽之美；皓月当空，通脱潇洒，象征着雄浑高古之美，不尽的象征创造着不尽的月亮审美世界，无数的心灵创造着无数的月亮审美形象。”月亮给人的美感，是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纯净的。写月之诗中，月亮意象的出现，使得全诗的意境立刻变得优美起来。如《春江花月夜》一诗中，春、江、花、月、夜是全诗的背景，而月亮又是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纽带，贯穿上下，触处生神。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云、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构成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虽用水墨勾勒点染，但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全诗的意境是如此优美宁静，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一诗创造的优美意境是空前绝后的。而作为冲淡派大师的王维，其诗作的风格是闲、静、淡、远，其诗作的意境也是十分优美的。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诗意境，不仅如施朴华评价，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外景与内情融为一体。诗人在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和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相一致。明月来相照在诗中不仅与“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整首诗的意境之优美，让人有“余音绕梁”之感。月亮不仅本身给人以美感，而且也象征了女子的美貌。翻阅《诗经》，我们会发现，月亮在诗中象征了女子的美貌，这从《东方之日》、《月出》中均可以得到印证。其中《东方之日》中以“东方之日”、“东方之月”象征女子的容貌，是富有创造性的。马瑞辰说：“古者喻人颜色之美，多取譬于日月。”（《毛诗传笺通释》）这对以后的作家和民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如宋玉《神女赋》写美女：“其始来也，耀乎白日初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光”，韦庄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名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它对我国以月喻美人、以月来表达相思之情的诗歌传统具有开创意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大绍兮。劳心惨兮！”这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情诗。诗中的“皎”、“皓”、“照”都是形容月光皎洁明亮，“僚”、“懰”、“燎”均是形容女性的美貌。“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注曰：“妇人有美白皙也”。皎洁的月光使人联想到美人的白皙明艳，高悬的明月暗示美人的可望而不可及。朱熹在《诗集传第七·陈风之十二》中评此诗曰：“此亦男女相悦而思念之辞，言月出则皎然矣，佼人则僚然矣，安得见之而舒窈纠之情乎？是以为之劳心而悄然也。”傅绍良曾指出：“《月出》中的明月，便是诗人抒发其相思不得、愁闷难遣幽怨之情的自然背景。”我认为，此时月亮已不仅仅作为背景渲染了，在《诗经》时代，我们的先人已将许多情感寄托在明月中，月亮象征美、寄托相思，应该说是月亮的传统象征意义。其实，以月来象征人的美貌，不仅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出现，而且，以月喻人还不局限于女性，漂亮的男子也可以用月亮来形容其美丽。阿拉伯的著名民间神话集《一千零一夜》中就经常出现以月亮来比喻人的美貌。例如《戛梅禄太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中就有：“后来王后怀孕，妊娠期满，生下太子，如同十四晚上的月儿那样美丽可爱，就取名戛梅禄·审曼。……他那柔和和妩媚的脸蛋，显得格外漂亮，象十四晚上的月亮那样美丽可爱。……人很漂亮，像月儿一样美丽。”二、月亮是人类相思情感的载体1.月亮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本文前面已说过，在《月出》这首诗中，月亮就已经用来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之情了，可见这一象征意义的渊源之久远。傅绍良在《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一文中这样说过：“在情感寄托阶段，月亮已由独立的客观景物内化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创作主体以象征、移情等手法，将自我感情倾注到月亮意象上，主客体通过某种特定的感情活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确，纵观古代与月相关的诗，借月抒情的作品不胜枚举。题材有闺情、乡思、送别等等，这些都成为月亮诗的基本主题。而这些主题中，尤以爱情诗数量居多，成就居高。这也许同月亮的原型象征意义——以月喻人美丽相关吧。《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这是一首思妇怀念远游丈夫的闺情诗。开头写景，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夜深人静，明月皎洁，流光透过罗帐洒在床上。她一人独守空帏，寂寞凄凉。因此这明月的流光便成了诱发物，引出她积郁内心的不尽愁思。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其二）中也有：“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岁寒无与问，朗月何胧胧”的借月抒情之句。作者通过抒发秋夜月上窗棂时心中产生的孤独无偶的悲凉之感，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无限伤痛之情。月亮的清晖照在诗人空荡荡的床上，诗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中思念亡妻的情感不断加深。“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则把思妇的相思举动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思妇看到了月亮便勾起了心中的思念，因而无比烦躁，想把月亮拒之眼外，以免又勾起相思。可是把帘子卷起来，月影还是赶不走，不停地拂走捣衣砧上的月影，但怎么拂它都在。相思之情，无法排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则将相恋中的男女心态逼真地描写出来了。二人相隔很远，心中爱的语言不能直接地向对方表达，只能望着月亮排遣相思之情。杜甫在他的《月夜》中也曾写到：“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的一开始是既突兀又形象。诗人身在长安，不写长安的月夜，却突然写起鄜州的月色，不写自己怀念妻子，反而写妻子想念自己。这种写法超越常规，但仔细品味，却很有一番深意。正是因为诗人在长安望月，在思念妻子，才想到妻子正在想念自己，所谓“月圆人不圆”，这是夫妻离别后的共同感叹！诗人通过望月把自己真挚而凝重的相思之情流露无疑。借月抒发相思之情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南宋吕本中的那首《采桑子》了：“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到团圆是几时？”作者写一位思妇，夜不能寐，独立江边楼头，对着一轮明月，产生无尽的离愁。同是一轮明月，它有着皎洁明亮，南北东西，处处随人的特征。它多么像一位忠实而多情的伴侣，如影随形，依依不舍。可恨我的夫君，他却不能像这轮明月，总是离家别妇，远走他乡。让我独守闺房，孤单寂寞。在此词中，月亮在上片是正面形象，它温情脉脉，反衬出丈夫的浪迹天涯和自己的无穷别恨。而词的下片，作者又从月亮的暂满还亏特征设喻，月亮此时又成了反面形象。这位思妇从分离的经久，又想到欢会的短暂，夫妻恩爱，相对厮守的时间总是稍纵即逝，恰恰相反如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月之中，团团当空，能有几时？亏缺的月亮又正面衬托丈夫离家时长日久和离愁别恨的痛苦。总之，女主人公思夫不得，便寄情明月，正比反比，俱是相思离愁。L·克兰默在《灯宴》（1916）的序言中谈到了月亮这个在中国诗坛上无所不在的象征：“月亮悬挂在中国旧诗坛的上空。……（她）是人间戏剧美丽而苍白的观众，而她所知道的一切隐秘、激情和欢乐，迅速地崩溃或是慢慢地腐烂，……她把远隔千山万水的情侣思念联结起来。”2．月亮也寄托了人们对故乡和亲月的思念古典诗词中望月思乡也是很多诗人都涉及的传统主题。旧梦重温的情思，月亮成为诗人乡愁最无言的见证，诗人怀念家园、亲人的情思，常寄托与明月，真可谓“明月千里寄相思”。如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思故乡”是由“明月”而“故乡”的联想，是人们共通的心理体验。无行思家是一种典型情绪。作客他乡的人，思乡心切，总想望见家乡，于是登高远眺。尽管瞻望不到，但只要距离不是太远，总还是可以给自己的心情一种安慰。但如果相隔千山万水，那纵使是“望尽天涯路”，也依然是“悲故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举头望明月”倒能使千里外的他乡游子产生一点“望乡之情”。因为此时的月亮正成为游子故乡亲人之间的中介，大家的视线都在月亮上相交，月亮在人们的心理上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犹如来自故乡的乡人给游子以特别亲切之感一样。“君从故乡来”（王维《杂诗》），他不但带来了亲人的信息，而且由于他刚从亲人身边来，他身上仿佛还散发着亲人的体温。这样，故乡来客成为故乡和他乡的中介，在游子的心中，“客从故乡来”的亲切感与望乡思乡之感同出一辙。月夜思乡是美丽的。类似的诗还有：杜甫：“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月夜忆舍弟》）卢纶：“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晚次鄂州》）徐桢卿：“故园今夜月，迢递向人明。”（《月》）陈后山：“不应明白发，似欲劝人归。”（《十五月夜》）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朋友，彼此都心存美好的愿望，都希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个普普通通的月亮，经过人们的一番加工，成了最能表达人们的离愁别恨之物了。3．月下相思，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便是边塞诗里的月下相思。戍边的将士在寥廓凄清的边关，他们更加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可“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片思念之情无法让亲人知晓，于是他们只能把这段情愫寄托于明月和胡笳箫管。边关本是寂寞苦寒之地，这种月下相思的诗往往更是充满悲凉凄苦之情。例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所见的月下景色。回乐烽前的一片沙地，在月光的映照下，沙子像积雪一样洁白而带有寒意。高城之外，天上地下满是皎洁、凄冷的月色，犹如秋霜那样令人望而生寒。这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样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而一种置身边地之感、怀念故乡之情，隐隐地袭上诗人的心头。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月夜下的边地寥廓凄情，闻笛而引起的普遍的望乡之情，感慨至深；这真是“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的千古绝唱啊！这类边塞诗还有许多，如李益的《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的《听晓角》：“边霜昨夜随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李益作为写边塞诗的高手，从明月、乐声入手，将征人的边愁乡思弥漫于诗句的字里行间之中，征人的月下相思，的确另有一番风味。4．月下相思，不仅仅表达了我们的传统情感，在有的诗人笔下，它也有着特殊的用意。如曹操在其《短歌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诗人把“明月”比拟成他所思念和向往的贤才。他感到思念和向往的贤才，不能为自己所招纳，正象天上的明月，可望而不可及，可爱而不可掇，因而使他心中的忧虑之情如永不止息的流水。这更表现了诗人招贤纳士、思慕人才的迫切心情。曹植在《七哀》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首诗是在曹植后期不幸的境下写的。表面上是写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与哀怨之情，实际上是诗人在政治上被遗弃后产生哀怨心情的曲折吐露。诗人从明月着笔，即景生情，叙写夜深人静的晚上，一轮皎洁的明月悬照高楼，明彻如水的月光在徘徊徜徉，照见高楼上这位哀愁的思妇，正思念丈夫而悲叹不已，她心底埋的缕缕哀思，就象晃动着的明媚的月光，在轻轻地叩动她的心房，此时此景和思妇之情完全融汇在静谧优美的月景之中了。而实际上，诗人要表达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正像这位思妇一样。以思妇在月下哀叹来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谓形象之至。三、月亮是失意文人的寄托《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这一样一段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吟咏，这一神话原形逐渐成为失意的情感象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仕途潦倒、孤独无依、屡遭苦难之时，也常常把这种情感寄托于月，月亮在失意者笔下成为了孤月、冷月、寒月。杜甫的《月》诗中有“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的诗句。诗人借写嫦娥，来写自己孤寂悲凉的人生晚境。寡居月宫的嫦娥，无法忍受月宫的孤寂苦寒，她只得独自一人，自斟自酌，以洒打发死一般寂寞的日子。诗人孤身年老，漂泊西南，有家难归，这和嫦娥的处境多么相似！李商隐也写道：“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表面看去，诗人是在诉说月中嫦娥的孤寂冷清，实则包含了诗人的顾影自怜。作者借嫦娥曾偷食仙药飞升月宫的传说，来比喻和象征自己也曾想“蟾宫折桂”，后因不幸被牵入牛李党争，不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而且落魄终身，因此清冷与后悔之情，溢于言外。诗人置身于月光下，遥想月宫中失意的嫦娥，自然与诗人宦海沉浮、仕途坎坷、人生失意相契合。但中国的诗人是善于逃避现实的，当他们政治上受打击，生活上遇到困顿时，有的人颓唐厌世，极其消沉，而有的人则泰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苏东坡就总结出一条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大自然成为士大夫们逃避现实的好去处，此时的月亮已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象，它成为诗人自身飘逸风采、潇洒气度的象征了。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这首诗里，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享受着这片宁静，甚至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成为大自然的有机体了。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大自然已被人格化了。月光衬托着诗人宁静自适的精神境界，月亮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虚静，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表现心的虚静。正如傅绍良所说：“在哲理升发阶段，月亮不仅是主体情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蕴含着独立和永恒意志的复合物象。创作主体在将月亮内化为自我情感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将自我外化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以感受和体验那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四、月亮成为永恒的象征月亮孤悬天际，它唤起了人们苍茫浩渺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让人们产生一种寻求生命真谛的哲人式的感悟，它启示着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在这种心态中，明月意象常作为永恒的象征。诗人站在月光下便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思古幽情，月亮此时也成了阅尽沧桑的见证。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曾写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在月下神思飞跃，他将月亮与人生紧紧联系，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李白的《把酒问月》更是将月亮的哲理升发上升到一个高度：“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作者描述了月亮的不可知性，他剖析月亮运行的空间轨迹，表现月亮由升到没、从秋复春、幽静孤寂的变化规则，提示月亮所蕴含的生命启迪。他通过对人与月在时间上的差距，突出人生的悲剧性，同时也提示了人生真趣和价值：人生是短暂的，其间有不尽的坎坷、曲折、孤独、寂寞。但沉浮交替，幽寂虚静又正是宇宙万物的真谛，何须让有限的人生去承担那些无益的忧虑呢？人类虽然不可能永远享有生命，但其精神和理性却可以永远享有宇宙。只要明月常相伴，忘却尘世的一切，人生就会像明月一样自由自在。在这些诗句中，皎月横陈，朗照乾坤，引发了人事历历、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喟然长叹，月亮则成为宁静而永恒的存在。月亮在中国人眼中是永恒的。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白：“罗密欧：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朱丽叶：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的变化是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我不知道西方人是否认为月亮可以作为永恒的代表，但从这段对白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并不认为月亮是永恒的，恰恰相反它是运动的。这同中国人的普遍心态背道而驰。也许，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所以，只有中国人才最能理解月亮所象征的永恒。永恒是“中国的月亮”所具有的特点。结语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对月亮仍是情有独钟的，月亮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仍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创作。本文依据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些关于月亮的诗词，根据月亮意象不同的象征意义，将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总结出以上几点月亮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衷心希望通过本文能让大家对“中国的月亮”的象征意义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并让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

《望月怀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作品。此诗是望月怀思的名篇。下面跟着我来看看唐诗张九龄《望月怀远》赏析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赏析一】

此诗乃望月怀思的名篇，写景抒情并举，情景交融。诗人望见明月，立刻想到远在天边的亲人，此时此刻正与我同望。有怀远之情的人，难免终夜相思，彻夜不眠。身居室内，灭烛望月，清光满屋，更觉可爱；披衣出户，露水沾润，月华如练，益加陶醉。如此境地，忽然想到月光虽美却不能采撷以赠远方亲人，倒不如回到室内，寻个美梦，或可期得欢娱的约会。

全诗扣住“望”和“怀”来写景抒情。因望而怀，寓怀于望。开头一句意境雄浑阔大，起势遥远，没有写“望月”，但望的神情隐约可见，“天涯”二字接得自然，照应到了“远”，而暗示了“怀”，诗人怀想远在天涯的“情人”也和自己一样，同时在望月。三、四两句承接前两句来说，情人相隔，远在天涯，因而生怨，于是通宵望月而怀相思之苦。五、六句转写相思的客观情状，因怜光满（还是望）而灭烛，因夜深怀人，不能入睡，月下露水，润滋披衣（还是怀人所致）。七、八句写月光如此美好，想抓一把赠给远在天边的“情人”（望月而想到将光辉增与对方）；如此良辰美景，却天涯阻隔，情何以堪？还是做个好梦吧，或许能在梦中相见（最终还是无比怀念）。全诗句句扣住“望月”的景色，表达出“怀远”的情感。

诗的意境幽静秀丽，情感真挚。层层深入不紊，语言明快铿锵，细细品味，如尝橄榄，余甘无尽。其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为千古佳句，意境雄浑豁达。这两句，乍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奇特的字眼，没有一分点染的色彩，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第一句完全是景，点明题中的“望月”。第二句“天涯共此时”，即由景入情，转入“怀远”。这两句把诗题的情景，一起就全部收摄，却又毫不费力，乃是张九龄作古诗时浑成自然的风格。

【赏析二】

千百年来，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总是对月亮情有独钟，涌现出大量的与月亮有关的诗歌，月亮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意象，在不同情境下的意蕴异彩纷呈。或描绘月亮的清幽，如王维的《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寄托相思之情，如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表达悲苦之情，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或表达高洁的志向，李白《月下独酌》中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引发人生的思考，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只要月亮一与诗人遇上，便能引发无限的遐想！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朴素自然，情致深婉。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怀人诗，怀念远在家乡的亲人的诗歌。当一轮明月从空中升起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在面对皎皎一轮明月的时候，是不分身份地位的了，相思之情便从心灵最脆弱的一隅悄然生发出来，发为无尽的思念！

张九龄，在唐朝历史上是一代贤相，是以一个政治人物的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可他同时也是一个在外做官的游子，离开亲人和家乡，此时此刻，怎能抑制内心的冲动呢！张九龄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诗人，我就不费笔墨了，还是一起来享受这首诗带给我们的感动吧！

首联，开门见山，紧扣题目，借景抒情，直奔主题。浩瀚无边的东海之上，一轮明月冉冉升起，同时升起的是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这里用一种阔达的意境渲染的是是一份动人的相思之情，这一份情感不只是属于诗人一个人的，也是属于远在天涯海角的亲人的，同一片天空，同一轮明月，同一种相思！首联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就是因为它用朴实自然的诗句，写出了天下所有在外之人的共同情感。

颔联，直露情感，从想象之中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望月之后的'自然生发。漫漫长夜，无边无际的愁怨在游荡，多情的人儿怎能忍受这一份冷清的孤寂呢？明月皎皎当空照，平时多么美好的月亮，此刻却是多么的无情啊，它不管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是照样高挂空中，将月光尽情挥洒！满心相思之苦的诗人，如何受得了这一份招惹，怎能不辗转反侧，无法能眠啊？

颈联，紧承上联而来，写相思之情引发的行动。由月逗引出相思之情，让诗人内心涟漪频频，浓浓的相思之情已经按耐不住，惹人无眠，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行动。此时的诗人，翻身而起，熄灭昏暗的蜡烛，披衣而出，饱受相思之苦的诗人反而越发觉得这月光的充盈可爱，这是非常复杂的情感。月亮引发相思之苦，诗人本来应该怨恨它，怎么会觉出美来呢？因为此刻的诗人是孤独一人，只有月亮可以相伴，此刻月亮成为了他寄托情感的对象。虽然相思之情非常愁苦，但是如果连这轮明月也不在的时候，那诗人就会被茫茫的黑夜吞噬，那无边无际的相思之苦便更加压抑在心中，我想这该是多么的无助和沉痛啊！所以，此刻的明月，成为了诗人的依托，成为的诗人的希望，成为了诗人的知己。独自对月，浮想翩翩，整个人已经陶醉，已经沉迷，已经身不由己，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人已痴迷，直到冰冷的露水沾湿了衣裳才回过神来！诗人的这一行为，把诗人对远人的思念之情彰显的淋漓尽致！

尾联，还是紧承上句，由望月产生遐想。远人不在，唯有明月，诗人想将一轮满含相思的明月寄远人，情不自禁的想法，结果却只能是不堪！既然不可能，那就还是回到床上期许在梦中的相会吧！寻梦是今晚的九龄，这是无奈之人的无奈之举，是一种痴恋的美好念想！这就更加反衬出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思念，更加增添了一种孤苦之情！当梦醒时分，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思念了。

总之，这首诗的字句自然浅近，情意细腻，由望月引起怀人，由怀人引发行动，自然流转，情意缠绵，浓浓的思念，淡淡的忧愁。虽然饱含思念之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不是那么的伤感和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