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苏轼

苏轼《东坡七集》和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部重要经典著作，它们之所以备受推崇，与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密不可分。下面将就这两部著作各自的文献价值进行提要，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苏轼《东坡七集》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早于政治成就而被后人铭记于心。《东坡七集》是他晚年留下的一部随笔集，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创作之一。《东坡七集》共收录随笔诗文三百余篇，内容包括诗、赋、画跋等多种文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赤壁赋》，这篇文章描绘了三国时期甘宁、黄盖船队击败曹操船队的情景，表现了在困境中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此外，《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滁州西涧》等诗歌也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苏轼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才华，更在于他对社会变革和时代潮流的敏锐感知和深刻剖析。他笔下所抒发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例如：吟咏自然风光，表达个人情感；讲述生活百态，反映民生疾苦；鞭挞腐败现象，揭示政治黑暗面；探寻人性本质，弘扬人文精神等。这些思想在当时尚未成为主流，但却被后来者所传承并发扬光大。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与苏轼相比，在文学领域上他更以诗歌著称。《白氏长庆集》是他的一部诗集，收录了600多首诗歌。《白氏长庆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歌是白居易用了自然景色和个人情感相结合的手法，表达了他对于长安及其周围地区逐渐荒芜的感慨。此外，《琵琶行》、《赋得自由二首》等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白居易的诗歌以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为素材，注重抒发真情实感，平易近人，又不失诗意。他善于运用假想情境、寓言等手法来表达思想，例如：以“草木一秋”寄托离愁别绪；以“琵琶妙弹”激怒忠良之士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文坛上新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要求。总体而言，苏轼《东坡七集》和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在历史、文化、艺术及思想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价值。无论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还是爱好者，阅读这两部经典著作都能够带来丰富而深刻的体验。

一、苏轼与古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文学观上，苏轼主张“输写腑脏”、“达物之妙”、“道已所欲言”。他否认文学作品是“含养义理”的结果，认为文学作品是“凡耳目之所接，杂然有独于中而发生咏叹”的产物。他反对把文学作为某种学说的工具，主张写作应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否认一切标准格式。他提出“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的观点，认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应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直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他的作品真正做到自己所推崇的“莫之求而自然”的浑然天成的境界。 苏轼崇尚自然、轻视伦理的文学观念，是对二程兄弟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的文道不两立观点的否定。它倡导文学直抒人的自然情感，把人从绝对道德律令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文学真实地表现生命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开辟了道路。 由于苏轼文学观的巨大影响，中国文化史上曾一度出现过“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时期，苏轼文学理论形成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之势。更为重要的是，苏轼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明代文学解放思潮的先声。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师法苏轻的随笔小品，以实践其“独抒性灵”的主张。明代中后期，在文学上以人的自然之性对抗理学的“天理”，肯定了人的“私欲”存在的合理性，追求个性自由。这些观点与苏轼是一致的。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三言”、“两拍”、《牡丹亭》等以大胆冲破传统礼教藩篱、追求情爱和物质利益为主题的人文主义文学作品。以此观之，苏轼对中国古代文学人文主义运动的出现有首倡之功。二、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以儒道交替为主调的人生观，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在极为有限的自由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共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