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太昊陵的毕业论文

With the features of magnificent scale, age-old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Huaiyang Taihao Mausoleum has been regraded as the origin and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ing point of by low travelling orientation, unmatched travelling infrastructures and insolated scenic spots, the tourism status of Huaiyang Taihao Mausoleum is far lower than the Yandi Tomb and the Huangdi Mausoleum which are both in a smaller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bove is adopting new orientation management, improved relevant matched infrastructures and integrated tourism routes to promote a better and higher level development for Huaiyang Taihao words：Huaiyang Taihao Mausoleum, Mausoleum tourism, folk-custom travellingA Solution to Tourism Devolopment of Huaiyang Taihao MausoleumDone!~

太昊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长眠的地方.陵墓位于淮阳县城以北的蔡河边.太昊陵包括太昊伏羲氏陵和为祭祀地而修建的陵庙,是我国著名的三陵——太昊陵,黄帝陵、大禹陵之一.原占地面积875亩,是一座气势磅薄、规模雄伟、殿图豪华的古代宫殿式建筑群.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 太昊陵庙以伏羲先天八卦数理兴建,是中国帝王陵庙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之孤例,分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道皇城,有三殿、两楼、两廊、两坊、一台、一坛、一亭、一祠、一堂、一园、七观、十六门.景区内主要景点包括中轴线上的一系列建筑——午朝门、道仪门、先天门、太极门、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八卦 朱总理题的羲皇故都 坛、太昊伏羲陵墓、蓍草园等构成的主景区,以及附属景点：独秀园（原剪枝公园）、碑林、西四观、岳忠武祠、同根园、博物馆等几部分组成.人文始祖祭祀活动绵延千年历久不衰,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世界各地几百万人涌向淮阳县太昊陵庙朝圣伏羲,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均有盛大祭祀活动,游客人数日达数十万.以“单日参拜人数最多的庙会”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太昊陵庙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古老的民间庙会.太昊陵人祖祭典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陈州府志》记载：太昊陵在春秋时已有陵,汉以前有祠.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30年（贞观四年）颁诏“禁民刍牧”.公元954年（五代周世宗显德元年）禁民樵采耕犁.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隆元年）置守陵户,诏示三年一祭,牲用太牢,造祭器.公元966年（乾德四年）诏立陵庙,置守陵户五,春秋祀以太牢,御书祝版；公元971年（开宝四年）又增守陵户二,以朱襄、昊英配祀.此后,陵与庙祀．日见崇隆并有御祭.元朝,祀事不修,庙貌渐毁,至元末已荡然无存．宋以前的建筑仅留下一块传为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巾书的墓碑. 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朱元璋访求帝王陵寝,太昊陵首列第一,四年,驾幸陈（今淮阳）,御制祝文致祭.八年,遣官行视陵寝.九年,复置守陵户.公元1448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知州张志道奏立寝殿、廊庑、戟门、厨库、宰牲等房；公元1462年（天顺六年）,复加修葺,立后殿、钟鼓楼、斋宿房,又作三清观；公元1470年（成化六年）增高钟鼓楼、彩绘殿宇；公元1576年（万历四年）,输币三千金,又大修之；公元1745年（清乾隆十年）,发帑银八千两,大为修葺.至此,内外城垣,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定成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1949年成立了羲陵保管委员会,1962年、1963年先后被县、省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建太昊陵文物保管所,1984年建太昊陵派出所,1985年建淮阳县博物馆,馆址设在太昊陵.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 编辑本段陵庙建筑 渡善桥 太昊陵南临碧波荡漾的万亩龙湖.沿湖滨北行70米,是一道宽约25米的蔡河,即太昊陵的南部边界.鸟瞰全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横跨蔡河的11米宽的石桥,名曰“渡善桥”,俗称“面桥”,意思是朝祖进香的善男信女和游客,来到这里已和“人祖爷”见面了.应万心归善.桥全长25米,敞肩式青石桥,桥头四石狮护卫. 午朝门 过桥30米,便是太昊陵的第一道大门———午朝门.此门建于明代.通高米,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红门金钉,中门为9排9路,两侧均为7排9路,属帝王规制.前有台,台前有三连体五级垂带式踏跺,两侧有硬山式“八”字墙,门上方悬有“太昊陵”、“午朝门”、“开天立极”匾额.它的东西两侧相距24米左右,有馒头式卷棚顶东天门和西天门. 道仪门 过了午朝门,只见中轴线上主甬道青石铺墁,两旁古柏参天,庄严肃穆.距午朝门约30米,有一条小河,叫玉带河,河上有三座敞肩式石拱桥.分别与午朝门、东天门、西天门对应.玉带河穿过东西两侧陵墙,通往蔡河,在陵墙外侧河岸,各有一口井,名叫“玉带扣”.过玉带桥前行不远,是穿堂式的“道仪门”,旧称通德门,群众称之为“三门”,通高8米,与午朝门相距126米,单檐硬山式,面阔三间,内有券门三,是太昊陵的第二道大门. 先天门 四象门 穿过道仪门约106米,迎面是一座高台建筑,上悬一石匾,名为“先天门”,通高米,是清代建筑,与道仪门一样,都是为歌颂伏羲功德而命名.台上建有飞翠高阁三间,灰筒瓦覆顶,周匝回廊,台正中有一砖砌拱门.此门原无登临阶梯,70年代为方便游人,在两旁建了旋梯,游人可凭阁远眺. 太极门广场 过先天门为太极门广场.广场南北长73米,东西宽66米.中间有玉带路横贯东西,东通内城的“三才门”和外城的“东华门”,西通内城的“五行门”和外城的“西华门”.广场北面与先天门相对为“太极门”,旧称太极坊或戟门.它是太昊陵东西南北的中心,与“两仪门”、“四象门”、“三才门”、“五行门”等都是以伏羲先天八卦之数理而定名的.此门在古建筑中属三间三楼柱不出头式木牌楼,通高米,筑于高台之上,台高五级.东有角门名“仰观”,西有角门名“俯察”,以示太昊伏羲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中观万物,创先天八卦,肇始华夏文明. 过太极门为太昊陵的中心大院.大院东南角有钟楼,西南角有鼓楼.二楼通高米,东西对峙,均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周匝回廊,重檐歇山式建筑,下部为直壁式台基,上部为灰色筒瓦覆盖,楼内有木梯可达上层.钟楼上悬有明铸巨钟一口,撞之,其声悠扬.鼓楼内挂有大鼓一面,敲之,其音悦耳.钟鼓二楼,层檐凌空,昭穆对峙,晨钟暮鼓,响彻陵区. 统天殿 与太极门相对应,迎面为“统天殿”,俗称“大殿”,建于明代,通高米,是陵庙内体量最大、等 统天殿 级最高的重点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龙凤大脊,屋面覆以黄色琉璃瓦,脊上装饰考究：中为三节彩釉吉星陶楼,楼下有一龛,龛内书有“太昊伏羲殿”五字,左右配以28宿代表天上的二十八个星座；殿四挑角为四绝人(庞涓、子都、韩信、罗成)等吻兽.殿内有“丈八木龛”,雕工精细,造型庄重.龛内塑有伏羲像,头生双角,腰着虎皮,肩披树叶,手托八卦,赤脚袒腹.左右配享朱襄、昊英.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殿内墙壁上嵌有高米、长36米的青石浮雕《伏羲圣迹图》,分别为履巨人迹、伏羲出世、都于宛丘、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制嫁娶、画八卦、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诸夷归服、以龙纪官、崩葬于陈.殿前有月台,面积300多平方米.这里是历代举行祭祖大典的中心场所.殿、台周围有青石栏杆,它和《伏羲圣迹图》均为1998年大修时新增设. 环统天殿、钟鼓二楼,为东西廊房,共42间,呈曲尺状,前有回廊、棂子门窗、花砖大脊、吻兽装饰、彩绘檐椽、红柱绿窗.东廊房北段有通外城的“两仪门”,西廊房北段有通外城的“四象门”,两门东西相对. 显仁殿 下得统天殿后门台阶36．2米,便是等级仅次于统天殿的“显仁殿”,俗称“二殿”.该殿通高16．4米,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高台走廊,周围巨柱林立,结构朴实、端庄、严谨. 太始门 与显仁殿相距7米是太始门,又称“寝殿”,为重檐歇山式高台建筑,通高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周匝回廊,灰筒瓦覆顶.该殿下为古城门式门洞,门洞上方嵌有阴刻楷书“太始门”三字,右悬“继天立极”,左悬“赞神明”铁匾.上筑寝殿,两厢有台阶、角门,可以绕殿循游,因此又称“转厢楼”.整座建筑始建于明代,分三次垒砌而成.楼内立有 公元1513年（明正德八年）御碑一通,故又称“御碑亭”.它是太昊陵现存古碑中有年款的最早者.碑文开头有“洪武四年”字样,故有传说现在所看到的太昊陵格局是明朝洪武四年仿照南京皇宫建造的.民间传说是：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兵起义,打了个败仗,只剩他孤身一人,又后有追兵,在走投无路之时,跑到了太昊伏羲的小庙内,祈祷说：“人祖爷若能保我平安无事,今后一旦得天下,一定依照我的宫殿,替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说也奇怪,他话音刚落,一只蜘蛛立即在庙门口飞快地结起了蛛网.元兵追到庙前,见蛛网封门,便追向别处.后来,朱元璋得天下建立明朝,于洪武四年便派他的大臣徐达前来,重修了太昊陵. 太昊陵古碑 古碑 太昊陵内现存古碑有二百余通,碑文大多是为伏羲歌功颂德的,还有一部分是记述对陵内建筑重修或增修的经过,最多的是各地民众来“朝祖进香”的纪念碑.而皇帝派大臣来祭祀的,则名曰“御祭碑”,后已所剩无几. 先天八卦坛 寝殿后面是“先天八卦坛”.该坛与寝殿相距米,青砖垒砌,为直壁式等边八角形,径米,高米,周有青石压条.坛面以青砖砌先天八卦图,卦序为乾（三三）、兑（三三）、离（三三）、震（三三）、巽（三二）、坎（三三）、艮（三三）、坤（三三）.中为一八角形凹槽,上原有一尊“龙马负图”,俗称“四不象”.据传,这四不象为古代一个精通八卦的高道所立.他看到世人对先天八卦各执一词,争讼不已,没有一个能说到底蕴之处,把先天八卦弄成了“四不象”,便出资铸造了一只四不象立于此坛中,用以警示后来人. 紫禁城 先天八卦坛之后便是紫禁城,城内是伏羲氏的巨型陵墓,“陵高十寻”（一寻相当于今8市尺）.方座边长182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陵墓前竖有一块巨型墓碑,高米,宽80厘米,字大径尺,既无题跋又无年款.因此,关于碑文书者与年代,其说不一.《淮阳县志》上说：碑文为“太昊伏羲氏之陵”,但最后一字“似陵又似陇”,又说“相传此碑为苏文忠女弟巾书或以为苏长公.”还有人说是魏晋人所书.不过关于苏东坡女弟苏小妹巾书传说较广.说是宋神宗年间,重修陵庙,工将竣,欲于陵墓前建一丰碑,以壮观瞻.知苏东坡在其弟如舟署里住着,便派人前往,请他书写“太昊伏羲氏之陵”七个大字.纸墨字条送到如舟署里,适值东坡出城游玩未归,其女弟苏小妹偕女仆同到书室,见桌上墨纸齐全,书兴大发,因无大笔,就用她的汗巾,一气把“太昊伏羲氏之陵”七个大字写完.东坡回来见了,喜出望外,认为苍老古劲,可传千古.求书者来取,东坡即付之.此外还有传为“太昊伏羲氏之莫”的.说苏东坡游玩回来,见苏小妹前面六字写得苍劲有力,却把“墓”错写成“莫”,甚为惋惜,苏小妹在一旁则只笑不语.苏东坡望着小妹的得意之情,忽然醒悟,连连称赞：“妙,妙”.原来,苏小妹是以大地为土.此三说不知究以何说为是,或三说均非,因年代久远,风化日晒,后一字已模糊不清,所以无可考证. 蓍草园 蓍草园 陵墓的后面是“蓍草园”.《淮阳县志》记载：“太昊陵后有蓍草园,墙高九尺,方广八十步.”此为淮阳的八景之一——“蓍草春荣”.传说伏羲就是根据白龟龟背图案,采来蓍草“揲蓍画卦”,创下了先天八卦,所以被称为“神蓍”.据说全国只三处生长此草：一为山东曲阜,一为山西晋祠,再就是太昊陵了.因此草稀有,历代帝王每当春秋二季派大员前采朝拜人祖,返京复命时都必须带回一束蓍草作为到了太昊陵的信物. 其他建筑 太昊陵除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外,在统天殿和显仁殿之间的外侧,东有三观：岳飞观、老君观、元都观.另有火神台；西有四观：女蜗观、玉皇观、天仙观、三清观.这七观,现仅存岳飞观,其它六观有待恢复.在太昊陵,传说中的各神不说,就连玉皇大帝也只能配享香火. 另外,三才门外有更衣亭五间,外城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午门西侧的东天门前有石牌坊,曰开物成务,西天门前有石牌坊,曰继天立极.这些也有待恢复.[2] 编辑本段陵区景观 古柏 陵区有古柏108株,古槐2株,古檀3株,新植松柏数千株.在陵区的东南隅,有一座被称为“淮阳独秀”、“华夏一绝”的松柏造型公园.1996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一、二、四套节目《九州神韵》栏,均作了专题报道,题目为《松柏造型天下奇》.该公园建于1957年,有各种松柏造型200余种.是太昊陵的另一景观. 太昊陵以其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令人肃然起敬,叹为观止.清人雷方晓在一首诗里写道；“宛上龙蟠面碧湖,岿然岳峙一陵孤；功开天地规模大,道冠皇王气象殊.”年逾八旬的台胞方雅初先生无限感慨地赋诗：“朝思暮想妻子女,梦里同游太昊陵.”[2] 编辑本段朝祖盛会 史书记载,伏羲氏是一个人,他教大家捕鱼打猎,饲养牲畜,烤煮食物,初创婚姻制度,书八卦,制乐器,结束了原始时代生活方式.后人为追念他的功德,尊他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都在太昊陵举办“朝祖进香”庙会.人称“人祖庙会”,当地人又称“二月会”. 在太昊陵显仁殿东北角的青石台基上,有一个圆空,游人香客称之为“窑”.凡是来太昊陵的游人,尤其是女性,都要用手摸一摸这个“窑”,以祈求子孙兴旺、健康.所以称为“子孙窑”. 相传“子孙窑”在伏羲氏的时候就有了.伏羲氏有十大功绩,其中一个居功至伟的功绩就是制嫁娶匹配夫妻.其婚配的方法是：每年仲春之月,打破氏族的观念,用“会”的形式,把青年男女召集到一块,会场中央放一块带“窑空”的大石头,男女如果互相有意,就都用水摸一摸“窑”,说明两人有了感情,愿意成为夫妻,就把婚配固定下来.从此,人类结束了群婚和族内婚的历史.太昊陵春二月庙会由此延续下来,后来逐步发展成朝祖进香的性质.人们每年二月二到三月三到太昊陵来求神拜祖、祈求伏羲神灵的庇护保佑、祈福儿女子孙兴旺. 太昊陵庙会的朝拜礼仪很多.有各种艺班的演出,马戏、梆子戏、龙灯等.“担经挑”,又叫“担花篮”,是必不可少的.“担经挑”是一种颂扬伏羲功德的原始巫舞,舞者全身穿黑色服装,黑鞋绣花,黑头纱长约五尺.舞姿大致有三种：剪子股、铁索链、蛇蜕皮.这三种队型有一个共同特点,舞蹈者走到中间一定要靠背而过,身后的黑纱长尾碰绕在一起.担经挑传女不传男,是远古时“花龙会”流传下来的.花龙指伏羲女娲,伏羲为大龙,女娲为小龙；花,指以担花篮形式兴起的祭祖活动. 后来的太昊陵庙会,规模更加宏大.庙会期间,每天有十数万人,最多可达20几万.人们在朝祖进香的同时,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文化、物资交流,如今,朝圣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不少国际学者在此期间也来太昊陵探古寻幽,研究古老的东方文明.港、澳、台同胞以及侨居国外的华夏子孙,每年都组团到此朝拜,以示不忘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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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