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毕业论文大纲

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英 文 名] analysis on the aim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保障与**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 ** 价值 形式主义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保障与**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①]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②]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③]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④]“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⑤]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⑥]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⑦]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⑧]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⑨]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⑩]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11]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12]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13]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14]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15]**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16]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17]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18]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9]**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20]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21]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22]“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23]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24]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25]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26]毛泽东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27]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28]保障**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29]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权、生存权等，忽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个体权利。一般认为，**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但在笔者看来，**主体主要是公民个体，集体或团体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延续、或者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体人格时，它才享有部分的权利。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针对公民个体才具有实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国家目的或集体权利，其代价必然是牺牲公民个体权利。 2、将**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30]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31]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价值，实现政治的**化与**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32]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或纯粹**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理解为直接**。[33]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是不可行的。[34]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35]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的名义对**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的确认！不过，这种**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36] 2、宪法对**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的确认和保障，是**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37]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 （1）对“人**权”原则的确认。“人**权”原则是**的精髓，[38]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39]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的制度构成和程序。**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40]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41] （3）规定对代议**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42]因为，自由**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43]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44] **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但人们逐渐发现，**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45]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可分为人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和法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法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46]法治**所蕴涵的正是**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47]

政治是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的格式，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的格式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 范文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 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关键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政治;政治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 。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 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 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 政治 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 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 组织的 运动 。60年代末，由于生态 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 的兴起和 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 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 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 运动 。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 运动 ，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 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 。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 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 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 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 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 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 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 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 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 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 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 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 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 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 经济 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 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 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 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 动荡 ;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 “”"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 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 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 实践活动。作为 政治 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 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 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 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 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 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看了“政治论文的格式怎么写”的人还看：1. 大学政治论文的格式 2. 大学生政治论文写法 3. 初三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初一政治论文怎么写 5. 高中生政治论文怎么写

一、行政学研究政府吗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6:59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0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1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参考文献】[1] 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