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整体性、可塑性、辐射性、连续性等鲜明的个性特征,且对我国政治体系、大学生自身和我国政治 文化 都具有功能。 下面是我整理的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篇一 浅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 摘 要: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就是国家主要通过高校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使其成为政治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整体性、可塑性、辐射性、连续性等鲜明的个性特征,且对我国政治体系、大学生自身和我国政治文化都具有功能。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本质;特征;功能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的,从个体方面来看,政治社会化研究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即研究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方面来看,它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因此,对于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各种政治倾向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从社会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组织、群体对该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政治 教育 和灌输的过程,即统治阶级维护、改变以及创造其政治文化的过程。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是整个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从大学生自身来说,政治社会化促进他们政治自我的形成,进一步使大学生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再到政治人(政治上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其次,从社会的角度讲[5],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国家政治教育和政治实践的高层次阶段,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灌输性,是一个国家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再次,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大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即为国家的要求和大学生自主接受性的统一过程。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主要是指负责高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对大学生进行政治知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反复的教育与训练,以及大学生内化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 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就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将政治文化传播给社会成员,使其成为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人和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所要传播的并不是人类社会所需的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是有关特定统治阶级的特定政治制度的信仰体系以及关系政治活动的政治运行模式的认识体系,因此任何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都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把人们当作政治控制的客体,其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可现存的政治秩序,自觉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学生的政治文化教育包括: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做到了毫不动摇,从不含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主导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社会化,高校的培养目标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就是国家主要通过高校坚实而有力地向大学生传播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教育大学生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修养,以抵制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侵袭,使其成为政治上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大学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政治社会化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既具有全体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共性,又具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整体性 大学生一进校就置身于较为正式的、系统的政治社会化 渠道 中,接受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明示的和暗示的政治教化。首先,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向大学生灌输社会主义的主导政治文化,通过这种直接的政治教育方式规范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同时还举办形势政策教育和社情 报告 会、学术讲座,加强大学生与社会的沟通和联系,增加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促进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其次,大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依托于一定的组织系统来开展的,如党支部、团组织、学生会等,这些组织对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灌输与传播起着支撑和强化作用。另外,大学校园内丰富的校园文化也处处渗透着政治教育的目的,对大学生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他们既不是单向灌输,也不是纪律约束,而是借助校园文化活动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思想品德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整体性特征。 (二)可塑性 “人的可塑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人的先天结构、先验能力的特点,它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主体塑造。”政治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一生的过程,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代大学生大都处在青年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他们的成长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好奇心强,对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认同和接受的速度快,不易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探索和创新的特性。在政治化过程中,大学生表现出了特有的自主性和主体能动性,因此,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三)辐射性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没有其他社会成员那样直接,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角度、关注程度也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对政治问题也有更多的探讨机会,并且这种探讨常伴有理论上的寻求。由于大学生群体有相似的居住环境、文化层次、社会兴趣,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同时还有独特的有别于主导文化的亚文化,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处于同学群体的较大影响下,易受到同学群体的相互感染。大学校园把大量分散的有知识的青年集中为群体,必然使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影响扩大化,在群体感染下,属于大学生能接受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方式容易被迅速传递和相互强化,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改变和政治行为的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 毕业 后,经过社会的实践锻炼,很快就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接班人,他们不仅在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而且在政治素质及人格魅力等方面对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都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具有极强和极大的社会辐射性。这种大学生相互之间的感染及其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辐射性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四)连续性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具有紧密的连续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高校的每一项政治教育活动,都是常抓不懈的,高等学校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向学生传播主导文化,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文明教育,以荣辱观为主线,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职业文明教育,主要进行学习目的和 学习态度 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主义主流文明教育,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人生观、道德观教育。 在大学几年里,整体性、可塑性、辐射性与连续性等特征有机的结合在每一个大学生具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 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对社会本身,或者说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社会成员或社会政治团体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将直接影响该社会或政治团体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到它的存续。对于某一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反对,它就失去了有效进行统治的权威性,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还存在各种政治斗争,我国仍然还是一个政治社会。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逐步扩大,高校招生人数在逐步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如果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出了问题,就会关系到国家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和政治发展的持续性问题,而有序性和持续性是政治稳定的本质特征。 通过调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来塑造自己的合格接班人,促使大学生形成对社会有利的、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政治文化,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保证政治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稳定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大学生自身的功能 在政治社会里,人不仅是社会动物,而且也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3]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政治体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应该主动关心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才能体现 出国 家主人翁的态度,“从个体角度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对建立个体的本体感有好处。如果当代大学生不能形成恰当的本体感,他就会变成一个孤立的、怪癖的、人格有问题的人,或者说,他的人格发生了异化。”[4]如果大学生不能顺利完成政治社会化,就容易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不适应感或逆反心理,因此,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提高心理适应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健全政治人格,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培养出符合特定政治社会要求即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大学生,帮助大学生进入、适应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使大学生适应角色的转移,大学生在对政治系统、系统内的各种参与角色、角色扮演者有较系统认识的基础上,促使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意识、政治认知和政治素养,有目的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实现由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转化,进而满足社会对大学生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需求。 (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功能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上体现在维持、变革、趋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是时代主潮,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公民文化构成了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培育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传播的主导方面,这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正是这种传播,才使已有的政治文化得以延续和维持,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向大学生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理论和 方法 ,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维持我国政治文化的功能。这一功能的重要特征就是传递有关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政治观点、政治信仰和政治规范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选择倾向性。其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变革政治文化的功能。政治文化本身并不是停止不动的东西,面对日益变化发展的政治体系,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在不断变化之中,“每当政治现实有了某种历史变革或政治选择时,政治体系便会通过政治社会化变革政治文化。”最后,“政治社会化具有趋同政治文化的功能。从政治社会化的出发点来看,它具有促进政治文化趋同功能。由于社会的、地域的、语言的等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政治文化体系中,形成不同结构的政治文化,即形形色色的亚政治文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促进诸多亚文化的趋同,也就是政治体系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引导和促进各种与主导政治文化并存的亚文化向主导文化趋同,它趋同的结果是历史的进步和文化的创新。 参考文献:[1] 程颖.社会变革对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J].现代教育科学,2005年05期. [2] 陈秉公.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理论工作体系[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3] 陈会昌.德育忧思[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M].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作者简介: 邱平静(1972-),女,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讲师。 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篇二 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摘 要: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主体、多环节、多领域的创新发展特点。因此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培养创新观念、组织创新队伍、健全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平台,以促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很好发展。 关键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文章 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培育的重要环节,是解决为谁服务的人生观问题。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创新大学思想教育势在必行。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意义 当今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未来社会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大学生这一群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身为青少年的大学生群体,比较易于吸收新鲜的事物以及观点,所以,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具备健全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原因 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求清除大学生全面发展所有环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具备创新精神的各种思想观念、培养机制等等进行变革。以下为具体原因: (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参性和主体性。 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并且使得大学生能够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部门这三种参与主体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职能均有所不同,它们之间互相依托,互相扶持,明显地表现出多参性和主体性。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主要为针对大学生个性特点使用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借助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1]。进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时,角色不同、职责不同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需要协同合作、一起努力才能够使每一个大学生的个性得以形成。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起到宏观调控以及支持的地位,对保障人才质量方面的各种体系要予以完善,建立健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项机制,或者提供多种服务给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参与最多、获益最大的是大学学生,大学学生主要承担的任务有:从相关部门和人员那里接受各种教育以及服务;与其他参与主体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完善。 (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环节性。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目标、内容、手段、体系、评价等诸多环节。这些环节相互共生相互协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离不开这些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以及发展。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初衷就是使每个环节的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并且能够相互协调[2]。首先,要使每个环节的功能都得到最大发挥,就必须把每个环节自身所具有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令他们的功能和优点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全部发挥出来。然后通过建立健全协同机制,保障每个环节之间的协调合作有了依据。其次,要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功能做到最大。使整体功能发挥出来,令整体表现出来的功能不是全部环节的功能总合而是在所有环节功能的基础上进行质的变化。这要求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对每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并建立健全一个既有利于每个环节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不同环节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 (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领域性。 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等多个领域。对这些领域的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创新对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要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模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离不开育人模式,育人工作需要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部门、相关人员共同参与进来。这要求每个参与主体要协同创新,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进行全面支持。其次,要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3]。要把新技术、新方法引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大学学校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有关部门人员在采用方法时,要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考虑,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再次,要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顺应时代发展也要满足大学生个性要求。坚持把社会的发展需要作为导向,把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选择的内容要符合大学生个性需求,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对各个方面的需求进行协调,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三、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一)观念的创新是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所有创新的前提是对于观念的创新。一直以来,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里,目标分歧、缺乏沟通等等问题存在于不同参与主体之间,这一因素对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造成阻碍。所以,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就是树立创新观念。 (二)高素质的创新团队是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创新团队来保障。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各个参与主体要具有创新意识和战略眼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队伍组建的重点在于提高各方创新能力、培养创新骨干,把那些具备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以及优秀毕业生都吸收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团队中来。这样一支创新团队就得以建立,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的创新机制是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依据。 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是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所谓机制是指,社会有机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以及作用方式。采用特定的运作手段,促进系统中所包含的子系统能够向互协调运行,从而使系统的整体性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这就是机制的作用机理。建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方式和机制,以达到三种主要参与主体能够互相协调、促进并形成稳定有序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结构的目的。在这样健全完善的机制之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工作就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四)良好的创新平台是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搭建良好的创新平台给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载体。搭建创新平台不但能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水平提升上去,也能让各个参与主体在这个平台中锻炼自己、把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上去,这样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就能更进一步。所以,要对校内外存在的各种资源进行统筹整理,搭建校内、校外创新平台,给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载体。例如,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当地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对于大学学校自身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创新资源、创新力量进行整合。使学校教育同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束语 当前,仍有很多问题存在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以对待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投以极大的重视,积极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找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手段,以实现促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赵理文.制度、体制、机制的区分及其对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意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 [2]董学军.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机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8) [3]王树国。加强协同创新,建设一流大学[J].大学: 学术版,2011,( 8)
论衡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下直接参与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这一新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地位、权利与规程,并赋予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以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选取了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规范性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虑政治文化因素,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随机抽取了该村100名妇女进行调查。一、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一定方式加入并影响现行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是公民对现行政治过程的介入,是公民的一种利益表达。它分为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三种形式。(一)参与选举参与选举,主要是指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黄金村,参与选举是妇女政治参与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第一,选举意识及认知。选举意识和选举认知是决定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黄金村妇女的选举意识较强,对参与选举的权利和义务有较清醒的认识,如81%的被调查者意识到“选举是自己的权利”,72%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此外,她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均较高,对选举的相关知识均有所了解。第二, 选举取向。选举取向是指公民在选择候选人时所依据的标准。黄金村95%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大多数妇女的选举取向较为客观公正,她们较为重视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在这些品行能力当中,排在首位的是“肯为老百姓办实事”,占81%;排在第二位的是“有能力”, 占67%。在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取向中,选择“男性”的比例只占6%左右。部分妇女尤其是对选举缺乏理性认识的妇女,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思想的狭隘,她们往往不能以一种客观标准去选择和评价候选人,使得一些精英长期流离于村庄权力系统之外,从而造成精英的流失。第三,对选举的评价与反应。对选举程序、结果的评价和反应是公民选举态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于该村选举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环节都较为规范、公正和透明, 而且大多数妇女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 她们对选举程序较为认可,对选举结果也较为满意。但有8%左右的妇女当选举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时,便使用各种冲动的、激进的、非法的手段进行发泄和抗议。(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主要是指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并决定本村内的重大事务。在该村,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村委会都会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这为妇女具体地、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意愿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参与渠道。第一,决策动机。在该村,妇女的公共决策意识较强,而且参与村务决策的频率较之于男性更多。调查显示,90%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会议。她们的决策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实现和维护,部分妇女还出于对村务管理的自觉和主动的关心。第二,决策态度。在该村,妇女较之于男性对村务更加敏感和关心,对会上讨论的村务也比较感兴趣,参加村务管理的热情也较高。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在会上发表过意见,而且,在这些积极发表意见甚至与村干部发生激烈争论的女性当中,70%左右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方面更强。第三,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由于部分妇女进行决策时只顾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村委会在进行利益整合时,往往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对会议中不合理的政策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大多数妇女对这些调整都能从心理上给予认同和支持,如果调整后的政策结果损害了个别或少数妇女的利益,或者利益整合后输出的政治产品与部分妇女真实的利益表达状况不完全相符时,这些妇女往往会对政策本身或决策结果产生抵触情绪。(三)参与监督参与监督,是指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各项工作与村务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监督参与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保持村务管理的公正性。在该村,村民倾向于采取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包括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第一,监督意识及认知。在该村,大部分妇女都认为“有必要将村里的一些大事向村民公开”、“有必要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但大多数妇女对监督参与的政治认知水平较差,普遍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法律常识和政治知识。如60%左右的妇女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罢免不合格的村干部”,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认知水平上更差。第二,监督动机。由于监督制度不甚完善,妇女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她们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活动较少提出异议。当村干部管理不力、办事不公影响自身利益时,她们才会采取各种积极作为的监督方式,试图影响或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或决定。第三,监督方式的选择及其效果。该村妇女选择非制度化监督方式的比例比制度化的略多,其中采取非制度化的比例为53%,采取制度化的比例为44%,选择“向村干部反映”的最多。上访行为通常是由该村某位男性牵头组织,煽动一些妇女聚众越级上访,她们大多对上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她们的上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盲从的、缺乏理性的。二、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通过对黄金村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根据该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尤其是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三者的实际状况,经分析,该村妇女政治参与有四个基本特征。1. 在参与形式上,自主参与居多,动员参与较少。在黄金村,妇女对于自己的参与权利, 如选举权利和决策权利都非常重视,而且她们大都能认真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具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即有强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的要求。2. 在参与动机上,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村的利益,而较少关心国家利益。除少数妇女偶尔表现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外,大多数妇女参与本村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往往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如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 她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显得过于冷漠、疏离甚至抗议。3. 在参与手段上,合法参与多,非法参与少,但破坏性较大。在该村, 理性参与、制度化参与居多,但非制度化参与、非法参与依然存在,而且潜在的破坏性较大。这些非制度化或非法参与主要表现为:第一,无动于衷,过于消极。第二,参与行为极端化,如采取抗议、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冲击国家机关等手段。4. 在参与主体上,以中年妇女为主,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参与方式不同。在该村, 年龄比教育、收入等因素更能决定妇女的参与态度。中年妇女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的女性到外地求学或进城务工了。除了在参与程度上呈现出的参与主体的大龄性特征外,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参与状况和参与方式也略为不同。三、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对策根据笔者近期的调查,衡阳市农村妇女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但由于经济条件、政治机制、文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她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些非理性、非法参与的特征,这既不利于农村妇女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要求和维护其合法的政治权益, 也不利于衡阳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影响衡阳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本人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状况,不仅是妇女作为社会“半边天”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我国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评价指标。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聪明才智,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我国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农村人口流动不断加大,流出的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存在,妇女日益成为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力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作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抓好。二是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与民主选举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为此,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实施女性候选人“定位产生”制度。提名候选人时,可在提名票上专门设置“女委员”栏目,鼓励选民提名女性候选人。在主任、副主任、委员任何一个职务上都没有女性候选人的情况下,可将1名符合候选人资格条件、得票最多的女性选民确定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正式选举时,女性候选人的当选条件与其他候选人相同。二是实行妇女委员专职专选。如果村党组织中没有女性成员,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单独设立妇女委员岗位,实行专职专选。在《村委会委员候选人提名票》中,明确标注“应选人中妇女委员至少一人,否则该提名票无效”;在《村委会委员选票》中,单设“妇女委员”一栏,确保妇女当选;选举时,对女候选人单独计票,只要得票达到法定票数,即使在所有委员中其得票靠后,也认定其当选;村委选举中没有女性胜出,女性职位必须补选,男同志不得挤占,只要票数超过三分之一、在女候选人中票数高者即可当选;因多种原因,村委会没有女性当选的,或在村党支部换届时补选女支部委员,或由组织部门选派女大学生村干部,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长助理。三是明确规定女性比例。要求村选举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推选村委会人员时,每张提名表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工作人员要尽量多地安排妇女参加,妇女不能少于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提名候选人时至少要选一名妇女,正式候选人至少要有2名女性成员,采取直接为妇女留出固定职位,妇女单独投票、计票,确保1名妇女当选;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中妇女比例不得少于20%。四是扩大女性选民登记范围。对符合选民条件的女同志,积极教育和引导她们进行登记;对嫁出的姑娘户口没有迁出的、对娶进的媳妇户口没有迁来的,只要没有在另一方进行登记者都给予登记;对来村务工的外地妇女、女技术能手、女大学生村官等,经村民代表会议确认也给予登记。五是采取农村妇代会换届直选。在妇代会换届时妇女自由报名参加选举,由具有选举权的妇女直接选举妇代会成员。可以将妇代会直选与推选村委会候选人同时进行,如果村委会候选人中没有女性,选举产生的妇代会主任直接增列为正式候选人。也可以将妇代会换届和妇代会主任进村委会同时进行,选出的女委员候选人即是村妇代会主任。三是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加日常村务管理。指导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妇女群众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保障妇女在村务管理中的合法权益。支持妇女代表担任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和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扩大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比例的试点。已经建立村务公开协调机制的地方,要吸纳各级妇联组织代表参加。要健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妇联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四是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有利条件。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乡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广大村民树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男女平等观念,尊重法律,尊重政策,尊重妇女的合法权益。要广泛开展“双培双带”活动,把女能人培养成妇女干部,把妇女干部培养成女能人,鼓励她们带头致富,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共同发展。要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对女村委会成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她们的能力和素质。要注重培训新当选的女性村委会成员,为她们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使她们迅速掌握村务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以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在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资格认证时,优先考虑女村委会成员、村妇代会干部和妇女骨干。对任期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女干部,要及时给予表彰,为连选连任、提高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创造条件。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参考文献:[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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