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毕业论文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缺失人性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优美健康的人性，批判丑陋的人性、呼唤美好的亲情、爱情等，是文学关怀人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从这个角度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此前王晓华和妈妈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当妈妈成为“叛徒”、“特务”的最困难时刻，她却和妈妈断绝关系，泯灭了人性。缺乏自我认识“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妈妈被定为“叛徒”后，她就抛弃了对妈妈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并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而1978年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实际上，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留有内心伤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妈妈”：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连亲生的女儿都翻脸不认人，不给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灵伤口上撒盐。而王晓华，如果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自身愚昧的受害者，并非全部受害于“文革”。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王晓华虽不能改变妈妈被判为“叛徒”这个时代错误，无法扭转妈妈的命运，但她可以选择信任妈妈、支持妈妈，和妈妈共度难关这条路，可她却选择了反面，使妈妈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隐痛。——“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因此，《伤痕》其实是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的自私势利和丑恶偏狭、残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晓华是“叛徒”的女儿，不论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团，成为势利冷漠的时代丑恶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晓华本人也由于人性意识的缺失，“阶级性”的扼杀，失去了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成为人性势利的一员，反过来又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前途，妈妈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为真想当然地冷酷地和妈妈决裂，将最起码的亲情抛置九霄云外，给妈妈精神致命的一击；而一旦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还以《伤痕》为例，分析王晓华对妈妈的绝情。尽管是通过梦境反映的，但梦是现实的影子。当梦见回到家后，看到妈妈“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当妈妈想拦住她时，她却言语恶劣，冷若冰霜：“你管不着!”而且，就是在得到妈妈被平冤昭雪的信时，她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是否该回去见母亲。为了政治，为了个人所谓的发展前途，连有着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居一边，可见“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道！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迷茫黯淡人性“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中谨小慎微的科研人员吴仲义等。优美温馨人性“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唉~两三年没写过作文了，看到就头晕~

对伤痕文学也只是略知一二 这个是百科里介绍的

我的语文学习经历 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通过反思我的语文学习经历，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以引起我们在教学中予以关注。 小学小学之前的语文学习几乎已没多大印象，只记得曾经做过学习委员，负责收作业本，想来还算是不错，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个上海知青，姓尹，我的父母屡次提起她对我的赞誉，当时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曾经有劳动（一般是砍柴或锄茶叶地）给我过特殊的照顾，让我只负责扫教室的地。 小学毕业语文57分，数学63分，属于比较好的成绩。 初中 读初一开始住校，生活相当的艰苦，贪玩，由于个子小，总坐第一排，爱打乒乓球。成绩中等。 关于当时上语文课的情景，记得的并不多。只有三位老师留有印象，其中最深刻的王老师。 王老师当时二十来岁，好像还不是正规的大专毕业，记忆中比较深刻的王老师上课很投入，夏天时总是汗流浃背。他有时会跟我们讲一些著名作家的事，但也不多。但王老师兴趣广泛，王老师爱摄影，当时我们看他拿着一个照相机（方方的120的那种，借来的）在学校拍时，崇拜得不得了，这甚至影响到后来我考上大学时把所有的红包的钱买了一部照相机。王老师喜欢花，有一次劳动，大概又是挖茶叶地罢，他让我们几个去山里找九节兰，那种兰花很少见，长在很荫凉的地方，抽出一支花来，上面能开九朵，有的还不止，于是那是我也爱种花，学校陋壁有一个花圃，我们曾经在深夜翻围墙进去偷花，后来我家的房子周围被我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我也因此认识了不少花，比如有一种叫碧玉z的。王老师的课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喜欢上的，现在想来，这种兴趣来源于他的性格与性情。而不是来源于上课和课文。另一个是董老师，他上语文课就在黑板上大大的写一个“背”字，就叫我们拿练习册出来背，没什么很大印象。还有一个中年老师，唯一记得的是他总爱说这样一个例子：那片白云底下，是我的故乡。初中时候学语文的痛苦印象还很深，一是课后练习总做不来，总是脑里好像有点什么，却又没什么。课后练习总是一些问答题，让人无从下手。写作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很少有时候知道自己究竟写的是什么，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记得有一个暑假，父亲忽然心血来潮，说让我和妹妹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人为什么活着》，天哪，当时我哪知道为什么活着？最后那篇作文写没写，写成什么样也不记得了，但那痛苦的感觉还在。老师也读一些范文，虽然他说好，但我们也往往不知好在何处，更无从说学了。在初中我曾获得过一次语文竞赛第一名，那是我最辉H的一次经历。我的分数是61，取胜的原因是我做对了一道附加题，那题实际上是文化常识题，“古稀双庆”“花甲重开”，也许是我当时不知从哪本课外书上看到了，便记住了。要来说说阅读了。初中时很少有书可读，我记得初中时我家订了一本杂志《收获》，至今我还认为，我的阅读能力、文学素养最初来源于她。那几年正是伤痕文学流行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读过的最感动的还是《人生》、《流泪的红蜡z》，特别是《人生》，我还记得当时读时流了泪。《西游记》读过，只是一读到那些描写服饰的就跳过去。并没多大的感触。还要说说写字，当时我很有兴趣练字，寒暑假在家里也练，可是不得法，一直没进步。至于说，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一般在人面前不敢说话。我读初三时，家庭经济环境已较好，我有较多的零用钱，可是也买不到什么书。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二十多块钱跑到县城，全都买了书，可至今记得的只有一本，名叫《渔家女》，是写黄浦江上的一户渔家的生活的，印象挺深，曾经揣摩过其描写，也不得法。 高中 1985年上高中。我所在的学校是镇上的一所农职业高中，只有一个班，40多人，大多是县城和那些林场家场上吃商品粮的学生，读两年便可参加招工。课堂学习方面在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课外学习方面高一开始读《射雕英雄传》，那是一天读完的，给了我全新的阅读感受，读完即有写的冲动，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处女作，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武侠小说，自己当时对景物描写比较得意，曾与同学传看。高二曾读过一些科幻小说，书名与内容大多都不太记得了。这时，受青春的冲动的驱使，受写诗，后来一看，都是一些长短句，只因写不成文，所以写成了诗。特别一提，高二时有了早恋经历，对文学又多了一层偏爱。从高二始开始订阅语文报，每期都是很欣喜的阅读，特喜欢了解一些文人的情况，有一篇文章最打动我，好像是田晓菲的《柳芽儿落了》，写早恋的。高三（其实是补习），爱看电影。喜欢文艺，曾与班花主持补习班的元旦晚会。高考语文考得最差，只有78分（满分120分），作文题为“习惯”，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无非是“人人都有习惯，不能有坏习惯，要有好习惯之类”，作文分估计很低。最令人伤感是有一个阅读题“” 大学 莫名其妙的上了大学中文系。 这年暑假狂读琼瑶和三毛，至今感谢她们，起码她们对我的性格，情爱观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老师的讲课特别烦，有位现代文学老师讲鲁迅，竟从鲁迅原名周树人，逝江绍兴人讲起，大半时间是逃课，泡图书馆和睡觉。 大学一年级，曾有一次作业，被老师改得无地自容，我竟然不会标点符号，老师用红笔一处处的改了，甚为感动。 喜欢现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因为老师讲的教材上没有。 不喜欢背讲义，所以考试总是70多分，也常有令老师诧异的时候，记得中教法考试时，我就提出过“结构教学论”，我的确没看过类似的文章，只是悟出教学的内容及学生的认识的结构应相吻合，当然，还是70多分。 写作课曾被老师表扬一次，那是诗歌写作： 诗云： 絮语 春天 据说是希望的季节据说是播种的季节还有人说一年之际在于你还有人赞人的万紫千红不知你想到没有你的季节没有收获 雨我确实不知你象什么每次每次我总把你归纳为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 柳芽吃饱了，喝足了阳光真明媚你醒了 梅你受不了春风的引诱为了保全你的贞洁只好避而远之 如今看来，充其量是一般的咏物诗而已。 囫囵吞枣的看了许多书，最喜欢莎士比亚，沈从文和刘震云。看了许多电影。 喜欢文学，那是正是朦胧诗，先锋文学的时候，用现代文学老师的话说，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喜欢莫言、刘恒，喜欢张艺谋。 也喜欢巴尔扎克，不喜欢狄更斯，雨果，不喜欢浮士德。喜欢《罗亭》，不喜欢《战争与和平》。 从大一开始，时断时续的写日记，主要都是作无病之呻吟，喜欢摄影。 从未发表过任何文章，根本不敢投稿，甚至不会投。 学习民间文学之后，曾写过一篇《中国女性民间文学史》，二万余字，老师表扬一通，让我投稿，可不敢投，当时此文曾有一主要论据，即女书，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 也曾写小说，从不敢投稿。其中有写故乡的“苦楮坑系列”，甚至没有读者。 喜欢酒，一半是因为家族遗传，一半是因为文学。 大学四年级，毕业论文是研究刘震云的，那是我为他的《单位》和《一地鸡毛》所感动，说实在的，和以前一样，我实在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写什么，甚至，我还不知论文是什么。 工作 92年，开始做语文老师。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语文。 说实在的，当时并不知道怎么教语文，一节课的教案要写上十页，方方面面，非常详细，可一到上课，往往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也曾有过探索，曾用图示法读解《荷塘月色》的作者的情绪波动。没有得到好评。 第二年开始认识到练习的重要性，备课的重点放在设计问题和练习上。 然后， 意识到一课一得，意识到寻找突破口，意识到长文短教，意识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意识到……. 慢慢走到现在。 对语文学习和语文教学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与感悟。也有了一些尝试与探索。 94年开始发表文章，岂今文学作品十余篇，论文十余篇，编著二部。 时常写些学校的公文。 反思：一、 目前我的语文水平能不能满足一般的需要？我自认为，如果以目前我的语文水平来说，基本可以满足一个中国公民正常生活工作的需要。但刚走出高中时，甚至大学毕业时还不能。二、 小学时的语文学习对我的后来是否有很大影响？我觉得对我而言，影响不大。但是，我经常想，我为什么不能拔尖（在语文能力方面），这可能与我小学、初中时的语文学习有关，积累太少，读书太少。三、 语文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最重要的是什么？从我的经历看来，我觉得一个语文老师（老师？），应该是一个在精神上（包括生活趣味等方面）能够引领学生的人。应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一个爱生活的人。学生的兴趣与情趣与其语文老师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语文老师最重要的不是课讲得怎么样！？说实在的，主要在于你是否代表了学生们所认为的前沿的值得仿效的情趣与情操。当然，这与其品格高尚与否无关，前面所提的王老师，后来走入仕途，做副镇长，做副校长，恋爱家庭方面也颇多是非，据说为当地许多人所不以为然。四、 阅读与写作能力是怎样形成的？我实在无法得出“我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是老师教的”这一结论。说实在的，老师教的，大多数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时我知道是那么回事，但就是用不起来。而当我用起来时，我甚至不知是怎么就用起来的，当有某种感情或体验所驱使时，词语直然就流泻而出。读写能力的形成在于学生的读写实践。五、 一个人的生理成熟、社会阅历与语文学习有怎样的关系？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学生，初一初二就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我经常有自愧弗如之感，每个年龄段的写作有每个年龄段的优势，就如一个小孩的画是一个画家都无法画出来的，从这一点上说，所谓的技巧是不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写作是无技巧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人的生理成熟与社会阅历对其写作是有很大的限制的，你的思维和认识体验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就不可能理解与发表。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语文的根本在于认识与体验。六、 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在哪里？给学生创造读写实践的机会。七、 一个人的语文能力的高低与他的生活有无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语文在他的事业、人生中其实只占很小的份额，目前圈内人对此点颇有扩大之嫌，大概是大家都搞这一行的，然免眼界狭小。有太多的成功人士，语文并不怎样，语文学得好的，只能做做“师爷”，当然，有例外。八、 语文有没有负作用，我们的语文教育有没有“反教育”的东西在？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从我自身而言，从周围许多人身上都可看出，语文学得好（不指出类拔萃那种）的，或者在大一点范围，知识分子身上的确有太多的局限性。比如说，不会处世，不会说假话，不会曲意逢迎，不会溜须拍马，自命清高等等，这样的故事不用我举例。这是语文现代化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