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关于梭罗的自然观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su,1817-1862），美国十九世纪最广为人知的文坛巨匠之一，超验主义哲学先驱。《瓦尔登湖》是其不朽的代表之作。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评选中，它与《圣经》等同时被评为“塑造读者人生的二十五部首选经典”。梭罗于一八四五年的春天，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借爱默生的土地建了一座小木屋，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并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记录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是当代美国拥有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一部“一百五十年常销不衰的绿色心灵圣经”。今天我们来看《瓦尔登湖》，依然是既切中时弊，又恰逢其时。在充满浮躁的季节，当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寻找从失控的世界中避开的隐居地时，他在康科德林中的木屋就是人们理想的避风港。他度过的那些夏季下午的单纯和宁静足以闯入人们缅怀往昔的心扉。人们会回头凝视那段愉悦的时刻——它的信心、它的纯洁、它的悠闲——并心怀惊奇与感激，就像看着一位熟睡婴儿的脸庞的感觉。 《孤独》是本书非常重要的篇什，表现了人们在自然面前的荒诞尴尬与不自信。从构思上说是把对于荒诞的思考转化为散文结构，从题旨上说，是以思考性为骨子，以变形和梦魇来表现人类的荒诞与孤独，可以说，对自然与生命意义的思索覆盖了全篇。这种思考性，造就了作品风格的深刻、凝重、浓密，有分量并富于启示性。这在当时世界的散文作家创作中称得上是一种新素质。这是一种遥望废墟中的家园的伤感而抒情的写作姿态，对这种姿态的有效体认和阐释将是我们真正进入梭罗散文世界的必然路径。我们看到，对于人类生存情态中那些荒唐无奈事件的拆碎、瓦解和抵抗建构了本文的基本主题，作者把这一主题非常优雅地融贯于自然诗意化的意绪之中，所以，对于“孤独”的感受、体验又以另一种视角——自然哲学化予以完成。透过对自然万象的认知和想象，梭罗无情拆解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背景，从而赋予文本独特的涵蕴旨向和价值形态。换一种说法，他笔下的哲学化生存思索只有在“自然诗化”这个主导话语之下才会得到阐释可能。二者互为前提。 “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周身就只有一种感觉，全身的毛孔都浸透着喜悦。我以一种奇异的姿态在大自然里走来走去，成为她的一部分。散步的时候我只穿一件衬衣，沿着铺着硬石的湖边走，虽然天气有些寒冷，云多风也多，没有什么很让我挂心的事情，这样的天气对于我却是很适宜的。”这种文字组合着很多新颖的形象意境，不仅发人深思，也会催生人们去感悟瓦尔登湖自然景色的无边的沧桑。作者的高明在于把社会人生的课题转化为具体的人与事之外，这种创作过程的客观性和一定程度的非刻意性产生了奇妙幽深的美学效果。有的读者片面地认为梭罗只是位隐士而已，其实，只要通过了解他饱含情感的想象力和他的社会关怀理念就足以改变读者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梭罗的社会关怀理想和他对自然保护的亲近与关怀至少同等重要。因为这两种思想赋予彼此活力，少了哪一个，另一个都会黯然无光。梭罗对自然生灵赞赏有加，同时他又认为这本身超乎了自然的实用之处。这也是他的复杂所在。一方面他背弃大众生活而去实验“森林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无数次产生颠覆社会秩序的冲动。梭罗对客观自然的描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感受。他擅长在生存体验和心灵幻想中描绘那种困扰人们的无助意识，这使本文对于孤独的造型具有独特的形而上的色彩和心理深度，文章刻意挖掘的是孤独带给人们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无法逃避的恶心感和吞噬感。借助“孤独”的心理化呈现，他对生存困顿和社会无序的追问最终就落实到这样一个共识之上：孤独的可怕不在于它作为一种强迫性的命运对于所有生命个体生存真实的摧毁，而在于它作为一种压迫性力量对于人的精神、心理、态度、意识等的扭曲与摧残。可以说，对自然的由衷赞美追捧透示的孤独的精神化、感觉化和心理化色彩正是梭罗散文表现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基本范式和特定视角。 不难发现，《孤独》所隐含的人的心理意绪与现实环境具有一种疏离甚至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孤独感得以滋生的温床。“社交往往是很廉价的，我们相聚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来不及让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一致同意若干条礼节习俗，这些是我们所谓的礼尚往来，能够使大家相安无事地相处，避免有失风度的争吵……我们的生活太拥挤，相互干扰，彼此牵扯到一起，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已经太缺乏相互尊重了……人们交往的价值不在于有肌肤之亲，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整日地呆在一起。”人类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以及自我对于外在环境的恐惧、憎恶、逃避，构成了作家的心理矛盾。梭罗一方面表达了对于现实压抑人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又对个体的潜在需求进行了实证性挖掘，那就是，人类应该前所未有地亲近自然。在他看来，孤独形成的某种荒诞，对于生存和对于世界的毁灭性是双重的：它既可以摧毁人类的现实世界，又可摧毁人类的精神世界；它既打碎了人类的现实家园，又可轰毁人类的精神家园。孤独所形成的对世界的可怕的压迫力量，正是这篇散文精神追问的艺术起点。但这个生存哲学问题，仅仅是作家为了作个结尾或者说是引向其他问题的思考。梭罗对于所谓“孤独”的体验和书写、对于溃败现实的凝视，并不是为了表达对于生存的绝望和逃避，相反，他所热衷传达的却正是在矛盾社会现实中对精神家园的坚定遥望。孤独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它最终唤起的只是人类对于现实中荒谬、废墟的拒绝、否定和击穿。这种强大的否定之声正是《孤独》甚至也是整个《瓦尔登湖》一直贯穿的精神线索，它引导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作者的文本世界并获得一种崭新的理解。“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觉得独处是对健康有益的。有了同伴，哪怕是最好的同伴，不久也会让人心生厌恶，变得很糟糕。我喜欢独处。我没有遇见过比孤独更好的伙伴了。当我们到国外，挤身于人群当中时，也许会比一个人呆在室内更感到寂寞。一个人正在思想或正在工作时总是孤独的，让他该怎样就怎样吧。”对人性的洞察，对人类、人生广泛而深切的悲悯以及作者自身的独立、大度，使他卓然自立。他善良、仁爱、纯正的心灵从未改变，他鄙弃邪恶、抵制丑陋，保持了一份精神上的高度自信。这种坦诚高尚的心灵自白，对理解变化了的梭罗的“孤独”有重要意义。它以作家的心灵形式高度浓缩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历史，抒发一种对生命本质、生活极致——“生存自由”的内心渴望，一扫纷乱、孤寂、凄惶、破灭的表层心绪，静观默对生命沉积与沧桑人生，大气磅礴，深度毕现。不由人不惊诧震悚，百感交集。梭罗质询生命本质，体认人类遭际，领悟艺术、哲学、人生真谛，其实要表现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怀有的危机感、破落感和灵魂突围的愿望。因此，《孤独》在散文艺术上至少有两个方面异常突出：其一，极富时代意识，追寻个体生命包含的人性深度，捕捉瞬间心态，再现生活的复杂多维，避实就虚，使散文真正进入心灵表现层面。其二，打散单一、完整的情感链，布局呈随想性、片断性，大幅跳动，组接自由，各个片断又充分具象。它是作家冥想的夸张和升腾，成为涵盖了巨大历史容量和心理底蕴的散文精品，是越过了诱惑与惨痛的“炼狱”才脱胎换骨完成的。它几乎可以成为解读十九世纪美国乃至世界知识分子典型心态的活标本。 在梭罗四十五年的生命里，他除了靠超强的适应能力赚钱养家之外，就是到处旅行，不是像有些传奇中所说的他是一个“不爱出门的人”。他极力主张人们简化生活中的人为因素。作为一名虔诚的超验主义信徒，他用毕生的精力来实践这一理想。他隐居瓦尔登湖长达两年之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去思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只知道（自然——笔者注）少数的规律，我们的结论往往荒谬，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大自然不规则，或混乱，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之中对于某些基本的原理仍是无知的缘故……它们所产生的和谐却是惊人的……即使将它分裂开来，即使钻穿了它，也不能窥见其全貌。”梭罗明确表述了自然与生命的基本关系：生命源于自然，生命应为自然负责，生命须根于自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亲近大地、融入大地、保护大地。人类之间的隔膜固然是一种孤独，人类与自然的隔膜更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人类隔膜的消除或许是一种和谐，而人类与自然隔膜的消释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瓦解了孤独。梭罗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对大自然的感觉和把握的哲学。“在任何一样大自然的事物中，你总能找到最甜蜜、最柔和、最纯真、最让人精神振奋的伴侣，就是对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和总是忧心忡忡的人也是一样。生活在大自然中，只要感官还在发挥作用，就不可能有太深重的忧郁……当我享受四季的友爱时，不管什么都不会让生命成为我沉重的负担。”梭罗这种自然柔情，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语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操守，一种人生气质，一种爱心，一种境界，一种缠绵的美丽，当然它也是一种寻求，一种执着人性的呼唤和生命态度。自然决定着梭罗的艺术感觉方式，他强调对自然世界的感悟和体察，时常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与激情；他强调用心去感受自然、社会的内蕴，所以《孤独》就愈加充满诗意、色彩、温柔等大自然特征。梭罗的自然是一种价值审美倾向性非常强烈的生命。“我拥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我仿佛成了人类的第一个人或是最后一个人……把‘世界留给黑夜和我’，而黑夜的核心从来没有被人类任何一个邻居污染过。”梭罗的自然是有旺盛生命的，因此，融入自然的他也不是那放弃一切主观欲望和先入之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物我皆忘，冥冥如一的自然的一部分，他赋予自然以生命，以善与美的品性，所以他自然观中的主体能动性没有消泯，生命的本质，艺术的品质是向善求美的。《孤独》中孤独的哀伤已经是浅表意义的东西，梭罗只是想在这一切的背后去描写自然面前人类的灵性，暗示人们该如何采取以苦为乐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眷恋，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类存在理由的思考。梭罗对生命对自然无限尊重与热爱的人生器识，传达着他对人类生存与幸福的深沉关怀，殷殷祈祷，有一种庄重的古意。梭罗的话语方式与世俗是对立的。 孤独消解了，只留下了经典的《孤独》和不朽的梭罗。

梭罗自然观:倾向于黑格尔的《小逻辑》的自在之物与自在自为之物。认为这趋向于接近本质。爱默生自然观:倾向于德谟格利特的原子论，现实的一定是客观的。

对都市文明的反叛是社会工业化以来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一，这类创作自卢梭以自己优美的创作风格自成一家之后，成绩蔚为大观，沈从文和梭罗是其中成绩斐然的两位代表人物。两位作家都以个人极具特色的文学创作深远影响了世界文坛。本文拟就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梭罗《瓦尔登湖》进行比较，藉此进一步审视对反叛都市文明和回归自然的文学类型。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在贴近社会政治的激情文学时代独自洋溢着一种温婉的人性之辉和自然神韵，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这与沈从文的时代特色、成长环境、人生际遇、独特个性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他的小说系列塑造的完整的湘西世界体现着回归自然的倾向，张扬原始生命力，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神秘宗教色彩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独具美感的湘西少女典型形象，整体风格如行云流水般拙质浑然。这都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中体现着沈从文独特气质和审美倾向的现实和梦幻、激情和理性交织的文学世界。梭罗的文学作品在20世纪初才发生影响。他一生只出版了两部书——《康柯德河和美丽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和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另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文和演说稿。《瓦尔登湖》体现着梭罗的个人生活、人生态度、关注自然和内心、反叛陈腐虚伪的文明痼疾，另外，这部美国超验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的超验的自然倾向、熔理性反思与感性日常、语言风格平实流畅，共同形成了一个清醒、平和而纯洁透明、引人向上的精神存在。沈从文生卒年为1902—1988，他主要的文学创作时期在30年代中期之前，即以《边城》的创作完成为标志。1902—1917是沈从文生活在凤凰时期，1917—1922年是他在湘西漂泊流浪的时期，1922—1924在北京穷困潦倒，1924—1928成为专业作家，1928—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武汉大学教书，1931—1933转赴青岛大学，1933年结婚，1934年回北京并在当年发表了《边城》和《湘行散记》。（《从文自传》和《从文先生自定年表》）。 1902—1922是他文学创作的积累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国正处在剧烈动荡和变化之中，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但是并没有在闭塞的湘西产生影响。湘西仍然延续着千年的生活习惯和精神形态，明媚秀丽的乡间山水，懵懂自然的植物形式的生命自在生存，楚风淫祀、巫蛊放毒的幻化精神，少数民族特异的精神气质和顽强的生命张力，甚至是湘西的原始愚昧和落后闭塞都幻化成为沈从文个人禀赋的累积。从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潜移默化到流浪过程中倾心的学习和记忆，成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和精神源泉。 1922—1934是沈从文文学创作最为鼎盛的时期，个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转变，获得爱情和组建家庭是沈从文个人生活中的主题。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乡下和城里是截然相对的，作为一个“进入城里的乡下人”，他独特的个人气质本能地拒绝城市所代表的一切与乡下相对立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于是，追忆和批判成为他的创作主题，直到他的文学标志意义的作品《边城》和《湘行散记》的发表。梭罗生于1817年，逝世于1862年。从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到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平大致可分做以下几个阶段：1817—1840，梭罗大学毕业后做了两年的私立学校教师；1840—1844，恋爱失败、哥哥去世、纽约短住；1844—1854，瓦尔登湖畔隐居。梭罗的时代是美国工业化急剧发展、动荡调整的时期，南北战争爆发，南方的人文主义温情传统被尖锐的地区矛盾和大机器工业所取代。整体的工业文明上升时代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整个社会的自信和开拓精神使得梭罗的反省和自察并不能够在当时为人所接受。（梭罗年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获得）梭罗被定义为超验主义作家，是因为他的创作和思想倾向的个人化和超越经验化的直接的心灵感受。从梭罗简单平淡的生活中很难找出迥异于常人的传奇经历，也无法发现作为文学创作的才思和灵感来源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累。大学时期应该是梭罗思想的重要形成期，他那时已经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思考的倾向，同时结识爱默生并成为后者的终生朋友和学生。 1845—1847是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两年，他在瓦尔登湖畔搭建了小木屋，并在自然的怀抱中安详舒适地度过了其中大部分时光。他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反对初露异化端倪的工业文明，同时向美国介绍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浪漫主义文学。“他试图将个人主义从欧洲带回美国，将文学剥离社会政治而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不列颠百科全书•梭罗》）。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际遇对两位作家造成的影响是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同质作用。沈从文所面对的是未经启蒙的自在自然，人类是自然的一份子；梭罗面对的是清醒后的疯狂物质化，社会日益与自然和自然所代表的和谐的背离。自然，形成了沈从文最基本的生存态度和文学观念；同时梭罗由社会思索进入自然和谐的关系，同样形成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和作品风格。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相同的是自然回归。而不同的是，沈从文所批判的更多的是工业文化的精神层次，梭罗反对的则更多的是工业文化的物质生活层面。湘西小说里的青山秀水更多体现着脱离。对城市生活的失望，对城市人类的虚伪、懦弱、无情、矫饰，得益于他的传奇经历，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审美倾向，在笔下塑造了自己的精神寄托。沈从文所描写的并不是真实的湘西，而是一种现实和回忆交织的理想化了的充溢着自然意蕴的生活画卷。他的湘西世界闭塞、落后，生活节奏缓慢，各种职业的人们和谐生活，那是一个有自然钟灵的完整的世界，轻飘空灵。但是，他的世界的叙述者是启蒙的知识分子，拥有理性和清醒认知的智者。尽管这个智者被作家的平淡雍和笔调深深掩藏，湘西文化必将受到城市文明越来越深的影响并最终取得优势的趋势仍然有所体现。他站立的角度是城市所体现着的现代文明，只是出于现实的不满和先天的记忆与梦幻，他用华丽的思想和激情来抨击，或者逃离。相反，《瓦尔登湖》体现出的是向往。有别于同时代的自信乐观，梭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更多地体现着一种传统欧洲的严苛和平和淡定。自省自察的内在倾向贯穿着梭罗一生，但又贯穿着浪漫主义特有的热烈和激情。他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又不满于传统教育的僵化腐朽，希望以一种更加积极地肯定学生的教育和宽松和谐的教育环境。他的教育观念以人为本，这与他的自然观是统一的。他不反对物质文明，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现代社会，他追求的是自然给人的心灵的陶冶和升华。人的生活应该近尽其可能的简单，这样才能体会到完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而自然正是人类的榜样。人类需要现代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远离使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欲望，走向自然。描写自然，在湘西小说和《瓦尔登湖》中同样体现不同。湘西小说在湘西世界的构建上浑然一体。结构自然天成，叙事时间平缓延伸，情节舒缓，语言如行云流水一般淡然。它整体上体现为抒情的特色。这里的自然是文学虚构的自然，它就是整个世界。自然包含着遥远的村寨、跳动的鱼群、待放的春花等非人类生命存在，也包含着织麻、扑枣、送鸡蛋人类日常生活的表达。寨子人的生命力通过一系列奇特的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甚至以残酷和愚昧透露出对强横生命力的赞美的暗示。城里人的形象是懦弱和衰败和受人取笑的形态出现的，用原始生命所不可理解来表达对城市文明的反叛。湘西女性的美是湘西小说着力表达的对象。他们像植物一样茂盛地活着，伶俐乖巧而懵懂未知，能干而且有乡下特有的体面；但又体现出一定的启蒙式的审美趣味，暗示着作者的复杂情结。《瓦尔登湖》没有一个完整的可以寄寓理想的世界，它所要表达的只是在理性反思和人本主义的线索牵连下的思想片段，书中随处闪耀着一个思想家的警醒深刻的光芒。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农业和自然历史无一没有涉及，而这些小小的片段章节都散落在大端的自然描写中，哲思与自然意蕴相映成趣。他用来表达的语言质朴简洁，讲述思想的文字明白有力，抒写自然的篇章有铅华褪尽的洗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