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昭平毕业论文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和教育家。有"高士其科普专项奖”。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乳名贻甲，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 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支谱的序，总谱不在我家这里。括号里的字和标点是我加的，繁体也改成简体了。其实一般也就是说说什么家谱重要啊，介绍祖公啊，然后说说是谁编的啊，祖上住哪儿啊之类的。每个人不一样，其实也参考不了啥的。

谷城于氏支谱

于氏宗谱序

于之先世登州文登人也，明洪武二十五年迁于东阿城北杨柳镇，后移东阿城内。世历两朝，凡数百年矣，修谱数次未便胪列，今有本支十七世昭斋等不忍坐视，不辞劳苦，会同大族，追本求源，不忘渊源，细查老谱。七世祖灼公乃知柔公第三子也。时当明末，父母早丧，二兄外出。公年五周，孤苦伶仃，流落朝头。抚养至十余岁从军，数十年不家。配曾氏，生一子龙江公，携眷回籍。认为朝头故里，自知父灼不明的泒，后人亦不郑重，因而失修。夫谱何为而修？乃敬宗收族也。家有谱，无异水有源。万殊归一又何言哉？虽然亦不可无序，十七世以上名字仍旧，以下按字起名，尊卑之分。闻名而世序昭然，岂不有谱之美哉！

宗族祠堂在湖平的中央，面西而朝东，是被皇帝宣敕表彰为义民的祖父谦铭公所居住的地方。明朝进士黄阳先生命名这住所为“正本邑”。

用来彰显美德。年代久远，宗祠坍圮了不少，他的孙子（我）承蒙遗训（我认为不是人名），在原址（估计漏字了）将宗族祠堂重新修葺一番，

但仍用旧名来告诫后人不要忘了先人，诸子贞恕，贞秀，贞兆请。

我作“铭”来纪念这件事 ：（（（铭曰：邦家有本，正在一人，纲纪有本，正在一身。人身之本，心性天命内直外方。惟义是敬。

怀惧乐患，好恶勿私，庸行庸谨，摄威慑义，父子君臣，我亲我义，夫妇长幼，我别我序。尊贤不善，不仪而明，笃近举远，不爽而贞。

形体隙间，天君荆恪，亲戚我携，天典我薄，根植本茂，源澄水清，己正物格，雇諟明命。

同治伍年岁在丙寅冬月毂日）））国家根源的基础是否存在在于皇帝，法律制度是否存在在于自身。人的原来根本心性，受之于天，是出于天生的。

上天让一个人内心正直，外性刚强，柔顺中正，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要敬重道，怀有敬畏心，有忧患意识，喜好与憎恶不能有私心，而要懂得中庸之道，

小心谨慎的对待自己的行为，对威严和正义保持敬畏 。父亲与儿子之间有亲情、君王与臣子之间有节义、夫妻间有区别、年长与年幼者有主次。

敬重品德高尚的人而不善变，没有庄严的仪态但要内心清楚明白，要能同等待人，虽有过错但有节操。

形体上虽然有空缺，但内心应小心谨慎而恭顺，提携亲戚而不跋扈，淡化听由天命的安排，注重自身的努力勤劳。扎根牢固了树木就茂盛了

源头澄澈了溪水就清澈了，自己明正了，事物的认识程度道理就是无穷无尽的，没有极限的。

引用正确的言论写成这样教诲训命。1866年11月初八

唐朝进士黄阳这个地方为正本乡（县）…我觉得这句可以根据族谱上的记载来确定，“正本邑”是地名，而不是屋名。“前进士”是哪朝就可以如此确定。

‍ 原文句读：

盖闻硕德毓名邦，沿齿行乎乡校。圣朝隆钜典尊贤，始自上庠。洵风世之良规，实引年之盛举。惟老长史齿尊望重，品洁行优，芳型早树于一乡，令闻久孚于合邑。用请文驾光贲宾筵，望即俞允，曷胜翘企。谨启。（望核对，感觉原文似有错讹）

‍ ‍赐进士出身勅勅授文林郎内阁中书现任徽州府教授加三级朱宠

勅授修职郎徽州府学训导卓侯升加一级沈汝霖

侯彚（汇）详乡饮宾六十岁朱君怀立

‍‍ 嘉庆21年季冬月谷旦年家眷弟朱宠沈汝霖全顿首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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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解释一下。但由于其中的人、事及来龙去脉不熟悉，可能出错。

解释：

常说有大德的人可以影响、培育一方文化，乡村小学就因袭了这种好的文化传统。本朝大法规定尊敬贤能，是从大学开始的。对年老退休的贤者加以尊养的举措，确实是社会的好规范、好风气。只有长老阅历丰富，德高望重，品行优洁，好声誉早在一乡树立起来了，美好的声誉很久以来已经取信于全县之人。尊请大驾光临宾筵，望皇上答应，不胜翘足盼望。谨启。

赐进士出身，勅勅授文林郎内阁中书，现任徽州府教授加三级：朱宠（落款人官职及姓名）

勅授修职郎徽州府学训导卓侯，升加一级：沈汝霖（落款人官职及姓名）

侯彚详乡饮宾，六十岁，朱君怀 立（落款人身份及姓名）

1816年腊月吉日（年家眷弟——客套话）朱宠、沈汝霖。 全顿首拜。‍

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史所以纪一国之事迹，谱所以叙世代之源流。盖祖宗以一人之身，散而传之千百人之身；且四方错落，有见面莫相识，尊卑莫能辨者；虽一本之亲，几何不秦越视之，世序之淆乱散涣极矣。

家谱之修，上以敬宗，下以收族。大宗小宗列其序，昭穆世次绘为图。

由本支百世，上而溯之，同出一源，此涣而受之以萃之义也。 稽吾族自始祖讳泰公──系出豫章，原籍赣州府安远县杨家寨黎木社庄，于前明嘉靖年间迁徒北流，侨寓县西门刘家井，继迁六贡桥——燕翼贻谋，创业垂统，是为吾族之一世祖也。

厥后皆耕读为业。 五传至高祖象家公，家日益饶，复迁翰堂，遂卜居焉。

是时土寇窃发，蹂躏乡里，公设法捍御，赖以保存者甚众。迨伯祖复斋公、叔祖著斋公以晋秩请封。

追源溯流，欲创修家谱，志焉未逮。 迄今又数十余年，生齿日繁，支派愈盛。

族愈远而支愈分，更再踵而不修，则一脉之贻如同陌路，无以动其水源木本之思，又何以笃其睦族敦伦之谊。 爰是悉心采访，详加纂辑，务令昭穆不紊，世次井然。

凡祖宗之行述、事迹、名号、爵秩与历代墓所、祭产及生忌年月之可以考查者，悉行纂录，寿诸枣梨，传为家乘。 由今日逆而溯之，原其本出自一人。

自始祖顺而推之，溯其流一十三世。所以联属族人，使览斯新谱者，父兄宗族俨在庭帏，长幼尊卑秩然不紊。

俾咸之一本之谊，共敦九族之亲，而尊祖敬宗，敦伦收族之心有不感发而兴起者乎。 大清道光七年岁次丁亥仲冬谷旦第九代孙森谨识 电脑整理：十四代孙业挥 1998。

7。23武汉 二、天地生物人为贵。

曷贵乎尔？以其具天秩之彝伦，有以笃水源木本之念，凛凛然统族属而不昧厥初也。 夫祖宗往矣，而若子若孙若曾元以下，非一脉之留贻乎？故尊祖者不可不敬宗，敬宗者不可不收族。

诚哉老泉之言曰：情见乎亲，亲尽则情尽如途人也。吾所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

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无如之何也，幸未至于途人也。

使之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噫！人各有心，未有闻老泉之言而孝悌之心不油然以生者，此吾谱之所以不容缓也。

我翰堂刘氏，自始祖讳泰公──原籍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杨家寨黎木社庄，前明嘉靖年间，因故乡兵燹，流离迁徒，遂至于粤，卜筑于北邑之西门内。耕田而食，凿井而饮。

今遗井犹存──即邑乘所称刘家井是也。 后迁于二厢之翰堂，又移居六贡屯村。

故僻地槎牙，杭苇跋涉者，颇形困顿！ 二世祖念庄公，三世祖明善公，乃舍田为路，累石成桥，通往来，济利涉，行人赖焉──即邑乘所载六贡桥是也。 递传而下，俱隐于农。

时风气古朴，丧葬过于简略。故历代祖墓俱系土坟无碑。

未建宗祠，故亦不立主奉祀，惟春秋祭墓。茔域徒存，其原籍宗派、生殁年月，亦俱无从查考矣！ 迨五世高大父象家公，为故明邑庠生。

六世曾大父，为国朝邑增广生，恬淡好学，不求仕进，多积阴功，广行善事：如让产于兄、还质田、存人祀诸善举，都人士艳称之。 邑乘所志皆实录也。

七世长伯祖复斋公，以明经授昭平教谕，卓有政声。后沐覃恩，荣膺敕命移赠先人。

其生平善迹，县志列传详载之。 而先大父著斋公，亦就职州司马加级，请封秩阶正四品，荣赠两代，行见家声克振，祖泽绵长。

则所以承先启后者，窃幸不至于昧厥初也。 顾族属日繁，支分派别，由期而功、而缌麻、而袒免而至于无服，几几乎相视如途人矣！若不亟为纂辑，登诸谱牒，则无以收族者，即无以敬宗，即无以尊祖。

忘本之咎，可胜数哉。 爰与族人详为采辑。

自一代以至十三代，序世次，辨昭穆，联疏远，别尊卑，无不穷其源而溯其本。 其生殁年代从前失于简略者，姑阙其疑；而有徵信者，不安于略。

盖数阅月而后成帙，敬寿枣梨以作家乘。颜曰《翰堂刘氏族谱》，原其始也。

后之览是谱者，庶几笃亲亲之谊，怀睦族之思，俾祖宗一脉之贻，不至同于陌路，而孝悌之心，不亦油然以生哉。 谨缀其略于简端。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仲冬谷旦 仲支第九代孙敏榘谨识 电脑整理：十四代孙业挥1998。8。

21武汉 三、家乘族谱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透过族谱，可以看到变幻着的历史风云以及跌宕起伏的人世沧桑。

家谱文化的丰厚底蕴对研究地方志、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均有重要价值。 尊祖敬宗是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寻根溯源是人类的天性。

炎黄之陵自不必说，各姓始祖的陵墓，也已成为近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的圣地。一些著名陵墓已成为其所在地的重要旅游资源。

当前，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资料中心、图书馆均以珍藏有我国一些姓氏的族谱为荣。 谱牒学，姓氏学已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成为一门跨专业的边缘学科。

它不仅列入了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也已成为部分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内容，一些科学研究部门也已把其列为重点研究项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少姓氏已把其家谱在因特网上发布，从而打破空间限制，使族人可在世界各地互相交流。

实际上，已有人编制了旨在使全球华人能快速寻根，编制族谱，查找亲人的网站。 《翰堂刘氏族谱》网站于1999年在网上发布，有不少读者访问及留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树有根。

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

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

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

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

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

（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

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

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

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 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

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 （《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

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

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

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

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

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 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 *** ，诗礼传家。

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

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

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

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

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

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 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

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

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

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

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

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

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 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

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

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 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

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

高士其是我国的什么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