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心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前期执教30年,培养了许多心理学人才。1955年以后,一直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潘菽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重庆)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1958年以来一直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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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
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
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
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
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陶行知
生平简介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编辑本段]个人简介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陶行知, 中国人民教育家 ,民主革命家。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很可惜。[编辑本段]教育思想1.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手脑相长歌”所谓手脑相长,即手脑并用、手脑皆强。陶行知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旧中国漫长的历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由此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从教育方面说就要培养手脑并用、手脑双敲的人。要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的问题。●育才学校“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陶行知这句话正是他为人类、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是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劳动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946年对陶行知的评价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 毛泽东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 —— 周恩来万世师表。 —— 宋庆龄当今一圣人。 —— 董必武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 郭沫若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 泰戈尔[编辑本段]学习陶行知●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有最高的道德修养,他有最高的理想,他批判的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以最大的魄力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他的品德、修养和理论都值得学习和继承。●陶行知是坚强的民主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大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陶行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他为争取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著名民主人士、学者李公朴(育才学校副校长)和诗人闻一多被蒋介石枪杀。有消息说陶行知已被列入暗杀名单,陶说:“我等着第三枪”,结果因疲劳忧愤而死。(在这之前的1936~1938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托,周游26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宣传各种抗日主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陶行知是诗人陶行知创作的诗歌的特点是大众化。他的诗是为广大群众而写,他说要老妈(没有文化的老人)听得懂才能称及格。他的诗有许多都谱成歌曲,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脑相长歌。●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指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1、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2、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3、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4、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5、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首先应理解:“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理解人接受教育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书本知识(间接的,包括听讲),一种是直接的,即从实践获得的。生活教育包括这两部分,并没有把读书排斥在生活之外。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是一个大概念,所谓“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一切活动都是生活,教育也是生活。●关于“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生活教育是陶先生全部理论的一个总概念,因此他不止一次的做了解释。“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陶先生的老师杜威提出来的,但意思完全不同。杜威提出的是“教育即生活”,而陶先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这是陶先生杰出的创造。“教学做合一”的确立1、陶行知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当时就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2、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辩论两小时未能通过。3、“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4、两年后,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比较“教授法”和“教学法”“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更主动),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过去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和将来的教育[编辑本段]关于生活教育1.生活教育的由来陶先生曾经多次解释过生活教育,第一次在1930年,第二次在1934年。他在第二次重新给生活教育给予了一个定义。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 , by life and for life)。”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过乱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乱七八糟的教育。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方法、工具都增加。那么,坏的学校也可以做学校吗?回答是肯定的,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人有所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精神状态。2.终身学习观“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启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是最彻底的终身教育观。●《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陶先生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说明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区别,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一) 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1.它教学生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2.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传统教育更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二)生活教育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1.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2.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陶行知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说: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编辑本段]现实状况教是单边的教,教学是双边的配合,教学做合一是完整的结合。它是晓庄学校的校训,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中心。而现在的中小学都普遍使用传统教育,一些学校宣称自己的学校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统一”。要知道,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尖锐对立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说:“教育可以是书本的,是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做师生。△《创造宣言》1.陶行知认为宇宙间过去没有的,经过人类的努力,现在有了。表明人类的一切精神力量都无过于创造的精神。因此他写了这篇《创造宣言》号召一切有为之士,把这一伟大而庄严的工作接过来继续创造。2.教育者的创造: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石像、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值得自己学习的学生。先生创造自己,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自己彼此崇拜的活人。以上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师生彻底平等观念,教师对学生人格尊重以及信任,由此看出教育民主的充分贯彻。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行知。祖籍绍兴会稽,生于安徽歙县。家贫,幼入私塾,15岁入歙县崇一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杭州教会办广济医学堂。当得悉要入教会之学生方可去医院免费实习时,愤而退学。宣统二年(1910),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民国三年(1914)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和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之学生。六年回国,任南京高师(后改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教育专修科主任。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八年7月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之主张,并参加《新教育》杂志编辑工作,后任该杂志主编。十二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本》,推广平民教育。十五年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次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等理论;10月在萧山湘湖创办“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二十年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次年组织生活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倡导“教学做合一”教育活动。“一二·九”运动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提倡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在重庆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三十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周刊。三十五年7月病逝于上海。毛泽东同志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著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等。现已出版《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全集》等。《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编辑本段]名言1、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2、 教育是立国之本。3、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4、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5、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6、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7、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8、所谓健全人格须包括:1.《创造宣言》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啊!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2.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1、诗画般的意境《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还是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2、娴熟的创作技法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3/、调式调性的运用《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4/、复调织体的写作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对比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在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的旋律下面,、作长音衬托,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模仿复调织体写作:《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同、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和、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注释:[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3-4]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5]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6]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2] [7]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8]
著名心理学家与心理学 杨凤池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潘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周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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