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毕业论文

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余年。这20来年大体可以化为前后两个阶段：1981-1990年是以苏联史研究为主，这也是我学术研究和思想的形成期、积累期，通过案例、事件、人物以及民族文化、社会体制的研究，我建立了自己的苏联史研究体系，也为后来的苏联东欧现状与转轨进程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过，我走上这条治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每个阶段孤立地看，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无形中前一阶段的结果却为下一阶段的起点作了准备。我父亲就是搞苏共党史的，为此他吃尽了苦。我曾发誓再也不走父亲的路，但在"文革"中文化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我能读到的也只有"抄家"后留下的马恩列斯全集和一些历史书籍。1969年初中毕业，我这个"黑五类子女"被剥夺了升学权利，下乡插队在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974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身份进入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时听说要招研究生，当时离考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临阵磨枪好像还是"家学"的那点底子管用，于是乎就像有上帝之手，我又走上了父亲的道路。读研时我的关注点在俄国史方面，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当时参与的科研任务都没有突破1917年，我心里有个小九九，不搞现代史。不光是父亲的遭遇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主要是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搞搞考据、梳理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还可以，一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理论功底的薄弱就会突显。仅从搞专业扬长避短的角度我好像也更适应"前段"，何况我在读研期间对基辅罗斯社会形态、金帐汗国对罗斯文化的影响、俄国村社起源及其发展和19世纪各种思想论争，都有浓厚的兴趣，也写过一些习作。1982年到陕西师大工作以后想就沿着已有的思路走下去。但当时师大的重点在近现代史，不在古代、中世纪，我所在的苏联史研究室也是只搞"苏联"，不搞"俄国"。我多次要求说，你们大家当桌面，我来续个桌子腿，干吗都挤在一条道上。未得应允，学科设置迫使我必须"转向"，于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我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农村问题。一 "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我从所接触的史料上感觉到当时苏联所谓的富农只不过是新经济政策下农民逐步富裕的必然现象，因而起了为所谓"富农"翻案的念头。在1982-1983年前后的这个时期，为集体化前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东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因此那个阶段的文章都写得很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步，而论证充分了，篇幅又过长，好在我们自己办一份《苏联历史问题》的刊物，给我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让我能够从实证角度做大量论述。也正因为当时从每一个环节入手时都十分谨慎，反复核对我所有能见到的史料、文献，作了大量卡片，然后在分析论证。现在回头看来，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不过时。 1983年，我连续发表了一组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政策的演变与所谓"富农经济"的若干问题的文章，用大量统计材料考证了历来被称为"富农"的富裕农民商品经济在集体化前的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1920年的地下经济阶段、1921年--1922年的半合法发展阶段、1922年--1925年的合法化阶段、1925年--1927年的相对极盛阶段及1927年--1929年的自行消灭阶段。通过对"富农"一词的含义在苏俄历史上的演变和苏联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及发展的考察，指出了"富农"（库拉克）一词原来在俄语中的传统含义是"吝啬鬼"、"守财奴"，是一句骂人的话，本无什么标准。只是后来民粹派把它定义为一个阶级即"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后来布尔什维克接过了这一概念，但直到"消灭富农"时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含糊不清。我根据所能见到的关于富农收入的统计资料对"相对极盛"时期的"富农经济"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即使在这个时期，"富农"阶层总收入中剥削所得只占，而劳动所得要占92。1%左右。据此，我认为说革命后的"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是"最后的、最庞大的资产阶级"的传统看法不妥，如果说，革命前的富农尚未完全资产阶级化，尚未发展成一个经济政治上成熟的阶级，那么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作为一个阶层而言，基本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商品生产者，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20-30年代之交的那场"消灭富农"运动。 此后，我又在这一领域里继续深入，1984年发表了《论苏联1927-28年度的粮食危机》一文，对导致新经济政策崩溃、党内斗争激化、农村政策急剧左倾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的关键事件--1927年底爆发的"粮食危机"进行了研究，认为危机时并不是农民商品粮"供"得太少，而是由于"超工业化"导致对商品粮"求"得太多，危机的原因既不是斯大林讲的"富农进攻"，也不是所谓"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而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过分冒进，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左倾失误。我认为剪刀差对粮食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于生产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所认为那样表现于流通过程，与其说农民因价格低而囤粮不售，不如说因价格低而影响了商品粮生产的发展。总的来说，粮食危机是当时工业化急于求成而导致的一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由于急于工业化，经济上就使各种剪刀差与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就产生唯恐农民富裕的左倾思想。由于这两者都没有改变，1928年后的种种反危机政策自然都难于收效。如所周知，粮食危机是后来苏联打击乃至消灭"富农"的主要借口，也是取消新经济政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加深了我对"富农"问题的系统看法，而且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新经济政策在苏联何以最后失败的更深的原因与教训。 1986后年我分别发表了《论苏联20年代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苏联历史问题》1986、1）《关于苏联阶级划分的统计学问题》（《史林》（1988年、1）二文，对苏联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发展作了系统分析，从革命前民粹派统计学、"自治局统计学家"到社会主义统计学者的发展，从革命前"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两大统计学派的论证及其对革命后统计学界的影响，直到革命后的各种农村分化统计理论的兴衰演变，我都进行了大量接触。革命后初期农村统计中"动态研究"占主导，其代表是中央统计局系统的波波夫、赫里亚谢娃等，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预算研究"学派兴起，其代表是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克里茨曼、盖斯特尔等，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以涅姆钦诺夫为代表的综合以上两派并有所扬弃的新统计学理论发展起来。但无论那种统计理论，在证明农村中存在严重"阶级分化"时都遇到了困难，以涅姆钦诺夫统计模式为例，在他做的调查中，经济中剥削成分在15%以上的农户只占全部农户的。这一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统计学中具有总结性的模式尽管仍有夸大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即使如此它也证实了后来苏联对"富农危险"的估计是没有统计学根据、只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种错误判断。 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我感觉苏联史中的谬误太多，只要站在翔实实证和科学的基础上就会把很多问题搞清楚。1988年我发表了《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专门分析了所谓"富农经济"在1927-1929年即大转变之前的状况，当时由于粮食危机和苏联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气候的影响，农民商品经济急剧萎缩，即使按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标准，所谓"富农经济"在"消灭富农"运动发动以前就已经"自行消灭"而不存在了。这一时期的所谓"富农"，无论经济规模、商品率还是经济中的剥削成分所占比重都与新经济政策兴盛时代的"中农"水平没有什么区别，与当时全体农户平均水平几乎一致，因此后来的"消灭富农"运动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为强制推行集体化而发动的，它所消灭的实际上已不但不是真正的农村资产阶级，甚至也不是以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标准来衡量的富裕农民，而是那些反对强制集体化的人。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拨齐"的全无差别，只要国家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原始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这一时期我对苏联农业及农民问题的研究受苏联新经济政策思想、尤其是布哈林的思想影响很深，主要是在纠谬辩误、批判"左倾"上下功夫，着重在否认当时的苏联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威胁、富农威胁等等，并把斯大林那一套错误归结为过火、冒进、太急、太快、扩大化等等。但在逐步推进的研究中我发现这些看法有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深入的实证研究后我感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新经济政策时的苏联国内确实不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威胁，但这并不意味这时的社会就是一幅"无矛盾"的理想图景，只是因为斯大林个人所作所为才使这幅图景遭到破坏。我日益觉得，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的确在"大转变"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威胁"并不严重，但俄罗斯悠久的封建传统留下的深厚历史积淀却十分严重，它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现代化潮流、即市场经济、民主化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潮流形成了尖锐矛盾，从而使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联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 二 对"新经济政策思想"、主要是布哈林、李可夫（20年代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等人思想的重新评价是我在80年代搞"富农"问题的延伸和深化。我对布哈林思想最初的研究是从他对"富农"的看法与他关于社会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开始的，1985-1987年先后发表了《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3）《再论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答高放先生》（《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2）等文，这一时期主要是受对布哈林平反辨诬、重树丰碑之潮流的影响，从正面发掘与弘扬他的遗产。但是，随着我对苏联史宏观体系认识的深化，使我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性质与失败的原因产生了新的看法，日益感到布哈林等人思想中历史局限性及其与新经济政策失败之间的联系。《论李可夫》（《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3）与《论布哈林悲剧的理论根源》（《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2）二文就是关于这方面思考的结果。 李可夫与布哈林二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学者出身、长期侨居国外的布哈林是个理论家，而农民出身、长期坚持国内工作的李可夫是个实干家，布哈林最初首先折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逻辑上的完美而怀着爱智求真的愿望接受了它，而李可夫则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与革命性，怀着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愿望接受它的。布哈林在理念上或抽象思维的领域中一直是很"左"的，他在政策思想上的温和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种人道的感情，而李可夫则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的温和既不是出自理念也不是出自感情，而只是出自一种现实的考虑。布哈林的商品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让步论"，而李可夫则把商品经济基本上看作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农村分化问题上，布哈林只认为"富农"并不可怕，而李可夫则把这些所谓的"富农"看成"苏联最好的当家人"予以褒奖。布哈林反对用行政手段压制富农，而李可夫则认为不仅不应当用行政手段去压制，也不必用经济手段去排挤，应当允许他们"自由积累"。布哈林与李可夫都对集体农庄缺乏热情而寄希望于合作制，但布哈林对合作制抱有浪漫的乐观情绪，李可夫则对合作制面临的困境忧心忡忡。在20年代的许多场合下，李可夫作为"右翼"代表人物的名气不下于布哈林，以至于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文件中往往把李可夫、加里宁等列为"右派"，而把布哈林与斯大林并列为"中派"。从20年代的历史画卷中可以看出，党内斗争固然有政见之争的一面，但在这个宗法传统浓厚的国家，党争中也含有无庸讳言的权力斗争或朋党斗争的因素，比如上述各派的组成就有复杂的人事背景，并不完全是以理论、政见的一致为基础的。在斯大林一派中，就既有尤里.拉林这样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嫌其"左"的理论上的"超左派"，也有加里宁这样连李可夫也嫌其"右"的"超右派"。但相比之下，"右翼"的纯政见性质或非朋党性质则要强得多，当然他们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布哈林和布哈林理论是这一时期谈得很多的话题，整个学界有一种把布哈林理想化的趋势。我并不这么看，布哈林等人在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的思想转变只是经验的与感情的，而不是理念的。他在社会主义方法论即"到社会主义之路"问题上是转变了，而在社会主义本体论即"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上并无变化。在理念世界里布哈林仍然维持着他当年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构筑的体系。在那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劳动军事化、命令-供给制经济以及对政治自由的否定仍然保持着逻辑上的完美与思维过程中无矛盾的和谐。从这一点上说，并不存在着什么社会主义的"布哈林模式"，布哈林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只是他希望通过一条痛苦较少的道路来走向它而已。 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学说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哲学上的"平衡论"，即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两次突变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这不仅意味着这一政策在逻辑上只能是一种"喘息"，它必然为"再次进攻"所取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平衡"的口号下抹杀了新经济政策本质上的民主革命性质。其二是政治上的"工农联盟论"，实际上就是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需要商品经济，只是为了"联盟"的需要，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照顾盟友的利益才有此一举。"平衡论"与"工农联盟论"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的观点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若把它看作布哈林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支点，实际上就等于说新经济政策和"让步论"并无原则区别，而布哈林与"左派"的分歧也就仅在于"让"多少和"让"多久这一点。 布哈林在理论上一直把商品经济视为小生产的属性，并坚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没有价值规律、没有货币与工资的"统一的单一的有机体"。他甚至认为过渡时期苏维埃经济中的工资等范畴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虚假形式，是"小生产"污染的结果，是非社会主义成份从外部强加于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工作方式"。他用"劳动消耗规律"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过渡时期"两个调节者"并存论对抗，而"劳动消耗规律论"本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特别流行的学说，在理论上它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还"左"。 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势必导致在逻辑上"合理"的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对商品经济死刑的"缓期执行"。布哈林提出的"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克服市场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大工业（据认为它本性上是不要商品关系的）十分弱小而强敌四逼、外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一面利用市场关系争取农民的支持，一面使国营企业有可能通过与小农业的交换来求得自身发展，而工业化以后，社会主义在有力量抵抗外敌的同时也就有力量改造农民，使市场关系缩小乃至消失。对此"左""右"两派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在极落后的情况下才实行的政策，区别只在于：在工业化尚未成功而战争威胁严重起来时该怎么办？是争取农民支持（不惜再让步）重要呢，还是加速工业化（不惜开罪农民）更重要？布哈林持前一种观点，斯大林持后一种观点，如果仅就这一点而论，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左派"的预见：二战中，苏联并不是靠向农民让步赢得他们的支持而胜利，而是靠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成就取得胜利的。 由于在理论上布哈林仍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因而对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分化，他也像"左派"那样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两极分化，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认为分化的速度与程度没有那么大而已。无论"左派""右派"都从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有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并分别对应于革命与保守两种倾向，在市场经济中将分化为资产者与无产者等共同的理论逻辑出发来谈农民问题，区别只在于"左派"比较强调农民是私有者，而"右派"更强调农民是劳动者。然而实际上，当时俄国农村95%以上的是村社农民，当时与其说是"小商品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勿宁说更多的是宗法村社的汪洋大海，俄国农民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毋宁说更多的是宗法共同体成员，其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属性与其说是"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毋宁说是人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即民主性与宗法性的两重性。因此虽然当时的农村分化中确有资本主义分化的成分，但从主流说，它与其说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了资产者与无产者，毋宁说是商品生产者从宗法农民中分化出来，成熟的个人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顽抗，毋宁说是市场经济对宗法自然经济的胜利。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于建立在广泛联系与发达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内在需要和本质特征，其意义对于宗法村社农民来说十分重大。然而布哈林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于是市场经济对他来说不是"让步"、"后退"就是"迂回"，总之不是走正道，而宗法因素的潜在威胁却在"联盟"、"平衡"、"妥协"的表象下被掩盖了。 有人说布哈林的弱点在于"只有理论而无实际对策"，我认为布哈林之"无实际对策"，正是其理论的局限性所至。有人说布哈林已经从理念上或逻辑上否定了苏联那种社会主义，然而因对它的终极信仰所支配而不能自拔，因此才有他的悲剧。我认为正好相反，是布哈林在理念上坚持那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让步"除了形势所迫外，就主要是出于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恻隐之心。他不像后来的奥斯卡.兰格、科尔奈等人那样经过理论重构之后的社会主义本体论中逻辑的推出他们的改革结论，而仅仅是从反对野蛮的"原始积累"的道义立场出发来行事的。在这一点上，他缺乏普列汉诺夫那种对俄国的透彻了解和大眼光，因此他不可能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可能正视它所面临的危机。他可以对关于"资本主义威胁"的宣传不以为然，却看不到前近代的封建体制威胁严重存在 ，他看到了个体农业还有很大潜力，却看不到村社农业正日暮途穷；他反对斯大林的"革命"，却没有意识到当时苏联确实需要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他懂了实现自己理念中构筑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但对商品经济、市场却看的很简单，似乎认为商品经济是原来现成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之嫌其多，不怕其少，"消灭"它不易（所以要"让步"），"利用"它不难，只要"让步"、"松绑"，不管在什么土壤上它都会如雨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发展市场经济仅仅是个宽容问题。然而，在一个权力-依附性社会中，"自由放任"的结果可以使中央集权变为领主林立，统一国家变为一盘散沙，却不能使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只能放出无数个地方势力和土围子，却不能放出一个企业家队伍来。"让步"政策曾经有效地把国民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崩溃中挽救出来，但恢复时期一结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就凸显出来，而布哈林等人囿于理念上的传统框架，既不能把经济变革深入到政治、文化领域，又不能从农业的变革深入带动工业，甚至在农业上也只停留于"放宽限制"，而没有对停留在经济深层的前近代关系进行清理，只幻想以"平衡"维持现状。结果是市场机制无法健全，农民经济自然萎缩，造成了新经济政策的危机。 布哈林理念上的社会主义本体论决定了他那"公"比"私"好的基本价值定向，他只把改造农民看成改造小私有者，如果他们不喜欢"公有"，只好向他们"让步"，但如果他们已待在共同体中，怎么能够设想发动他们冲破共同体去追求"私有制"呢？因此布哈林等人一方面反对对村社农民强制集体化，一方面又严厉谴责"用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取代村社的企图，实际上走上了民粹派经济浪漫主义之路。 布哈林热情提倡合作制，然而却看不到作为商品生产者契约性联合体的合作制与宗法共同体水火不相容，在他乐观地描绘合作制前景时，实干家李可夫却对现实中的合作制危机一筹莫展。布哈林支持提高粮价以刺激生产，然而他不知道价格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要在市场机制下才能发挥，这恰恰是当时的苏联农村最忌讳和不具备的。粮食危机发生后，布哈林并不赞成"大转变"，但他赞成搞临时性的"非常措施"强购粮食。在他看来，农民商品生产者的本性是"自发"的，只要一"松绑"，就又会冒出来。殊不知村社农民并非亚当.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他们的价值趋向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宁谧、和谐和无分化、无竞争的日子，结果第一次"非常措施"取消后，商品性农业不但没有恢复元气，反而更加萧条，不得不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到最后大转变的实行已无法避免了。 布哈林与斯大林最后公开决裂时，也并没有怀疑后者追求的模式是否正确，只是认为斯大林的方式无法追求到所要的目标。他断言斯大林的蠢举将导致"农民暴动"，"异常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被消灭"，然而斯大林又一次显示了他比布哈林更了解俄国农民，他们毕竟不是美国农民，他们是可以被超经济强制的暴力所征服的。最后，布哈林在临终前留给"未来一代"的遗嘱中，把自己的冤狱仅仅归咎于斯大林的病态猜疑与内务部官员的卑鄙，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制度、体制与模式问题。他叹息："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人间，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但捷尔任斯基时代"红色恐怖"对公民权利、人的尊严的践踏，不正是布哈林等悲剧的根源吗？从布哈林对自己悲剧的认识中，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悲剧--布哈林路线与布哈林理论的悲剧吗？ 三 接下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以及苏联史逻辑体系的重构上。我对俄罗斯传统的研究是从村社问题开始的，十月革命70周年时我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文章（《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3）这是国内研究俄罗斯村社共同体在革命中、革命后的作用的首篇文章。十月革命的发生固然是由于俄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但它与俄国民族文化与社会的传统特点也有密切联系。其中作为俄国传统要素之一的村社，对十月革命的发生、进程与结果，都有明显影响。19世纪以来农民反对村社中世纪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斗争在1905年革命中达到高潮，但农民在斯托雷平改革后斗争的方向发生了转变。本来，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终于导致十月革命爆发，这样的背景就使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巨变具有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在土地国有的名义下用农民的土地占有消灭了地主占有，为农民拥护政权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是常为人忽视的是：它又用传统村社消灭了独立农民，造成了村社复活，使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如果说前一变化使俄国农村或作为农民国家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的话，那么后一变化则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形式。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是35万个宗法村社的汪洋大海，工农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农民联合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工人阶级与宗法农民（村社）联合反对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者农民）的联盟。本来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中，社会主义进程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更要改造农民的宗法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后一改造不仅被长期被忽视，反而被加以弘扬，致使宗法传统文化以极大的惯性使俄国走上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而有着许多旧俄国特征的道路，反映在村社问题上，就是党内普遍认为村社农民比独立农民好。如果说当时对村社也有批评（主要来自"左派"）的话，这只是因为它扼杀商品经济还不够有力，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倾向"。而对于村社的宗法共同体性质则无人抨击，甚至还把村社的宗法性视为克服农民私有性的有利因素加以强化，认为这是俄国的民族性中最值得称道之处。其结果，便使农民商品经济的潜力在宗法共同体躯壳下无法发挥，最终导致了危机和大转变。 从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苏联模式的传统之根对其发展的影响出发，我在1988年连续发表三篇阐述这方面思考的文章，《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对苏联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2）、《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4）这是我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俄苏历史发展中的新旧冲突的思考。我认为这和社会主义国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是同步的。其第一阶段是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

影响如下：1、小学我国解放前的小学是六年制，分初小、高小两段，入学年龄为六岁。解放后受苏联学制影响，定小学为五年一贯制（后为六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2、业余（工农）教育苏联很重视干部的业余教育，特别是在革命初期，这种干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早在学制改革以前，1950年4月3日我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就在北京开学，至6月初，全国就开办了12所。这种类型的学校就是学习苏联高等学校中附设的工人系、农民系的做法而建成的。3、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大改革，也是在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影响下进行的。这次院系调整，自1952年从京津开始，陆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及西北等大行政区展开，到1953年基本结束。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和师范学院；其次调整高等学校地区的布局。高等学校的类型，基本上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类学科)及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195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院系调整，主要以中南行政区为重点。院系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改变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调整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11所。其中综合大学(至少拥有3个学科门类的学院或学系)49所，独立学院91所，专科学校71所。4、教学法采用苏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建国初期的我国教育不仅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而且学习和采用他们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52年11月12日，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指示要求首先翻译苏联高等学校一、二年级基础课的教材及某些必要并有条件解决的专业课教材，而后再逐步翻译其他各种课的教材。为组织全国各高等学校及有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于同年11月27日又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出版。可见，建国初期，我国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苏联的。5、教研室高等学校建立教研室，中小学教研组制度也是来自苏联。这是学校的教学基层单位。高等学校的教研室以专业为单位，所有教师都按照自己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他们共同备课，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编写教材。中小学教研组以学科为单位，教师以所授学科为依据，分别列人相应的教研组，共同备课，互相听课，集体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这种组织，有利于发挥教师的集体作用，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是能发挥老教师指导帮助青年教师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即助长有些教师的依赖心理，同时有时会抑制教师的创造性。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至今还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采用。 6、学年制“三层楼”的课程结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也是从苏联引进的教学方式。苏联把高等教育的定位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反对通才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学制较长，一般都需修业五年，工科院校五年半至六年。课程设置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个层次，所以我国俗称它为“三层楼”。基础课中特别强调政治理论课，必须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几门课程。所有课程都是必修课，不设选修课，实行学年制。毕业要求也较高，文理科需做毕业论文，工科需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国家考试合格，方能毕业。平时文理科需写学年论文，工科则作课程设计，教学要求极为严格。本科毕业生不设学位，只有专业人员的称谓。这种制度，在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之前，也一直延用着。7、中小学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更为彻底。根据苏联的经验，中小学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这些都作为国家的文件，学校和教师无权更改。这种统一集中的领导，不仅抹杀了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性，而且使学校建设成为千人一面，办不出特色，学生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8、在教学方法上，不仅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五段教学法，而且由苏联专家亲自指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7月号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普希金在评议会上的总结发言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对我国中小学教学，不仅是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教学法规范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即把课堂教学程式化、僵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学生发挥主动性。

俄语专业毕业论文最好写中俄对比之类的，好的题目就是成功了一半。最开始我也没计划不知道写啥，还是上届同学给的莫文网，有人帮助轻松好多试论俄语成语中的先例现象刍议中国俄语教学的发展俄语语用学的基本问题俄语语料库的新发展俄语在中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新时期高校俄语专业现状调查及专业改革发展方向苏联解体后的俄语（Ⅰ）黑龙江省高校俄语专业教育教学情况调研报告山东省高校俄语教育情况调研报告全国大学俄语教学情况调查俄语专业大学生学习情感障碍的原因及对策从онлайн的使用看俄语外来词的发展趋势当代俄语中的英俄复合词构词模式及俄化方式浅析俄语语言对比研究新景观关于俄语教学改革的思考质量、效益、特色——谈俄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再论俄语专业教学改革——兼谈俄罗斯学的建设俄语教学与互联网高校俄语专业学生俄语课堂焦虑状况研究俄语成语语义分类及语义中心研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影响很深远应该看到，加入世贸组织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有利于俄罗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为有效解决俄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于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首先，为俄罗斯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有效保证本国商品不受歧视地进入国际市场也成为了俄对外经贸政策的关注重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俄罗斯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同时也消除了贸易歧视和技术壁垒，从而能够加快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发展。其次，有利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际贸易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俄罗斯不再被排除在调解贸易争端的现代机制之外，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内的协调机制来解决贸易纠纷。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机制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俄罗斯可以提出对单独针对俄罗斯的反倾销措施加以修订或取消，从而大大减少因此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第三，有利于俄罗斯进行对外投资合作。世贸组织有关贸易投资的措施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俄罗斯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了可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俄罗斯还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影响，从而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其本国利益。第四，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俄罗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为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必须逐步对其相关贸易法规进行修改，使其与世界贸易组织法规和文件的精神相吻合。俄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与国际接轨后，还可以为加大吸引外资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可以更加便利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本国工业的竞争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俄语科学语体在科学技术情报和学术交流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苏联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在书面上都是用俄语科学语体表达的。所以,掌握好俄语科学语体是获取世界上先进科学与技术的可靠手段之一。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俄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俄汉语修辞格数量相差悬殊之原因浅析2、“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俄语教学创新研究3、语料库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科技风,2020(08):、杨柳青木版年画核心术语俄译研究5、高校教学改革背景下的旅游俄语课程教学创新研究6、俄语电影汉俄双语字幕在俄语学习中的作用7、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前苏联的翻译及传播8、汉俄网络广告中的语用预设浅析9、俄罗斯文学影视作品名的汉译问题10、大学公共俄语学习现状及策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为例11、汉俄职业委婉语中的语言世界图景对比分析12、俄语战争话语的特点与功能分析13、如何在俄语课堂中融入学科素养14、基于词汇联想的词块学习理论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5、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问题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