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模板人物分析

在英文论文写作中，常见的一种论文类型是人物分析，就是我们常说的Character Analysis Essay（人物分析论文）。这一类型的文章需要学生对人物角色做一个独特深入的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Protagonists (heroes):故事的主角。

Antagonists:是故事中与主角互相敌对的角色或组织，换言之、是反对主角的个人或群体。但对立角色并不一定都是反派角色。

Major:主要人物，通常每个故事中只有一到两个主要人物。

Minor:次要人物，他们对主要人物的形象有着对比衬托的作用，尤其是和主要人物处于对立面的人物。次要人物能力越强，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越突出，情节越跌宕起伏。

Dynamic(changing)：动态人物，即该人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

Static(unchanging)：静态人物，该人物不随故事发展而发生变化，通常为次要角色。

Foils:指在与主角形成对立的人物，通常通过这种对比，来凸显主角的某一特点。

分析人物描写，展示人物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展现人物个性的外貌、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等方面，来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深刻理解文章的主题。外貌、神态和动作的描写，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性格特征。

而语言的描写，可以刻画人物性格，使他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对心理细节的描写，可以直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内心情感，表现人物的思想品质和人物性格。

【摘 要】德莱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开始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飞速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也破坏了人们自然的生存环境，尤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腐蚀人们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人们对物质和财富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整个社会的精神圈都出现了危机和失衡。嘉莉妹妹也深陷欲望泥沼不能自拔，成为面临精神生态危机的千千万万个美国人之一。【关键词】德莱塞；嘉莉妹妹；精神生态危机；物化Abstract: Theodore Dreiser lived at the turn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when the doctrines of the consumptionism and hedonism were gaining momentum, when industrial booms on the one hand enabled people an enormous material enjoyment in life, on the other hand destroyed the natur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capitalist code of values undermined and eroded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life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whole society was stifled with avid material acquisition and morbid worship of money and fortune. The personal spiritual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al spiritual ecosystem were disrupted and endangered. Sister Carrie was only of the victims. This essay tried to interpreted and deciphered Sister Carrie’s choice of lifesty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de of values and spirit ecosys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that words: Dreiser; Sister Carrie; spiri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materialized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艾伦·泰特把他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称他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三位小说家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在于真实而有力地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残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人之间更加冷酷的金钱关系。他的小说《嘉莉妹妹》描绘了一位农村姑娘嘉莉，移民到芝加哥城市，不名一文，却深陷欲望泥沼，先后和两个男人同居，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德莱塞生活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大行其道，人们对物质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人的精神受到污染，处在精神危机的边缘。弗罗姆说“过多的有用东西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人口。在精神健康意义上，20世纪比19世纪甚至病得更厉害。”(弗洛姆73)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随资本主义和都市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嘉莉的美国梦，她成长和发迹的过程，最终的迷惑、空虚和精神危机，无数的美国人、美国女性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德莱塞在作品中采用一种像科学家般只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所暴露的丑陋和危机，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物质商品化·心灵拜物化1860年至1865年的内战之后，美国的工商业迅猛发展，为了维持这种发展定制的移民政策已经在改变旧式的美国，美国从一个田园式的农村农场国家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万猛增到七千六百万，并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镇在一夜间兴起，不到十年就扩建为大城市。芝加哥最引人注目：1833年还只是个仅有三百五十人的村落，到1870年，已增至三十万人；1880年又增至五十万；1890年竟超过百万大关，发展速度之快惊人，似乎已无法以常规来衡量。庞大的工业才兴起，就被更庞大的工业吞并，置于千头万绪的金融资本控制下；少数几个豪富如：卡内基、弗里克、落克菲勒等显然是靠别人养肥了自己，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或世界各地的无依无靠的贫民移民涌进纽约、匹兹堡、芝加哥等城市，在城市中形成贫民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远远不能满足像潮水般从各地涌进的移民人口的需要。无数工厂浓雾滚滚、垃圾堆积成山、工业废水危及生命、噪音让人无法入睡。如德莱塞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新建筑物上的铁锤声随处都可听见”“The sound of the hammer engaged upon established erection of new structures was heard everywhere heard.”(Dreiser11) 这种跨越式、掠夺式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受制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文化的基础。对于人的生活质量来说，环境质量是一个必要条件。”(罗尔斯顿4) 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在不知不觉中向与环境成有机一体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蔓延，造成“精神污染”或曰“精神生态危机”。 如果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那里还有带有浓重色彩的禁欲和节俭，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那里，“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开始慢慢枯死，让位与世俗的功利”，“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变成一只铁的牢笼”。(韦伯138,142) 因而拜物化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它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即人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异己的对象盲目崇拜。在商品化的社会中，人被完全指代为“消费者”。消费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最大的快乐，甚至成了像抽烟、酗酒、吸食海洛因一样顽固的瘾嗜。中产阶级的家庭购电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男人戴手表、抽雪茄烟，女人买化妆品和时装。在连锁店或者超级市场里到处都可以购买到半成品食品。广告商则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经纪人，他们在为产品做广告时赋予产品以魅力和影响力。”(Current 715) 商品和广告影像“教会了人们根据商品市场来定义自己的需求和生活风格。”(Parenti 65)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想象力被广告和媒体所左右。(Parenti 65) 。最能说明消费热潮的是美国人以疯狂的态度对待日渐普及的汽车，“汽车已不仅是运输工具，而且成为第一个全国都着迷的消费品”。 嘉莉在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脑子里充满了对物的梦想，而不是做苦工。推销员把芝加哥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扣着很大镀金袖纽，上面镶着叫做‘猫儿眼’的黄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背心的口袋外垂着精致的表链…”(Dreiser 3)。这种用金银和物质堆砌起来的时髦的外表，以及鼓鼓的钱包，使嘉莉朦胧感觉到他就是财富世界的中心。置身芝加哥这个富丽堂皇的繁华大都市后，嘉莉她完全迷失了，她认为“城市是为女人提供了一切使她生色的东西——财富、时髦、安逸”(Dreiser 18)，她“对耀眼的陈列着的饰物、服装、鞋子、文具、珠宝等商品非常羡慕”，(Dreiser 17)“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Dreiser 17)“精致的拖鞋和长统袜子、优美的绉边衬衫和花裙子，花边、缎带、发梳、荷边，一切都牵动她的个人欲望”。(Dreiser 17)当杜洛埃提出要与她同居时，她经受不住物质和金钱的的诱惑而投入他的怀抱:他邀请她到大饭店就餐，给她买新衣，带她去剧院，并承诺他们将有新车。虽然“欲望”从内部解释了嘉莉的动机，而崇尚金钱、物欲横流的城市则是诱惑嘉莉并改变其命运的外在原因，为了真正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湮没于人群之中，她必须或者自食其力或者寻找能够依附的男人。微薄的收入在强烈的物欲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而一旦自食其力的愿望成为泡影时，她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过着不是妓女的妓女生活。精神真空化·行动无能化如上所述，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精神领域，“宗教信仰已经不能像支持老一代人那样支撑年轻一代了。”与此同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认为科学会是宗教的强有力的替代物。”(Elliott 527) 并且深信：“先进的、卓越的工业技术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Elliott 715)在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消费意识形态逐渐占上峰，“强调花费和位置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理论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崇尚生活中的享乐和满足”。( Spindler 108) 如果说马克·吐温、豪威尔思、詹姆斯等三四十年出生的作家保持的是工业前达尔文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人公可以进行道德选择，可以通过选择定自己的命运但对70年代的作家德莱塞而言，中产阶级道德已经无关紧要，个人无法把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物质生存远比精神完美更加重要。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的，科学技术将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精神家园”(绍伊博尔德165) 。嘉莉就处在这样一个精神的“真空状态”。一方面，“上帝死了”，传统的清教道德和信仰框架被打破，另一方面，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找到新的可以依赖的，聊以慰藉心灵的精神力量。更为严重的是现代工业物欲文化和商品经济又堵塞了人们的心灵渠道，腐蚀了人们美好、淳朴的感情，由此形成精神的荒漠。嘉莉是一位只顾享受，“强烈的欲望指向哪里，她便走向那里”(Dreiser 58)的姑娘。她关心的永远是“与金钱、容貌、衣着和娱乐有关的事情”，“善于学习有钱人的派头——有钱人的外表。看到一件东西，她立即就了想了解，倘使弄到手便能把自己打扮得怎样漂亮”，(Dreiser 77)“华丽的衣服对她有巨大的诱惑力”。对于物质过分的执着和痴迷，仅仅从本能的欲望是无从解释的，更多是社会熏陶以及对生活耳濡目染的结果。这个时期，城市工业的发展把城乡生活水平大幅度拉大，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在妇女身上，城市革命之后，城市里产生了一批相当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妇女。“20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男女一起在公共场所游玩，如上戏院、看电影、跳舞和逛公园，慢慢成为都市生活的一大景观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标志。”（Evans322）而在农村，“除了少数大庄园的大家闺秀之外，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过着‘日出劳作，日落息工’的生活。” （王恩铭67） 这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为后来大批农村姑娘告别乡村、投奔城市埋下了种子。嘉莉妹妹是来自贫穷农村的成千上万的姑娘之一。如小说中描述的有钱人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嘉莉有着强大的诱惑力，而“农村”和“劳动女性”双重压力使她在社会中处在无奈的劣势地位。 城市中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妇女担忧的是怎样通过逛剧院、购物等娱乐来打发她们的“多余”的空暇时间，那么像嘉莉这样的劳动妇女烦恼的是怎样找到工作生存下来。当劳动妇女外出寻找工作时，她们最关注的是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待遇乃是其次。对嘉莉而言，“只要薪水，比如说开头的时候五块周薪，那么干什么都可以”。(Dreiser11 )她作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更容易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即便是种报酬极低的工作，嘉莉也因为一场病，请了几天假而最终被解雇了。经济飞速增长的代价是人们尤其是像嘉莉这样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普遍感觉到“不能主宰自己的日常活动”个人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控制和压迫，个人是行为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依赖成性，引发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初到芝家哥时，她感到自己“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落入了狂涛翻滚的无情大海”。(Dreiser8 )找工作无门时，觉得“这个商业区从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峻而冷酷无情。她似乎已经没有门路可以投奔了，这场斗争太激烈了……”(Dreiser20 )嘉莉面临的选择是：继续把自己当作芝加哥无特殊技能劳力市场上的商品，以处女之身穿着雪水透入的廉价靴子在大风横扫的街道上跋涉呢，还是满足德鲁埃的肉欲，成为身价稍高的商品呢？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是没有做出努力，而是她的任何努力，最终都是无力和苍白的。这种无能感和无助感将她推向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边缘，推向了德鲁埃和赫斯渥。尽管那个时期妇女的生活的地平线开始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可以说“美国妇女身上已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妇女的独立自主性，其最大的特大特征是追求个性、向往自由、充满信心、敢于创新。”( Rosenberg25-35) 但与当时的男性相比较，美国的妇女地位仍相距甚远。著名的女权主义夏洛特·戈尔曼说，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地位取决于，“与她们相关的男性的社会地位。” (Gilman10) 20世纪初时，美国主流社会在评判男性社会时，主要是根据他所从事的工作，而评判女性社会时，则主要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讲，20世纪初的美国妇女仍处于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女人需要依附男人，更要依附于有金钱和地位的男人，能依附怎样的男人可以决定女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无衣食之忧的中产阶级妇女尚且地位如此，更何况是她这样一个孤立无助，身无分文，一无所长的年轻女孩。因而，嘉莉的选择是自主的，说是她的选择，毋宁说是社会的选择，是环境的选择。如果她有任何的罪恶，有任何的不道德，遭到任何的非议的话，更应该批判和诅咒的是这个日益物化和实利化的社会。观念实利化·生存疏离化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理性化和实利化，金钱和利益成为人际关系转移的标准和准绳，乡村式的亲切的、单纯的微笑的面庞，在城市开始变得模糊和遥远。人们体味到的是城市文明的残酷与薄情。人们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形成极端不健全的人格。以至于血溶于水的血肉亲情在强大的金钱攻势面前也化为了泡影。嘉莉的姐姐接受她来芝家哥仅仅是因为“她要自找工作，自付膳食费”，“她每周付房钱四块钱房钱”，就可以为她省下不少钱。对他的姐夫而言，嘉莉“在不在和他是不相干的。她的到来对他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他只关心家里多一个人挣钱，而不关心别的。”而她失去工作时，她姐夫又急不可待要送走她，生怕给他自己增加任何的麻烦和负担。商业化城市化、使现代人“从自然中被错置出来，失去了与基本的自我感的联系，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金钱与官僚机构代替了自然产品和感情，人完全被金钱所控制。”(Lehan61) 在嘉莉妹妹中金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嘉莉这样一个去芝加哥谋生，贫穷而又充满欲望的农家女来说，钱是得到她渴求的生活中的一切东西的手段。 著名评论家克拉克·米切儿说：“德莱塞在欲望和都市之间划上等号，他对都市描写的细致，可谓前无古人，德莱塞成了美国城市生活最伟大的记录者。”(67) 城市一开始发展，对它的赞扬和诅咒就同时存在着。城市代表着人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把人的秩序强加到由神力创造的自然秩序中。城市人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和集散地，也是诸多“工业文明病”产生与传播的源头。城市的人文和道德环境促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加剧了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当时的美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赖工人，每天按时到工厂打卡上班生产，不再只依靠农民按照大自然缓慢的季节变更次序进行耕作，” (Elliott717) 每个人不过是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小钉子，自我和个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利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4)大资本家的工业生产流水线和上下班的打卡机等等很大程度是由机器控制人的行为，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们远离自然，只与自己的制造是商品，诸如尼龙、涤纶、塑料、涂料、钢筋、水泥、汽车做着单一向度的独白。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问理论被用到社会生活领域，过度强调和滥用竞争，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同情、无私奉献等情感击得粉碎。嘉莉来到芝家哥之后面对是工业化、机械化、物质化、商品化，她失去了人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土地和自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方向。在这样的社会中，连最为复杂的两性关系也被简化了，生物性代替了精神性的爱欲，性的技术取代了爱的艺术。爱，几乎全部被成功的清除去。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男女之间共同建筑一种亲密关系，共同分享趣味、梦想、憧憬，共同寄希望于未来和分担过去的忧愁——所有这一切似乎比共同上床更令人害羞和尴尬。” (38) 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和物质的交易。女人也被视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性也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年轻、漂亮的小妞除了能满足男人的性欲外，更能在深层次上满足他们占有和炫耀的欲望。在杜洛埃的眼中女人就像陈列在橱窗中的商品一样，“他在街上留心一些服装时髦或容貌俏丽的女子，对她们品头论足”。而当赫斯特伍德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衣着考究，生活奢侈，竭力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生理的需要。他撇开相伴多年已经徐娘半老的妻子，而钟情于年轻貌美、听从自己支配的嘉莉。男人富有时女人们投怀送抱，一旦千金散尽时，也就是遭遇遗弃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嘉莉为什么“根据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来划分界线，认为穿礼服的是有地位的，有道德，有声望的人物，穿工装裤和短外套的都是些丑陋的人，连看都不值得一看”（Dreiser31）。一旦遇到比“旅行推销员”德鲁埃更有钱，更有地位的豪华餐厅经理赫斯特伍德之后，她毫不犹豫得更换主人，而赫斯特伍德为了她背井离乡，最终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时候，又被她无情抛弃。在这个经济转轨，文化转型，整个社会被“物化”，精神被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嘉莉对物质的欲望，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价值观的熏陶下，极度膨胀，加上精神生活又极端空虚，一无所长的她，只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换取实际的物质和奢侈的生活。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必然会走向消亡。”(4)美国评论家法瑞尔也不加掩饰地说，嘉莉做出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社会邪恶熏陶的结果。他说：“嘉莉走得是一条典型的道路。那个时期，城市对农村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时期，她离开了农村，眼看着自己被抛进了芝加哥的混乱世界。她可以高升，可以得到豪华的服饰与奢侈的享受。但这些只能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才能到达。”( 龙文佩322) 【参考文献】[1] Elliott, Emory,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1] Dreiser, Theodore. Sister Carrie. Beiji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y Publishing House, 2002,12. [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Rolston, Holmes. Environmental Ethics. Yang Jintong.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4.[4]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6] Parenti, Michael. Inventing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有了理想执着努力，但却认不清现实 近乎执迷且鲁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