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冯契毕业论文

冯契，原名冯宝，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个人的哲学著作是10卷本的《冯契文集》。 自40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二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原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of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按冯契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二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二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二个问题，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他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冯契，原名冯宝�，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个人的哲学著作是10卷本的《冯契文集》。 自40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二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原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of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按冯契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二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二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二个问题，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他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德国康德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生平概述伊曼努尔·康德生于1724年4月22日，1740年入哥尼斯贝格大学。从1746年起任家庭教师4年。1755年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在此期间康德作为教师和著作家，声望日隆。除讲授物理学和数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8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764）、《把负数概念引进于哲学中的尝试》（1763）、《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唯一可能的根源》（1763）。所著《视灵者的幻梦》（1766）检验了有关精神世界的全部观点。1770年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同年发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从1781年开始，9年内出版了一系列涉及广阔领域的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短期内带来了一场哲学思想上的革命。如《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1793年《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出版后被指控为滥用哲学，歪曲并蔑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于是政府要求康德不得在讲课和著述中再谈论宗教问题。但1797年国王死后，他又在最后一篇重要论文《学院之争》（1798）中重新论及这一问题。《从自然科学最高原理到物理学的过渡》本来可能成为康德哲学的重要补充，但此书未能完成。1804年2月12日病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早，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就告别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汀(354-430)并列称为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生平概述2：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K?nigsberg)，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在任助教期间，康德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黑格尔姓名：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出生： 1770年8月27日（德国斯图加特）去世： 1831年11月14日（德国柏林）学派/流派： 黑格尔主义主要领域： 逻辑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学受影响于： 亚里士多德、安瑟伦（Anselm）、笛卡尔、斯宾诺莎、歌德、伯麦（Jacob Boehme）、卢梭、康德、费希特、谢林施影响于：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鲍威尔（Bruno Bauer）、托洛茨基、布拉德雷（）、汉斯·昆（Hans Küng）、海德格尔、萨特、巴特、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生平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首府斯图加特。18岁时，他进入图宾根大学（符腾堡州的一所新教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与荷尔德林、谢林成为朋友，同时，为斯宾诺莎、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和 法国大革命深深吸引。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 1831年在德国柏林去世。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与史诗诗人荷尔德林和客观唯心论者谢林同一时期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在深入观察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演进过程后，三人合作致力于对康德及其后继者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黑格尔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精神现象学》。在世时出版的作品还有《哲学全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其他有关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美学和哲学史的著作则是在他去世后，根据他当年演讲时学生所做的笔记汇编而成。黑格尔的著作以其覆盖面之深广而享有盛誉。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来理解哲学的历史和我们身处的世界本身——在黑格尔，这个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行进，其中每一个相续的运动都是为解决前一运动中的矛盾而出现的。”例如，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为是绝对的初次，它也是绝对的激进的：在革命消灭了它的对立面后，革命所唤起的暴力高潮无法自我平抑，结局是无路可去的革命最终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毁于残暴的恐怖统治。然而，历史总是在对过失的自我学习中前行的：正是这种经验，也只能在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职责，又能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宪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现。在《历史哲学》的前言中，黑格尔阐述：“哲学表明，意识是存在于它无限多个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意识是存在于自由的、无限多的形态之中，而对立的抽象内省的形态只是它的一种反映。意识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有个性的，仅仅属于精神。”所以作为单独概念的“意识”，由两部分组成，两者都各有无限多个“形态”，一部分是原则性的，另一部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反映，所以他又说：“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事物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对事物具体反应的抽象概念。” 他同时说：“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同，对事物的反应也不同，和原则性的意识有所偏移，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偏移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取决于他的正常状态，取决于他对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这种概念的程度，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所以，虽然黑格尔的语言很难懂，但他阐述了形而上学必须要研究每一个事件中的命题和反命题如何联系的机制，因此必须要比较每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们的原型，了解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的地方。 黑格尔对人类社会抱有一种有组织性和目的论的观念，他的著作语言丰富而难懂，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非常令人迷惑。不仅如此，他的观念和现代知识界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正相反。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象征着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之要义，因此，对于那些因看到自由主义在承认个人需求、体现人的基本价值方面的无能为力而觉得自由主义正面临挑战的人来说，他的哲学无疑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黑格尔的遗产黑格尔的学说在后代很长时间内一直引起争论，他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几乎任何学派都对他的学说给予肯定或提出批判。历史学家将黑格尔学派分为两个阵营，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是柏林汉博德大学的追随者，他们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伦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黑格尔的名言“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我们可以断言，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此句出自《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对现实的抽象就是对现实的毁灭”(Abstraktionen in der Wirklichkeit geltend machen, heißt Wirklichkeit zerstören.)笛卡尔一、笛卡儿生平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的一个贵族之家，笛卡儿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笛卡儿在豪华的生活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他幼年体弱多病，母亲病故后就一直由一位保姆照看。他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父亲希望笛卡儿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学家，于是在笛卡儿八岁时，便将他送入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学校，接受古典教育。校方为照顾他的孱弱的身体，特许他可以不必受校规的约束，早晨不必到学校上课，可以在床上读书 。因此，他从小养成了喜欢安静，善于思考的习惯。笛卡儿1612年到普瓦捷大学攻读法学，四年后获博士学位。1616年笛卡儿结束学业后，便背离家庭的职业传统，开始探索人生之路。他投笔从戎，想借机游历欧洲，开阔眼界。这期间有几次经历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次，笛卡儿在街上散步，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数学题悬赏的启事。两天后，笛卡儿竟然把那个问题解答出来了，引起了著名学者伊萨克·皮克曼的注意。皮克曼向笛卡儿介绍了数学的最新发展，给了他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与皮克曼的交往，使笛卡儿对自己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探寻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的、具有普遍使用性的方法，以期获取真正的知识。据说，笛卡儿曾在一个晚上做了三个奇特的梦。第一个梦是，笛卡儿被风暴吹到一个风力吹不到的地方；第二个梦是他得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第三个梦是他开辟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这三个奇特的梦增强了他创立新学说的信心。这一天是笛卡儿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有些学者 也把这一天定为解析几何的诞生日。然而长期的军旅生活使笛卡儿感到疲惫，他于1621年回国，时值法国内乱，于是他去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地旅行。1625年返回巴黎，1628年移居荷兰。在荷兰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笛卡尔对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通过数学家梅森神父与欧洲主要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是在荷兰完成的。1628年，笛卡尔写出《指导哲理之原则》，1634年完成了以哥白尼学说为基础的《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一些看法。1637年，笛卡儿用法文写成三篇论文《折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并为此写了一篇序言《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哲学史上简称为《方法论》，6月8日在莱顿匿名出版。1641年出版了《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重要著作。二、笛卡儿的成就笛卡儿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在其一生活动中则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哲学方面：笛卡儿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提出怀疑一切的“系统怀疑的方法”。但他还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论证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存在。他认为上述两实体都是有限实体，把它们并列起来，这说明了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上，他是典型的二元论者。笛卡儿还企图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笛卡儿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主张唯理论，把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演绎法应用于哲学上，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提出“天赋观念”。笛卡儿的自然哲学观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同时他又认为，除了机械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存在，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后来成了欧洲人的根本思想方法。最著名的思想就是”我思故我在”。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Descartes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Descartes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笛卡儿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