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人物毕业论文

论林黛玉的矜持及其文化意蕴摘要：林黛玉在《红楼梦》描绘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具时代的典型意义，她作为封建末世的古典女性，虽有着一定的追求自由的叛逆意识，但同时也潜藏着封建礼教的阴影，这种阴影在“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林黛玉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矜持。她的矜持具有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它是美学的、伦理道德的、历史的、心理的。关键词：《红楼梦》；林黛玉；矜持；文化艺术内涵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形象，她生活在封建末世，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古典美女，她为恋爱而生，为恋爱而死，孤傲任性等等，这些都是历来评论家们对她的艺术概括。然而在这个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身上，似乎还潜藏着一股暗流，那就是封建礼教逼迫而成的淑女风度，这种风度便是林黛玉的矜持。本文将从各种角度分析林黛玉在爱情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矜持，揭示其丰富而又深刻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艺术内涵。一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草的化身，她具有天然的灵性，而赤霞宫神瑛侍者用甘露对她的灌溉，使她的一生饱含爱的诗情。她为爱而生，却又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无法选择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她经历了一场爱情劫难之后，带着她未了的爱而魂归离恨天。正如蒋和森先生所说：“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1]爱情，是林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至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与贾宝玉同气相求，互为知己。青梅竹马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一片真情，他把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忧愁病痛放在心上，对她在意下心，呵护唯谨。他也是真正关心和了解林黛玉的人，他不仅知疼知热，护短争长，还深知黛玉的心思，懂得她诗中、话中甚至形体语言中包含的深义，他是黛玉的知心、知己和知音。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但黛玉却并未因此而真正幸福，她不得不在自由的恋爱中诚惶诚恐，坚守着一条心理防线，直到她生命结束。因此，在恋爱中，不管是初恋阶段还是热恋阶段，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文本有关于宝黛爱情的情节中就有许多例子，每个例子都蕴含着作者别有用心的深意，是人物在各个生活场面展现出矜持的实证。第一，宝黛共读《西厢记》。文中描写，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这里，曹雪芹的才子之笔用了极精当的词语把一个贵族少女那种娇羞嗔怒的神态语言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笔墨并不是白费的，曹雪芹的妙笔是要展示林黛玉矜持而动人的一面。第二，凤姐打趣，宝玉失态。在二十五回有这样的描写，凤姐对黛玉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这是一处。另一处是，“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这种描写看似细微却不难看出曹雪芹的苦心，林黛玉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描写中丰满起来的，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流露，她的表现极其细微含蓄，不细心的人是很难描写出这种心理变化的。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细腻之笔。第三，探黛玉，比鸳鸯。二十六回，宝玉去探黛玉，黛玉在午休中说了一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好被宝玉听到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接下来便是宝玉的言语造次了。他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在这个例子中，也许很多人都会替宝玉感到无辜，可以讲，他的言辞是一种进入“忘我”境界的自然流露，他那么爱黛玉，疼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取笑之心呢？这只不过是黛玉自尊而害羞心理在作怪，使她一次次为维护其淑女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矜持。宝玉的意思，黛玉是愿意接受的；她不能接受的是宝玉的表达方式。一个大家闺秀，不能随便让一个异性开玩笑，尤其不能让一个异性用轻佻的口吻称之为配偶。传统强调明媒正娶，所谓明媒正娶，即旨在以仪式的庄重性提高女性的身份和婚姻的严肃性。可以看出黛玉对身份是很看重的。第四，吵架过后有关宝黛的各个场面。在宝黛最大的一次吵架之后，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两个人在那里流泪时，因宝玉忘了带手帕，黛玉摔了手帕给他，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还是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一个例子最能证明黛玉的矜持，本来两个人和好了，黛玉摔手帕给他，这本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情人之间的爱的表示，而宝玉拉她的手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更进一步的亲昵，但黛玉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骂宝玉涎皮赖脸的不懂道理，其实她这里的“道理”就是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可以说，这是黛玉第一次采取了自觉意识的语言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矜持的淑女形象。她的矜持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也有个成长过程，长大了就没有小时那种亲密，这是女孩自觉意识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化。同时他们的爱情也渐趋成熟，黛玉的矜持也表明她越来越矛盾和痛苦。正像王昆仑所讲：“越当爱情需要发展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封建礼教束缚的严紧，因此使这姑娘表现出爱悦的反面。……宝黛之间开始了内心与行迹两方相矛盾的痛苦了。”[2]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在人前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这时她所惊者乃宝玉在人前称扬于她，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再有就是宝玉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她后来又因自己的话而后悔，看到宝玉急得一脸汗，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这是何等的矛盾！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黛玉去看他时，知道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就要走，她怕被看到她因为哭泣而肿得像桃儿一样的眼睛，怕别人取笑她。第四十五回，黛玉因为自己说了“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这句话的未忖度而后悔，羞的脸飞红。等等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说明黛玉内心深处的那一方不可侵犯的领土，那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都有的道德意念，林黛玉也有，在这一方土地上她用自己的尊严搭建起一座城堡，里面就住着她的矜持。综上所有的例子，可以看到黛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矜持，不是脸红就是生气，不是着急跺脚就是流泪。然而这些无意识的动作表情只能说明林黛玉的纯真直率。她叛逆，但她也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也是个大家闺秀，在她的骨子里这种烙印是去不掉的，只是她比其他女子表现得较为自然而耐人寻味而已。这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他塑造了一个更完美的古典美女，让她更真实地体现时代的内容。用红学家的话来概括为：“这一艺术形象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3]林黛玉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矜持，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她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女性美的体现，但林黛玉的这种美却是在矛盾中体现的，她敢于冲破一些禁忌和宝玉自由恋爱，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确实令人心动而怜爱。她的这种矜持给她增添了许多女性阴柔美的韵味。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有其矜持，例如宝钗，但她的矜持是对封建礼教的绝对遵从，是与封建势力水乳交融的一个淑女形象，她总体上端庄稳重，却没有少女纯真的性情，像封建社会铸造出来的木偶一样，很骄矜，造作。林黛玉总体上却是天然去雕琢的纯真美，在她可爱的叛逆中时而无意识地表露出她的矜持，这种矜持是在矛盾中产生的，那些例子证明，她在渴望宝玉的表白与害怕中挣扎，种种矜持是她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无意识体现。尽管说她的矜持是必要的，但也使她在爱情中失去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悲剧。这也是王昆仑先生所说的宝黛恋爱的深刻和特殊之处，“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在特殊环境的规定之下，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严石重压下的激流，浓云包围中的暗月；具体说，他们只能有无声的渴望，过敏的猜疑和浪费的争吵，而不能有现代人的明朗通畅。”[4]这就是那个时代必要的矜持。在爱情中，林黛玉是矜持到底的，她最后毅然地绝粒，以求速死来对那个阴冷而潮湿的社会作最高形式的抗议，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最矜持的一种抗议。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黛玉在与宝玉的接触中也有很多不避嫌的地方，像第十九回中就写到有一天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宝玉将黛玉唤醒，和黛玉歪着说话儿，乃至宝玉将两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关系还只是处于朦胧中的初恋阶段，他们这种亲密是一种自由活泼的接触。他们自小就被贾母安排住在一起，青梅竹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自小与别人不同，像第二十七回宝钗的想法所暗示的那样：“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在长辈们的眼里，那时的他们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兄妹，他们并没有拿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行为，基于此，宝黛之间自然就有较多的自由恋爱空间，也就有了较多的不避嫌之处。然而，如上文所述，黛玉的矜持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当她越接近当时一般女子的结婚年龄时，她的矜持就日益凸现了，上述例子已证明。但如第五十四回中写到的这种例子，即贾母命宝玉为姐妹们斟酒并要求他们都要饮干，而宝玉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这一不避嫌的举措应是她性格中任性反抗的一面，这一面我们并未否认，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她骨子里尚存的矜持。若深入体味，这应是她与宝玉之间一个默契的地方，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只能说明他们的情意之深。二从传统文化的审美艺术角度来看，以矜持端庄、温文尔雅为特征的女性美观念是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塑造理想女性形象时的自觉意识。到曹雪芹的笔下，尽管有所突破，但还不彻底，因此林黛玉的矜持是曹雪芹在塑造时抹不去的传统女性美观念意识驱动下的一个投影。从美学上来分析，这个投影是优美而可贵的，不仅是一种神韵美，也是一种情态美。但不管是文化层面还是美学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相联系的，因为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展示的多方面的美学内蕴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对女性德、容、言、功的要求密不可分。作为小说家，其创作心理必然带有时代性，曹雪芹生活在清代，清代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氛围难免会影响他的思想，进而影响他所创作的人物。就他对女性美观念这一思想意识而言，发展到清代，在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必然带有其时代的审美准则。综观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历史上开始对女性行为规范，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规定，所贯穿的思想：一是男女有别，一是男尊女卑。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就包含着许多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容。像孟子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赞同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而对某些不得不“相授”的行为，则提出了“礼”与“权”的行为准则。像这类例子的著述还有很多，总之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基本上是轻视的、贬低的。秦汉时代，国家开始以法令的形式推行礼教。就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而言，强化了女性的“贞”的意识。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女教书，这就是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在这些传统的集体意识的熏染下，随着社会对女性“德行”的关注，特别是女教书的流播，明清时代逐渐形成了女性美的另一传统，即注重品德修养，强调内在气质与外在举止相统一，以端庄、文雅、谦和、含蓄为外在特征，以深切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内在特征的女性美传统。这种女性美的标准渐渐地就演绎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致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女性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曹雪芹毫无例外地也以这一模式去构造他的人物形象，像宝钗、李纨，她们都是端庄谦和的典型，而黛玉，则是作者力图突破固有的审美模式但有所保留的叛逆女性，事实已证明黛玉也是那一时代的一个淑女，是一个独特的古典淑女，前面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林黛玉她矜持含蓄的一面。曹雪芹保留了这一面必要而能体现女性优美的旗帜。黛玉的美正如一评论所言：“她全然是浸透着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精神传统的优美形象，是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杰出诗人所熏陶出来的有着浓郁诗人气质的少女，是一个相当诗化了的清气逼人的人物，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韵美，有着惊世骇俗的独特风采。”“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物，显示了一种综合美，既不缺乏女子所特有的温柔，缠绵，更有着一般女子所难具有的某些似乎只属于男子的可贵品质。”[5]另外，林黛玉在爱情中的娇嗔矜持，实际上也是对宝玉爱极了的表现，是“情重愈斟情”，是“求全之毁”。她的平等观念使她决不容许宝玉不专情于她，而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又不敢正面表白爱情，所以只得以或哭或恼的方式去进行试探，同时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正好表现了女子所特有的情态美，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第八回回前所评点：“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西方美学重视空间感，中国美学则重视生命感，表现在东方艺术非常着重“灵”而排斥“肉”的诱惑，中国艺术不管其内容所反映是什么，都有一个“灵”在跳跃，中国人对人的评价，向来注重的是气质、风度、人格、教养等。林黛玉的矜持正体现着一种教养和人格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人格美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6]林黛玉在人格上的尊严使她一心想着宝玉，却又不明说，也不许宝玉挑明，在那里一味相思，埋怨伤心，生病。这即是其内在气质与外在特征的糅合体现。可以说，人品的外表神态和内在素质的一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三《红楼梦》写了宝黛爱情，但不仅仅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为的是写使他们爱情一波三折的背后东西，曹雪芹刻画林黛玉的矜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其古典含蓄美，为的也是写使她矜持背后的社会内容。曹雪芹结合清朝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来塑造贵族少女林黛玉的形象是反映现实的。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映着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林黛玉之所以矜持，用蒋和森的话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7]那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层岩”呢？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矜持”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最动人之处和文本的精粹所在。《红楼梦》孕育和诞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号称极盛的康、雍、乾时期，是封建中国最后一度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歌舞升平，政局稳定，而骨子里却充溢着沉积已久的历史苦闷和难以界说的种种骚动。古老的封建中国在政治伦理中心和宗法小农经济的控制下，已绵延了两千年，时日既久，生机渐衰，为在封闭的旧壳内谋求稳定的局面，无数的士人怀着“补天”的理想走完了艰难的一生：程颢、程熙、朱熹、方孝孺、张居正、黄道周……历史发展的悲剧内涵令人沉思。而明代中叶带有异质倾向的局部商品经济和个性自由的呐喊，随着明末的动荡和清兵入关，亦已萎缩成心理的潜流。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探索者陷入迷茫之中，即使有个别敏锐的士子感悟到“天”已残破难补，但却无法从历史发展的理论高度解释盛世内衰的具体内涵，无法跳出或回归、或虚无、或放纵这古老中国晚期探求者的三界五常。文学上，经过明中叶感情的高扬，易代之际发生了变化，变得历史反省的意味很浓：深沉、冷静而又感伤苦涩。《桃花扇》、《长生殿》、纳兰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风雨凄凉、人世沧桑的喟叹映现出一个阶级层共同的时代感受，那正是近于绝望的、飘零无根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悲音。①这是沉郁的历史大背景。林黛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诞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她寄托着文人士子的情怀，而就她的矜持这一点来讲，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人在追求个性自由中不定时的窒息。难以摆脱的大背景是造成这种窒息的闷气。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于是林黛玉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内心总存在着一股阻力，使她做出一些并不希望出现而又不自觉要出现的矜持，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个性生命序的深层设计。爱情，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封建统治者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伦理道德往往是和历史相结合的，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包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所有出现的深刻问题都会形成一种历史气质，历史心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历史的演变下形成的气质同样会强加于每个人，进而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例如封建社会强加于人，进而内化为当时女性自觉意识的“淑女”气质。所谓“封建淑女”，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严格的界定，即使从《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算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它的内涵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封建道德的辞典里，满足“三从四德”的要求，符合“德言工容”的标准，在“才”与“德”的关系中，又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这样的女子，是大体可以称作“封建淑女”的。虽然明清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李贽、颜元、汪中、袁枚等都曾就妇女的“节”、“礼”、“学”、“见”等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但整个社会的总体看法并未能因之改变。②黛玉身上也无疑保留了“封建淑女”的部分气质特点，但又基于个人修养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风尚，她是一个“淑女的理想化”人物形象。黛玉渴望和追求心中“美好”的真谛、纯真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传统的无形压抑，以及封建家族的重重阻挠，在无限凄苦中魂归离恨天。如果说《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导致黛玉矜持一面的大背景，那么说贾府环境则是不可忽略的具体背景。大背景笼罩着整个社会，具体的环境则是大背景的现实体现。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贾府自有一定之规，即“凭他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教来的”，“若一味地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在讲究“横竖礼体不错”的贾府，面对这条绝不含糊的硬指标，孙辈的外来客林黛玉更无特殊化的任何理由。她来到贾府之后，且不说集体无意识的驱动和特定环境的暗示，单就客观条件看，贾府也并未对她放任自流。抵达当晚，贾府就配齐了整套侍从班子，其中包括“凡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皆教之”的四位教引嬷嬷。此外，长辈平辈甚至丫环也不时指点。而大观园看似众姐妹自由的天地，但它始终是在贾府的围墙之内的，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它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拘役女儿们、使她们行动不得自由活动的牢笼，就如同龄官对提着笼中雀的贾蔷说的：“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在大观园中，林黛玉无疑是最具自我意识、最具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但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即使她借以嘲笑、挖苦他人的思想前提仍是深深依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她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于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总之，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林黛玉的矜持表现是必然的。她的.....................参考文献：1、[1][3][7][8][9]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林黛玉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4]王昆仑文集•林黛玉的恋爱悲剧[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8。3、[5]蒋晓兰，论林黛玉的真与美[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6]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注释：①本处论点参阅了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7页。②参阅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版。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就作品而言有两座高峰，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被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自元末明初起，即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盛誉，明末清初的大批评家金圣叹将它列为“六才子书”加以仔细评点。《西厢记》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它的现实主义意义有很大关系，相对于《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爱情，王实甫在《西厢记》的中的现实主义情结确定了它的重要地位。 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有很多，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只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杰作。而《西厢记》则以其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1、真实可信的故事 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的相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当时莺莺和老夫人“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 而张生则是“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拜访其同郡同学的武状元杜确。如此自然而然的巧遇，也是故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在古代发生的几率很高，是由于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礼教所造成的。在那个时代里，“男女授受不亲”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女子如果多看男人一眼，都会被认为是荡妇，下贱，会被正人君子所不齿。女子的情感只能被压抑着，不能有所表现。那些文弱书生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他们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金榜题名。在十余年的“之乎者也”的熏陶中，更视男女关系为祸害。大门不出的千金小姐与寒窗苦读的书呆子一旦相遇，难免产生心灵的碰撞，有了情感的宣泄口。 莺莺的美貌和其知书达理让张生着迷。而张生的才情也是莺莺心中理想的丈夫人选。一见钟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青年男女的心灵感应。 除此之外，剧中“惊艳”一处和“借厢”之事的描写把和尚描写得“世俗”许多，但这使故事更加生动真实。如： 【斗鹌鹑】 寺院本是清静之地，法本留老夫人一行皆因此寺由相国修造。法本是出家之人，应知男女授受不亲，而他却又借厢于张生，由此看出其难脱世俗的一面。而张生借厢名为“备考”，其实只为莺莺。这对一个年轻小伙来说，见到如此佳人，动心也是常情。凡此总总，都使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大大增强。 2、生动感人的情节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这一论断，虽然是就元杂剧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元杂剧作品的社会写实性特征而言，但此论断用来评价《西厢记》之情节也十分恰当。 《西厢记》中“赖婚”是戏剧矛盾的真正展开。如果作者不这么写，请宴之后便是佳期，便索然无味。金圣叹说：“世之愚生每恨于夫人之赖婚，夫使夫人不赖婚，且《西厢记》当止于此矣；今《西厢记》方将自此而起，故知夫人赖婚乃千古妙文，不是当时实事。”红娘、张生、莺莺只道老夫人请宴，要实现自己的承诺，让崔张结婚，了却相思之情。没有料到老夫人赖婚，叫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人听到老夫人的话语后反应各不相同： 几句台词把三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老夫人欲以金帛给张生，但张生说：“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不但把张生的好品格表现出来，而且暗示他对莺莺的钟情是纯真的。 “长亭送别”一折则是情辞并茂之作。曲辞优美，向来为曲家称赏。若论情节结构，则这一折只是过场戏，若改编者删掉，只要在前折末捎带一笔，不影响情节的完整。但我国戏曲最善于抒情，剧作家很少愿放弃这样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人物感情与景物描写有机地融合。老夫人一边许婚，一边提出条件迫使张生不但不能立刻与莺莺结婚，而且将来也不一定能如愿，产生了新的矛盾。崔张两人心中都极不愿如此，只因被迫无奈而处此，长亭送别的情况就显得凄苦。而眼前的秋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萧瑟的秋景与送别的凄苦情景有机融合。酒席上，两人一递一声长吁气。而结尾时：“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更是愁情无限。 “长亭送别”无疑是《西厢记》中最感人的一折。此折并没有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价值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3、人物语言逼真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更加逼真。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无言以对，转而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开始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着实有几分滑稽之态。等到张生缓过气来，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都表明其对爱情的执着。是爱情的力量，使他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棒。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棒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有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语言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4、人物性格突出 《西厢记》历来为世人所传诵，不只是因为“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也不只是有了“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结局，而在于王实甫为后人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等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并根据各自的性格特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更加丰富了它的戏剧性。 金圣叹道：“西厢记只写得三人，一个是双文（即崔莺莺——笔者注），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可他接下来说：“若更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如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这段话既是对整部《西厢记》的总结，也是对它在人物塑造上显著特征的高度概括；事实上，王实甫《西厢记》正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塑造了以崔莺莺为代表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是它最成功之处，也是其艺术成就最突出之处。因此，可以说，一部《西厢记》就是崔莺莺思想性格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丽，多才，既深受封建礼教的濡染，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她和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又经过隔墙联吟，彼此心有灵犀，互相爱慕，但碍于老夫人的拘管，没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和张生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成就婚姻。不料老夫人赖婚，这激起了莺莺对母亲的不满。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的心事以后，她更加倾向、爱慕张生。但她毕竟是相国小姐，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于是戏剧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责骂红娘带回“这简帖戏弄我”！她要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是张生打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果然来约会时，她又以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作者对莺莺矛盾心理的描写，展示出她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浸染的真实心理。这就突出了莺莺最后作出和张生结合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莺莺自我解放的一个过程。 再说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追求。 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攀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失败。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情的性格展现无遗。 5、环境描写细致 张生因目睹莺莺的美貌而相思，但不知莺莺心意如何，于是作诗相试。莺莺听完大赞：“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莺莺的才华初露锋芒，也更进一步吸引张生，致使张生对莺莺由赏到爱。在落花水流红的暮春时节，才子和佳人的相遇不免会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莺莺的怀春，正是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是对封建礼教的沉默抗议。从戏的开始，作者便写母女各有各的感伤，揭示她们情感的差异，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定下了感情基调。 融情于景，借景抒情.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本身就包蕴着许多特殊意义的事物（如柳、月、荷、枫、雁、梅等）组成典型意境。在《长亭送别》中，这种方式较多，最令人称道的是 【正宫·端正好】 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景，北雁南飞……”，作者重点着色，点染了几种常见而又包融着无限诗意的形象，让人一来就如置身于凄恻缠绵的送别场面之中，替莺莺而忧恨。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萧瑟的是秋景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暮春相遇，深秋离别，这对这对恋人来说是残忍的。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的思念之情。注：此文是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原文题目为“《西厢记》的现实主义情节”。 感谢你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文章。附： 『一元短篇小说训练营第三期』部分优秀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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