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硬核毕业论文

摘要]: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和商界共同思考的热点之一，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朝阳产业。本文重点讲述的人文摇滚也与其有着历史关联和意义。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本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诸多层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探索。这些探讨对于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各种文化、艺术的层面中。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而作为中国音乐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摇滚（摇滚）个体，在艺术与商业接轨的今天，如何独善其身并弘扬音乐的人文摇滚精神。就当前我国音乐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音乐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谁又是这一主题的主导或领跑者?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层面，而是着重从中国内地人文摇滚音乐的音乐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人文摇滚的音乐文化而为推动音乐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想象性框架和可推敲性理论。因为，人文摇滚是文化产业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人文性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当仁不让地承担透视文化产业的任务，并在未来时间内引领中国文化产业迈出不可估量地一步，翻开崭新的一页。[关键词] 人文 摇滚精神 独立摇滚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 释放 领跑[正文]中国民众主旋律热情开始淡化，功利和实用观念日渐成为民众主导意识。与此同时，本来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音乐歌手和音乐人的本真理想基本失去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效果，摇滚音乐人原来的社会角色和艺术立场出现了转换，一部分人自觉融入生活，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市场运作，人文摇滚音乐作为一种“第三地下角色”，甚至被抑为无意识。这样一种状态，不仅作为一种背景，并似乎成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留下了鲜明的"时间性"印迹。作为历史见证，文化产业的得天独厚都将在这些摇滚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实"的记录，并义不容辞的承担起领跑者的任务和名份。一、人文摇滚的层面与渊源1、音乐概述音乐(music)的定义、起源历来很多，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原始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和音乐为伴而开拓发展，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直接从人类的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起源说众说纷纭也如性爱说、模仿说、劳动说等。在这里仅仅采纳中国音乐学家刘蓝的界说：音乐起源于太一说。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需要通过演奏、演唱，才能为人们所感知而产生的艺术效果。音乐的分类有很多种，比如：音乐种类分为拉丁音乐、说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MV卡拉OK 、影视音乐、儿童音乐、动漫音乐、轻音乐、摇滚音乐、民族音乐、民谣、宗教音乐、节庆音乐、革命音乐、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游戏音乐等等。换句话也就是说，音乐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音乐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现状态。一定时段的音乐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音乐文化结合体往往有几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审美主观性的将音乐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但后来通过在大学的学习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是不能简单的去分类的。）：主导音乐文化、高雅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精神音乐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几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作品文体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物质层面的，又或是精神的。由于本文是在分析人文摇滚音乐；在此就不做详细论述。下面以流行音乐为例谈一下中国音乐的发展现状。2、摇滚渊源纵观流行音乐发展现状，存在着无处流行的悲哀。再来看看中国摇滚音乐的现状，可现在的摇滚（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变了味了，或许存在着共同的悲哀，有或许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探索之迷。20年间，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音乐人许晓峰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去年全国现场演出收入仅有1亿元左右。这说明，中国流行音乐成了一个仅靠唱片公司一条腿走路的‘瘸子’。”“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是崔健新歌《从头再来》的歌词。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没有走出原创衰竭、歌者颓丧和市场萎缩之前，该如何从头再来？摇滚在中国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摇滚的特殊就在于它自身的肿胀和虚胖，它总是以一副怒目但也慈悲的姿态现世。这种被哄抬而出的音乐文化形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内容和内涵。崔健说过一句话，含义也在于此：“摇滚主要是一种娱乐形式，它的社会功能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在看待这一社会现象时，社会背景总是被我们优先考虑。对于摇滚在中国发展今天这一现状，无论怎样标榜自己叛逆与颠覆性，依旧逃不开大的社会背景。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中国摇滚大环境可以说一团糟,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吵得不可开交,你说我是伪摇滚,我说你是商业化.一些青头小子把头发一染,扯开嗓子大吼几声就是朋克摇滚,说话快的边说边唱两句就是说唱摇滚.我们的老崔年纪大了,可还一直为中国摇滚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奔走,究竟中国摇滚将走向何处?是升华还是灭亡?老崔说了:活着就是一种进步,那么,苟延残喘的中国摇滚进步到了哪种地步?我认为中国摇滚的现状是尴尬的。一方面是不计其数的地下乐队和地下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流派曲风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长时期缺少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摇滚的思想和精神被不断的结构异化，是人们对摇滚的执着初衷发生了动摇。中国摇滚历经了十年，希望大家回头看看，到底留下了什么？一群愤怒叫骂的斗士？一群把手中的乐器作为泡妞的“新杀伤性武器”的音乐发烧友们？还是染着各色头发的“行为摇滚”新青年？中国摇滚可能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强大的社会主流在无意中磨打受众的心灵。可------就在此时，人文摇滚出现了。二 摇滚新血脉----人文摇滚从八十年代初中国摇滚起步，至今，它已走过了从热浪到低谷终归于平静的过程。这些摇滚艺人的艺术态度和精神立场的独特性，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始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独特性中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足以上升到一种文化艺术的高度。一、人文摇滚的音乐与精神“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扑灭了梦想，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汪峰《怒放的生命》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无论在哪个国家，摇滚从未像在中国一样经历奇迹。这种奇迹，被赋予上一种信仰，注射进一种跃跃欲试的思想，成为社会中部分非主流人群的旗帜，燃烧律动在这个时代脉搏下。它倾诉着边缘群体的苦难，人性的压抑与渴求，反体制过程中的磨难与怀疑，社会的不解和探索。在中国多数乐评人的眼中，当摇滚势不可挡地成为一种精神载体时，它的社会功能已在无形中被夸大了。摇滚乐坛的风起云涌和音乐人的推波助澜，造就了在中国摇滚界思想决定艺术还是艺术决定思想的试验。而这一问题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为先还是精神文明为先”的讨论。这一问题在政治课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已将其解释详尽了。无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同步发展，以寻求社会主义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双丰收。2．人文摇滚音乐——灵与肉“忽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的一切只为付出我的梦，忽然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忽然间我明白泪水映出的岁月，付出所有只为找寻你的梦，忽然间我明白微笑掩藏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 ——汪峰《笑着哭》无疑，摇滚音乐和摇滚精神要同步寻求发展。无论是出于中国国情，或是现今摇滚人的精神状态的考虑——摇滚，这种有别于其它主流音乐的特有音乐形式，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其音乐作用与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正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体。我们需要既饱含摇滚精神，反映社会人文思潮又唯美的摇滚风格。无论艺术与商业如何接轨，乐队的存在还是在于作品本身。三、峰高无坦途----人文摇滚的攀登一．在路上寻找灵魂——摇滚人的真理1． 独立的人生信仰“我不知道梦是什么颜色，也许它自有它的颜色，我不知道风要吹向哪里，也许它自有它的方向，我不知道孤独是什么，也许它就象小草一样，我不知道鸟儿为何飞翔，也许它为了寻找故乡，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许她可以把我装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许我是天空奔跑的迷鹿，” ——汪峰《花火》在那些非主流的地下人群中，有愤世疾俗的“朋克”，有沉郁晦涩的“金属迷”，有忠于另类音乐的黑暗分子——庞杂的人群，旨在维护摇滚的精神——那是所有人道不明但心中仅存的信念。但可以看到，人文摇滚乐并不是官方文化可以接受的事物，而其独立的精神时让大众感觉若即若离。这种独立，从音乐态度上来说，以一种DIY（Do It Yourself）形式存在，无论从词曲到编曲到制作到录音，一条线一气呵成全由摇滚艺人自己完成，这无疑使作品的完成度极高，也更能反映出艺人最原始的思想（比如汪峰自己就有“峰声音乐”）；从生活态度上来说，独立，这要求摇滚艺人要以其最具个性的姿态出现，把一种对生命的信仰，一种自身的人生哲学，散播向听众，以实现他人与社会灵魂的进化与自身的成长。2． 在独立中寻求发展“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许巍《蓝莲花》当一个人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他所遭遇的不仅有当代艺术的一般困境，更有他所支持的音乐的特殊困境。有幸做出真正创新的艺术家，其后路程就更加艰辛，而结果，往往只有重复自己或索性放弃自己，妥协进中庸的魅力中去。在这一点上，摇滚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优秀的人文摇滚人首先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感悟的人，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才使他有可能在艺术上超凡脱众；与此同时，他的独特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灵魂的叹息与呐喊必须引起人内心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如此，这种音乐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认同音乐。诚然，在每一个有个性并且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个性的摇滚人面前，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是否光明则完全不可知。这或许就需要摇滚的人们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在独立中寻求支持，在非主流中寻求可主流的事物，使晦涩的摇滚乐成为真正意义上净化灵魂的利器与思想哲学的音乐。发展是必然的，不在发展中爆发，就在发展中灭亡。这是固守自己摇滚信仰的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在独立中寻求发展3.追求与众不同，引领音乐起跑----人文摇滚价值人文摇滚乐，从思想内容、艺术趣味到表演技巧，一般来说，都是难与“阳春”“白雪”相比。它们的市场领域和文化定位都有些不同。“凡是有过沉浸到真正艺术作品的激烈体验的人，都不堪忍受廉价效果的应用，并会坚决主张一种艺术的优越发展…”但是，人文摇滚乐在很多的受众那里很有市场。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深入到千家万户和各种层次的欣赏受众。那么，人文摇滚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在此应该尽我所能指出，才能确凿点明它的领跑之当仁不让。1.较之其他流行音乐形式，人文摇滚乐的潜在影响最大。它不仅是音乐的主流，也改变了其他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面目。人文摇滚乐的声音在电视、电影、广播中随处可闻，它特有的独特音乐节奏渗透于各种流行音乐中。它的流行涵盖面最宽，在崔健建立的摇滚王朝之后添光加彩，升华了主体和意义。与严肃音乐、近期流行的音乐相比，人文摇滚乐的市场更显得热火朝天。人文摇滚乐的唱片、录音带、cd\vcd\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人文摇滚的网站已经突破了1300多，而且还有出版社为他们写书和个人传记，有网上消息说有关汪峰的报导、文章也有120多篇。2.引起青、少年、成功人士、社会群体的狂热反应，造成对社会人文思潮巨大的冲击力。过去的摇滚基本上是一种反应青少年文化，反映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艺术要求，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了青少年。但现在的人文摇滚乐关注的不仅仅是青少年，更多的是社会群体，不分年龄、时代，在网上参加有一戏言：“人文摇滚乐不仅使流行音乐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于服装、发式、语言、生活方式，甚至政治观点等方面都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过去的摇滚常和毒品、性、解放革新联系在一起，现在，人文摇滚不是仅仅在社会的低靡和人性的碰撞中寻找方向，更重要的是发泄社会群体的愤满。3.社会争议极大。对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音乐形式要人文摇滚那样引起人们的如此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乃至对立。在摇滚创造的舆论时代，人们仅仅是批判地接受，现在对待人文摇滚大不相同。人们开始去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化功用。与早期摇滚相比，比较悠闲，反叛性少，与大众思想情趣比较接近。当然，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看不到短处就说没有，给作品和歌手正确的评价才是我们乃至社会都想看到的结果。还要考虑它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四、人文摇滚与社会思潮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以及社会舆论的三重威胁，但人文摇滚音乐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体验"的摇滚创作类型。《笑着哭》、《飞得更高》、《花火》、《蓝莲花》、《怒放的生命》等优秀作品汲取了"崔健王朝"所积累的造型感和修辞经验，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在叙事上这些作品更自觉地用偶然性来冲淡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出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在意识上对将人生困境化戏剧性模式更加不信任，不愿意为人生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束或者答案；在视野上，它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音乐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人文摇滚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由于意识形态逻辑、更由于流行歌曲生产市场化的经济逻辑的的限制，新世纪的中国摇滚音乐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狂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因而，人文摇滚文化中的先锋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甚至非常规的作品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汪峰倾向：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歌词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他们用装饰性的语言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人文摇滚音乐文化就以这样的多元选择形成了其艺术格局，一方面，音乐（流行音乐）观念的更新一直在艰难地发生，但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一时期人们引以自豪的那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崇高感在音乐文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无论是主流音乐作品创作对人文摇滚本体的常规完善或是前卫摇滚作品创作对音乐美学手段的非常规探索，都还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人文摇滚文化的世纪转折远远还没有完成。代结束语：人文摇滚乐的歌词歌词在摇滚中的作用很重要，它传达出歌曲明确表达的意义和内容。早期的摇滚歌词主要在描写男女青少年之间的浪漫经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等等，很少提到有关性的问题，即便提到，也很含蓄。早期的领军人物崔健的歌词里更是少，几乎NO，从歌曲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种迷茫和追问。“吃不着铁饭碗象咱家老头子，也不想处处受人照顾象现在的孩子，我们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tm不会装孙子，说起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可干起正经的事来却总要先考虑面子，除了眼前的事我还能干点什么，除了吃喝拉撒睡我还能想点什么，嘿若要问我下一代会是什么个样子，那我就不客气的跟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在这样的歌词里面我们没有杂乱的思想，有的是生活的繁琐…20世纪末，中国的摇滚歌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情歌音乐还是继续了男女恋情和美好时光的题材；但是民间（边缘）音乐的高涨给摇滚歌词带来新的严肃含义。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我的观点还是那样，人文摇滚音乐不仅见证音乐历史的转折，还肩负着领跑的任务和名份。对于摇滚我们不能一概的否定和肯定，要区别作品的好坏。歌词是区别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全部）。摇滚音乐中有好的作品，但我决不承认所有的作品都是好的，还有不少很坏的东西。我们的创作要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在我们国家的音乐舞台和影视节目中，无论是表演外来的音乐还是自己的创作，我想，都应力求健康、高品位、有益于社会。

我觉得是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研究，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所以是没有参考的，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

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形式，通常由显著的人声伴以吉他、鼓和贝斯演出，很多形态的摇滚乐也使用键盘乐器，如风琴、钢琴、电子琴或合成器。其他乐器，比如萨克斯管、口琴、小提琴、笛、班卓琴、口风琴或定音鼓有时也被应用在摇滚乐之中。此外，不太出名的曼陀铃或锡塔琴等弦乐器也被使用过。摇滚乐经常有强劲的强拍，围绕电吉他，空心电吉他，以及木吉他展开。摇滚乐源自于1940和1950年代的“rock and roll”运动及rockabilly，此二者是由布鲁斯音乐，乡村音乐及其他音乐形式演进而来。All Music Guide杂志认为，“最纯粹的摇滚乐形式有三个和弦层次，一段有力而连贯的背景节奏，及吸引人的旋律。早期摇滚乐师从颇多，主要是布鲁斯乐，R&B，乡村音乐；同时也被宗教福音，传统流行乐，爵士乐和民间音乐影响。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汇集到一个简单的、基于布鲁斯的歌曲结构中，它节奏快，引人起舞，引人陶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摇滚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产生出民谣摇滚，与布鲁斯的融合产生了布鲁斯摇滚乐，还与爵士乐融合产生出融合爵士乐。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期又产生了迷幻摇滚。在70年代，摇滚乐吸纳了来自灵魂乐，放克以及拉丁音乐的元素。与此同时，摇滚乐产生出许多下属类型，比如软性摇滚，重金属，硬摇滚，前卫摇滚及朋克摇滚。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摇滚类型包括合成器流行乐，硬核朋克以及另类摇滚。在90年代，这些类型中又加入了油渍摇滚，英伦流行乐，独立摇滚和新金属。专门演奏摇滚乐的艺人团体被称为摇滚乐队或摇滚乐团。大部分摇滚乐团包括吉他手，主唱，贝斯手和鼓手，组成一个四人阵容。部分乐队取消了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角色或者让主唱同时担负起演奏乐器的任务，由此成为一个二人或三人组合。另外的乐团会增补一个或两个节奏吉他手或者一个键盘手。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乐队会使用诸如小提琴或大提琴这样的弦乐器，或者萨克斯管，小号，长号这样的管乐器。历史上著名的摇滚歌手和乐队有：披头士乐队，猫王，Beyond，鲍勃·迪伦，滚石乐队，平克·弗洛伊德，涅盘乐队，联合公园，枪与玫瑰，蝎子，玛丽莲·曼森，狂想曲，电台司令，邦乔飞等等。摇滚乐不仅唱出人们对爱情，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发泄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涉及到战争与和平，民主与政治等方面。其种类、风格繁杂，从几个大的方面来看，现代摇滚的发展主要基于黑人音乐、地下文化、现代科技以及“后现代”浪潮，形成以“金属”、“朋克”、“歌德”、“迷幻”、“说唱”、“黑色氛围”为主要风格的非主流音乐。更多关于摇滚乐的资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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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 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 哲 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正文】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 来 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 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 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 题 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 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 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 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 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 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 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 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 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 学 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 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后来与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 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 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 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 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 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 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 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 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 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 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 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 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 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纪80 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 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 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 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 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 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 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 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 归纳相同的结构([8],)。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 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 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225)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 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 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 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 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 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 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 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 归 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 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 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 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 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 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 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 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 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 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 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 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 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 ]，）。1.拉卡托斯的自悖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 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 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 ，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 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 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 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推翻一样 ，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推翻。”[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 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 性。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 “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 展。”([13]，)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无 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 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 意味 着 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2.劳丹的自悖劳丹(A) 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 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 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 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 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 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劳丹(B) 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 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3.吉尔的自悖吉尔(A) 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 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 基 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 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 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 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 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 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吉尔(B)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 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 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 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 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 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 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 (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 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 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 正 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 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 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 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 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 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 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 由 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 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 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 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 种 特殊认识论。([12]，)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 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 “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 ，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 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 场而被排除。”[18]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 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加伯()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 际 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 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 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 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 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 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 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 种 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 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 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 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 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 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 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 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 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 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 一 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 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 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 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 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 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 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 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 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 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 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 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 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论点摘编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以西方现代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 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代理性主义 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 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 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参考文献】[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2]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3]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d G. Curre(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4] and University Pre,1984.[5],"Hume,Carnap and Popper",in Lakatos(ed.)The Problem of Inductive Logi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8,.[6],"A Neo-Popperian Advance on popper?",in & Jiang Tianji(eds.)Popper in .[7]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er Press,Sussex,1980,.[8],"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in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 soph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9] Rationality of .[10]Larry Laudan,Science and of Californina Press,198 4,.[11] Left Books,1975,.[12]Larry Laudan,"Progress or Rationality?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 sm",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13],"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浙大博导张秉坚手写129页毕业论文，每张图都画的十分好看，并且字迹工整，就像是打印机印刷上去的，整整129页。据小编了解张秉坚本科，研究生，硕士都毕业与浙江大学的不同专业，所以小编觉得浙大博导张秉坚本身就是个很硬核的人

接下来就由小编带领大家看看这位浙江大学博导张秉坚有哪些特别硬核的事吧。小编认为张秉坚最为硬核的就是由化学领域跨越到文物保护类的工作多年来都在为文物保护工作，用他对文物的珍惜与兴趣，当时张秉坚只是个追逐着化学工程的理工男，戴着一副眼镜，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进入了新的领域。从莫高窟到诸靓古城，张秉坚是诸多文物的工程师，而他也在努力复刻它们的模样，在张秉坚眼里，它们是鲜活的，他渴望着用他对文物保护的研究让它们恢复曾经的光彩，明媚。

并且张秉坚许多的发明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比如碳酸钙类石质文物的碳酸钙生物矿化加固方法等

在小编看来张秉坚更为硬核的是他竟然还有另一层身份。张秉坚同志在198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师其作品有《中国铁路史》、《春风又绿江南岸》不得不感慨一句，张秉坚本身就是很硬核的人啊。不仅在化学工程类和文物保护占有一定的领域，就连艺术类也有参与。小编感到很佩服，也不由有些惭愧，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可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也不断热爱。

这让小编想到一句话“人生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过程”所以啊希望大家可以坚守自己热爱的行业，又或者坚持对某一个兴趣的热爱。

大概在十四年前，我和两个胖子用准备买色情小报的钱换来了这张盗版碟，当时我们觉得中分的蘑菇头很帅，上网的人很素质，我们会在聊天室里给自己起譬如“阳光男孩”这种今天想起来恨不得把自己阉了的网名，然后找个很女生的网名对她说，“你好，可以聊聊吗？你是哪里的呀？”当时我们在众人面前大谈佛洛依德，波德莱尔，卡尔维诺；背地里却抢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的面红耳赤不能自持。当时我们披着年少无知的外衣做了很多今天看来脑残无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爱，那就是，在看完这张盗版盘之后，决定扒运煤的火车到北京去，然后把三个小混蛋扔给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明星都住在京城。 我无法确切描述初次看这张唱片时的感受，我只觉得有无数的热情无处发泄，这个世界瞬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觉得大陆的摇滚是这个星球上最NB的存在没有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攒钱买把吉他然后混入他们乐队的话就能体验到比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征服天下时更High的感受，我们把摇滚当作自己的图腾，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们鄙视一切不听摇滚的异类。我在把老师气的浑身发抖然后骂我是个废物的时候，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对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个图腾之中，我将永远如此NB的过下去，因为我的上帝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不爱上他们。 十几年后，他们说，何勇疯了，张楚废了，窦唯老了。中国摇滚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潮期，特别是和他们光彩万丈的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所谓摇滚人不过是弄些个还算过得去的动静，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得特立独行，然后发几张唱片，数数票子，骗骗姑娘。当花儿乐队都把自己标榜成摇滚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摇滚二字如此的厌恶。这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时代，这是美丽脸蛋和完美身材的时代，这是凭一首口水歌混同一首歌就能混到你死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琢磨着人民的币，大城市的房子，能让美女两眼放光的车子，至于理想，坚持，信念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现在的娱乐圈。 十几年前，我把张楚放给某女听，她听后说，有点怪怪的不过挺好。我又把何勇放给她听，她说，这人是个疯子嘛？十几年后，我把何勇拿出来给某90后听，她坚持了不到1分钟后跟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啊？然后带上她的Ipod继续周杰伦蔡依林。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跟前像圣徒朝拜一样在听这个的啊。不过，那种录音机再也看不见了，记忆中的魔岩三杰，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直以为我还青春年少，但当我一改往日的冷静开始跟小孩子们争吵周杰伦根本不是摇滚，唱摇滚的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发摔吉他砸汽车烧房子的时候，看着他们眼中的茫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可以昂着头继续装无谓然后冲上去和他们狠狠干一架的年代了。 曾经我想做个亡命徒，做个像他们一样的疯子，时间让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俗人而已。那几个胖子和我一样，早就剪短了头发，把专门磨破洞的牛仔裤扔进垃圾箱，人模狗样的穿着衬衫夹着公文包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等死。 只有一件事，我们拒绝否认我们曾经的信仰，因为麻木的心灵最深处还有着一小块无比柔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小孩子们问“为什么王菲会和窦唯结婚啊他一点都不帅”的时候露出无奈的笑容，为什么在穿水手衫的时候忍不住想系条红领巾，以及在看到苍老的张楚多年后再次站在台上唱“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的时候，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个满身伤痕而又媚俗的SB，很多年前，是一群无比骄傲的要改变世界的小亡命徒啊 老实说，窦唯、张楚、何勇的年代不属于我，那时我还太小（还在上小学的），对于摇滚乐这种东西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音乐，我属于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开始补课的，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们，这种补课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窦唯、张楚、何勇，他们那时的音乐绝对可以说是经典，既是最中国的，也是最摇滚的。有人郁闷的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中国摇滚继续辉煌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新的经典的乐手。不奇怪，我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说。 看看那时的窦唯、张楚、何勇们吧，他们呐喊，他们诅咒，他们反讽，他们……（摇滚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现在你给我在和谐社会中来个这个试试。所以现在人们用无厘头和恶搞来颠覆权威，在游戏中麻醉自己。甚至一个超女海选都被民主派们高喊为民主的尝试（民主难道是指针对娱乐的吗？民主难道不是个政治词汇吗？）我想我们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堕落和无聊了。 又：看到何勇在《钟鼓楼》表演时介绍到：“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并深深鞠了一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过年无法回家，只能默默的祝你身体健康！

“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一篇题为《宁波甬江大桥的大挠度非线性计算问题》的论文，因“参考文献”的第一句“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被各大网友直呼硬核。

因为在我们日常论文阅读的过程中，在论文最后免不了就要看到一长串的参考资料，而这篇论文一出就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就是那种一见哇塞，二见蒙圈，三见这也能行！

这样没有一丝参考痕迹，全文被作者用亲眼目睹来形容，让人忍不住想要看看这么刚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篇论文的作者是钱伟长。

钱伟长是谁？

关于他的硬核介绍实在是几页纸都觉得不够。钱伟长先生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他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总理并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如果你以为他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位数学或者物理天才，那你就错了。钱伟长在中学时期其实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考出这样的分数，很难让人忍不住唏嘘，但这样的分数却在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案而起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可是转学物理系哪有这么简单，更何况是成绩只有5分的他。在之后学习中钱伟长刻苦努力、坚持不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才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时引用了172篇的参考文献，而且字迹非常的工整美观，没有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