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不是你需要的,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在现在这个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网络神通广大的时代,一个新兴职业蓬勃升起——网红。
这群有着搞笑的本领,姣好的面容,出从的上位水平的人。他们每天只需要在网络上随便发一条消息,便会引来世人驻足观瞧。有了群众基础,便有了阅读量;有了阅读量,便会有一大群拿着钱请他们做代言等一系列的金钱交易。网红这一职业,有钱有名有光环。于是许多人便挤破脑袋的想钻进这一行业,为此不惜伤害自己来引起世人关注,无下限的博出位,甚至是触犯道德与法律。
“网红”这个新兴职业代表了信息网络的发展,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但无下限的博关注来获取利益,让原本光鲜亮丽的职业染上了黑色。这种被沾染了的网红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这种网红注定是会快速消亡于网络世界。只有带着正能量的网红,能真正给网民带来欢笑的网红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
网红内容可以是积极参加慈善,或是运动,甚至可以仅仅是一杯下午茶。而不是整天的整容,炫富。这些没有丝毫营养价值的东西不知道任何人的关注,这些仅仅是大众茶余饭后的笑料不值得任何推广。
我支持正能量网红,我愿意为他们点赞。对于无下限的的博出位的网红,我只想说:人重在有羞耻之心。
我是一个喜欢网红的人,我喜欢像papi酱那样能带给我们能量的网红,我喜欢像艾克里里那样能带给我们欢笑的网红……我喜欢网红,我喜欢能让我觉得值得的网红。
即使你有在彪悍的出位水平,并不能让别人真正的欣赏你喜欢你,那么,你成为网红的意义何在?人并不能只追求利和益,而要追求做一个快乐的自己,自己喜欢的自己。
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我的人生意义。我不是网红,但我喜欢真实的自己。
清明之时,正是花儿盛开的季节,陵园陵园里的花儿格外的红,好像是被烈士们的鲜血所染。布满青苔的石壁上长满了杂草,四周插满了崭新而又鲜艳的五星红旗。烈士的雕像是那么庄严和肃穆。他的眼神显得十分深情,这种神情向我诉说着英雄们不朽的故事……
虽然我置身于烈士陵园,却真切地听到了战场上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和先烈们冲锋陷阵的呐喊声,仿佛看到了战场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和遮天蔽日的硝烟,深切地感受到了血染疆场的惨烈和凯旋高奏的欣喜。广大将士们为创建新中国殉难的壮举,实在可歌可泣。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如山而至;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陡然升起。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全国上下升起了千万万面五星红旗,中国人心中都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想到这里,望望如今林立的高楼大厦,这是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打造出来的呀!如今的我们,更应该发奋学习,少年强则国强!
我和爸爸在家做纸玩具。
第一个,我喜欢小女孩,因为我是个小女孩,所以就想做个小女孩,我首先把小女孩画好,在用黑线描一描,然后涂上五彩缤纷的颜色,再把它剪下来,这样第一个小制作小女孩就做好了,她是留给我自己的。第二个我做了一个灯笼,它的制作是首先找个长方形的纸,再把它折成两半,然后画上灯笼,涂上颜色。
这样第二个小制作灯笼也做好了。第三个因为我属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老虎,它和第二个的小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第四个我做了一个夜晚的新年卡,这和第一个小制作方法一样,我想把它送给我的英语老师。就这样我完整的做了四个小制作,这一天的我过得很有意思吧。
评语: 她最爱动脑筋了,记下了生活中的点点滴。
如果把母爱比做是一枝盛开的百合,在每个角落中散发着它迷人的芳香,那么父爱就是一株茉莉,它在某个角落中默默地吐着它那清新的芬芳!下面是出国留学网为您带来的《父爱的作文1000字》,希望您能喜欢。
篇一:父爱如歌
我是一只小鸟,而爸爸的爱是天空,我飞翔在父爱的关怀中。我是一条小鱼,而爸爸的爱是海洋,我游弋在父爱的温馨中。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但在我眼里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
记得有一年严冬,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冻得我直哆嗦,我搓着手心里后悔没听妈妈的话。这时听吴微微说:“马凤岐,你爸爸来了!”我走出教室,只见爸爸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件棉袄,说“来,穿上吧”。我穿上棉袄,身上暖和了,心里更是暖洋洋的,爸爸说“以后要注意啊”。我笑着使劲地点了点头。回到家里,妈妈听说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狠狠的训斥了我一顿,正要打我,爸爸笑着走过来,说“小孩子不懂事,算了吧。”我感激的看着爸爸,爸爸用宽容教育了我。
还有一次,我在外面闯了祸还对妈妈撒慌,妈妈的批评让我脸红,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爸爸见了急忙给我擦干眼泪,给我讲道理,并对妈妈说:“打骂孩子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要给他们讲道理。毕竟还是小孩子嘛。”爸爸有给我讲了好多道理,让我心悦诚服的认了错。
我一天天长大,知道了要感恩父母。我会父母劳累的时候递上一杯热茶;吃完了饭,爸爸妈妈休息,我来洗碗。
我有一个好爸爸,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我在爱中成长,心中亮着一盏感恩的灯,照亮我的人生路!
篇二:父爱
如果把母爱比做是一枝盛开的百合,在每个角落中散发着它迷人的芳香,那么父爱就是一株茉莉,它在某个角落中默默地吐着它那清新的芬芳!向来只有赞颂母爱的伟大,可又有谁知道父爱的含蓄!父爱这字眼是多么的平凡,但这种爱是多么的不平凡。
一株茉莉也许没有让人沁脾的芳香,但它永远会让你感到清新,感到幽雅,父爱就是这样,犹如茉莉一样静静地开放。无论你在何方,父亲那慈爱的眼睛定会伴随你一我就快升到初中了,liuxue86课业较繁重,单完成作业就要拖到准点才做,九、十点才完成功课,对此父亲常常抱怨我不抓紧时间。我很习惯与这样完成作业,一次写着写着,太晚了,竟伏在桌上。父亲叫醒我并狠狠的批评:“你这样怎么能行呢!我就不信你明天还有精神听讲。平时不抓紧时间到晚上才用功有什么用!讲你多少次,就是不听!”说完,一点也不同情我,并给了我一个耳光走出我的房间把门一摔,好响的声音。我立即关了灯,躺到床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委屈,心想:“别人可以不完成作业,我这样做有什么错的?只是拖拉点,有错吗?能怪我吗?”这个耳光打得我眼泪哗哗像沸水一样,总觉得父亲太不近人情了。父亲不再与我说话,我也不理他,还时常用敌视的眼光。我为此心痛极了,难受极了。我每天都在记忆里重新翻寻那一番话,总觉得我没错。
一天,我在写字台上发现这样一张纸,其文如下:孩子,我不是存心要打你,只是狠铁不成钢。别人家孩子早早把作业完成,还在楼下玩,你每天这样学,身体怎么撑得住,爸爸多希望你能抓紧每分每秒地学,不让时光匆匆流逝,可你不能只看到每天晚上那点时间呀。爱你的父亲我看到那张纸条上分明有拭去的泪水的痕迹,我有些动摇我的意志了。我写了封回信;爸,我不是存心要气你,以前的事是我不对,那样对待你是我不好。可你要理解我。别人的孩子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后,就出去玩,我不能。父亲的用心良苦我都知道。儿子我泪如雨下,心里莫大的懊悔层层泛上。我把这封信塞到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在这一刻开始,我终于体会到了父爱的伟大。我真想对父亲说:“爸爸,我错了!”两封信后,我和父亲碰面却不知该说什么话了。
他对我说:“吃饭!”我分明听见我答应了,“嗯!”他又给我留了张纸条:孩子,爸爸相信你,你朝着你的目标去追求,爸不苛求你非要怎么样,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吧!我已经深深地感到父亲对我的爱、对我的用意。在爱的鼓舞下,我一定要发奋读书,漂漂亮亮的“打”好升中的这场战,来报答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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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悄悄告诉我,过年前,爸爸准备用奖金买一台液晶电视。我高兴极了,默默地盼着这天的早日来临。
可是就在昨天,当我放学回到家后,爸爸正在房间里翻着什么东西,然后拿出一个大大的纸包,急匆匆地走了。
我疑惑不解。那纸包,会不会装着钱?我望着家里破旧的电视,想起妈妈说的话,笑了起来。哈哈,爸爸肯定是去买液晶电视去了!我默默想好了计划,准备在生日那天邀请同学们来看“家庭影院”。于是我跑到客厅,拿了瓶果汁,准备犒赏爸爸“凯旋归来”。
过了一个小时,爸爸回来了,可是他两手空空。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兴冲冲地走了上去,问:“爸爸,你去干嘛了?”
爸爸望着我,严肃地说:“去为同事捐款了!”
“捐什么款?”我被搞得一头雾水,“你不是去买液晶电视了么?”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他告诉我,液晶电视暂时不买了,爸爸的同时一家天然气中毒,老人也住进了医院,全厂职工都在募捐,作为厂长的爸爸也送去了二千元钱。
顿时,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仿佛看见近在咫尺的液晶电视瞬间化为了灰烬,自己打的小算盘全都泡汤了。我生气地说:“别人煤气中毒了你捐这么多干嘛?我们又不是富翁!”
“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严肃地
“吃瓜群众”最开始源于一个公路新闻,记者采访一个老伯,老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吃西瓜。
后来新闻评论里就有人评论道:我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吃瓜群众”由此流行开来。
于是有人就干脆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用于形容围观某事物的人们。再后来,“吃瓜群众”几乎等同于“群众”一词,可以用任意形容词来修饰,例如“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吃瓜群众”“然而吃瓜群众早已看穿了一切”“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等等。
该词入选《咬文嚼字》杂志社发布的“2016年十大流行语”,并入选“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 “吃瓜群众”是一个网络用语。
在网络论坛中,人们发帖讨论问题,后面往往有一堆人排队跟帖,或发表意见,或不着边际地闲扯。2016年,有人将“不发言只围观”的普通网民称为“吃瓜群众”,表示对事情不了解,对讨论、发言以及各种声音持“围观”的态度。
人们频频以“吃瓜群众”自嘲或互嘲,用来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 除了有“围观”的意思以外,还有一个有点调侃公务员的意思。
一些群众嘲讽公务员没有大脑,只会听从部门和上级的安排,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就“吃瓜群众”现在的含义和意思来看,其实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复杂了。
在朋友圈或者别的社交账号上看见的“吃瓜群众”,其实他们大多数是装无辜,或者调侃,并没有前面提到的嘲讽的意思。 很显然,“吃瓜群众”的内涵已经超出了鲁迅笔下“围观群众”的麻木冷漠、不明真相,具有了更多更复杂的内涵。
“吃瓜群众”不仅体现在生活状态上,更是一种心态,他们身份卑微又追求认可,他们寻求“存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这样的人群在目前的国内网民中占绝大多数。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吃瓜群体”即草根群众,“吃瓜群众”喜欢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
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
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 首先,中学生较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学校,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不让带小说这种课外书的。就算带进了学校,课间那么短的时间也是不宜看武侠小说的,否则就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学习总是要优先于玩乐的。
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几个小时,如果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时间,就会误事,比如说看书看到深夜才发现作业还没写。我建议那些非常想看武侠小说的同学,等到放假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长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再去看,这样家长肯定不会阻拦你看小说了。
由于看武侠小说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学习,再去看书,顺序一颠倒,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学习了。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适合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的打斗场面,更有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模仿力都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会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较“帅”的招式、动作,轻则闹笑话,重则会给自己和别人的身心造成伤害。几乎每个中学生看过几部武侠小说之后,总有想模仿的冲动,本人也不例外。
我就曾经幻想过自己冲向迎面驶来的汽车,跳到车顶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也曾经想过怎样一下就把人绊倒。我幻想的同时,也有另一种思想牵制着我,使我认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就不会去“实践”。
不过有些模仿能力过强的中学生还是不宜看武侠小说,要是看过之后就打人,就从高处往低处跳,这是没资格看武侠小说的,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总之,大部分中学生都不需要故意回避武侠小说,放假期间看看也无妨,毕竟它是小说的一种,自有起存在的价值。
让生命之火燃烧起来 茫茫荒野,一望无际。
当猿人走出森林,踏上征程时,他的心中是否茫然无措?前路漫漫,且不说有猛虎磨牙吮血,且不说有巨蛇贪婪的眼神,单是那寒风冰雨足以让他痛苦不堪。然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带来了生的希望。
对,就是它,火! 火就是希望。 人类有了火,便拥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力量。
用火驱赶猛兽,用火抵御严寒,人类得以生存;用火开辟土地,营建家园,用火煮熟食物,告别难以下咽的生肉,人类有了火得以发展壮大。不然,怎会有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高喊:“人,宇宙之灵长,万物之精华!”怎会有如此文明繁荣的地球?火,是人类的希望。
希望就是火。人生有了希望,便如同有了火的温暖,火的活力,火的气息。
没有希望的人生就如一潭没有活力的冰水,冷冷冰冰,没有朝气,终日消沉,因为它没有火的存在。 是什么让司马迁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寻访古迹,搜集资料,还要忍受世俗的冷嘲热讽,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希望,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希望。
是什么让一个矿井工人深埋地下却竭尽全力,求得生存?是希望,是求生的希望,如同一把火,将生命的潜力发挥出来,将人的本能挖掘出来,历经数十天折磨,依然意志坚定,不放弃,不退缩。 是什么让钟南山面对“非典”肆虐的攻击依然沉着?是什么让白衣天使们勇往直前,直面“非典”?是希望,是坚信必胜的希望,才会在激流中,在荆棘丛中不断前行。
希望的魅力在于即使遭遇逆境,也能激起你内在的潜能。 希望的伟大在于即使身遭不幸,也能鼓起你前进的风帆。
希望的力量在于即使失败挫折当前,也能激励你不断向前。 希望就像烈火,点燃你的生命,让生命在燃烧中得以体现,在发光发热中展现真正的价值。
那么,请点起你的生命之火,让燃烧的火光照出真正的自我,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让生命在创造真善美中得到永恒! 〔评〕本文是根据2004届高三市质检话题作文“火”写就的应试作文。作者从“火”对人类巨大作用引出中心论点:火,是人类的希望。
然后用三个事例从不同角度论证,司马迁用“火”点燃理想,矿井工人用“火”点燃求生欲望,钟南山用“火”点燃必胜信念,事例真实,极富说服力。 结尾段的议论深化了中心论点,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偶像,那个偶像会是一束阳光照进你的心田,那个偶像会是你精神的支柱,在你特别难过的时候,想起他的名字,你就会忘掉一切,心情就变开朗了。
偶像会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给你快乐,偶像也会想你的老师,无形中让你学会了他的坚强、勇敢。…… 张杰,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个阳光般的名字。
他是我的偶像。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长相,还因为她的歌声;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可爱,还因为它的率真;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顽皮,还因为他的努力认真和坚强。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同学口中,那是那个同学正在为有一个好偶像而自豪,她说:“张杰的歌真好听,让人感到他在背后的辛苦……”。(想不起来后面她说了什么)她说完之后,问我,你喜欢什么明星。
我说:“没有。”她好像有些失望,说:“张杰这个人很好,了解了解他吧!”听完她这几句话,我心想:张杰,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会是怎样一个人呢?!后来,从同学口中了解,才知道,张杰是一个非常孝的孝子,他最初的梦想(又谈到梦想了)是帮爸爸妈妈买一个大房子,里面摆满鲜花;后来,他想成为歌手,(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唱歌)经过自己不懈努力,他梦想成真了,现在已经是天娱一哥,实力派歌手。
当然,这中间的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最初的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为了寻找机会,他参加了快男,结果被刷了下来;后来他出了专辑,被人重视,最后他成为了现在令人羡慕的幸福男歌手之一。
这令人感动的过程,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在洗碗,那个碗又油又腻,任我用了多少洗洁精都没用。后来,我的头酸了,抬了抬,没想到“咚”一声,我的头被撞了,我捂着头坐了下来,当时我真想把碗直接放在那就走。
但是我想起了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张杰就是靠这种精神走到现在,我这微不足道的洗碗怎么不可以呢!想着我便站起了身,倒了些热水在池子里,在用洗洁精洗了几遍。哇,果然,这上面的油被我洗掉了,我好高兴!…… 这种例子在我身上有许多,想起坚持就想起张杰,它可以说是无形的老师,让我学会了坚持,学会不断努力……我要做恒星(永远做张杰粉丝的意思)! 我自己亲手写的。
在中国范围内来说 ,我国古老的的也就是解放前的民间戏曲歌剧以及皮影戏都可以称之为电影的一类吧,可以说是电影的一种早期雏形!其内容和风格都是一种历史故事或者是神话传说,表达的一种美好的向往,而解放后的电影则是增加了许多的色感,内容丰富的许多。更是成为了人民生活之余的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实则而言解放前后同属一脉,都可称之为电影!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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