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e模型用于毕业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一、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1、赶超型发展战略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 受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储蓄率低，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资金严重匾乏。二是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低下，支持工业化的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的办法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但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 ．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战略调整、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无法继续进行。 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结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导向。这种由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推动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为例，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来源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农业投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比重已从46．7％，下降为39．l％，而由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从41．7％，上升为 44％。这说明农业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关联趋于强化。同时，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邮电业、商饮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明显提高，从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从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从17．33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约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平均每年转移为715万人。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 ％，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间共下降了20 ．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1年间共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间共上升14．7百分点。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 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l、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 2）。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为，二者相差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 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见表2）。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表3的数字表明，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 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 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见表 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 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需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挂钩已成为全球的焦点问题。欧、美等经济体为补充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实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及措施，提出了实施单边边界碳调节贸易措施，意图通过该措施弥补减排政策对其国内产业竞争力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避免产生“碳泄漏”的风险。2003年，英国学者首次提出采取边界碳调节贸易措施，以使国内企业竞争力免受实施减排政策带来的损失。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实施边界碳调节。可以肯定，这一措施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一、我国外贸进出口现状 2010年全球主要三大贸易国——美国、中国、德国的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8%，其中中国为出口第一大国，年出口额15778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其次为美国12782亿美元，德国12690亿美元及日本7700亿美元。相应地，美国为第一大进口国，进口额19692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而中国以13951亿美元位居第二，随后依次为德国、日本和法国。 2001—2010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与全球贸易总额趋势类似，总体快速增长，出口年均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之多。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近一半的出口商品出口至亚洲其他国家，其次的主要出口地为欧洲和北美洲，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3%、19%。 从产品分类来看，我国出口货物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占出口总额的，其余为初级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主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0%；其次为轻纺织、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占全球纺织品出口总额的37%。同时，2010年，中国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电信设备的第一大出口国（WTO《2011国际贸易统计》）。在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工业制成品占。具体来看，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总额最大，占总量的，其次为食品及供食用的活动物、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等。 二、我国外贸出口的内涵排放 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2008年我国出口内涵排放分别为亿吨和亿吨二氧化碳，扣除进口产品内涵排放，承担转移排放分别为亿吨和亿吨二氧化碳，占当年排放总量的％、％。2008年，出口至欧盟、美国的商品占出口总额的38%，而出口到欧美产品的内涵排放约占整个产品内涵排放的比重为33％。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以出口技术含量低、能耗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从而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出口产品的排放强度更高于发达国家。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进口额的倍，而出口内涵排放则为进口内涵排放的倍。 国际产业分工、贸易地位和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承担较高的转移排放，转变发展模式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转变出口产品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发展还需要一定时期的努力过程。 三、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35$/t CO2、50$/t CO2、60$/t CO2三种税率假设情景下，测算欧美实施边界碳调节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上，高、中、低三种税率情景对于我国的出口均会产生较大影响，而且随着税率的增加，影响随之增大。其中基于产品内涵排放量计算，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水平将提高—，如按产品直接排放计算则提高—。在三种情景下，2007年基于产品内涵排放征收的碳税总额约为163—362亿美元，是基于产品直接排放征收碳税总额的5倍。 欧美为我国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国，如果仅仅考虑对于欧美的出口产品征税，则我国出口关税水平提高—％（按内涵排放测算），—（按直接排放测算）。 传统的高耗能产业影响较大，如炼焦业、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陶瓷制品等部门，均会导致其产品关税水平上升2—5%。 四、碳关税对于欧盟的经济影响 按照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些发达国家如果考虑其每年由于进口产品带来内涵排放的话，其整体排放总量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的甚至增加60—70％。以美国为例，2004年美国加上其进口产品内涵排放，再扣除其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整体排放总量大约高出7亿吨CO2，占其总量的12％。 除了对产品的出口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外，还会对产品的进口国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过测算，以2007年为例，一旦我国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产品征收20US$/tCO2，则对于欧盟和美国产品的进口产品关税水平将提高和（见表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边境碳调节是依据目的地原则调解国际产品关税的一种机制，它并不着眼于影响国外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使得它更不容易被认为是贸易保护措施。当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国家，对于其工业品进口及竞争力的担忧比较强烈，使得遏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举步艰难，迫切需要采取一定的调解措施来解决该问题，当前热烈讨论的边境碳调节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措施之一。 其次，目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国家特别是欧盟，对于其工业品进口及竞争力的担忧比较强烈，而且经济强国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却没有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导致新的投资会偏向美国，削弱欧盟企业的竞争力，使得遏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举步艰难，迫切需要采取一定的调解措施来解决该问题，而当前热烈讨论的边境碳调节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措施之一。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其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的借口，欧美作为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在碳关税问题上均有所动作，我国需要高度关注此问题。 第三，基于内涵排放实施边界碳调节措施在总体上会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水平提高—％，将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应高度重视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及内涵排放问题。一旦我国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产品征收20US$/tCO2，则对于欧盟和美国产品的进口产品关税水平将提高和。 第四，我国的贸易政策需循序调整，应加强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调控，对于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炼焦业、建材行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等出口远大于进口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加强节能控制，对于炼焦业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应严格限制出口，而机械、电子信息和纺织等出口额较大的行业，不应对其总量上的发展进行过多的干预和限制，应鼓励其进行产业升级及提高产品附加值。既要全面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又要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一致，实现贸易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贸易政策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低碳竞争力。 〔本文系国家科技部973课题“发达国家‘碳关税’及其影响和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0CB955501）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碳税与碳关税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基于动态CGE模型”（课题编号：9112008）的阶段性成果〕 （顾阿伦，1973年生，辽宁人，博士，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能源系统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周玲玲，1984年生，辽宁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一、国内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述评 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重点。上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针对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大行其道，开创性的贡献首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城市部门通过吸收传统农业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借助于利润积累与资本化，从而促进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特点是重视物质资本的形成和工业部门扩张。到了60年代，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的缺陷，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不变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其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工业不是总能够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依靠农业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工业化是以农业产出减少为代价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本身要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论揭示了农业自身发展与保持城乡两部门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上述两个模型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强调通过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以实现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的扩张。 6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现代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作用出发，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新思路。随后的乔根森则否定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也不承认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的假设，他认为农业剩余产品在二元结构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包括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内，这几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均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工农并举、城乡平衡发展及政府对农业的扶持，从而弥补了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忽视农业发展，忽略农业剩余产品为劳动力流动先决条件这一缺陷。 1970年，托达罗模型对城市不存在失业的前提进行了修正，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不是受到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是受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解释了普遍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的情况下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现象，并提出了“非正式就业”的概念。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包括：如果单纯采取城市导向的就业扩大政策将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城市就业机会和失业保险的改善，会促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压力。托达罗认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 与刘-费-拉的古典模型，乔根森的古典-新古典混合模型，以及哈里斯-托达罗的新古典模型不同，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卡尔多、拉克西特等，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部门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现实，主张通过调节城乡两部门支出和刺激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将凯恩斯主义引入了两部门模型，为二元经济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总起来看，早期的二元经济模型研究侧重于静态和局部均衡分析，并假设了许多前提，其中一个前提变动如允许资本要素流动，则二元经济必然演变；但它会怎样变，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而结束，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90年代后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动态演变角度关注二元经济增长，新的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开始起步。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城乡经济的活跃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内学术界开始从理论层面关注二元经济问题，学术文献逐渐增多，切入点由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逐渐深入到城乡关系的各个层面。针对中国乡镇企业及农村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学术界认为在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之间存在一个对传统农业来讲是现代部门的乡镇经济社会，而同时对城市现代部门来讲又是与传统农业有着紧密联系的非现代部门，一些结合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改进模型和创新理论相继提出，如城乡“双二元结构”论、“三元经济”论等。 二、CGE模型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 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路的第一阶段后，20世纪70年代进入以新古典主义为基本思路的、号称“新古典主义复兴”的第二阶段，随后在80年代后又从新古典主义的纯经济分析转而强调历史、制度、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倾向，引发了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或消亡的说法。然而，随着投入-产出和线性规划等数学分析工具的出现，尤其是60年代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称CGE模型，下同)方法日臻完善，以及发展经济学家陆续尝试采用这些新的分析工具来建构其发展模型，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有重新活跃的迹象。作为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核心的二元经济理论，随着CGE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问题上的运用，也展现出了更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应用前景。 CGE 模型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的英文首字母简称，其理论基础源自瓦尔拉斯 (Walras) 于1874 年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在其专著《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将经济系统看作一个整体，考察了其市场均衡和总量均衡，研究了各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以及因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变动，进而又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均衡的过程，提出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称满足下列条件的经济状态称为一般均衡状态：(1)每一个消费者都根据自己的预算约束选购自己认为最佳的商品组合，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预算约束是由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所决定的；(2)在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一定的情况下，每一个消费者向生产单位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3)在工艺、技术水平、资源和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每一个生产者都努力谋求最大利润，但长期利润为零；(4)在现有价格下，商品和资源市场上供求均衡，即不存在超额需求。 CGE 模型用一组方程来描述宏观经济中商品和要素之间的供给、需求以及市场关系，在一系列优化条件约束下，求解这一组方程，可以得出在各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数量和价格。通过定义各经济主体的生产、需求函数的数值表达式，能够反映不同部门及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作用的数量关系，通过外部冲击引起的模型变量数值变化，可以刻画各部门经济效率和行为主体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一般认为，当价格、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现象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时，CGE 模型是比较合适的工具。由于CGE 模型的一般均衡框架能够描述多个市场与结构的相互作用，能够估计某一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对经济系统的全局性影响，因此CGE 模型尤其适合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原因。这些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CGE 模型可以按照产业部门和城乡居民组进行详细分类，可以模拟外部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产生原因进行详细分析， 因此对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变化及结构转型政策的探讨尤为便利。 CGE 模型自上世纪60 年代进入实际运用以来，在国际贸易、环境保护、财政税收和经济改革等领域得到了较广泛应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来讲，CGE 模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工具，研究学者们已先后开发出针对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从理论上看，运用CGE 模型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具有下列优越性：(1)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等局面均衡分析方法相比，CGE 模型采取的是一般均衡分析，可以模拟政策变动对经济系统整体及各相关组成部门、行业的冲击，可以减少因假定前提“不真”而引起的模型解释力下降或不成立问题。采用计量经济学等其他分析方法，只能进行局部均衡分析，需要对模型的成立以及分析基础、结论的解释范围做出若干假定，如“某某变量”不变等“前提”。而CGE 模型采取的是一般均衡分析，是在允许其他变量变化的情况下探讨某种变量(或政策)变动的效应，所做的假定可以大大减少。如传统的古典、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在探讨城乡两部门之间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时，均假定资本在两部门之间是不流动的，这与实际不符。但受分析工具所限，必须作出这样的假定。而利用CGE 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就可以同时将这两种要素流动及其作用纳入分析框架。(2)刘易斯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假定农业中存在着隐蔽失业，而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则认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总为正，两派学者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由于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导致在产出、就业结构及变化、工资变动等模型分析结论上也不相同，这也暴露出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研究缺乏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支持。CGE 模型的出现，给运用定量分析来探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途径、方法提供了可能。 虽然CGE模型在财税、贸易、环境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相对于该模型擅长于结构分析与政策模拟而言，目前在二元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还是比较滞后。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几点：(1)当CGE 模型于上世纪60年代左右达到实用阶段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已经完成，如英国7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以下，城市人口则超过了90%；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70年已下降到6%；同期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仅占、10%、、和。对西方经济学家来讲，针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已失去了研究对象、应用价值和必要性。(2)亟待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等一批东方国家，此时其国民经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能够满足CGE 模型分析所要求的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前提，加上我国处于对外封闭状态下，学术信息和人才、分析手段与设备均不具备。(3)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超越工业化的“拉美现象”或“城市病”已经形成，利用CGE 模型来模拟和探讨代价小、成本低、效益(后遗症小)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途径、思路、方法和政策措施，其应用价值已大打折扣，研究者的动力已经大大降低。 三、CGE模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多、地少及经济欠发达的历史原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及复杂性特点十分突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已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转轨、转型，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CGE 模型来模拟和探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正确路径、方法和政策措施，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相当大的应用潜力和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如为研究我国城乡经济联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中科院系统所陈锡康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就研制出了“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并利用其进行了城乡关系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方法，将一般均衡理论和CGE 模型引入国内，并相继研制出了一些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CGE 模型。“九五”、“十五”期间，京、沪、鄂、苏等地的一批学者，相继研制出用于财税、金融、外贸、环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目的的CGE 模型，这方面的应用在我国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相对于CGE 模型在其他经济领域研究而言，专门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研究的CGE 模型十分罕见。国内已有学者开发了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有关的区域连接CGE 模型，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但立足于总体，能够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全要素流动在内的完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CGE 模型仍然缺失。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难度相对较大，由于缺乏定量研究和总体均衡分析，许多研究仅从单一角度、单一要素流动出发，如作为热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不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城市产业发展及住宅、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承受力影响，以及各种不同转移途径和方式对城乡生态环境、能源供给的影响等综合考虑在内，难于正确、科学及定量解释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至于其研究结论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时期来看是正确的，而总体、全面、长期来看又有所缺失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采用CGE 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加强定量研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采用CGE 模型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行定量研究需要较多的数据及变量、参数。由于众所周知的统计数据原因，目前构建较详细部门、产品、居民分类的CGE 模型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许多数据需要估算，花费的时间、精力巨大。由于对该模型的应用意义不甚了解，目前除一些国家级研究基金有课题经费支持外，省市地方政府及企业、社会对这方面应用的研究资助还十分匮乏。尤其是涉及区域经济研究的CGE 模型，由于在数据、参数方面缺乏研究基础，单个研究者在许多方面全部需要自己动手，研究困难可想而知。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该模型在实际中的应用。在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上推进该模型的应用，还需要政府、社会和研究者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一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