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家庭生活调查毕业论文

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收不高，生活质量较差。目前我县除部分留守老人享受低保外，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据了解，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但因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很多老人农忙时都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致使劳动强度极大。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的加大，子女贴补缺乏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俭朴。2、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打工后，部分老人独居或配偶同居，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还有不少留守老人的子女全部外出打工，仅留下老年父母及未成年的小孩，留守老人基本上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因此，老年人极害怕生病，害怕没有人照顾。很多老人都谈到“有子女在身边要安心得多，有个照应。”并且留守老人代为照顾的孙辈0—4个不等，负担极重。有的孙子年纪小，不能离身，给老人农作及家务劳动带来极大不便。3、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心里压力较大。如果单从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方面而言，只是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增加劳动强度。但对小孩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重，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担心学习成绩差。特别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得到迅速改善，电视、网吧到处有，孩子在外的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年人总觉得管理小孩力不从心。当孩子上中学后，由于相处时间大幅减少，孩子自控能力差，老人家庭管理鞭长莫及，这让老人极度担心却又无法监督管教。 4、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不仅仅需要经济保障，精神慰藉也同等重要。农村老年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过高的奢求，因此来自于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据调查，子女外出后，电话就成为留守老人与子女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而实际上，有些老人连这样简单的基本精神慰藉都没有，有的子女一去就是多年却杳无音讯，有些老人甚至“不知子女是死是活”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大多过着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缺乏家庭温暖，使他们倍感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到有时候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法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高，留守老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也相应地越来越少。除了看电视、聊天，老人基本上没有别的消遣方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5、医疗难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丞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许多人是多病缠身。由于子女务工带来的收入提高，加之新农合的实施，留守老人就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留守老人也只是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治疗，普遍存在“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情况。而且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小病抗，大病拖”，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留守老人家庭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缺少青壮年男子在家中，也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造成利益受损。三、对策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留守老人的劳动、生活、精神以及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一）坚持政策导向，着力构建良好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亦如此。政策导向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立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审视和对待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在经济布局上应尽可能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充分发挥本地非农产业务工成本低以及打工、务农可以兼顾的优势，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既缓解了农忙时节和农村公益事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无人照管等社会问题。（二）坚持制度支撑，健全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放宽条件，扩大农村低保比例，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留守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方式过渡。三是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力争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新合疗范畴。如果财力允许，可以在中央、省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切实地解决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四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居住权、劳动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彻底实现外出务工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转变，促使农民工由“单飞式”转移向“挪窝式”转移，实现由暂时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减少留守老人的数量，让尽可能多的外出务工农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各级应共同协调努力，妥善安排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降低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限制，从而减轻老人因为子女外出而产生的隔代照料负担。(三）坚持创新方式，夯实经济供养基础。 1、多方争取资金。农村老人（包括留守老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家庭关系和农村大局作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全社会都应当自觉承担他们的养老扶助责任。要坚持舆论宣传引导、政策推动、制度促进等方式，引导多方各界出钱出力，参与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养老资金问题，形成家庭、企业、社会、个人、政府等多方共同出力、踊跃分担的局面，确保妥善安排留守老人问题资金需要。 2、发展农村地方经济，加强社区经济“养老”的支持力度。社区是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支持过程的展演平台。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村组应从各自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是那些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学会“自我保障”，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增强老人们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保障。 3、增加农业创收，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政府应立足于实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 4、倡导男女平等地位，解决嫁女不养老问题。儿子和女儿在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纠正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错误观念，适当明确女儿在养老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外嫁的女儿基本上不负担养老，但女儿的居住距离通常小于外出的儿子（一般女儿嫁在本县而儿子是在县外务工），更便于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四）坚持各方联动，营造社会养老氛围。针对留守老人的家庭照顾，要加大宣传强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充分履行自己在照料、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切实减轻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负担。1、巩固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扮演和发挥养老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稳定家庭养老关系，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的重要方式。 2、构架集中供养体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留守孤寡老人的增多，集中供养已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方向，因此构建健全的集中养老体系成为各地方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县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心敬老院，可集中供养500人，同时，配合各乡镇敬老院，目前已基本能解决我县农村孤寡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这样既可缓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又可增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还可以把一部分外出人员留在本地，实现多方得利共赢。3、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助老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加快建立志愿者队伍，实现与留守老人的互助。鼓励农村中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低龄老人、邻居等都可作为志愿者，在志愿者与需要照料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外流子女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形成社会助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五）坚持畅通渠道，搭建精神慰藉平台。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目前，我县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农村大多数都是无线电话。但是这些还是完全不够的，社会、家庭都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1、积极推进农村通讯建设。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搭建平台，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联系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门，开发创建适合留守老人的资费服务产品，便于老人们沟通。2、加强活动场所建设。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老年协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团组织，应该组织起老人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艺活动、身体锻炼、育儿讲座等，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力发挥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重要作用，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3、不断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4、引导留守老人自我调节。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参与邻里纠纷调节，担任村组经济发展参谋等，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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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老人他们的孩子去哪啦！都是不孝顺的人才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