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参考许些帮助 、立论立论确定历史论文论点即作者赞反歌颂批判或某历史物、历史事件表示自观点看考虑论点应注意: 1.立论科性 所谓立论科性作者观点搜集资料信息要理论根据事实依据即作者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利于社主义事业讲述史实要依据或明确处想更应该凭空臆造立论才价值 2.立论前卫性 立论前卫性超前意识立论要新要写没写或少写题材要求近几术态应该致解免撞车云亦云嫌 3.立论指导性 立论指导性称立论实用性论文给别看作品要能给读者启迪读者所帮助、所鼓舞、所收获我通所说古今用洋用论文价值反其道行歌颂义团运盲目排外或者反面物歌功颂德类文章即使写再取 二、命题论文论点决定给论文定新颖、明确、吸引力题目用表达文章主题十重要某种意义说论文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 1.题目要新 重视科性前提论文命题要新要创意切忌平淡奇要力争做语惊死休 2.题目要奇 命题要奇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要用科态度实事求态度自论文命题达文章能引入胜效 3.题目要 历史论文题宜宜特别刚刚习写作更要选题目选题目结空乱想文章写面面俱却往往自身能力水平限制面都 三、布局 1.、结尾 功半论文十重要第段应该力求门见山直接接触主题明确提自观点赞反要点悬念引起读者注意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深思余味穷所些经验作者论文结尾功夫 2.编写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文章设计案首先提论点(包括总论点论点)提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名家论述明确结论至于几论点引用哪些论据先写写般视作者自身习惯定必要或文章篇幅较加标题求取目效 四、定稿 历史论文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步骤 起草写初稿要深思熟虑气呵修改要史料、观点、语言检查提高文章质量征求师同意见文章加补充定稿 参考题目: 1、辛丑条约签订现状评 2、鸦片战争 3、历史抹掉石雕 4、近代史端 5、北洋舰队毁灭 6、圆明园兴建与毁灭 7、英勇、耻辱、斗争 8、残说圆明园 9、甲午战争 10、林则徐虎门硝烟 11、平壤战役 12、八联军侵华战争 13、《南京条约》由 14、虎门硝烟解说词 15、道者助失道者寡助 16、说抗战争 17、行义必自毙 18、手自 19、海棠叶变迁(论述祖疆域变化)。
给参考许些帮助 、立论立论确定历史论文论点即作者赞反歌颂批判或某历史物、历史事件表示自观点看考虑论点应注意: 1.立论科性 所谓立论科性作者观点搜集资料信息要理论根据事实依据即作者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利于社主义事业讲述史实要依据或明确处想更应该凭空臆造立论才价值 2.立论前卫性 立论前卫性超前意识立论要新要写没写或少写题材要求近几术态应该致解免撞车云亦云嫌 3.立论指导性 立论指导性称立论实用性论文给别看作品要能给读者启迪读者所帮助、所鼓舞、所收获我通所说古今用洋用论文价值反其道行歌颂义团运盲目排外或者反面物歌功颂德类文章即使写再取 二、命题论文论点决定给论文定新颖、明确、吸引力题目用表达文章主题十重要某种意义说论文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 1.题目要新 重视科性前提论文命题要新要创意切忌平淡奇要力争做语惊死休 2.题目要奇 命题要奇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要用科态度实事求态度自论文命题达文章能引入胜效 3.题目要 历史论文题宜宜特别刚刚习写作更要选题目选题目结空乱想文章写面面俱却往往自身能力水平限制面都 三、布局 1.、结尾 功半论文十重要第段应该力求门见山直接接触主题明确提自观点赞反要点悬念引起读者注意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深思余味穷所些经验作者论文结尾功夫 2.编写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文章设计案首先提论点(包括总论点论点)提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名家论述明确结论至于几论点引用哪些论据先写写般视作者自身习惯定必要或文章篇幅较加标题求取目效 四、定稿 历史论文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步骤 起草写初稿要深思熟虑气呵修改要史料、观点、语言检查提高文章质量征求师同意见文章加补充定稿 参考题目: 1、辛丑条约签订现状评 2、鸦片战争 3、历史抹掉石雕 4、近代史端 5、北洋舰队毁灭 6、圆明园兴建与毁灭 7、英勇、耻辱、斗争 8、残说圆明园 9、甲午战争 10、林则徐虎门硝烟 11、平壤战役 12、八联军侵华战争 13、《南京条约》由 14、虎门硝烟解说词 15、道者助失道者寡助 16、说抗战争 17、行义必自毙 18、手自 19、海棠叶变迁(论述祖疆域变化)。
历史像一条满满的海滩,古人是海滩的缔造者,而我们是一个个悠闲地过客,我们在历史的海滩上散步,又想拾起点什么
于是我们知道了秦前的战乱纷飞、群雄争霸;汉朝的文景之治、丝绸之路;盛唐的公主出嫁,歌舞升平;宋末的骨肉分离,词人思瘦;还有大元并不属于我们的莫斯科,我们的祖宗通过郑和下西洋将恩泽遍洒蓝色星球,我们还看到了史上最贵的一把火怎样烧掉天朝上国的尊严,烧毁半个中国的骄傲,烧痛我们后辈人的心,月光下破碎的斑驳是那些琉璃的泪吗?
我们就在这条海滩上一步一步的前行,拾起古人留给我们的记忆,岳飞、秦桧同样应该被记住,就像石头钻石同样硌脚。
人累了,天黑了,海滩却同样在那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海滩有更多下陷的足迹。
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大自然来作词,人类来谱曲,农民和领袖同样唱得出转音,只不过秦始皇转的大一点,陈胜转的小一点,五线谱写满了前辈们足够的功底,让他们一直从离骚唱到东方红,有花美的霓裳羽衣曲,也有悲凉的骊山怀古,还有黄河大合唱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词都是历史的赐予,每一个音符都是感人的触摸,在音乐的灵魂里我读出了历史的发展壮大,中国人的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歌谣可以让更多的人传唱。
历史不是谁写给谁看得而是谁来书写的,古人写下了万里长城,近现代人写下了万里长征,我们应该写下更多可以万年来辉煌,历史是伟大的
你好~我也是学美术史论的~!不过不是鲁美的~!已经临近毕业了!关于这些理论类文章,大多是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来完成。
首先应该确定你想写的范围。范围包括史论类,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外国工艺美术史,或是理论类,如美术理论、设计理论。
史论类文章一般是从某一幅画作、工艺品入手,可分析其艺术语言(色彩、构图、手法)或者艺术价值(艺术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期艺术创作的影响)或批评类文章(当然入学考试还不要求你写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在有一定阅读量的基础上,对某些作品、工艺品进行赏析并提出自我看法的文章) 理论类文章一般是从某个理论入手,包括中国古代画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接受、设计理念等多方面你入学考试的话我不建议你写这个。因为这个会涉及美学、哲学理论等各个方面,对于即将入学者无法做全面、深入论述。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建议参考苏珊娜·赫德森的《如何撰写艺术类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对于初学者写作还是蛮有帮助的。
我大一大二时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不少写作技巧。 我的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最后祝考试顺利。
你好~我也是学美术史论的~!已经临近毕业了!关于这些理论类文章,大多是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来完成。首先应该确定你想写的范围。范围包括史论类,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外国工艺美术史,或是理论类,如美术理论、设计理论。
史论类文章一般是从某一幅画作、工艺品入手,可分析其艺术语言(色彩、构图、手法)或者艺术价值(艺术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期艺术创作的影响)或批评类文章(当然入学考试还不要求你写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在有一定阅读量的基础上,对某些作品、工艺品进行赏析并提出自我看法的文章)
理论类文章一般是从某个理论入手,包括中国古代画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接受、设计理念等多方面你入学考试的话我不建议你写这个。因为这个会涉及美学、哲学理论等各个方面,对于即将入学者无法做全面、深入论述。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建议参考苏珊娜·赫德森的《如何撰写艺术类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对于初学者写作还是蛮有帮助的。我大一大二时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不少写作技巧。
我的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最后祝考试顺利!
我当时考的是中央美院的史论,文考证拿到了就是高考没上线。以我的经验来看,你不必写的很专业很学术,而是要有一定文采(又不能写成散文这种东西),能够体现一种美术赏析的特性(多看看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了,一般都会从贡布里希的书入门),文章结构要清晰,有层次。
在主题上,可以围绕着一个艺术家来写,也可以围绕某一个作品来写。这个时候要注意,要理清艺术家的师承、影响他艺术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属于哪个流派等;把这个作品与同时代或同主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最后还要针对你写的目标,写出他/它的个性在哪里,进行具体深入的赏析;有关人物、作品的逸闻趣事会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但使用的时候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要增色,可以引入一定的专业内容,比如赏析构图、对艺术史的影响等。
内容上找你最感兴趣最擅长的写。一般不推荐写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除非你对当代艺术特别了解否则是不建议些的。我的老师当时说写印象派、造型艺术比较容易过——切记不要写像梵高这种已经被写烂的!
最后还要注意一些论文的格式,像一楼说的字体、标题大小外,还要注意行文语气的客观,不要出现很多“我”字,引用别人的话要进行标注(引用的谁?出自哪本书哪个纪录片?),字数自己把握,3000左右。
因为提交的是纸质文本,建议论文打出来后做一个简单的封面写上标题、姓名,装订好。
祝你考入好的学校~~~高考加油,不要像我一样差一点,很遗憾的。
《史记》《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中有“太史公曰”。
《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历代中国散文总集。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吴兴祚审定。
该书所选古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
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
该书选文丰富多彩,篇幅较短,语言精炼,便于诵读,其中不少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论民国时期传统美术史观的现代转型摘要]本文从民国时期美术起源的英雄史观的瓦解、美术史观由传统伦理本位转移到审美本位、狭隘的民族主义美术史学观的开拓以及发展的美术史观的形成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力图对民国时期传统美术史观的现代转型做一系统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美术史;现代形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的变革,美术史研究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的变化,2 0世纪以前,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是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的,其研究的核心是书画理论,体裁以专著、随笔札记为主,研究形式主要为品级品评、画录等,论述偏重于主观感悟性和经验性,缺乏理论色彩和系统性。有“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绘画通史著作”之称的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写作中并不注重具体作品的描述分析,而是将画史、画论、画评糅合于一体,其绘画史的写作目的是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以统治者与士大夫的审美标准品评画家和作品的高下,总结画学理论和技法。
唐以后至清末的美术史家基本上延续了《历代名画记》的写作方式,只是作了史料上的转抄增补。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改步变古的时期,姜丹书、陈师曾、郑午昌、潘天寿、俞剑华、滕固、李朴园、胡蛮、童书业等美术史家撰写了一批中国美术史著作,对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的建立起到了开创作用。
一美术起源的英雄史观的瓦解中国传统书画史写作当中往往把美术的起源归结为有巢氏、伏羲、苍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个人的创造,《云笈七签》就有“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这样的话,而《说文》则认为“画始于嫘,故曰画嫘”。关于文字的起源,许慎《说文解·序》中所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易八卦……”认为伏羲氏所作的八卦,是文字的雏形,也是绘画的雏形。这种将书画起源归结为个人创造的观念影响非常深远,传统美术史家一直沿用神话传说性质的美术史起源理论,如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颉首四目,通于神明。
仰观奎星曲圆之势,伏察龟文鸟兽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直到民国时期,一些美术史家才开始对传统美术史的神话性质提出质疑并加以思考,使中国美术史的撰写逐步从神话传说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给予较为科学的解释。
民国时期是美术起源的英雄史观逐渐瓦解的时期,民国初期一些美术史家在写作美术史时仍然沿用美术起源的神话传说,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第一编“上古史”之第一章“三代之绘画”就认为:“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既为书画同源之实证。盖是时文明肇始事务渐繁,结绳之制不足该备,不得不别创记载之法。
而记载之法,必先诸数与形,取其简而易明,便于常用。固画卦所以明乎数,而文字始于象形。
以象形而言,即含有图画之意。文字与图画初无歧异之分。”
[1]秦仲文所著《中国绘画史学也将美术的起源托附于神话传说:“上古时代的人类,文化未开,结绳记事,有巢氏作木器,绘轮园螺旋,为古代绘画的起源。”其中也沿用了伏羲画人八卦、仓颉创六书等说法,认为在“黄帝的时代,画学便已有了相汉的成绩”。
顾颉刚的疑古学派产生的广泛影响,启示了美术史家对美术起源的思考,大多数美术家在美术史撰写过程中自觉地抛弃了中国美术史的神话成分,而代之以人类学、文献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讨论。刘思训等美术家对美术起源托附于神话传说进行了批判,美术史家开始思索美术的起源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
俞剑华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对美术起源的原因进行了探索:“人类文化,随生民以俱来,虽獉獉狉狉,无知无识,然以或出于游戏,或由于模仿,或迫于实用器物之发明渐繁,人智之发展日进,而雕刻绘画建筑等艺术,亦见萌芽,从无显著之作品,昭示于后,但其孕育胚胎,树后日艺术之基础,顾可知也。”[2]他认为绘画主要起源于游戏,“初民作画,多出于游戏行动,如童子之画壁,并无若何目的,及渐进化,一部分图画既作为文字,一部 成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一种文字的发生和演变并不是突然的,与全部文化的发展是相并行的,逐渐酝酿而成的。
正如水之结冰一样,温度降到零度以后,则经过“突变”而结成冰,决不会在微温的时候,一下子就结成冰,实际上,在仓颉之前就有了雏形的文字,因为结绳,书契,八卦而渐演变成为文字是极有可能的。那时的文字大部分属于“指事”和“象形”两类,也就是简单的图画和符号,不过因了个人书写方法的不同,以及见解上的分歧,字形上的紊乱不一,自是意料中事。
仓颉从事整理、发明等等的工作比较可信。这种文字因为年代悠久的原故,所以就称之为“古文”。
……一般之所谓仓颉造字,大概也就是说从黄帝以后(假定仓颉为黄帝时人)才有真正的文字出现吧。[3]2-3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美术史家在打破美术史起源的英雄史观之后,从多方面对美术的起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一部分进步的美术史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美术的起源进行分析,胡蛮就是其中的代表,1 9 3 4年他以。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到了开封就不能不看大相国寺,哪怕只是为了那个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也应该去看看。《水浒》中写花和尚是在大闹五台山后来到相国寺的。以他眼光之高,站在这里的山门前也不由称赞:“端的好大一座大刹!”大相国寺之“大”,《燕翼贻谋录》中有一段记载: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纳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荟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经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也难怪,大凡寺院都喜欢建在名山大川,大相国寺处身闹市,离人间烟火和俗世功名太近,真不知道里面的大和尚们怎样入定参禅。一边唏嘘不已,一边跟着导游赶到八角琉璃殿,去看闻名已久的大相国寺镇寺之宝——千手千眼观音像。这尊四面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高三米多,面色安详浑身上下充满着幽雅静谧的美感。无论站在哪个方位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她那端庄、秀丽的面容。传说,这尊像是乾隆年间由民间的一位艺人花费了整整58年时间,用一株完整的银杏树雕刻而成,每面各有六只大手及呈扇状分布的小手三至四层,每只手掌中均画有一眼,共计一千零四十八只眼,民间俗称“千眼千手佛”。看到实物有些感慨,在千手观音面前我们应该虔诚,不该把神圣的东西编排成舞蹈而成为敛财的工具,就算是以艺术的名义也不行。当我一边闲逛,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块大雄宝殿前面的石头吸引了我。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的物质成分和别的石头没有什么不同,但上面的一行绿色楷书的小字让我心头一紧:艮岳遗石。“艮岳”这两个字远不如它的的另一个名字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水浒里面提到的“花石纲”,这是一个不详的名字,因为很多人把它与北宋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是从那个浪漫皇帝宋徽宗赵佶开始的,没有人会否定他的艺术才华,对于艺术家们,其艺术才华可以保证他们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伟大作品,但对于站在权利巅峰的帝王,以艺术的名义可能就会引出一场灾难。除了书法和绘画,赵佶还十分喜欢稀奇古怪石头。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但不怕皇帝讲原则,就怕皇帝没爱好,同为书法大家的宰相蔡京在这方面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曲意逢迎到已经不能用无耻二字来形容的地步,昏君和小人组成的的黄金搭档堪称超级无敌败家子!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但艺术家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眼光,石头要是玲珑剔透的太湖石,还要有无数的奇花异草来点缀,这样皇帝不必出皇宫,就可以享受梦幻般的江南风情。并对于出色的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这要花多少钱?这可能永远也无法计算。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我也有理由相信,每一块组建艮岳的石头都记载着一段血泪故事。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都人模狗样的带着士兵到处乱窜,高山深谷急流险滩也无法阻挡大家为皇帝效力的无限热情;无论深宅大院还是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自有官员上门,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立刻就身价百倍成了御用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花点“小钱”破财免灾,你好我好大家过年!不识时务的话,官员们一皱眉头就能让你家破人亡,说你不敬,敬也不敬。以忠君的名义真是无往而不利呀!进贡的太湖石个头都不小,好像不够大就不足以展现对徽宗皇帝的无比敬仰。有的石头上千人都抬不动,大到必须拆毁汴京的城门才能运进去,简直和特洛伊木马有的一拼!以当时的条件,运输如此庞然大物,必须要使用水运,真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多少船毁人亡的惨剧。但死亡没有阻止得住大家的一片忠心,苛政虽猛于虎,然忠君之心牛逼于苛政也!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帆樯连翩的景象与当年隋炀帝杨广下江南时的豪华龙舟相比毫不逊色,但相同的恐怕不仅仅是气派,运河两岸土地荒芜,民有菜色,亡国之象已露端倪。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被擒的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是什么使这些只要有口饭吃就会老老实实的农民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把事情做绝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都是花石纲惹的祸。有些东西普通百姓永远无法理解,皇帝富有四海,拥有无数的锦衣玉食和美女珍玩还不够吗?要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石头作甚?俗话说天威难测,上位者思考的东西总是那样高深,那样让人看不懂,否则如何展示他们的高水平?花石纲闹得举国不安,包括激起相当大面积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赵佶下令,将运来的无数奇花异石组建艮岳。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至于华丽奢侈到什么地步,我也懒得描述了,把你能想像得到的奢侈综合起来,再加个平方应该就差不多了。有人评论: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艮岳的修建,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真是量中华之物力,讨皇帝之欢心。不要忘记,赵佶还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做皇帝很过瘾,要是能长时间做下去那就更好了。道教的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对赵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其得道的过程可以不必像佛教那样经历苦修。是呀,赵佶这种人又怎么可能去苦修呢。于是一条别人很难进行的理论被提了出来————采阴补阳。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在艮岳和后宫中的少女总数超过了一万人。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资源总数一定,分配是不会平均的,对少数人而言,资源永远宽裕;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源则永远紧缺。纵观全国,谁最有这样的条件呢?还用说,唯他赵大皇帝!我一直怀疑道教的这条理论是否专门为讨好皇家而设计,来借助世俗权利巩固道教地位的。这样做的人,除了皇帝,其余的估计都要有随时被人家拿着刀追砍五条街的觉悟。武侠小说看过几本的,都知道此类人的下场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邪不胜正嘛!到了阴间也不用抱怨,那不是为你们设计的理论,人生而不平等,多少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如另一部分人刚生下来拥有的多。学的好不如长的好,长的好却又不如生的好,这话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赵佶同志,还有句话不知听过没有: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被折腾的乌烟瘴气;同样,大宋的百年劲敌辽国在昏君天祚皇帝的领导下也是风雨飘摇。大家五十步笑百步,都省省心吧!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的著名领袖完颜阿骨打对于女真部落完成整合。“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的可怕传说已经流传开来。辽国这条破船再也经不起什么风吹雨打,没有了这道屏障,大宋将独自面对那条嗜血的凶狼。一个垂垂老矣的辽国比之新兴的好战的金国,更加符合大宋的利益,唇亡齿寒总该知道吧。如今不是做梦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赵佶也从来就不是什么开疆拓土的英武君王。诚然,你的思想是好的,可总该有点自知之明吧,大宋承平百年,宋军战斗力之差简直令人发指,打仗抢地盘可不是你写写画画那样轻松!没用的,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梦中,没有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是不会醒的。不过不用着急,如来佛的五指扇很快就要来了。女真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辽军,他们军队虽然少,但战斗力却极为强悍,打辽军犹如砍瓜切菜;而共同进击的宋军,却又被战败的辽军残部给打的鸡飞狗跳,真是丢人都丢到国际上去了,我想在此时金军对宋军的战斗力一定充满了鄙夷,一鼓作气下中原的思想在金军中蔓延……辽国完蛋了,下一个是谁?看过宋军的拙劣表演,这已经不用再想。铁蹄南下,大宋边关狼烟四起,大宋健儿要起来保卫家园了。汴梁街道到处是欢送禁军出征的人群,然而人们惊奇的发现,这些国家捍卫者中有很多连马都不会骑,抱着马脖子的,掉下来的无可计数,有没有搞错,这不是马戏团,沙场之上不相信幽默,铁与血才是唯一的制胜之道。未战而胜负之数已知!宋军的表现连业余都算不上,压根连一触即溃都做不到,应该是闻风而退才是。防守黄河隘口的军队,因为当天晚上金军敲锣打鼓,导致整个军营跑的就剩下一个主帅,表现最好的一只部队也仅仅是做到了撤退前把桥烧掉。金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就到了汴梁城下!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我们的赵大皇帝该出来横刀立马了吧!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求和,赔款,投降,我们的皇帝什么都没做,好在金军担心孤军深入,在勒索巨额赔款之后,撤走了。尝到甜头了,这办法来钱快,比之辛苦的放牧简单多了,那就多来几次吧,量那群软脚虾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赵佶不想做亡国之君,他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事情:把皇位传给了儿子,也就是宋钦宗。他不会承担亡国的责任,做太上皇不也是挺不错的吗?唉!人真的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吗?赵佶结结实实告诉我,人就是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这真是让我涌起一股把他揍成照片贴在骨灰盒上的冲动!宋钦宗即位之后,贬蔡京,童贯等奸臣,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汴梁终究还是没有守住,金军破城,将百年古都洗劫一空,运回北方的战利品还包括两位皇帝,靖康耻呀。未来的岁月对于赵佶而言,那是充满屈辱的日子,出来混,早晚要还的。这一幕像极了南唐后主李煜,这两位极具艺术才华的皇帝下场都很凄惨,赵佶在苦寒之地了渡残生,李煜最终在宋太宗赵光义的牵机药(牵机药其实就是中药马钱子,马钱子的主要成分是番木鳖碱和马钱子碱。吃下去后,人的头部会开始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下惨死,不知道他们的后半辈子是否后悔当年没有奋发图强,后悔是没有用的,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有改正的机会。民间传说赵佶就是李煜转生的,来报宋灭南唐的仇。两个人真的很像,都是才华横溢。诗词歌赋,赵佶略输文采;丹青书法,李煜稍逊风骚。但作为统治者,却又一样的不可救药,是宿命吗?他们不该生在帝王家,那是一种错误。明代的张居正身为帝师,就不让万历小皇帝接触艺术,估计也是以此为戒。艮岳石,近千年的风吹雨打还不能使你湮灭吗?你如此顽强的矗立在这里是想要诉说什么还是仅仅为了警示我们!请放心,后辈们虽然不孝,但也不会无耻到让一块石头去承担帝国崩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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