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名股东毕业论文

浅析有限合伙企业的几个问题摘 要：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在中国第一次确立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在有限合伙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众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就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问题、普通合伙人的构成问题、合伙人人数问题、投资领域问题、证券投资问题及有限合伙人安全港规则等六个问题进行分别论述。关键词：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法前 言有限合伙的魅力源自于它自身的商业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关系。有限合伙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它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似乎是在1980年以来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应用到风险投资业上，即它与风险投资的投资收益金融经济行为结合，创新出来的“有限合伙基金”是美国风险投资机构普遍采用的企业制度安排。在美国风险投资中有限合伙关系的组织形式已经控制了80%以上的风险投资额。正是因为国内创业投资企业对有限合伙的呼唤，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增加了有限合伙的规定，在中国第一次真正确立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但有限合伙企业在实际运作中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本文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合伙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以提供借鉴。正 文一、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问题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应有自己的名称。只有拥有自己的名称，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商事法律关系，从事经营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就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颁布专项规定，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须遵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工商个字[2007]108号)的规定。但前述规定并未就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管理作出具体规定，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只规定“登记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和《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依法核准合伙企业的名称。合伙企业名称中的组织形式后标明的“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应当置于括号内。”从而导致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合伙企业的名称核准问题存在不同的标准。在实践中，有些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希望在名称中使用“中心”、“机构”等字样，在天津等地就允许使用“中心”字样，但在大部分地区还是不允许使用“中心”字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通过带有“中心”字样的名称预核准，但结果就是不核准。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合伙企业进行登记时，一般要求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公司”字样，理由是《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设立公司应当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称为“公司”。但笔者认为在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不允许使用“公司”字样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因为《公司法》未规定非公司企业不能使用“公司”字样，且使用“公司”字样并不当然表明企业的责任形式，而且在实践中存在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采用“公司”字样的现象。对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如何管理登记，现在各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操作不一，亟待出台细则加以规定，既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方向，也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操作规范。二、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构成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1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因此从有限合伙的组成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法人能否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该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可以大致分为禁止、允许或授权合伙人意思自治等几种模式。在实践中，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允许法人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只允许自然人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理由是《公司法》第十五条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虽然《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但《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由此可见《合伙企业法》对于一般公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没有明确禁止，同时《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规定就是《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内容，因此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合伙企业法》都对法人担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留下了可能的空间。在实践中，中国境内已陆续设立以创业投资为主营业务的有限合伙企业。该等企业依据《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有限合伙企业形式注册登记，其有限合伙人包括企业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而普通合伙人中亦出现了中国境内的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有些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认可法人担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三、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人数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1条、第75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如果仅剩有限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解散。根据相关立法人员的解释，《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变相非法集资，但该规定已对很多创投型的有限合伙企业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实际上很多创投型的有限合伙企业，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人数在50人以下，但实际意义上的合伙人人数突破了50人的限制，普遍采用了隐名合伙的方式规避50人的限制，即由一小部分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工商登记上予以明示，而其他投资者则作为“隐名合伙人”，从而进行较大规模的基金私募。隐名合伙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对于他方经营的事业进行出资，从而分享其营业利益并分担其损失的合同。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融资合同关系，并不是商事主体，它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即可，无需进行登记。隐名合伙与有限合伙相同的地方在于，隐名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均只以其出资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他们也都不享有对合伙企业的对外代表权和事务执行权。公司中的隐名股东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通过变更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而合伙企业中的隐名合伙人，是不能要求成为显名合伙人的。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的处理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法》第61条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限制的规定名存实亡。四、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领域问题目前，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更多地为创投企业所采用。但采用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股权投资领域会有一定的限制。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有限合伙企业不能投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如根据2006年2月1日施行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有符合条件的发起人，发起人包括境内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和银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起人。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发起人，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由于有限合伙企业系非法人组织，因此不具备发起人的资格条件，无缘参与组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股权投资领域有了一定的限制。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有限合伙企业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在2007年6月1日施行的《合伙企业法》中首次确认法律地位，在中国尚未成为民商事主体的典型组织形态，需要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来争取自己的法律地位。如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发展到类似于在美国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相信，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也会充分重视有限合伙企业，扩大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和参与领域，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五、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证券投资问题目前国内的证券法律、法规允许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的其他组织或机构参与证券投资、开立证券帐户，个人、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社会团体、外商投资企业等都可以独立开设证券帐户，并且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有限合伙企业参与证券投资进行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但有限合伙企业不能开立证券投资帐户，是国内私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证券法》第166条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是由于《证券法》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要提供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同时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现有的证券帐户开户系统没有设置合伙企业这一主体，导致有限合伙企业无法参与证券投资，这已影响了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运营，并且成为完全背离有限合伙制度创设目的的核心问题。笔者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证券法》第166条“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尽早出台合伙企业可以开立证券帐户的特别说明，同时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的系统进行修改或升级，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六、关于有限合伙人的安全港规则《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有限合伙人可以行使某些权利，如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同时《合伙企业法》明确，有限合伙人在行使前述权利时，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仍然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港规则。但如果有限合伙人违反了安全港规则，行使了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如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领域内要求参与投资表决，有限合伙人希望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来影响普通合伙人对投资事项的决策，有限合伙人动不动要求召开有限合伙人代表委员会会议要求对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进行干涉，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为违反《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的基本制度，有限合伙人丧失有限责任保护而演变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对于超越《合伙企业法》第68条的范围从事合伙事务的，对外就该笔交易向第三人承担与普通合伙人一样的无限连带责任，对内将对受损失的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一些创投型有限合伙企业中，部分有限合伙人尚未真正理解有限合伙制度创设的目的和意义，用公司的概念来解读有限合伙企业，用公司中股东的权利来想象有限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这样很容易违反安全港规则，使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结 语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创业投资行业最好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我们期待它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风险和利益机制的关系，发挥最大的效应。同时各主管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有限合伙这一组织形式，完善各种配套的法律法规，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发展扫除各种法律障碍。

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与此相对应，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    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投资人，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与隐名股东对应者，通常被称为显名股东。    隐名投资是指投资人实际认购了出资，但是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股票(仅指记名股票)、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却显示他人为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在这种投资方式中，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的人被称为“隐名投资人”、“实际投资人”或者“隐名股东”，而被个投资公司对外公示的投资者则可称为“显名股东”。    总之，能证明隐名股东权利的证据材料还是很多的，最不济也应该有公司的出资证明。只要确实有对公司投资，无论有没有登记真实的身份就享有股东所拥有的一切权益。可在做隐名股东之前也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国家公务员就不能投资入股。

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分类，与其他分类相比，无论从公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审判实践看，都具有较大的价值，有必要对其做出具体的分析。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隐名股东并没有做出定义，隐名股东只是实践中人们对公司的隐名出资人的一种身份称谓。隐名股东的出资行为一般是其通过向显名股东缴纳出资款，再由显名股东将其出资款交付公司而完成的。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必定存在出资协议，协议约定了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出资权利、义务。 隐名股东之所以不愿意成为显名股东往往都是由于这类投资人不愿意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投资行为，这样的投资形式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隐名股东无法享有股东会巾的表决权，无法限制显名股东将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当他人通过司法途径强制处分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对这些股权的权利无法阻止这个强制处分行为。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有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新《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法律虽然要求公司将股东情况如实向登记机关登记，但是如果存在没有登记的股东（隐名股东）情形的，公司法并不否认隐名股东对公司出资行为的法律效力，但是该隐名股东对其出资的权利却不能对抗第三人对其出资的权利。例如：某隐名股东的出资登记在某显名股东的名下，显名股东在隐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隐名股东获悉后却不能主张显名股东对第=人的转让股权行为无效而追回股权。 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运用民商法的基本原理来加以解决，其所依托的理论可归纳为两种，一为“实质说”，一为“形式说”。 （一）实质说 “实质说”从民法的真意主义出发，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行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此观点认为，无论出资行为的名义人是谁，事实上做出出资行为者应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此外，肯定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缓解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形式说”从公司法的团体法属性出发，强调法律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认为承认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所形成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效力被全盘否定，从而使公司的有关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认为应以对外公示的材料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

隐名股东，即投资人以他人名义持有而自身享有权利的公司股份。由于身份或名称并不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等公示文件，实际出资人常称为“隐名股东”，名义上持股人因为记载于章程等公示文件，常称为“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至于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他人名义注册公司，或者干脆伪造假身份投资，则完全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不存在隐名股东或隐名投资法律关系的问题。投资人登记为显名股东的原因基本相同，即明确其出资人身份和权利。实际投资人采取暗中持股，则各有各的原因：或是为规避法规限制，或是为税收优惠，或是为简化程序，或是为关联交易，或为幕后运筹,然而，结局未必如初衷。面对蒸蒸日上的公司业绩，显名股东可能会反客为主，只承认实际投资人为债权人而不是股东，既然身兼股东、董事等要职，显名股东这场兵变似乎水到渠成；而当收益遥遥无期，隐名股东亦计谋金蝉脱壳，既然原非正式股东，隐名股东讨债又似乎理直气壮。实践中，显名股东大都从容不迫、以逸待劳，借“法定职权”化隐名股东攻势于无形。隐名股东则往往先发制人、率先发难：或提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或提债权侵权之诉，反击显名股东不义。而如果出资不足，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又可能同时面临其他股东或者债权人的诉讼。在诉讼的硝烟中，往日的事实惊现截然不同的说法；激烈的辩论中，当初的约定又有新的诠释。而隐名投资协议的效力如何、隐名股东可否转为显名股东以及可否退股等等，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对隐名股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点：1.有效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成为隐名股东的必要条件。有效的隐名投资协议有利于约束显名股东，确保隐名股东间接行使股东权力和获取收益，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成为显名股东，避免发生权利旁落的情况。如果投资人对投资项目有较大把握，就应当委托专业人士制作协议以确保有效。反之，如果投资人对该项目并不熟悉，只是出于对他人的信任，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投资，无效的隐名投资协议有时更利于日后索回出资，但投资人对“显名股东”的约束力则微乎其微，其在被投资公司的权利也难以主张。2.出资单据或确认书，是隐名股东履行义务的证明。隐名股东的出资方式、期限等应当在隐名投资协议中明确，有关出资的转账凭证或交款收据等要完整无歧义，最好让显名股东出具书面文件，确认隐名股东已出资金额和时间。如果隐名股东身份可以向其他股东披露，则建议由公司及所有股东予以出资确认。3.公司章程，是隐名股东不可忽视的法律文件。新修订的公司法赋予公司、股东对公司内部组织规范的极大自主权，公司章程可能直接影响隐名股东的权利。如隐名股东可能希望尽快分红，但章程却可能对公司分红设定更高的限制，隐名股东的短期投资目标就可能与公司的长期投资计划矛盾。因此，隐名股东对此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在制定章程时就应通过显名股东表达自己的关切，对持股比例较低的隐名股东而言，这一点更应予充分重视。4.参与公司管理，是隐名股东保障权益的必要措施。为防止信息不对称，隐名股东应采取必要措施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司管理，尽可能了解公司的动态。根据隐名股东对自己身份的披露意愿以及其他股东的态度，隐名股东可担任或以显名股东名义指派他人任职董事、监事、经理或财务人员，公司的证照、印章、印鉴以及财物资料信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尽量掌控。如参加股东会或其他重大决策，还应注明自己的与会身份及姓名。5.发现权利被侵害时，隐名股东应尽快采取法律措施。根据被损害权利的不同情况，隐名股东可采取的措施也不尽不同。一般应尽快控制公司的公章、印鉴及财务资料，争取尽早进行清算。如协商不成，则应立即采取诉讼措施。根据2002年11月15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 “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 民法通则 》 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即二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即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果是隐名投资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该诉讼时效则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