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祺毕业论文

杨定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务农，家中虽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地，但因连年歉收、苛捐杂税和人口较多，生活甚为艰难。杨定念小学时，舅父潘世昌见其聪明懂事，曾带他到自己创办的公和小学求学。后入惠南高小学习，毕业后在家里跟父母干农活。1929年，十六岁的杨定到六灶嵇义泰杂货店当学徒。约二、三年时间，商店因亏本倒闭。杨定回家后，经人介绍到小学校任教并经黄渡师范学校培训，取得了合格学历证书。1934年7月，杨定创办朱路小学（在现在的南汇区老港镇牛肚村）。任教期间，教学认真，热爱学生。当时学校条件很差，他曾自制教具——用猪毛等物制成大算盘，教学珠算。有一次学生患流行性疟疾，他步行到奉贤王良心堂药店，自费购买“山岳药”送给学生服用，颇得当地群众的好评。当时县教育局曾派人调查了解，并在《南汇民报》上表彰杨定办学有方。1937年上海沦陷后，杨定执教的朱路小学也关了门。他目睹日寇到处烧杀抢掠，人民生活在悲惨痛苦和惊惶不安之中。国土的沦丧，社会的黑暗，使年轻的杨定萌发出一股抗日救国、追求光明的激情。正在这时，他结识了富有抗日救国思想的连柏生、林达、王才林等同志，乃立志投入救亡运动。1938年夏末秋初，杨定参加了南汇县抗日革命武装组织——由连柏生为中队长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1939年，该中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杨定任秘书。1939年，杨定经朱君务（当时浦东党委委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将原名杨志雄改为杨定，表示他参加革命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1940年3月25日的一个晚上，游击队在吴家码头活动时，与日军扫荡部队相遇，杨定和朱君务等七人，被抓至日军祝桥驻地。关押期间，日军曾用“老虎凳”等酷刑进行残害和逼供，杨定始终未供认出组织情况和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经当地教育界较有名望的石瑞琪老师证明杨定“确是一个小学教师，并非游击队员”而得以保释。杨定从祝桥脱离虎口后，因遭日寇严刑酷打，身体受了伤，就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不久回到家里。爱人劝其在家“安分守已”，不要再外出活动，以免家里人担惊受怕。但杨定觉得国家受难，在家生活不会安宁，日子也不会好过，特别是介绍自己入党的朱君务等革命同志惨遭日寇杀害，更使他懂得不赶走日本侵略者，就没有出路。此后，他不仅自己坚持革命，还先后动员胞弟杨志豪、妻弟夏祖德、堂弟杨志远、杨三囝等人参加了革命。1940年5月，南汇县抗卫第二大队扩编为淞沪抗日游击五支队后，杨定先后被派往五支队辖区内的六如小学、正本小学等学校任教，教学生学习由自己刻印的抗日课本。如“东一村，西一村，村村打倒日本人”等等，向学生宣传和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杨定以教书为掩护，坚持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杨定调一区（即现在的老港、新港、惠南、盐仓、东海、黄路、万祥等地区）任征收主任，负责征收抗日公粮和部队活动经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受到部队领导的嘉奖。此前一直采用向各乡派捐的办法筹集公粮（即要求各伪乡公所按规定向游击队送交），不能满足部队给养需要。后来，杨定在一区首创征收田亩捐的新办法。他通过关系到伪县政府抄出了原国民党的田赋册，然后以抗日武装游击队名义造册向各户征收，使抗日粮款收交工作有了保障。这样，征收任务不仅如期完成，而且大幅度增加。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当时党中央关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全民团结抗日的方针。为此，杨定受到五支队领导的表彰，并按征收金额比例发给奖金六千余元。杨定把这笔奖金平均分给了同一区工作的孙瑞祺、夏筱塘等其他有关同志。后来其他区都学习了一区的办法，以赋册造册向各户征收钱粮，使部队活动所需粮款得以顺利解决。杨定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叉、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警惕性高，组织性强，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对敌人斗争坚决。1942年春，国民党马柏生部队的嫡系陆嘉南，居心叵测地突然来找杨定，企图通过杨定与连柏生联系，将我党领导的五支队拉过去，收编为国民党部队。杨定在摸清陆嘉南来意之后，立即密报连柏生，因连支队长不在未能见面，乃向代理连柏生工作的张晓初作了汇报。张知道陆的底牌和来意不善，即嘱杨定保持警惕，随时注意陆的动向，并说如何处置，待研究后告知。不久，上级派员通知杨定，杨奉命连夜派人将陆就地处决。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新四军在渐东三北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7月，杨定奉命调往渐东，开始任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二科科长，1943年3月任中区（龙山、观城、浒山）分会主任。在浙东，斗争形势险恶，生活艰苦，同去的有位同志吃不起苦，加之家里人的拖累，经领导批准决定离开部队返回老家。临走前，他去看望杨定，杨定在路口送别时，嘱他回家后仍然要不忘抗日救国，并坚定地对他说：“我决心参加革命到底，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真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当生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恶病”。这又一次表现了杨定参加革命的坚定性。1943年6月21日上午，杨定决定到浒山区检查税收工作。这个区就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敌伪据点林立，樟树庙、浒山有日伪军据点，环境极为险恶，而征收工作搞得特别好。杨定曾多次对浒山征收处主任吴浩南说：“要到浒山区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这天临行前，杨定的一块挂表掉在地上打碎了，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不祥之兆，不要去了。杨定当然没有改变主意。他带了秘书邱恭、警卫员钮茂兴，会同吴浩南及其通讯员岑纪田，一起从慈北洞桥虞家出发。在途经浒山区三官乡潭河沿何家村东时，迎面碰上“扫荡”的日军，一时躲避不及，只得边跑边还击，杨定和邱恭被捕后关至樟树庙日军据点。当天，吴浩南即向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和慈姚县委书记谢仁安等汇报。组织上获悉后，多方设法营救，并买通了一个日本翻译，使日寇放松对杨、邱的监禁。6月23日中午，他们趁日寇外出“扫荡”的机会，越狱而出。不幸在出狱不久，即被敌人哨兵发觉，他俩立即商量，决定分两路背向而行，杨定朝东南方向跑，邱恭朝西北方向跑，以分散敌人的追捕目标。敌人紧盯杨定奔跑的方向追赶，杨定又落入日寇的魔掌。杨定重新入狱后，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把杨定关入木笼，且将手和脚都用钉子钉上。杨定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不久，杨定被日寇杀害于石人山。杨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