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字经济毕业论文

WTO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供你参考）〔摘要〕GATT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取代GATT而成立一年多的WTO，为坚持全球贸易秩序化和法制化轨道上运行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的考验，如非关税壁垒、大国称霸、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关系、保护民族工业与自由贸易关系等问题有待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和WTO能力的局限性。并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加入WTO问题。〔关键词〕国际贸易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一、GATT与贸易自由化的进展诞生于1947年的GATT，是世界上国家（地区）间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契约，是一套系统管理各国（地区）间贸易行为的多边贸易通则。虽然它只是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实际上早已机构化了，只是法律上从未获得真正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对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进行和作出仲裁。按照其宗旨：在国际贸易中，通过相互削减关税、清除非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实际收入及有效需要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在GATT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形成了10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关税保护原则；贸易稳定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反进口数量限制原则；公开与透明度原则；豁免与例外原则；区域性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服装及纺织品的全外原则等。并主持举行了8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包括决定建立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是，世界工业品贸易的关税平均税率由1947年的40％减至目前发达国家的4％和发展中国家的12％的水平；其缔约方由从初创时的23国发展到WTO成立前的128个国家和地区；其成员国的贸易额自最初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5％至今已占全球贸易的90％。尽管GATT只是个临时性的协定，其缔约方仍然实施关税特别是非关税保护，也存在“灰色区域”，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协议，还是把世界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95年，全球贸易在1994年取得9．5％的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这与GATT推动是分不开的。二、过渡期间的WTO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已经结束的“乌拉圭回合”产生了多项重要的积极成果，其中之一便是使这GATT这一准国际贸易组织正规化，决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WTO。与GATT相比，WTO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工农业产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其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也更加有效。在WTO成立以来的一年里，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基本上完成了机构建设；同时还增加了新成员，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来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申请加入WTO。WTO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表明它对各国的吸引力增强，目前WTO中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已占2／3，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了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且正在勾画自身的发展蓝图，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作为一个新成立但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的WTO，刚成立就面临三大挑战：巩固“乌拉圭回合”成果；完成该回合已涉及但尚未完成的谈判；研究国际贸易的新课题。面对实施期长达10年，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普遍适用性、卷帙浩繁、空前复杂的“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其实施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为此，WTO在GATT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贸易制度审议机制，WTO对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进行审议，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与多边协议的一致性；还建立了新的解决争端机制，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这一机制与以往GATT比较零散的解决争端机制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实施仲裁结果的能力，它规定所有争端最长必须在18个月内解决，如果该机制作出的仲裁结构得不到实施，有关方面将会受到制裁。在1995年一年中，它受理的贸易争端已超过二十多起，比GATT任何一年受理的争端都要多，其中有6起是发展中国家针对贸易大国的。在这些争端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日汽车贸易纠纷，尽管此案最终通过双方谈判得以解决，但不能否认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威慑力对双方达成协议起的促进作用。以往在GATT时期，贸易大国常常可以藐视该组织作出的裁决而不会受到惩罚，弱小国家的利益往往因此得不到保护。在这一问题上，WTO有了新进展，如1995年4月，香港有关部门将美国对香港纺织品限制案报送WTO裁决后，使美国取消了对香港纺织品采取的限制措施；同年7月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就美国对其内衣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向WTO起诉，结果使美国又一次取消了限制措施。WTO在1995年还组织了“乌拉圭回合”未完成的4项服务贸易谈判：金融服务、劳工流动、基础电信和海运谈判。在金融服务谈判中，美国坚持高要价，谈判一度几乎破裂，但最终还是在欧盟的倡议下达成了一项没有美国参加的临时性协议，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30多个国家作出了提高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承诺。此外，WTO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并计划把所有新课题提交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讲座，以为将来组织新贸易谈判做准备。总之，从GATT到WTO的新旧交替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TO在这一年中为坚持全球贸易在秩序化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所作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WTO信誉和权威方面，这一新生的组织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三、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严峻考验从理论上说，GATT宗旨是符合通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的；从条文上看已为WTO的运行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从实践来观察，尽管WTO已取代了GATT，但已取得的成绩距离其宗旨要求却相去甚远。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新的课题摆到了WTO的面前，如贸易与贸易环境、贸易与投资政策以及贸易与各国企业的竞争政策等。首先，GATT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已取得的成绩中，削减关税最为突出，这也是世界贸易量增长10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尤其是非关税壁垒障碍上，却无能为力。各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客观上有保护的需要，但由于关税减让太多，不便利其实现保护的目的，遂转而大量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目前全世界关税壁垒措施已达2700多种，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WTO仍然将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其次，WTO并未消除国际贸易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国左右局面情况依然存在。譬如说，由于少数贸易大国的阻挠，贸易额居世界第11位的中国至今仍未能成为WTO的成员国；由于欧美互不相让，WTO总干事人选拖9个月才确定下来；另外美国动辄采取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这对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失业严重、贸易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它们以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过去，由于主要西方国家背离GATT宗旨，致使发展中国家负担沉重，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至今依然如故；不仅如此，这种行为也使发达国家之间不断爆发贸易争端。这些倾向都对WTO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WTO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当主要工业化贸易大国缺乏竞争力时或在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是否仍然愿意尊重WTO的规则，而不凭借其经济实力去破坏它。再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集团化问题。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区域性贸易集团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量比重在不断增加，截止1994年底，在GATT秘书处登记的区域性贸易规定已有10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双重效应，区域贸易集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难免具有排它性，这有可能会带来贸易集团间的磨擦，甚至动摇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在GATT第24条区域贸易安排上，允许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而不必按最惠国待遇条款将同等待遇给予非成员国，这是与GATT的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的。尽管规定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条件和目的，并在程序上加以规范和约束，但由于这一规定本身的歧视性，以及它在规定上的法律缺陷和漏洞，使一些缔约国有可乘之机，危害其它缔约国的贸易（冯予蜀，第81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的区域化经济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相互抗衡、对峙、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这就削弱了多边贸易谈判的效果。协调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关系就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WTO坚持区域性贸易与全球贸易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两者都应在WTO的框架内进行，为此，WTO成立了69个特别工作组，具体负责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加拿大倡议下，WTO决定1996年初成立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委员会，以协调这些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但其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最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对民族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甚至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也设法在各种程度上游离于自由贸易原则之外。如1996年元旦，WTO“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政府作为各国最大的买主，其对外开放意味着，在政府采购中凡是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SDR）的政府采购合同都要对外招标。但签字国却只有美、日、加、以、韩、挪、瑞士等15个国家，并较之“东京回合”的“政府采购协议”又少了瑞典、香港和新加坡。专家称此协议为“诸边（Pluralateral）协议”，以区别于其他“多边（Multilateral）协议”。WTO的“政府采购协议”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死角。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离政府采购的开放还相当遥远，即便有个别国有限开放，也是保护国内工业优先。如印尼立法要求“政府采购”要以最有利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而且数额越大的合同，须以对方反购本国非油产品为条件；另一方面，签字国对等开放，由于国力相当谁也吃不了亏，但他们更大的胃口是争夺第三国的政府采购合同。如1994年夏，美国雷声公司与法国汤姆森电子公司在巴西争夺一个14亿美元的亚马逊工程的开办权，最后是依靠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才击败了竞争对手（武跃，1996）。应该说，WTO解决争端的能力至今并未受到真正的考验。目前WTO正处理在各起争端最早要到今年初才会出初步结果；其受理的最大一起争端——美日汽车贸易争端最终是通过双边谈判得以解决的；在重大问题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往往抛弃多边渠道，采用单边或双边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国仍企图操纵WTO；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构成威胁。在中国“复关”问题上，WTO组织作出了一定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少数贸易大国要价过高，中国仍然被排斥在外。显然，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总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复杂，贸易范围更为广泛，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注定WTO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贸易正逐步走向全球化，如要倒退，那无疑将是把世界带入萧条。四、自由贸易的必然性与WTO能力的有限性就自由贸易而言，其所以会成为一种必然，是因为90年以来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WTO这一较强大的贸易自由化组织的推动；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都为自由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国际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的结果，它们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性。但是，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同集团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就商品而言，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有选择性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保护相结合。不平衡发展的贸易自由化还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就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与之并存；各国“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奖励出口；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从贸易保护制度转向更系统化的管理贸易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和管理贸易，如克林顿动员了一大批美国政府机构，为美国企业制定了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3年里，美国企业的业绩证明他是成功的（武跃，1996）。又如，欧洲国家政府投资250亿马克研制“空中客车”，并每年巨额补贴维持营运，到1993年其营业额终于击败了波音，成为世界第一。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增长的根源来看：主要是因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的萧条和不稳定增长；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发展。在这里，由于众多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不断进行下去，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也将继续下去。进而，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将存在，这些根源都将为贸易保护的存在提供土壤。而且还应当承认，“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仍然存在不平衡，并且其贸易自由化措施是逐步实施的，对各国的影响也将逐步发生和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将是主要的受益国，因为世界贸易的大部分是它们之间进行的。由于10年内彻底取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非关税壁垒，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从中获益，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关键的问题在于，WTO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无法解决国家之间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这样，在其原则前提下的各种例外就完全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认可其原则的基础上，又利用有关条款筑起新的贸易壁垒。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着WTO。它们凭借其经济实力驾驭WTO。从克林顿政府主张政府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事务，变“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易”政策，并开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到克氏政府的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阻挠中国复关）和态度也提醒我们，一旦WTO的有关规定对其不利，就很难保证不被践踏，毕竟在国际经济中，国家利益还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其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比联合国强多少，虽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抑制强权的作用，但也不能保证不被强权所利用。有鉴于此，中国对加入WTO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WTO也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各成员国利益均衡和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因而它无法平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必须面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作出灵活反应，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尽管WTO能推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也决非是暂时的，它将与自由贸易并存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之中。WTO并不能保证成员国一定能自动享受到WTO的益处，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入WTO并不仅仅是单纯为获得稳定的最惠国待遇等WTO所规定的益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入WTO将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规则和规范适用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引入更高标准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动力，来促进外贸和与之相配套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一种开放型的市场机制和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和宏观调控手段。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都能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迈向自由贸易。显然，即使中国加入了WTO，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过渡性贸易政策。即，要恰当地把握贸易的进程，对幼稚工业还要适度保护。这一政策既要符合国情，使国际竞争在中国目前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又要能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规范靠拢。期间应该联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大国的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以维护WTO的信誉和权利，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总之，尽管有WTO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将会是主流的，但贸易保护并不会因此消亡，甚至有可能并行不悖。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将是非常缓慢、曲折以至有可能会反复。参考文献武跃：“政府采购：自由贸易的雷区”《国际商报》1997年1月5日。杨广志：“周岁看‘世贸’牛刀已初试”《经济日报》1995年12月15日。班玮：“WTO蹒跚周岁”《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2月13日。任烈：《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5年。冯予蜀：《国际贸易体制下的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如果觉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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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县乡基层的财政困难问题。

造成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从根源上看是由于财权事权不对等所导致的，其解决就是寻求县乡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配置。

县乡财政困难的现况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但同时出现许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现象，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膨胀，这不仅影响了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而目。

严重影响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进而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

因此，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制度，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再通过县乡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职能的实现，还牵涉到农村税费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成败。

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源：财权事权不对等

财权上收，县乡政府财源减少。

财力向中央集中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央75%，地方25% 的财政分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地方财力通过二次分配上收中央。

从结果来看，财力上收的效果明显。

地方级财政自给能力由1987年的降到2015年的，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其中，省级为 ，地市级为，县级为，乡级为4%。

从乡镇、县级、地市级到省级，层层需要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 过日子 。

这样一来，在县乡财源减少和财权不断上收的双重冲击下，县乡财政困难明显。

事权下放，县乡政府事权负担过重。

县乡财政事权负担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负担，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这些大额支出事项，将这些事权责任都压到县乡财政头上，导致其沉重的负担。

由于行政集权体制及人事上的行政任命制， 我国高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上级政府很容易把各种事权责任尽量推诿到下级政府，即 事权下放 。

如中央只给承诺不给钱，将一些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形成所谓 中央请客，地方出钱 的情况。

我国上级政府诸种 下放事权 的行为大大增加了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决县乡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几点思考

为了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角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要事随钱走，财力与责任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上级层层剥夺县乡财力的状况。

完善法治，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政支出范围。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级行政官员只重视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视本地民众的实际要求，这必然导致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因此，应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化财政的建设步伐，以法制来规范和监督财政。

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使之明确，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目前县乡政府集中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促进财政的法制化发展。

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属于全国受益范围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属于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再按受益范围的大小由相应级次的政府来提供，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

对于科学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以对义务教育的支出为例，应该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担的办法，切实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

目前，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对大多数县乡财政而言，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少在70%。

目前，法律规定财政的教育支出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 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其重要地位是不配套的。

因此，应该把 以县为主 改为 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 ，这样才能发展事业的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保障县乡政府的财力，强化其财源建设。

目前来看，县乡政府通过可以发展民营经济，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来增加财源。

民营经济因为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

首先，要引导规模企业实现规模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从上到下实现以大带小策略。

其次，要通过建立新型的农村互助组织，利用县乡政府的信息优势，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

最后，要激励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利用集体土地产权收益、公共财政催化三种核心力量启动农户自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机制，促进财源建设的多元化发展。

尽快解决县乡财政债务问题。

首先，要明确县乡的债务规模，只有明确了才能有效控制。

对于乡镇、村债务，要认真清理，分清性质，分清责任，不能将所有债务都由县乡财政偿还。

对账外的非财政管制原因所造成的隐性债务部分，应该坚持 谁受益、谁负担 的屠-贝0，清查现有政府债务，明确其规模、结构和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债务人、责任人等，主动科学地清理财政债权与债务。

其次，要加强对债务的监管，完善县乡财政管理办法。

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将乡镇各项债权债务逐 登记报县政府备案，有步骤地减少债务增量、控制债务存量。

一是要建立债务预警机制，即不同的县乡及财政部门要根据自身债务承受能力，研究出正常的、可控的、能够承受的负债临界点，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

二是建立债务化解长效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规范乡镇政府经济行为，坚持实行村务公开，大力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和村账乡代管等制度，控制政府和部门经费支出的增长，加快债务化解进程。

做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问责，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要加强财政立法和财政监督的力度，保证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杜绝各级官员的不规范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的问责。

通过问责，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用途进行使用，避免人为因素干扰财政政策措施的运行，维护财政政策措施的准确性、效益性和及时性。

要想使得财权事权真正实现对等，就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落实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落实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问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

对于类似上级政府把各种事权责任推诿到下级政府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不仅要发现，更要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及时纠正，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约束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参考文献

[1]罗丹、陈洁。

中国县乡财政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2]毕秋丽。

县乡财政解困的路径探索[J].辽宁财专学报，2015(5)。

[3]郭家虎、崔文娟。

财政合理分权与县乡财政解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9)。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二

摘要：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

因此，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县域经济同城市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

县域经济之间，经济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县比较富余，财政资金雄厚;而经济基础较差，资源匮乏的县，财力紧张，有的甚至举步维艰，干部职工工资发放都有困难。

不仅如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市经济，并且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二是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两层皮 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城市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辐射的传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城市与县域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等问题，城市与县域仍然相互独立。

三是城市与县域在产业整合、分工协作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和紧密的产业链与配套关系。

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

传统农业是指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

当前，中国县域传统农业可以归纳为6个特征：一是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

二是农业发展片面追求产量和产值的增长，而对市场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产品质量、农业结构升级和农业效益等关注不够。

三是农业的种养、加工、流通相脱节，利益关系不紧密。

四是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

五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技术进步水平不高。

六是农业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建国以来，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稳步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足，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中国农业发展缓慢。

县域工业尚未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大多数地区县域工业不仅发展缓慢、总量过小，而且档次也比较低，突出表现：一是深加工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的基本方式仍然是 收获 初加工 销售 为主要形式的粗放式经营，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带动作用的深加工企业仍然很少。

二是产品档次不高，科技含量低，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少，难以形成积累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制约县域工业的发展。

三是县域工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迟迟走不上发展的坦途。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多数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业;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管理上的非规范性和非科学性问题较为明显;自身发展潜力有限，大部分民营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前景不广阔;借贷能力低，多数民营企业预期收益不明显，自有资金少，由此导致其偿贷能力低，甚至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还贷意识和法制意识，信誉度低。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就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解放思想，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在新阶段实施县域新突破，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讲，最缺的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保障。

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

我们要联系工作实际，要冲破各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约束及体制机制性障碍，彻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营造宽松良好的软环境。

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特色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