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家父女毕业论文

西晋的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和他的父亲是三国晚期最牛的一对父女，女儿丑陋无比，但心狠手辣，父亲毁了曹魏，女儿毁了西晋。

叛逆，清高，因寄人篱下而悲哀，刻薄，小心谨慎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耀眼的明珠，它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让后人研究，学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书中二位至关重要的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是怎样的形象与地位呢？ 于是历来红学家或是平常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中大概存在了三种态度，即褒林贬薛，褒薛贬林，和林，薛双峰并存之说。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的小说中，到底是褒义地描写林黛玉，还是带有编贬意地描绘薛宝钗，亦或正好相反？我认为第三种看法似乎更客观更公正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先来讨论林黛玉。在整部书中，林黛玉地重要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林黛玉和宝玉二人的爱情情节，那么红楼梦就将不会存在了，所以对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曹雪芹是满含同情，精心刻划的，无论如何林黛玉这一形象在曹雪芹笔下是正写的，而绝无任何蔑视。 那么薛宝钗呢？她在红楼梦中的出现是个反派人物吗？ 我想曹雪芹创作薛宝钗的目的不是把她写成一名让人厌恶的人物，相反薛宝钗只是不同于林黛玉的另一种典型女性，作者是十分客观的描写她，而没有刻意去褒扬或蔑贬她。 “拥林派”贬薛的重要证据主要有二条，其中之一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扑蝶不想偷听到了小红所说的关于与贾芸纠缠不清的悄悄话，为了隐藏自己多余的到来，薛宝钗在小红等人发现自己时，说了一段被认为是作者曹雪芹贬薛的话语，即表明先前林姑娘在这儿，而不是自己。 这段话终于被人落了口实，于是人们便认为，薛宝钗的多么虚伪，她将黒锅背在了林姑娘身上，让小红等人的多疑转到了别人，而自己则聪明的摆脱了干系。 其实我倒认为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从心理分析，当薛宝钗这样正统的女子听到小红所言的心里话都不免会心中暗惊，并急欲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知道了此事。宝钗是大观园中聪明，能干的少女，事试想当时她急中生智相出的应付话语只能说明她机智过人，善于应变，十分巧妙的渡过了一场尴尬的面对。至于指出林姑娘在此间，不过是随意找个人来圆谎罢了。我想这一情节的描写实是完善了薛宝钗善于应付复杂局面的性格，曹雪芹在此并没有真的在贬薛。 “拥林派”贬薛的另一重要证据便是王夫人的丫头金钗头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话。 人们认为这又说明薛宝钗蔑视地位低下的丫鬟，并欲得到王夫人的好感，以期她最后终能成为宝玉的金玉良缘。 我们分析这段话的同时，首先还应注意说话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金钗一死，事后王夫人的确有点后悔及自责，这在她的话中得到了体现，那么薛宝钗作为一名后辈且是贾府的宾客身份，（试不谈她是否真知道事情的经过真像）她此时自然的反应便是要极力劝说王夫人不要为了此事伤了身子，并进行一番安慰。想明白了这一层，薛宝钗的话就显得十分正常了。为了安慰人，对于一个被主子打了一记耳光便去投井自尽的丫头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是认为她死的太不值得，有点傻吧。 而为了安慰人，对心中存又自责的王夫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说服王夫人多给一点钱给死去的金钗的家人，以消除一些愧疚心情。 所以曹雪芹描写薛宝钗这段话根本不在于贬抑她什么，而是通过这说明了薛宝钗善于待人处事的性格。而这一点正是林黛玉所缺乏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王夫人跟前的会是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呢？林黛玉就算来了，大概也只有陪王夫人一起落泪而已，而绝不会说出宝钗所言的那番话。各人性格不同，所言所行就有分别，但你不能就以此认定谁优谁劣，从而作为褒贬的证据了。 当然也有人会问，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游戏中，作者曹雪芹难道就没有任何的态度偏向？ 不，恰恰相反，曹雪芹笔下有着鲜明的态度，宝玉真爱的只有黛玉一人，他与黛玉之间的性情是相通的，作者对此的描写也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但对于薛宝钗，作者并不采用贬的写法，而是客观的描绘出她的美丽，大方，道德标准。读者要认真体会的是她的行为举止都往往出现在贾府掌权阶层的面前，如贾老太太，王夫人，王熙凤等，这就无形中表明了她最终将深得她们的欢心。而林黛玉却只是在潇湘馆中，与宝玉二人沉浸在爱的深潭里无法自拔，却不知最后的结局将是多么的悲惨。 但最终的悲剧有多少是薛宝钗从中造成的呢？这一悲剧其实是封建家庭道德伦理对自由恋爱的毁灭所形成的。宝玉，黛玉是牺牲品，而宝钗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无论是褒林贬薛，或是褒薛贬林的观点都有其偏激的一面。 如果我们能从人物的心理活动入手，那么才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才能把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笔下人物研究地更透彻洞明。 二论林黛玉和薛宝钗 在《红楼梦》中最可怜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薛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林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至死也不明白为何宝玉不来娶她。 既然她们俩的命运如此相似，那么，撇开世俗的偏见，对她们的性格做一些比较。 薛宝钗入住贾府较林黛玉晚，而且林黛玉还有身为贾母外孙女这一层关系，亲疏程度，勿庸赘言。但这薛宝钗入住贾府后，贾府上下逐渐发现（或者说更加明显）宝钗的平易近人与温和谦让，黛玉则是性情乖戾，难以侍候，贾母甚至将她和宝玉同视为“小冤家”。 黛玉对宝钗是颇有妒意的，主要原因是宝钗有一个“芳龄永继”的金项圈配那“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而且宝钗甚得贾府的夸赞。 尽管黛玉逐渐明晰宝玉对她是一往情深，然而她毕竟不如宝玉见惯名利场，看尽人间的世情百态，因此她无法理解宝玉的那句“你死了，我当和尚”的誓言，反而甚为着恼。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执着，显露而又坚贞的，王熙凤甚至逗笑她是“未来的贾家媳妇”，她与贾宝玉的爱情由此看来是路人皆知的了。但她仍不放心，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肯定前她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她不容许贾宝玉对其他女子有任何好感，而且将信将疑地猜忌着各种传说。先有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说，后有湘云与宝玉的麟玉之配，这些传说无时无刻不扰得她心烦意乱，无法处便拿宝玉出气。尽管她希望宝玉能不介意这些传说看来其实最介意的是她自己。黛玉在初进贾府时曾立誓要谨小慎微，不被他人取笑，而她采取的方式则是先取笑别人或者过分自卫，史湘云吐字不清晰，她就笑其将来嫁个“爱哥哥”，可是当史湘云笑言她与一戏子相像时，她就受不了了，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悲心理 不容许任何人拿她开玩笑的，就这样，她带着自悲与自卫的包袱越滑越远。 黛玉平生只有两个心思，一个是宝玉，一个是作诗。黛玉和宝钗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文章韬略皆显奇才，其二人互在伯仲之间。而她们在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黛玉一心想的是争名夺胜，每次作诗应对必是全力以赴，可以看得出，贾妃省亲时黛玉因题目太少难以尽兴发挥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在菊花赋中以《咏菊》、《问菊》、《菊梦》独占魁首时又是多么的舒畅。宝钗则认为女子无才便德，有了这种思想，无论吟 诗作赋她也就只是聊以应景了。所以，黛玉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与作风较宝钗要积极的多。 这反映在她对香菱不厌其烦的教导，带领香菱去结实王摩诘、李青莲等一代名家，更反映在她后来的重建桃花社，可以说在学问上林黛玉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而这又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舞文五弄墨的人来作他们的媳妇。从这一点上看，宝玉和黛玉似乎算得上是彻底的反叛者，只可惜他们的终身大事还是要贾母的定夺，也就是说，他们与封建势力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此一来，他二人就变得太不识实务了，既对封建势 力有所希求又不肯老实听话。 那么，薛宝钗又是如何赢得贾府的嘉许，最终做了贾家媳妇的？在见识了通灵宝玉之后，宝钗就已经明白自己的终生归宿之所在，但她并未形之于色，而是绐终做着恰如其的隐忍。平心而论，薛宝钗确实更符合贾母等人的要求，温厚、贤惠而又识大体。从她的身上，也不光看到了她作为封建女子的闺房形象，更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旷世才女的不朽丰貌。从规劝黛玉读正经书，别移了性情到苦劝其兄薛蟠不要胡作非为至协理荣国府，将大观园让与下人劳作，以节省开支，让我们领略到薛宝钗的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姑娘。 一般来说，宝黛二人通常被理解为反叛的典型。实际上，宝钗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讽当朝：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嘲弄了官员昏暗无道，贪得无厌。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没见她说过其他偏激的话，她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给这个世界致命一击，因此在反抗与忍受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点， 较之宝黛，她是否更聪明些？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何况又还时时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认可，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分了。封建势力最终是胜利了，这是《金陵十二钗》中预示好的。这位封建文人最终放不下对统治者的幻想，放不下对封建势力的维护，用自己的笔残酷地为他们三人的挣扎划上了句号，从而让整个梦最终成为一场空。

贾府中的贾政是府中集父权、神权于一身的封建社会势力的代表者。在贾府，穷奢极侈。陈设，盖世的奢侈，成员，挥金如土。贾政是贾府中的主宰者、支撑柱，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是封建这“天”的柱，是封建这“大厦”的梁，又称贾二老爷。但他却不拘言关，道貌岸然，总是扳着一幅正人君子的面孔。事实上他不仅平庸低能，而且精神状态十分鄙下，如与赵姨娘十分融，故有“假正”之称。贾政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非常孝顺贾母，对子女的管教也十分严厉。儿子贾宝玉的一些“叛逆”思想和行为让他大为不满。他想作好官，但可惜不谙世情，受人蒙骗，弄得声名狼藉。作者描写他的为人，亦正重一个“正”字，他是封建时代正统主义的悲剧人物。他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说起贾政，不少人脑中就会浮现一张严厉，死板，生硬的面孔。贾政历来被认为是假正经，为人迂腐，古板，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他是个伪君子的典型，满口仁义道德，宽柔待下。他无能又孤独，儿女亲属相聚谈笑，他一出现就会让大家敛声屏息，弄得索然无味，致使贾母也不得不“撵他出去休息”。当锦衣军来抄检贾府时，他只会“跪在地下磕头 ”，“心惊肉跳”跺脚长叹而已。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支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它在生活中处处强调人伦物理的井然有序，以及个人对这种井然有序应担负的责任，而对个人的正常需要往往重视不够。在古代，家训也以“严”出名。贾政之对待宝玉的方式，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自私是人的天性，虽然一般人都有私心，但作为人还应该合理克制这种私心，而中国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更有讲究。中国人在“小我”与“大我”关系处理上，往往会选择小我服从大我，因公而忘私。中国人又很讲究奉献精神，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又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贾政虽然爱宝玉，但在个人爱子之心与家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又毫不犹豫选择了以家族利益为重。贾政的性格特征，在一则其自制的灯谜里有简约的说明：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以“砚台”来状况贾政甚为贴切。第一句说的是他总以封建社会的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第二句是说他的行为做事难免僵硬，这从他的父子关系上看的很清楚；第三句是说他为人比较矜持，寡言少语；第四句是说他的能量。贾政本身不仅不坏，还一心追求高雅学问。对宝玉不断地责骂教训也是为了能让儿子更求上进，不要一天到晚混迹于女人堆，荒废了学业，对于一个父亲，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书中关于贾政对贾雨村的人品评价并没有涉及，但对于他的才华，贾政是十分肯定的。当然，贾雨村也的确是有些不同凡响的才华，虽然人品确实存在问题。但对于一个钟爱读书人的贾政而言，学问也许是大过一切的。所以，林家父女无论如何，都能够博得贾政的好感。表面上为人端正方直，谦逊厚道，有家中长者的风范，总是摆出一副严肃的脸色，几乎不曾看到他笑过。但实际上却是个道貌岸然，兴趣索然，腹内枵然的人。由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不免过于迂腐。他孝顺贾母，亦想严厉管教子女；他想作好官，但可惜不谙世情，受人蒙骗，弄得声名狼藉。可以说，整个悲剧的他既是制造者之一，又是受害者。贾政对于宝玉也可以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现，贾政希望自己的儿子如自己所想，走“征途”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继承自己的家业，但自己的儿子却整天厮混于女儿堆中，是想哪个父亲能容忍得下呢，从从这方面来想，似乎又对于贾政的做法多多少少有点了解。 总结以上几方面，贾政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捍卫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一家之长，高高在上，不理正事，没能保证大家庭的长治久安。而与宝玉之间的新旧势力的矛盾争斗也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本来贾政是个正经的读书人，他以孔孟之道为立身之本，不管他内心是否这样想，至少对外是这样标榜的。所以贾政内心里并不信贾赦的这一套鬼神迷信，只是那些医生大夫也对宝玉二人的病症束手无策，贾政也只好由着贾赦求僧道请神仙，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碰运气而已。再者，贾母也是相信鬼神的，贾政纵使不信鬼神，碍于贾母面前，他不能表现出反对鬼神的态度来。还有一点，是宝玉衔玉而生的事实，这本就是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虽然贾政不信鬼神，但他无法解释宝玉降生的奇异，因此对鬼神之事并非完全不信。这样一种中庸态度，外人看来很是怪异，在贾政身上却得到了合理的安置。他对僧道鬼神不够虔诚的信，而贾赦等人请来的僧道又不够高明，除了耽误病情之外一无用处，这就由不得这位亲爹不恼了。贾政对爱子的病爱莫能助的焦急、对僧道的气愤、对贾母贾赦等人的执迷无可奈何等种种心理活动，通过“着实懊恼”四字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贾政，是一个有才情，偶尔也会幽默一下的性情中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严厉而不失爱子之心的好父亲。曹雪芹立意塑造一个以孔孟之道修身的正统官吏贾政，他对长辈谦恭孝顺，对儿女严厉中不乏温情；他对儿子充满仕途经济的期待，却又发自内心地向往田园生活；身处不治之世，作为名门望族的家长，他不仅不能够按照理想的方式生活，甚至要以严肃为面具来掩饰他的天然本性；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折磨着他，随着年事渐高，而家道日衰，他唯有欲作而不能的悲哀与无奈。程甲本的贾政是一个平庸无才、刻板而顽固、没有情趣的人，他对家人冷漠，缺少真诚的亲情关怀。程甲本立意要把曹雪芹笔下的贾政改造成一个顽固而刻板的封建士大夫形象，他感激皇上的天恩，感念祖上积累的盛德，念念不忘举业，并且将他对仕途的期待强加于儿子宝玉身上。贾政主观上严于律己，勤于修身，谨慎治家，处处按儒家的轨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他“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他深信“君子不重，则不威（同上）庄重威严，不苟言笑。他竭尽全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教子成龙的严父形象，一个克尽孝道的孝子形象，一个忠心耿耿的忠臣形象，可惜他处在封建末世的复杂矛盾之中，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终成泡影。所以他注定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但是并不防碍人物性格的发展，他注定终究会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可以生活在作家曹雪芹的梦幻和理想之中，曹雪芹一定会把自己所创造的人物安排到理想的境界中去。贾政与宝玉父子的冲突是他人生悲剧的核心。因为这是离经叛道与封建的传统道德的冲突。作为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家长，作为儒家文化的执行者，贾政为了家族的利益，为了宝玉的前途，他认为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管教宝玉，而宝玉又是个欲冲破封建教条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新人，这就使父子关系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先前的贾政的确对宝玉有“厌恶处分之心”（二十三回），以致于“不肖种种大受”（第三十三回），在痛打宝玉的情节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贾政性格中严厉的侧面 ，而且还可以透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看出他恨后面隐藏的扭曲的爱。贾政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望子成龙又视子如虫，他爱宝玉，因此不得不打他，又视子如仇，甚至于一怒之下要找个绳子勒死他，“以绝将来之患”因此贾政作为一个恪守社会推崇的文化传统的父亲面对爱子背叛了他一贯视为立身准则的金科玉律时的无可奈何又悲凉绝望的心态表露无遗。但是贾政毕竟是贾政，贾政的本性也是“诗酒放诞”的风流人物，随着他年纪的渐渐老弱，随着他对仕途人情的进一步认识，他对宝玉的看法和认识也逐渐在改变，从敌视厌恶到宽容理解甚至欣赏。贾政的另一个角色是孝子，作为人子，贾政在家庭中惟贾母之命是从，主观上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儒家标准的孝子楷模，在书中的前部分中，在如何培养宝玉这个关系贾家未来的重大问题上母子俩屡有冲突，这就将贾政推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管，则眼看“略望可成”的宝玉要“于国于家无望”：严管吧，又要伤母亲之心，惹他生气，在左右为难的矛盾中，他不时因此遭致贾母的呵斥，冲突最激烈的要数“宝玉挨打”这一回。在贾母“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的厉声斥责中，贾政实际成了不孝之子。他对贾母的孝顺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他可以暂时收讫一贯威严、刻板的面具；收起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斑衣戏彩说起了被很多研究者和读者认为低级趣味的笑话。然而他认为真正的孝道、最大的孝道、最紧迫的孝道是使家族福泽绵长、光宗耀祖，这是他作为贾氏子孙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不光要教育甚至用强迫的手段叫宝玉读书应试，还要将长女元春送到“不得见人的深宫”。他不但自己时时谨小慎微，从不越雷池半步，即使是孙媳妇的棺材板也要思虑重重，还要密切注意家族的敌人、政治对手的打击，一直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没有一点自由潇洒之乐，大违他“诗酒放诞”的本性。 忠臣良相是贾政做人的终极目标，孝子也好，严父也好，都只不过是是对这一目标的陪衬。我们不能够从原书之中得知他治国兴家的光辉业绩，那是因为他“生于末世运偏消”，此时的历史车轮运行至封建社会的末世，地主阶级早已经失去了早期上升阶段昂扬的斗志，官场全面腐败，道德全面滑坡，信仰全面危机。凭借血缘、人缘的优势，贾政的确有高升的机会，女儿是贵妃，内兄王子腾是九省检点，内弟薛家是世代皇商，本人是国公之孙，他举荐的贾雨村，不几年就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大司马，但是在那虚伪的官场里，道德的良心和理智的良知使贾政仍然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准则和尊严，黛玉之父林如海说他“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臣”，所以但他始终是一个一般的行政领导，因为他在官场上既无政客的狡猾手腕、又无政治家的谋略才气。贾家的一败涂地，虽然是必然的结局，但是作为一家之长，他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是他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还是在遵守传统的儒家道统与末世的整个社会的制度机制和道德机制的的不协调的悲剧。这个时期的贾政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正统型的，刻板正规化的教育方法和官僚体制消磨了他的锐气。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可以违背儿子的天性、可以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他的确是可悲的，除了自身的不完善外，更多的是封闭的文化传统和陈旧的体制对人性的不合理的约束和扭曲，贾政个人无力改变这些，也根本改变不了，他只能去适应社会环境，然后获得有限的自由。从封建社会系统的内部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来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当他被从这种社会系统内部抛弃之后，他完全可以过一种符合他“诗酒放诞”本性的生活。在贾政的人生三部曲中，作者的笔墨主要花在如上的第二部曲之上，首尾两部又是如何呢？尤其是第三部曲，我们只能够从曹雪芹留下的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中去比较考证推测。。我认为，贾政的思想性格并部是一成不变的，在其人生的三部曲中，随着环境的改变，分明显示出其思想性格嬗变的轨迹，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人物形象比宝玉更加丰满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贾政出仕前的思想性格是怎样的呢？作者采取了虚写的方法，只能够从只言片语之中去细心梳理钩稽。可以概括为流连诗酒、放诞不经、脾气古怪、酷爱读书。）冷子兴语（第二回）“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如今已升了员外郎了”。贾政所读之书未必就只是“四书五经” 诗酒放诞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如宝玉的杂学旁收，包括诗词歌赋，甚至还也许有《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禁书，而“祖父最疼”就说明他当时也如宝玉得宠于贾母一样得宠于祖父，这也是其天性得以表现的基础。出仕后的贾政变成了儒家教条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这种变化是怎么造成的呢？这要从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因素说，贾政出身于名门旺族，深受儒家入世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受齐家、治国、显身扬名的价值观制约，他要在家族和社会上立足，只能走上出仕的道路。父亲贾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遂额外赐了主事之衔”。皇恩浩荡让他感激涕凌。家族的荣誉、祖父的期望让他“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 这些只能要求他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忠臣、孝子、严父，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子侄面前，给他们做出榜样。从客观因素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所致，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严格钳制着他的人生轨迹。既然已经入仕，朝廷的规范，儒家的教条制约着他必须认认真真做做人，老老实实为官，绝不允许他再放诞古怪下去。儒家“仁孝”的观念赋予他以责任，他一切要服从家世的利益，他要把这个已经走到末世的“百年望族”振兴起来。他要管教子侄，尤其是“略可望成”的宝玉，甚至失之粗暴。这就要求他牺牲个人的放诞天性，以威严的家长面目出现，何能流连诗酒？这样一来，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作用于贾政的内心世界，形成其强烈的自尊心、荣誉感和责任感，变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扭曲钳制了他“诗酒放诞”的天性，泯灭了他的“童心”。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都是儒家与佛道并行一起，行道于世，在士大夫阶层两种思想尤其纠葛交缠：入世则想“以安天下”“济苍生”为己任，出则独善其身，诗酒风流也可以被世人称道，竹林七贤的放诞不羁，陶渊明的恬淡清高，李白的纵情诗酒、追仙慕道，一样可以是人生的目标。曹雪芹对贾政的安排就是如此：作者按儒家的文化理想来塑造贾政的形象，出仕的贾政是曹雪芹儒家思想在书中的投射，贾政简直就是曹雪芹所追求的集所有儒家美德于一身的楷模。他为他设计了忠臣、孝子、严父的形象，威严、端方的性格。在

贾家的父女二人组贾充和贾南风，一个灭了曹操一手打下的魏朝，一个亲手毁掉了司马懿的西晋。

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林黛玉是曹雪芹十分喜爱和同情的一个人物，曹雪芹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花了大量的心血，这个形象是非常丰满的，读完《红楼梦》一个活生生的林黛玉已跃然纸上了。那么，从小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有哪些性格特征呢？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独特心理特征的总和。性格主要是由理智特征、情感特征、态度特征、和意志特征组成的。我们只能从黛玉的言行和态度等方面，对其性格进行分析。3 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因素性格是在后天精神论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受个体的生物学因素的影响〔3〕。巴甫洛夫认为：人的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的环境的合金。即性格的形成有其生理基础和社会制约性。至于环境和后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刘金花老师在她主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有着深刻的分析，她认为：儿童最初表现出来的气质特点是儿童个性发展的基础，是个性塑的起跑线。儿童先天的生理上的差异或特点特约了父母或其他教养者与儿童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制约了父母和教养者对儿童作用的效果[4]。如：对于一个生下来对人十分冷淡的孩子来说，可能不需要母亲对他表示更多、更亲热的行动，这是环境随着孩子的气质在改变；当然有时候孩子也会随着环境做相应改变，如：一个安静的儿童可能不讨喜爱说说笑笑的母亲的欢心，那么他就能在父母的影响下，而变得活泼起来。所以在分析林黛玉性格的成因的时候，也要把握好两点：内在的——生理和外在的——环境。 身体虚弱、抑郁性的气质对黛玉性格的影响研究表明：正常儿童的身体体格与个性特征存在着小的但有意义的相关。其中有个研究材料指出，10岁、11岁个子矮小、协调性较差、体质相对比较羸弱的儿童倾向于害臊、胆怯、消极、忧愁，对照之下，那些同龄中长得高的、强壮的、精力充沛的、协调性好的儿童往往是爱开玩笑的、自我表现的、健谈的、有创造性的[4]。那么黛玉的体格特征与她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呢？在黛进贾府之后，众人见她，身体虚弱，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由此可见她从小身体就很弱，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笔者认为：身体的健康状况不佳，给她的性格着上了灰暗的底色。从她作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她在《葬花吟》中她这样写：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在《秋窗夜雨夕》中，她写道：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泪烛摇摇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由此可见：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考虑，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式上极为消极和被动。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气质更容易形成某种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形成乐于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而黛玉属于抑郁质，这种气质为她性格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知道她天生气质如此，对她也就不过分地苛求了。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少，也促成了她更加忧郁的性格。 父母双亡对黛玉性格的影响母爱在5岁前儿童的性格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儿童性格发展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缺乏母爱的儿童往往形成孤僻、不合群、任性和情绪反应冷漠等不良性格特征。父爱在儿童心理发展，特别是在性别角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父亲为男孩提供模仿与同化的榜样，为女孩提供与异性交往的样例，幼年没有与父亲接触过的孩子，在性别的社会化方面存在着不完全[5]。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亲子关系影响着孩子性格的形成。黛玉7岁丧母，11岁丧父，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她的学龄期和少年期，此时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她心灵又是两次重大的冲击，笔者认为：父母的相继辞世，是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零丁，不得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在“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回中，林如海这样对黛玉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 。可以看出来，黛玉是极不愿离开自己的家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时她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就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在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个“自已身世不幸”的情结。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当看到宝姑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黛玉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破裂家庭对孩子性格的发展会带来不良影响。家庭破裂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死亡。孩子由于父母死亡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容易形成悲观和孤僻等不良性格特征。从年龄上看，婴幼儿期间，丧母对个体性格特征的影响很大，学龄期，则是丧父对孩子性格的影响较大[4]。而黛玉的家庭可以说是一种破裂家庭，她先后失去父母，这对于处于性格形成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亲子关系对儿童性格形成有重要影响。亲子关系是儿童人生中最早建立的人际关系[6]。这种关系的好坏影响着儿童的性格发展。7岁的时候当是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不幸的是林黛玉失去了这一环节。5岁的学生就能进行自我评价了，5——6岁的儿童已表现有自我情绪体验[7]。而7岁时母亲的病故，对她打击可见一斑。 家道中落对黛玉性格的影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形成。如在一个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可能性格中就比较有优越感，而家庭的衰落就可能给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带来自卑感。笔者认为：林家的家道中落除了直接冲击着黛玉的心灵之外，还间接地影响着她爱情的成败，这反过来，又影响着黛玉性格的形成。林家原来是很兴旺的：小说中这样描述：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之后，林家却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在一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家族中，人的价值是与他的家族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社会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试问：贾家的命根子，怎么会娶一个一身是病的，又家道中落的，死守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信条，对整个家族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儿媳妇呢？薛家对贾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宝玉娶宝钗可谓是顺理成章。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性格的形成也必然深受社会的影响。家道中落对黛玉造成的影响就是：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己的爱情寄托于别人的怜悯，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的稻草，信守爱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为爱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以看看原著啊， 多查一查资料，翻翻有关红楼梦的文学评论啊， 这可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