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青绿山水毕业论文模板

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隋与初唐时期，描绘楼台宫观是当时的风尚。山石树木作为楼台宫观的配景，相应受到重视。当时擅长人物的画家，大多擅长此道。其中展子虔因有作品《游春图》传世尤值一提。展子虔（550～604年），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北齐、北周入隋。《游春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卷轴画，画贵族游春情景。先用墨线勾勒，然后重着青绿，山脚处饰以金粉，金碧辉煌。在构图上则予人以“远近山川，咫尺千里”之感。较之《洛神赋图卷》中非自然排列的山川树石，《游春图》的进展似乎只是把人物放到作为背景的山水中去，这一步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南朝山水诗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的欲望，这一步的实现是难以想像的，而这一步的迈出几乎完成了中国山水画自然主义历程的一半，即完成了山水画在空间关系上的错觉处理。此后的三个世纪，自然主义的山水画才完成了它的另一半路程，即通过皴、擦、点、染的综合性程式技法使隋唐空钩无皴的山水视之有质地感。有学者从画中人物幞头、斗拱和鸱尾不合隋制，推论《游春图》底稿应在中晚唐以后，而摹本则不早于北宋中期。晚唐人张彦远曾评价魏晋以降至唐以前的山水画为“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又论初唐山水画为“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宛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可知直至初唐，山水画技法仍很稚拙，尚不足以真实地描摹出自然景观。因此《游春图》能否出现于隋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初唐人彦悰《后画录》（此书真伪仍有争议）称赞隋代山水画家江志为“模山拟水，得其真体”，似又揭示了隋代画家已从对自然对象的观照中，逐渐获得写实造型的能力。如何缩小把握自然真实与技法稚拙之间的距离，是继展子虔之后的唐代山水画家的目标。唐代山水画家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其一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继承并完善自六朝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画风偏重于装饰性；其一是以吴道子、王维、张璪为代表，借用人物画中表现三维空间的线条技巧，把山水画从二维空间画面上理想化的楼台山石主题转换到创构有三维空间的真实自然上。李思训（651～716年），唐代宗室，开元初年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故后世称为“大李将军”。善画青绿山水，虽从展子虔出而更显工谨细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李思训山水：“湍濑潺潺，云霞漂渺。时睹神仙之事，杳然有岩岭之幽。”元汤垕《画鉴》也说“展子虔画山水法，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可见其画虽偏于山水方面，但画中人物仍多，尚不脱六朝古态。另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天宝年间，李思训曾为唐玄宗画一掩障，使玄宗“夜闻水声”。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没有活到天宝年，因而无法据此而证实李思训是否已具备如此高超的写实技巧。不过，这则传说语虽玄虚，但也表明了唐代人对掌握自然真实的渴望。传为李思训的作品有《江帆楼阁图轴》。画高岭长松，山路楼阁，数人乘马或步行游赏；山外江天寥廓，风帆飘缈。山石用细笔勾勒，青绿重彩设色，富于装饰趣味。有学者认为《江帆楼阁图》山水树石风格与敦煌壁画中晚唐画相似，画中人物戴中唐以后幞头，建筑也似晚唐作风，表明此画是晚唐作品。其子李昭道，职虽未至将军，但世人因其父称亦谓之“小李将军”。李昭道的画法大约承其家学而更加精致。《历代名画记》称“变父之法，妙又过之”。《唐朝名画录》称“昭道虽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慧，笔力不及思训。”传为李昭道的作品有《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入四川事，画中悬崖峭壁，石磴曲盘，树间苍滕萦绕，行人策骑登山，画法空勾无皴，青绿设色，极为稚拙，颇类唐人山水作风。此画虽难以肯定是否李昭道所作，但此画属于二李青绿山水画风，仍可作为二李山水画艺术的参考。从与大小二李同期的墓室壁画中的山石画法来看，初唐时期的山水画表现方法多以中锋线条勾勒轮廓，然后填色，墨的运用尚未被重视。这一种勾线填色的青绿山水是依俯于人物技巧发展而成的一种高古风格的山水画形式，它在隋和初唐已逐渐成熟，而李思训、李昭道则使之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以释道人物著称的吴道子，在山水画方面也创造出以线为主的写意画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天宝年间，李思训与吴道子同在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李“累月方毕”，吴“一日而毕”，李没有活到天宝年，此事绝无可能，但朱景玄记录此则传说，正好也说明了李、吴二人画法上的不同。张彦远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思训、昭道）”。吴晚于李，“始”、“成”之说，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张彦远的原意，可能说的是水墨淡彩创自吴道子，青绿技法至二李才臻完善。吴道子的“山水之变”不同于二李重彩设色、富于装饰趣味的青绿形式，而是以线条为主要刻划手段，色彩只作为补充手段。吴道子神采飞扬、灵动多变的线条，复加之设色简淡等技巧，较之青绿技法，更为真实地表现出山石的结构与气势，从而为山水画获得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也为此后水墨山水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当然，吴道子虽突破了自六朝以来青绿重彩的体格，但他并没有彻底完成山水画的变革任务。五代山水画家荆浩说他“有笔而无墨”，可知他的山水画，只有线条，虽表现出了山水的气势，即所谓的“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但山水的质感刻划仍有欠缺。这有待中晚唐及五代山水画家完成。王维（698～759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历官尚书右丞，故称“王右丞”。盛唐著名诗人，亦工书画。其作品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誉，惜无真迹传世。王维的山水画可能同时受到吴道子与李思训的影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评之“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说他“笔力雄伟”，吴道子的笔法正以“雄壮”见称，这都可视作他承受吴道子画风的证据。画史上又载王维画“皆如刻画”，显然又有与李思训相近之处。王维在画史上的重大影响是他的“破墨山水”。所谓“破墨”，即以墨加水调成浓淡不同的层次，用以渲染，代替青绿设色。而水墨渲染在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此后皴法的出现。就作品而言，王维的山水画在唐代的品评并不甚高，较吴道子、李思训为下。到了宋代，文人绘画兴起，因为王维的山水画笔意清润，诗画合一，与当时文人趣味若合符契，于是开始备受推崇。到了明末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说，更是把王维尊为“南宗”始祖。应该说，王维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艺术成就，而在于他的艺术思想。王维是唐代山水画家中诗名最大又通禅理的一个，且王维半官半隐的身份，后世文人画家大多类之，正是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了共同的审美情趣。盛唐时期既是依靠人物画技巧发展起来的青绿山水的顶峰，同时也是山水画寻找自己独立的语汇的开始。前者应是沿续六朝山水画遗风的结果，后者则是吴道子等人在人物画技巧的变革中产生。中晚唐的山水画家正是在此起点上进一步探索山水画的独立技巧。中晚唐山水画家有张璪、项容、王墨、朱审、王宰、刘商等。其中以张璪、项容、王墨最为著名，而张璪在唐人心目中甚至比王维更高。张璪，字文通，吴郡（今苏州）人。张璪以画松最为著名，能双管齐下，且生枯各别。据《历代名画记》称，张璪作画“惟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这种画风显是承继了吴道子豪放奇诡的作风。但他较吴道子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善用水墨，五代荆浩《笔法记》称张璪的画“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可见张璪能用墨法。张璪的画法似受吴道子、王维等人的影响，但当同期另一画家毕宏问他师授时，他答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据说毕宏听了这话，竟为之搁笔。张璪著有《绘境》一篇，但已失佚。项容以善水墨山水著称，五代荆浩曾言“项容有墨而无笔”，可能指的是项容用墨太过放纵，虚化了线条，导致画作缺乏骨气。王墨是项容的学生。他与画史上言王默、王洽者实为同一人。据《唐朝名画录》称：“善泼墨山水，时人故谓之王墨”，又记其“凡欲画图幛，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从文献记载看来，唐中叶后，山水画在构图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南北朝时期表现山水只有左右横向布置的远近之别，而无前后纵深区别远近的构图形式转向在有限的画幅内展示无限深邃的山水境界，即所谓的“咫尺重深”。由于此期恰是水墨山水勃兴之时，过去常将“重深”理解为与水墨画有关的一个形容词。实则“重深”应是表现山水画深远景象之词，它与构图关系密切。“重深”一词屡见于中唐之后山水画作品的描述之中，可能说明此时山水画家已完全掌握在画面上表现深度的方法，有意识地向纵深方向开拓画境，开创了山水画发展史上的新局面，使山水画从“咫尺千里”跨入“咫尺重深”的阶段。唐代石窟与墓室壁画中保存了唐代山水画的部分实物资料。如莫高窟332窟南壁《迎佛图》（武周时期）、217窟南壁法华经化城喻品（开元初期）、172窟东壁文殊像（天宝晚期）所画山水，陕西富平出土的墓葬六屏山水壁画（盛唐时期），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一件唐代琵琶上所绘两幅山水人物画，均可见出当时画家对表现画面深度已很娴熟。唐代中晚期水墨山水画的发展历程，因实物资料欠缺，更多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进行推测，推测结果正确与否，实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山水画技术与创作方法的两大问题“势”（即表现空间深度）与“质”（即表现山石质感肌理），“势”的问题在唐代已基本解决，唐代山水画已克服了早期图案式造型处理，更趋于写实。而“质”的问题，尽管青绿山水已取得极高成就，水墨山水也正逐渐兴起，但基本上还是线条勾勒的画法，这一问题仍需留待五代解决。

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推荐内容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最佳答案浅谈对中国画的认识首先我想说对于我们建筑学来说，对国画的认识是更有裨益的。各类的中国画首先给人一种意境美和音乐美，在使人在了解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能力的锻炼在着我就谈一下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我觉得了解中国画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精神山水画萌芽于晋朝，顾凯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水画已成为一个主要表现题材，我觉得人对人自己认识太深才觉得每幅画人的言态表现得不尽人意，山水可夸大其气势表达出其意境即可，狗马只须表达出其形而已从顾凯之仅有的山水画《洛神赋图》中可以窥见当时山水画初期形态的端倪，基本上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所记载的样子，传本〈洛神赋图〉中的山水部分，确实如其所言“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拮”，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神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印行树有很大距离，正如前边所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石仅以“高古游丝”线条勾勒，而没有皴法，但我认为，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纯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水准只是没有后来的布局合理罢了初期的山水画往往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配景，即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睹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而且见于史料的早期山水画家也不是很多，顾凯之，宗炳，王微等人关于山水画论的发展为当世山水画的发展和成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隋唐，五代诸朝，山水画渐盛。他们可谓山水画的先驱，六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起点，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却导致了美学上的最灿烂，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不忍心目睹石灰的琴棋书画的隐士，且当时类似于陶哦渊明，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普遍流行，此时人们对自然美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促进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载的始宁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的山水诗开拓了山水诗写实的审美之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说明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益于诗的发展和衍生。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的发展。汗以前的艺术家往往以工匠身份出现他们都依靠绘画的手艺谋生，绘画是功利的，必须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创作，但也不同程度促进山水画的发展说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山水画创作中，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以及作者的情感流露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画家应当“以情入画”力求“情景交融”，正如在一幅山水画上题一首诗或多一个红戳更能增加山水画的内在精神和蕴涵，在对客体世界有一个多侧面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凭借心灵感受概括勾画出山水形象，者便是“迁想妙得”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所显露出来的气质和高雅的格调，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深的文学修养。因此山水画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唐代山水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均提倡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

山水画的一种。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的山水画。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多钩廓，少皴笔，着色浓重，装饰性强；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罩青绿。 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元代汤垕说：“李思训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南宋有二赵（伯驹、伯骕），以擅作青绿山水著称。 中国的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 一般来说，青绿山水有式笔青缘和意笔青缘之分。 前者以工致的笔法为特征。从六朝开始，逐步发展至唐代二李才确立了青绿山水的基本创作特色，两宋之交前后形成金碧山水、大青绿山水、小青绿山水三个门类，在元、明、清三朝各自发展并相互影响，而以小青绿山水为盛。金碧山水重在金碧辉煌，大青绿山水长于灿烂明艳，小青绿山水妙在温蕴俊秀。 后者在明末出现，以蓝瑛的没骨重彩山水为代表。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近现代张大千、刘海粟等创立的青绿泼彩山水。没骨重彩长于艳丽缤纷，青绿泼彩长于热烈酣畅。 当代画坛在工笔山水领域卓有成就的画家有郭关,林容生,许俊,尼玛泽仁,祁恩进等

山水画，中国画的一种。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系中国画，特有的画种之一。以下是整理好的关于山水画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山水画论文题目（导师拟定标题124个）山水画论文题目一：1、 河北山水画发展史2、 王蒙山水画中的繁密感探析3、 胸中丘壑是吾乡——我的山水画创作4、 山水画中的渔父形象5、 李可染现代山水画变革的学理启示6、 新疆山水画创作与“西北宗”实践的可行性7、 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的比较研究8、 山水画纵横谈9、 从“贵有古意”到“逸笔草草”——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审美理想嬗变10、 分流与失道:从后结构符号学论清代山水画的衰落11、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解析黄秋园后期山水画:兼谈其平面化12、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看黄秋园后期山水画13、 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齐白石山水画独特性辨析14、 画吾自画——齐白石山水画的创作历程及特点15、 传统山水画大数据分析下的长三角地区山水资源的特色研究16、 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六朝山水画论17、 略论文徵明青绿山水画的风格18、 董其昌对晚明青绿山水画发展大转变的作用19、 唐代青绿山水画点景研究——以“阎氏父子”“大小李将军”山水画为例20、 李圣峰山水画作品 为了心中的圣峰——李圣峰山水画漫谈21、 傅抱石山水画探微22、 山水画艺术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中的应用23、 在宋代山水画的意境里找寻当代建筑之路——以董豫赣、王澍的思考与实践为例24、 茶馆结合城市题材山水画元素的艺术风格探析25、 张正恒山水画的特色与成就探源山水画论文题目二：26、 为溪山写真——中国山水画写生中的人文情怀27、 论山水画写生中的笔墨造型28、 道释思想对山水画影响刍议29、 划时代的丰碑——李可染的山水画30、 浅析仇英青绿山水画风及形成的影响因素31、 临界与超越 许钦松山水画的创造特征32、 沈阳故宫藏明清山水画33、 写生:回归与重彰山水画学真义34、 文人意趣在山水画中的渗透——米芾、米友仁父子的水墨山水35、 生成意境与构成境域——黄宾虹山水画与塞尚风景画的比较36、 “对象化思维”与“非对象化思维”——基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讨论37、 山水画图案在现代旗袍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38、 中国山水画审美意识与现代建筑设计39、 探寻山水画“象思维”之源流——“永嘉论道”综述40、 齐长城遗迹的山水画呈现41、 “一带一路”下之当代中国海洋山水画创作探析——以广西北部湾海洋景观为例42、 从顿悟到渐修——张捷的山水画43、 从择吉到气势——“龙脉”观念的社会民俗学内涵及其向山水画创作的递变44、 吞吐自然 意笔纵横——岳黔山山水画、花鸟画之语言特征45、 “《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46、 墨非蒙养不灵 笔非生活不神——颜景龙山水画流向蠡测47、 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48、 听唱新翻杨柳枝——尤建清和他的山水画49、 以色写意 以彩畅神——张跃华山水画解读50、 孙宽山水画作品 赏心乐事谁家院山水画论文题目三：51、 石涛山水画点景人物研究52、 堪舆学在传统山水画中的运用探略53、 读汤江云的山水画54、 厌恶与洁癖——读肖培金的山水画55、 从环境美学的角度看唐代山水画论56、 马远、夏圭山水画中的“留白”理念与当代平面设计57、 略论晚唐五代山水画屏与仕隐心态58、 朴拙清新的世界——读董雷山水画59、 黄宾虹、李可染山水画写生观比较60、 《千里江山图》与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复兴61、 展子虔《游春图》对中国青绿山水画的范式化意义62、 “文人山水画”文化建构功能摭论63、 从魏晋到南宋山水画概说64、 笔底刚柔任所之 千山奇秀墨华滋——记顾坤伯的山水画艺术65、 清代冷枚《避暑山庄图》皇苑实景山水画的新风尚66、 理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山水画67、 中国山水画的阴阳关系研究68、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联性发展研究69、 青绿山水画与边疆民族高校美术专业教学70、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兴起的原因71、 黄秋园山水画作品中树木山石云水及点景笔法特征72、 由“似”而“真”——晋唐山水画流变的内在趋向性考察73、 新中国山水画时空表现中的速效填充现象74、 建构新图式——满维起山水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