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阳修的毕业论文

贫困未尝不是一种财富，翻开华夏千年史卷，不乏身在贫寒中成就一番大事的人，被后人赞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四岁而孤，家贫无资”的环境下，“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是不看出身的，要看的，只是一个“勤”字.以上是为论点。以下可以展开论述贫困中的勤学例子，可分三段：一勤奋可以补“拙”。详论凿壁偷光、借书而读的事；二贫困中的成功需要“认真”二字，万事怕认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钻出个所以然来、如居里夫人；三、身在寒门，更要挺起头做人；从意志方面论述，要加强自信，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希望祈祷点抛砖引玉的效果^_^祝妙笔生花！

欧阳修是宋代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所倡导的恢复先秦两汉散文风骨的倡议。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他这次主考，竟然际遇了一位罕世奇才！在批阅考卷时，欧阳修看到了一份上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文脉清晰,说理透彻，欧阳修阅完后甚是惊喜，饱读古书的他甚至觉得此文某些地方能比肩古人。批阅完这份答卷，欧阳修再批阅其他考生的答卷，连连摇头，这些文风粗俗鄙下的答卷和那份答卷一比，简直无法直视。当时欧阳修就想把这份考卷评为第一，但欧阳修转念又一想，这份答卷可能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老师把自己的学生评为“第一”，有徇私舞弊之嫌，思量再三后，欧阳修就把这份卷子评为了第二。考卷拆封后，欧阳修惊呆了，他发现这份卷子的姓名处赫然写着“眉州苏轼”四个字。苏轼是谁？以前从未听说过呀，惜才赏才的欧阳修为自己感情用事错把“第一”改“第二”而懊悔不已！从此苏轼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走进了欧阳修的世界，当时欧阳修就十分感慨的预言说“三十年后，人们都不知道我欧阳修是谁了，而苏轼将被世人所知！”苏轼考中进士后，在老父苏洵的提议下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苏轼仅是谦虚客套一番，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学生才疏学浅，所作之文也鄙漏粗俗，文不达义，承蒙大人您抬爱，学生才高中第二。”苏轼就这样普通的一封谦虚自己而恭维欧阳修的信，欧阳修却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这枝梅也须逊苏轼这皑皑白雪几分

读《朋党论》总论： 欧阳修被尊称为宋代的儒宗，他留下的著述覆盖了几乎全部人文领域[1]。《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公元1044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代表作。由《朋党论》而观，欧阳修秉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行文宗旨，通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古文因韩愈的倡导而一度波澜壮阔过，但形式华美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讲求句式平仄相对的骈文却让它逐渐失去了光芒，直到欧阳修时代，散文才真正意义上大放光彩，占据主导地位，若说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欧阳修当之无愧应是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 本文结合欧阳修的成长经历分析《朋党论》的行文特色以及该文所反映出的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正文：一． 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事说到欧阳修，不得不提及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启蒙老师的欧母对儿子一生的品格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欧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2]”。父亲欧阳观虽过早离世，但通过母亲的教诲，欧阳修仍深受其父的影响[3]。十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也造就了一个文学时代：“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4]。”二． 虽借骈文登第却致力于古文创作少年时期那本偶获的《韩愈文集》对欧阳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但由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在当时并不吃香，举子们都是凭骈体文章来登第进举，“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1028年几经失败的欧阳修最终也是凭借骈文敲开了仕途的大门[7]。1031年欧阳修去洛阳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8]，在梅尧臣、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了诗人、文人的中心，从此欧阳修有意识地抛开诗文，专心致志从事古文的创作[9]。三． 用古文施展自己的政治见解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和尹洙、谢绛等人切磋古文的写作技巧，这段时期对欧以后所具备的古文造诣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10]，同时尹洙等人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启迪着欧阳修。韩琦作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对欧阳修文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向上，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逐渐地欧阳修开始用古文来洞察时弊议论朝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值得一提的便是1033年欧阳修写给范仲淹的《上范司谏书》，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对范仲淹提出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高度认可，也展示出了欧阳修的政治抱负。欧阳修仰慕范仲淹的人品和文章，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重整朝纲。范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景佑三年（1036）五月，呈仁宗《百官图》并写了4篇论文，指陈时弊。但范仲淹、尹洙等人的锐意革新引起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极度不满，吕指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尹、范等人接二连三地遭到贬谪。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只有谏官，而司谏高若讷，不但不说公道话，还竭力诋斥范仲淹。欧阳修实在看不过眼，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由此欧阳修被保守党挑唆后遭到贬谪，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党更对范、尹、韩等人进行诋毁，这便为日后的“朋党之说”埋下了伏笔。四． 关于“朋党”之说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党祸为戒：公元973年宋太祖在科举中增设了殿试，使举子最终都成为“天子门生”，其目的便是杜绝防范朋党的出现和形成；宋真宗登基不久就下诏申警党比，责令御史台纠察并以唐朝“牛李党之争”为鉴，“唐室朋党渐不可制，遂至卑弱”；仁宗明道二年8月，宋绶上言，也认为朋党乃是朝廷的大患“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恐惧”，提醒仁宗不可掉以轻心。五． 《朋党论》的写作背景 庆历初年经尹洙、欧阳修、孙沔等人的多次上书，仁宗免去了吕夷简的相职，至庆历三年调整了中枢班子，增设了谏官编制[11]，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缓解内忧外患，挽救宋王朝政治危机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书》，史称“庆历新政[12]”。仁宗对欧阳修的强项直谏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汝欧阳修，何处得来？”《欧阳文公神道碑》，这一切让保守派怀恨在心，朝廷上下刮起了一股危言耸听的党论歪风[13]，直指杜衍、欧阳修、范仲淹为“党人”[14]。对于这种说法，仁宗也难免产生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这般质疑，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以谏官的身份写了《朋党论》这篇奏文。六 . 写作特色1． 以破为立、以奇说理 历朝历代臣子对于皇帝“结党”的指责，最好的申辩莫过于否认，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君子间的结党和小人的结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便是本文立意的一大特点。金圣叹评“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15]”。“朋党”一词意为贬，专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为个人得失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并在政治斗争中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唐代的“牛李党之争”便是实例。而此文开篇之处，欧阳修明畅的笔法首先对君子结党进行了肯定，让人大开眼界。君子间以道结党谓之志同道合，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则以利禄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故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泰誓》数纣之罪曰：“朋家作仇。”夫子曰：“君子群而不党。”朋党二字岂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独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开导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尽，后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16]。“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因谏院所进文，故格近于方严。”[17]面对仁宗的质疑，欧阳修非但不否定，反而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写作奇特之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有靠仁君的慧眼来进行分辨。2. 以史为鉴，不提当朝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极其重视逻辑上的安排，从古到今，层层递进，用大量的事实来说理。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论述只是大量引证史实，只字不提当朝，也没有直接为范仲淹等人申辩含冤，始终坚持“自古有之”而进行论述，符合谏官的职责，而且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颇能引起仁宗的感悟。“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公既疏救，附上此论。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18]3. 层层递进、正反分辨文章由尧舜起笔从正面引证了“君子同道为朋”的道理，这种引典说理的论证颇有史记的气势，归有光曰“凡《史记》好处，诸大家无不知之，欧文尤多得”。尧凭借“八元八凯的君子之真朋”攻退“四凶小人之伪朋”而天下大治；舜借助“二十二之君子结朋”相互辅佐也达到天下大治；周臣“三千为朋”以兴国。这大量的史实极有条理地论证了坚守道义、忠信、名节的君子之朋可以兴国的道理；层层递进地铺排方法让读者不禁大受鼓舞，不断肯定了君子有朋的利处。接着又从反面例举了“人人异心不为朋”而亡国的商纣、“禁绝以善为朋”悔之已晚的桓、灵二帝以及“诛戮清流之朋”导致唐亡的唐昭宗，再次证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深刻道理。这种以古鉴今，正反对比，层层逼进的论证方法确如王慎中所言“学司马迁莫如欧”，方苞也对这种风格大加赞赏“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取得其风神。”七． 此文的写作动机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仁宗一直是有言直抒，为此也得到了仁宗的信赖，《朋党论》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对于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规劝仁宗要以历史为镜，切莫重蹈商纣、桓灵二帝和唐昭宗的覆辙，正确对待充分信任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之朋，而疏远斥退攻击良臣的小人之伪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八．总结1043年3月，欧阳修就任谏官，在他看来谏官应以舆论为背景，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上进行谏诤，在这一点上，谏官的地位虽低，却与宰相的职能相同。《朋党论》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向仁宗反映时弊揭示社会问题的奏章。朋党论全文针砭时弊但字字不提当下，借古讽今地驳斥了任宗对“朋党”的错误理解。虽然《朋党论》并没有挽回“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文章严密的逻辑说理、清晰的行文思路、层层递进的分析和整体布局的完整，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写作手法，“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19]”，更能看到文字体现出的“文以载道”的宗旨，让人不禁钦佩欧阳修做人写文的正直风貌“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20]。宋朝，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夷狄的侵扰和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坚挺，任宗在位的四十余年出现了暂时的平稳政局，这些特殊的条件造就了特殊的人才，欧阳修以其自身的修养“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21]和所秉承的文道观“要之永叔学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变化，自成一家，故可继韩公之后，而雄视一代也[22]”， 使得已步入险境的古文走出低迷重新成为文坛的主力，开创了儒学的新气象。

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