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人物形象分析——杜丽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典型。她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和对礼教地彻底反对,在古代文学史上叛逆女性的画廊中是最前列的。特别是生而死,死而生的独特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作者赋于了这个形象什么特征,又是怎样赋于她特征的,都是以下的分析要涉及到的。1、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任何人性格的形成,都有三个要素。一是天生的秉赋,二是所处的社会,三是个人的经历。后两者指的都是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都是杜丽娘性格的起点非常之低。这是由于她成长的环境决定的。她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家庭里充斥着浓重的封建礼教气氛。她的家庭是个封建官僚家庭,父母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关心备至。她的父亲杜宝是个儒生出身的太守,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是传统道德的代表人物,为官忠于职守,为人坚持礼教。而她的母亲甄氏则是个夫唱妇随的贤妻良母式的女子。作者特别写了他们对杜丽娘的教育。杜丽娘因为春日昼长,白日犯困小憩,杜宝也要训斥她;而甄氏因为杜丽娘去了自家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也大惊失色,生怕女儿因此而学坏。并且还给她安排了丫环和道学先生,前者监视她的行动。后者负责她的教育。因此,他们的爱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的护雏之情,而是带上了深深的社会功利色彩。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女儿培养成一个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模范淑女。总之,要求她一举一动都要严格按照礼教行事。她所处的环境正是明代严酷礼教环境的反映,故她所处的环境较之崔莺莺更加可怕、冷酷、沉闷、封闭,令人窒息。封建礼教充斥在她身边,无所不在。这种或者耳提面命,或者潜移默化的教育,给杜丽娘打下了深刻的烙印。2、作者细腻地描写了她青春的觉醒和独特的走向家庭教育反面的过程,体现在她性格的发展变化上。这不仅表现在她追求美满婚姻上,而且特别表现在她对家庭,也就是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生活道路的反抗上。她的反抗与崔莺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莺莺对张生的感情,是由基于一见钟情,因此其追求的目标始终是自主婚姻。甚至她的“酬简”之举,也并非是出于青春女子的对异性之欲,而是对张生害了相思病的怜悯。而杜丽娘并非是为了美满的婚姻而去追求柳梦梅的,而纯属因为随着女性青春期的到来,因而青春觉醒,产生的对异性渴望的本能。这种生命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促使她在梦中与柳梦梅幽欢。她与柳梦梅的结合走了一条与莺莺不同的道路,是先有欲,再有情。正因为她的觉醒是基于自然的本能,所以,她这自己选择道路的行为,也较莺莺更为典型,她的反抗也就更广更深,更有意义,也更见得压制她的封建礼教的反人道性。她反抗性格的形成分成三阶段,一是觉醒,二是追求,三是反抗。她性格的起点并不高。她在作品开始时,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带有贵族小姐普遍的特点,温柔、驯顺、稳重。她本人也打算严格地用礼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她幼小心灵中,充满了封建礼教。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比较,她的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所以从情的立场考察,她性格的起点也远较莺莺为低,甚至没有莺莺那样的伤春伤春之情。在《闺塾》一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她唱道:“莲步鲤庭趋,儒门旧家数。那贤达女,都是些古镜模。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尽管她对父亲请来的先生陈最良略有厌烦,但是这是对先生的冬烘,而不是对礼教。在春香闹学时,陈最良威胁要打,经她求情后方才作罢。春香暗骂对方是“村老牛,痴老狗”,她还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批评春香。明确地站在陈的一方。这可见出她这时在个性要求方面还未启蒙,还很愚昧。在这时,她的头脑中除了封建礼教,没有别的。但这也因而使她较莺莺积淀下更多的的将要爆发的能量。正所谓物极必反。因为任何教育都不能改变人的生理特点。游园惊梦标志着杜丽娘青春意识觉醒。作品详细的写到,这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生理原因,二是古典文学中爱情描写的诗情画意,三是大自然中的美好春光。美好的自然和古代文学中的诗意描写是外因,而生理的成熟则是内因。作品写出了这三种因素怎样在她身上发生作用的。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本我能与超我能够取得平衡,便是被社会视作正常的人。否则就要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而杜丽娘却偏偏无法得到这种平衡。因为本我对性本能的压抑过分强烈,远远超出了她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生理原因是内在的因素。她年已十六,从生理上看,女性特征已经具备,基本发育成熟。这是任何礼教和压制都无法改变的生理现象,再严密的监视也不可能阻止少女生理上的成熟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变化。在这个时期,女性会对对男女之情异常敏感。外界的任何刺激都可能成为催化剂。封建礼教深知这一点,千方百计的堵和抑,但是这违反了人的本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杜丽娘的父母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不允许她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她甚至连自家的有个大花园都不知道,还是春香告诉她的。还请来老师,用礼教来对付她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结果他们没有想到,问题恰恰出在《诗经》上。陈最良讲的是《诗经》的首章《关雎》,他虽然按儒家的传统,把《诗经》作为教化的工具,依照《毛诗》注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阐发了其中的微言大义,但诗中的爱情描写不是一两个腐儒所能否认得了的。这首美妙的情歌启迪了杜丽娘的青春意识。春香口无遮拦,说杜丽娘“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在儒家用来压制人性的经典中,却有了启迪人性的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还只是朦胧的春春苦闷,还不是自觉的爱情追求。没有其它的刺激,还不可能立即爆发。随后的游园才是直接的诱因。春香恰在这时让她去花园,她以有老爷的禁令而拒绝,但是春香说老爷下乡劝农不在家,此时出去游玩正是时机。杜丽娘终于生平第一次去了自家的花园。而“姹紫嫣红开遍”的美景,使她顿时在春景、春情与青春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天呵,奴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她就像一棵娇嫩的小草,在春风雨露的滋润下,破土而出。情是人的本能,是理无法压抑得了的。她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这是她前意识中的被压抑的性欲正在突破超我的限制,跃跃欲试。生理的成熟是基础,外部的触发是条件。在这里,作者以惊人的艺术洞察力和细腻的描写,在游园中,展现了少女青春觉醒的那一刻。先是由春色的迷人美丽发现了自我的迷人美丽,内心波翻浪卷。第十一出《惊梦》中,杜丽娘准备游春,先是梳妆打扮。这时对镜,内心进入恍惚痴想状态,明明是为自己的美色自豪,但又不好意思。打扮本是为人看,但她说“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燕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又怕被人看见。这确实是青春期少女很典型的心理状态。正是少女情窦初开时,有了爱美的天性,所以既以美丽而自豪,而又自珍自爱,腼腆羞涩。其后是由自然界的美丽联想到自己的青春被埋没。大自然的欣欣向荣,万物争春既使她眼花缭乱,而又使她联想到自己如同囚徒一般被禁锢着,在灰暗的环境中,养在深闺人未识,便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美好的春色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兴致,反而平添了一段痛苦,正所谓春色恼人。这便是古人常说因春感情。她可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外界的刺激诱发了她对异性之爱的明确向往,发出了命如一叶的感慨。此前潜在的朦胧的爱情意识,经过大自然的催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向,终于意识到苦闷的原因在于缺乏异性之爱,而对男女之爱的追求也水到渠成。作者如同剥笋一般,层层递进,细腻地描写了杜丽娘青春觉醒的过程。杜丽娘性格的第二阶段是她毫无顾忌的追求的时期。在作品中是从惊梦到婚走,她经历了由梦怀情,由情而死,由死复生。杜丽娘真正与环境和自己的封建礼教意识的冲突始于惊梦。她满怀对异性的憧憬而入梦。因此,自然出现了梦中幽会的场面。作者按照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在幻想中让杜丽娘发在梦中与柳梦梅结合,发生了道学家们所不齿的“野合”之事。在梦中,她见到一男子,向她大胆求欢,她半推半就的接受了,并且护花使者花神出现,暗中保护她。作者写作时笔墨十分大胆,通过花神之眼之口,描写了两人做爱的详细过程。这是她性格的第一个高潮。她在梦中发泄了长期积累下的如火一样的热烈的欲望。理学家认为,男女互慕之情是不应该有的,而在这种情之下的原动力男女之欲更应该用礼来压制,放任欲望是不能允许的,对女性来说,对于性欲的追求尤其是罪莫大焉。 而作品中把一个青春少女的这种本能欲望的觉醒完全以正面的笔墨加以肯定,可见作者以情反理的倾向是何等强烈。这种无所顾忌,是对理学的大胆挑战。接着,作者用浪漫的手法,展开了奇特的情节。杜顽强地追求这个梦境中的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她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自己的欲望不敢有任何公开的流露,于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与环境和个人的封建礼教意识发生了不可调合的冲突,只能以死殉情。她旧地重游,欲寻旧梦,但伊人已不可见矣。于是她亲手画了自己的写真,置于匣中,然后一病而亡。父亲按她的遗嘱,将她埋在梦见柳梦梅的花园中,将装有写真的匣子放在墓前。柳梦梅赶考路过此地,见着这写真,一见钟情。于是杜丽娘的鬼魂赶来与他相会。只因这真情未灭,感动冥王,又让她还魂,破棺而出,与柳结成夫妇。这一段情节从现实角度看,是荒诞离奇的,不可想象的,但从其凝结着作者的情感信念角度看,又是真实的。正是在这里,她的执着的追求的性格特色表现得最为充分。这种追求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可见其强烈到了何等地步。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这里,情已经变成了一种超验的对象,被神化了,它可以脱离肉体,超越时空,具有永恒性和支配性。不屈反抗是杜丽娘性格第三阶段的突出特征。这也是她性格完成的阶段。如果只有前两阶段,作品的主题就还不算完成。因为只是写了情和情所具有巨大能量,而没有写情对理的正面冲击并战而胜之。她还魂后,又回到现实中,但在现实中又失去了在幻想中已经获得的自由,重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要求父亲承认她与柳梦梅的关系,但是不仅没有成功,父亲反而连她这个女儿都不承认,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死去,根本不会还魂。她由对父亲存在幻想,到坚决与父亲斗争,性格发展到高峰。宁愿不当杜家女,也不离开柳梦梅。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子的性格发展到这个高度,真是难能可贵了。最后皇帝做主,给他们的婚姻了合法性,并且迫使杜宝重认了女儿,承认了女婿。作者把现实中情无法战胜理的事实,在想象中翻了过来,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阶段,她的虽说情与理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妥协,但这种妥协是以情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而理是战败者,只是靠了这样一种陈腐的形式,才勉强维持住了脸面。当然,由这个结局也可看出作者的“情”,归根到底,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并非是压倒一切的,绝对的。
(1)杜丽娘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形象。她的爱情是发生在不允许其生长的环境之中,她的父母和他的教室都是封建道德去束缚她管教她。杜丽娘的性格与这样的环境形成矛盾冲突。(2)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1、游园惊梦。是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大胆挑战,是她反抗性格的关键。第一次走出了深闺书房,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春意盎然之景,由此引发其感慨青春不再。2、迅猛陡然。使她为情而死,然而又一往情深。阎王见其在冥间也执着追寻爱情,使他回生,终于与柳梦梅相结合。这是其反抗叛逆性格的升华。3、历经劫难的爱情却遭到其父的反对,杜丽娘挺身捍卫,反抗性格的成熟。(3)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晃动了沉重的精神镣铐,充满了内心矛盾,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 纯手打,望采纳,谢谢
多少字的呢?
《牡丹亭》是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
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很详细了,你自己看看吧. 简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文学形式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每一种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独特的发展历程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长生,再到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诗歌的出现,及至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产生与爆炸式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林林总总、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说,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形式的演变史。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到了八体,实际上是文章的八种风格。 文学体裁,是指一切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这是当代比较普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这也只是一个简明概括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古代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以采用此说。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 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过 《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 《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 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 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佺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 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 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 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 卦爻辞开始,经过 《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 三 ) 中国古代散文体裁大体走了一条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 中国古代散文的开端应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说起。 就体制(这里还不能说成体裁)而言,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而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这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的特征之一,亦属于文体的范畴之内。 《尚书》就其体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汇编。而“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写了春秋时期的大事,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也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促成文史结合,这是《左传》对散文的最大贡献。而另一部史书《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的形式与春秋等书不同,是以国家为记叙的线索,分别记写了不同时期的大事,开国别体史书之先河。 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 就体裁来说,可以说历史散文是记叙文,而诸子散文则是议论文。诸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处都应归于文学价值的范畴之内,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时至西汉,以单篇的文章而言(《史记》另作别论),文章的风格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直到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的出现。 《史记》是散文体裁的一次变革。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体裁叫做纪传体, 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散文在魏晋时期没有长足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唐代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时文由于对文章形式的要求过高,力求骈偶,讲究修辞,铺张华丽,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正是由于这种风格导致了内容的空泛,感情表达的不透彻。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运动”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欲改革文体,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至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饿体裁没有发生变化,成就上也很难超过前代,散文的发展大致至此。 四) 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坛上一颗明珠。真正的小说从何而起,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真正的小说诞生应当算在魏晋时期。虽然小说这一名词出现比较早,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有此说法。这里说的“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无意义的文学垃圾,还不是指文体。魏晋时期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应为小说之祖。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之后的志人小说与此不同,记录的大多是人间发生的奇闻怪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该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创造了小说的新形式。 小说到了唐代,以“传奇”为名,唐传奇体裁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上长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力加强,情节曲折动人。 唐传奇源于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说算做短篇小说,那么也可以说唐传奇是中篇小说的雏形了。 小说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现和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学史的至高点,至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基本形成。而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也走向了成熟。 《三国演义》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的历史画面。突出这一特点,章回体的小说形式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使得故事内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这是此书在小说体裁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另一部巨著《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 《红楼梦》,在体裁结构上更有它的独到之处。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体裁,承载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也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典范。 短篇小说的成熟,无疑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总体来说,这几部书精简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求了精短而美丽的体制,从而使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 小说的体裁变化与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内容对形式、体裁的要求上,所以,整个小说史 也是一个体裁变化发展的过程。 (五) 相对与其它几种文学样式,戏剧的出现较晚,也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应属唐代出现的变文,之后有了宋代的话本、南戏,到了元代,戏剧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即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中的杂剧。后明、清两朝也出现了一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杂剧,但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价值,还是文学体裁的完善、形成,都应以元杂剧为尊。 变文是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自出现以来,历代学者对“变”字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有的认为是梵文的音译,还有的认为是 “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更有甚者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变文”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从它的体裁上来说,它还不能成为戏剧。他只有一个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没有特定的演员、场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后来戏剧的雏形。 宋辽金时期的戏剧发展并不突出,最有特色的当属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和唐代的变文不同。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西厢记诸宫调》在体裁上的最大特点是: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是早期的变文和话本之中没有的。 现在我们说说元杂剧。 元杂剧是直接继承金院本、诸宫调的多种特点,并从其它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 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见后),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这是戏剧体裁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元杂剧的亮点。 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是元杂剧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处于前一特点的从属地位,没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没有唱词为中心的特色。 提及元杂剧,就不能不说说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对元杂剧无论是体裁还是文学价值上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以关汉卿为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迄今见于载录的杂剧共有六十六种,现存只有十八种。而他的作品按表现内容可分为公案剧和爱情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关剧的体裁特点是:广泛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其他几位作家的共同之处。 元代的另一种戏剧形式——南戏,也是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 南戏的体裁方面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 明代,戏剧家族又出现了新的一分子——传奇。此传奇不同于唐传奇。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 明代戏剧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如果从体裁上严格说来,《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显的:全剧五十五出,结构显得松散冗长。但因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这一缺陷是不能掩饰其光彩的。 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成就也比较大,戏剧可称为古代文学中体裁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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