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曾感慨说:“钱钟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恕我不赘。我只好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钟书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46)现从钱著中拈出几则译例,以佐证其译文之雅: This is an art/Which does mend nature,change it rather,but/That art it self is Nature(语出莎士比亚《冬天的童话》,《谈艺录•补订本》,页61页)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 Agenius differs from a good understanding,as a magician from an architect;that raises his structure by means in visible,this by the skilfuluse of common tools.(爱德华•杨论诗语,《谈艺录•补订本》,页411) 天才与聪慧之别,犹神通之幻师迥异乎构建之巧匠;一则不见其施为,而楼台忽现,一则善用板筑常器,经之营之。 Form enwhoarefortunatealllifeisshort,butforthosewhofallintomisfortuneonenightisinfinitetime(古希腊诗人语,《管锥编(全五册)》,页671-672) 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 . (布莱克语,《管锥编(全五册)》,页446-447) 无反则无动:引与拒、智与力、爱与憎,无之人不能生存.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daylongIlookedvainlyforasignofSpring Mygrassshoesraisingcloudsfromthedustofallfields Returninghome,ISmilinglypickaplum-blossomandsniffit Andlo!hereonthesprigisSpringinits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47)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