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审美差异及原因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不同发展史,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美学理论体系。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中西方在审美方式上、审美心理上和审美理想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一、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古代在审美思维方式上是实用理性,“贵悟不贵解”②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因此,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只注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对阴晴晦明、风霜雨雪、月落乌啼、水流花谢等种种自然现象,都不采取细致分析的态度,而是以心灵去冥和自然,畅我神思。西方古代在审美方式上是思辨理性,“贵解不贵悟”,强调理解、思辩,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二、在审美心理上中国审美心理偏重于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内容的和谐。中国儒家美学将美看作是美和善的和谐结合,就是要在审美活动中用来束缚情感,从而将审美情感纳入特定的伦理轨道,让情在理智的约束下有限的活动,从而使先天的情感欲求符合后天的伦理规范。西方审美心理偏重于心灵与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形式的和谐。西方传统美学将美看作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用灵魂束缚肉体,用理性压抑感情,认为“最高的美不是感官所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中国在审美体验中,往往以理节情,注重向内心和向无限的超越:渴望从有限中发现无限,所以中国人喜欢登高远眺,喜欢极目抒怀,强调澄怀观道,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西方更讲人的天才禀赋,而中国更重积学修身。中国讲“养气”,重“虚静”,协调内心,不致过度激烈。中国审美体验的最高范畴是“畅神”、“悦志悦神”,更重视内在美的人格修养。西方最高的美是上帝,是神,更重视非理性的外在美。三、在审美理想上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儒家的“中和之美”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其实,无论在中国的心理结构还是在西方的物理结构的背后,都还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中国的“人人之和”和西方的“人神之和”。中国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把协调人心、稳定社会看成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理想。西方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只有当灵魂受到宗教的洗涤与净化之后,才可能透过物体和谐直观上帝的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这种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与西方审美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审美意识彼此相互融通之时,进行中西审美差异的比较,进而探索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体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从而建立起既符合经验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西审美差异产生的原因产生中西审美差异的原因要从中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理想的发展演变来看。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强调以文权体制为中心的宇宙间的一切的普遍和谐,“中和”的宇宙是一个以现实政治和人伦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宇宙,它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心灵决定了中国诗画中的那种“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空间构造和它的宇宙感,人生感。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又充实的虚灵,一种“淡然无及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在西方美学中,希腊文明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神圣的形式为中心概念的美学价值,基督教文明则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光和色彩为特征的美学价值,二者相互渗透和彼此共同构成西方美术在美术风格上的总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