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技术垄断毕业论文

尼尔波兹曼生于纽约并长住于此。他于1953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德尼亚分校，并分别于1955年与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硕士及教育博士学位。自1959年开始在纽约大学执教。1971年他在该校斯坦哈特教育学院开创了媒体生态学的研究生课程，是媒介环境学派。1993年获教授衔，并作该校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先生因肺癌于2003年10月5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辞世。著作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籍，并为各大报刊写过两百多篇文章。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哈佛教育文摘、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技术垄断》(Technopoly)、《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Subversive Activity)（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Conserving Activity)、《诚心诚意的反对》（Conscentious Objections）、《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Crazy Talk, Stupid Talk)、《如何看电视》（How to Watch TV News）、《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其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深深的忧虑和反思的产物，这在当时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娱乐至死这是波兹曼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于1985初次发行。该书追溯了传媒的变迁，阐述了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的过程。波兹曼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娱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这些信息在内涵上缩水（换句话说，信息越来越具有作秀的成分）。另外由于电视传媒仅仅是单向沟通，无法与观众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它也就没办法实行教育的职责（因为他认为交流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尼尔·波兹曼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措施，认为教育始终是有效的方式[1] 。波兹曼深化了传媒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传媒适合传播不同的信息。他在本书中阐述了口头媒介、文字媒介以及电视媒介是如何以不同形式传播信息的。他认为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时代”，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主要传媒是印刷传媒。本书已被翻译成8种语言，全球累积销量超过200000本。技术垄断波兹曼认为一个技术垄断的社会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认为人类劳动与思想的唯一目标是追求最高效率，人类个体由于无法进行绝对准确和高效的决断，应当被具备能够做正确决定的人或机制所领导。技术垄断（Technopoly）一词从中文字面上理解或许会产生歧义，它的含义是指人性被非人性、技术性的要求所压迫。波兹曼认为美国是当前唯一一个进入技术垄断阶段的社会。他认为有许多美国人已经看不到技术的阴暗面了，它们因为想要获得技术，就越来越多的想要获得信息，而越来越多的信息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信息垃圾。在书里波兹曼教导人们“要利用技术，不要为其所用”。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面对当时的美国文化，担心“童年”会逐渐“消逝”，而本书的核心则在阐明童年是如何“发明”（产生），又是如何“消逝”的。波兹曼把童年的发现看作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而这个发明是与印刷文化的普遍推广和现代学校的建立直接有关的。印刷文化的推广表明，书写文化又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书写能力，才能进入成人社会，才能了解社会的文化秘密。现代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儿童的书写能力，为他们进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如此一来儿童与成人的世界就被读写能力的门槛隔开，至此童年和成年两个概念才从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诞生。然而时至现代，成人世界的的文化与规则再一次不再是秘密。在一个拥有电视的时代，一切的信息都基本不受限制的被一切社会成员共享，这样原来被读写能力所限制的成人世界的信息就以影音形式以极大的数量与速度入侵着儿童的世界。如此一来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界线就变得愈发模糊。波兹曼认为在信息以这种形式流通的时代，童年最终将会消失。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的错误观点是从波斯曼的观点出发，一切预设的偏见在一开始不可预见。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是《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媒介环境学派（纽约学派）代表人物，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其代表作为《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这三部作品在学术界被称为媒介批评三部曲，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尼尔.波兹曼说人们思维能力的退化，是因为思维方法从以文字为中心变成了以图形像为中心，这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根本原因，比如在中国人的娱乐活动中，电视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中国很多人同样的也不再思考了。尼尔.波兹曼以美国在18-19世纪时代为例，称那时为印刷机统治时代，人们都关心时事，善于思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直到电视机出现。其实那是美国处在建国初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不稳定，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尽力表达自己的主张，自然就会关心政治。待各方的利益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一切似乎都完成了以后，人们就觉得没有值得他们思考的东西了。没有了利益的驱动，所以人们不再思考。尼尔.波兹曼既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西方传统文化里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伦理道德思想比较简单，认为人在世上应该崇敬上帝，刻苦修炼，死后才能进天堂享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就逐渐抛弃了宗教，特别是近现代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丰富，他们就不再追求天堂的幸福，因为幸福已经降临人间。由于信众人数的大幅减少，西方国家每年都有大量教堂被迫关闭、拆毁、出租或是出售。许多教堂被改造为博物馆、餐馆、健身房、住宅、仓库、超市、溜冰场、迪厅、幼儿园，甚至是清真寺。人们不再信仰宗教，宗教的戒律也就不会再遵守。加上他们自由主义的传统，崇尚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一切都以个人为中心，不在意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西方社会长幼无序，男女无别，人欲横流，就像《美丽新世界》里的人，除了睡觉吃喝就是玩乐纵欲，就像畜生一样，他们称这叫做“回归自然”！孟子曰：“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果离开了道德教化，富裕很可能成为道德堕落的深渊。这种缺失了信仰和伦理道德的社会，看似歌舞升平逍遥自在，却经不起风吹雨打，看看卡特里娜飓风和新冠肺炎下的美国。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在飞速发展，可大众在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认识上，智力却是在退化。 人们都不爱动脑筋，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玩就玩，看见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别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不管有无道理，人们的理由就是：别人都是这样的。他们还把这种盲从叫作“时尚”。尽管他们拼命鼓吹个性自由，但在他们身上却难以找到个性，连说话都众口一词。不论是电视主持还是市井小人，说话都要讲究“时尚”，糟蹋汉语，比如用“状况”排挤掉“情况、”“问题、“麻烦”、"“意外”；用“团队”代替“队伍”丶“集体"、“组织”、甚至“团伙”等等。有的电视台还专门开有"时尚频道"，用粗制滥造的低劣电视剧夹带向观众散布庸俗和荒谬。“时尚”借助电视和网络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左右不再思考的人们的行为。喜欢盲从的人不需要自己动脑筋去判断、推理，放弃了思考，所以能使人感觉活得轻松、自在；因为只管当下，不看长远，所以能使人无忧无虑，无知无畏。所以在西方国家像“五G传播新冠病毒。”“注射消毒剂能治疗新冠肺炎。”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蠢话竟然会有很多人信以为真，使这些具有世界顶尖文化教育水平的西方世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 现在的中国也跟《娱乐至死》里的美国一样，人们变得只愿意接受不需要动脑筋思考的视频和图片，比如的搞笑短视频，一些令人捧腹的综艺节目，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而对一些需要动脑思考和理解的文字望而却步。人们说话写字不在乎表达意思是否准确，不认真遣词造句，把细腻，优美、丰富、生动、精致的汉语词汇，变得含糊单调死板，除了前面提到的“状况”、“团队”，还有把高兴、愉快、欢喜、快乐、舒畅、惬意、兴奋、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等等，统统都变成了“开心、开心、开开心心”！不管符不符合语法规则，开口就是“然后然后”、“有说过、有看过，有做过”，就像患了语言表达障碍综合症。无聊的东西在人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使用错别字和病句成了“时尚”，这些荒谬的事情尤以电视为甚！幼稚得如同婴儿语言一般的所谓"网络语言"也应运而生。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被轻佻浅薄的文化环境变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人们不再需要智慧，所以觉得情商应该优于智商。尤其是在这个反智的时代，人们以错误为荣，越错越得意，越错越“时尚，”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像滑稽戏。

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籍，并为各大报刊写过两百多篇文章。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哈佛教育文摘、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童年的消逝》（The Disapearance of Childhood）、《技术垄断》(Technopoly)、《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Subversive Activity)（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Conserving Activity)、《诚心诚意的反对》（Conscentious Objections）、《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Crazy Talk, Stupid Talk)、《如何看电视》（How to Watch TV News）、《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其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深深的忧虑和反思的产物，这在当时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创立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以及他对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地位： 媒介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他的媒介思想主要集中在被学术界称为“媒介批评三部曲”的著作中。 著作：《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观点：波兹曼认为技术并非是中性的，它有自身的内在倾向性 同时也提出了“媒介即隐喻”‘媒介认识论“的重要观点 其次集中分析技术手段的危害性，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已经被各种电子技术所包围，波兹曼深刻的批评了电子媒介带来的恶劣影响，具体表现为人性的异化，文化的娱乐化以及整个社会的焦虑。 贡献：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创立了媒介环境学派，并一手绘制了学派的理论框架和蓝图。 1.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2.”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3.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4.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5.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6.人终将毁灭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7.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8.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9.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 10.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查尔斯·狄更斯曾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或许，用这句话概括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想，再合适不过。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以19世纪中叶电视逐渐取代文字成为主流媒介为背景，提出任何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还有超出其本身的意义：鼓励不同的思维方式，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并最终导致不一样的公众话语以及文化体系。而使信息得以传播的手段，本书主要写了三种，也即三阶段：印刷术——电报——电视。 首先，印刷术，从它被发明伊始，到传入欧洲，继而为欧洲的两次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动提供了契机。印刷术，印刷物（主要是书籍）诞生的意义，使个人的思想和言论成为了一种可传播的事物，跨越时间和空间。再者，电报。电报的发明，消除了信息在空间的隔阂，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最后，电视的出现，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元媒体”的地位，也由此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镜子，既反映社会，也反射社会。 这本书发表于1985年，作者以前所未有的预见性，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娱乐至死”的理念。若说有第四阶段，应该是智能手机，这才是，真正的娱乐至死的时代！ 网络的全面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彻彻底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观现代社会，上至耄耋老朽，下到黄发垂髫，无不与智能手机相伴。我们的所有时间，皆被手机所侵占，可怕的不是智能手机根植于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被手机控制而不自知。上班，娱乐，睡觉，手机无所不在，我们从手机上获得了无数的信息，却失去了思考与独处的能力。手机，变成了带给我们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娱乐至死》中，尼尔·波兹曼以美国为现象讨论的主体，交替阐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观点，但也许现在的世界，赫胥黎的观点更为准确，我们终将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所毁灭。         无疑，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发达的科技，优渥的生活，信息时代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使地球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小村庄。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可能当地居民还不太清楚，我们就能从手机里获取信息。我们用手机支付，用手机购物，甚至，只要有一部电量满格的手机，我们就有开始一场说走就走旅行的勇气；可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娱乐至死的麻木时代。我们从手机里了解这个世界，从朋友圈了解朋友的近况，却失去了真正的行动力，老人在垃圾视频里追求片刻的欢愉，孩子们在手机游戏里迷失自我，就连三岁幼儿，也能在手机里找到共鸣…我们从海量信息里穿过，得到的不是充实的大脑，而是前所未有的飘浮。是的，我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却又越来越依赖手机，我们，正在被我们热爱的东西一点点毁掉———那就是思考力和行动力的丧失！ 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作者提出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抵制。这大概是不可能办到的，毕竟现代世界已经被现代传媒技术所绑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想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娱乐至死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借助现代传媒，颇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另一种，就是通过发展新的教育方式，从而让人们更早、更根本的认识到现代传媒技术的双刃剑本质，从而更有可能处理好与技术们的关系。 （说实话，真的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书籍，随时有读不下去的感觉，几乎是以一天一章的蜗牛速度读完的。但感慨良多，可惜，腹中空空如也，记忆力也断片断层，加之表达能力有限，若有疏漏错误之处，望君一笑了之！）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