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92页 [2]牛津当代大辞典,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44页 [3]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第五十八卷,第三期 [4]HAASS,R. N. Sanctioning Madness [J]. ForEign Affairs,1997,76.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国际经济法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吴金勇。黄继新,伦敦G2O峰会的“教堂”价值[N],商务周刊,2009-04-20。 [2]王志刚,主权财富基金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与实践。2008。(4)。 [3]杨燕,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中共石家 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1)。 [4]IFSL:垒球主权财富基金增至万亿美元[N],经济参考报,2009-03-04。 [5]刘婷婷,沙特预建世界最大主权基金[N],中华工商时报,2007-12-25。 猜你喜欢: 1.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目录 2. 国际经济法论文题目参考 3. 国际经济法论文免费范文 4. 国际经济法毕业论文 5. 国际经济法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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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地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都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处在绿色景气区内运行,但是,局部过热和结构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房地产投资稳步上升,地域热点显现
发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投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的稳步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就尤为重要。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实现和8%的高增长率,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左右。在国内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表1),弥补了传统产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遗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慢慢显现出来。
从总量分析,在1997~2001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和,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并没有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高达117%和165%的过热现象(图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基本合理,2001年住宅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6%,
其中普通住宅占51%,别墅和经济适用房分别占6%和9%,办公楼为12%,商业用房为12%。
从房地产持续投资热点的分布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
主导的三大城市群(图2),从2002年1-9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30%,,和。客观地讲,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三大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换代,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都会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但是,与其他产品一样,房地产投资也要以需求为后盾,没有效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持续的增长。那么,我国的房地区性投资稳步增长是否有需求的支撑?
2、销售率空置率,地域分化明显
近几年,购房低息贷款、减免税费、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刺激居民购房的三大政策因素,2001年商品房屋和商品住宅的销售率(当年销售面积占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分别是和75%,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3)。
但是,在销售率回升的同时,空置面积也在上升,达到12000万平方米,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为4000多万平方米,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高于国际警戒线10%。对于空置率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首先,空置率上升无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空置率高意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占压银行资金多,由此会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有合理的库存。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高的大宗商品,其合理的库存期、库存比率应该为多少?以住宅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房屋多是高层和多层,国外多是一家一户住宅,不同样式的住宅,其均好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就有好卖与不好卖之分。那么,不同质的住宅空置率是否具有可比性,就值得商榷。此外,国外的空置率是以全部存量房为分母,而我国城镇存量房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再次,地域差别。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对空置商品房屋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1998年东亚危机爆发后,海南空置商品房425万平方米,给当地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带来重创,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而当时上海的空置房屋接近700万平方米,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却能使之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仍以房地产投资三大热点地区为例,1998~2001年,广东的商品房屋销售率为66%,69%,71%和6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销售率走低的情况下,施工面积仍居高不下,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期,上海的销售率为73%,90%。85%和100%。截至2002年9月,上海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1404万平方米,当期竣工面积为1194万平方米,销售量大于竣工面积无疑有助于消化空置商品房屋。鉴于销售率和空置率是房地产前期投资经营活动的一个结果,因此,全面的、动态地分析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拆迁面积的联动关系,才能对销售率和空置率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
3、价格基本平稳,结构变化突出
2002年1-9月份,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较快,其中,宁波南昌、杭州、青岛、上海和厦门的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和,涨幅超前。但是,全国总体平均价格的走势力基本平稳,特别是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很小,在北京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小幅回落(图4)。
可是面对走低的价格,广大百姓却仍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平均价的构成,或者说住宅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分析中,只提供住房价格的平均数,却很少提供不同价位住宅所占的比例,或每套住宅的价格。以北京为例,近几年为配合旧城改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低价位住宅的供给增加无疑会拉低平均价格。此外,北京这两年炒“入世”、炒奥运会,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急剧扩张,大量远郊别墅、高档住宅星罗旗布,由于远郊土地成本低,别墅的平价为7583元/平方米,低于近郊区11605元/平方米,这样大量城郊楼盘的推出,也有压低整体房价的作用。
因此,总体房价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住房供给结构的合理,单位价格(元/平方米)的走低并不意味着每套住宅的总价位走低。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单位价格虽有政府控制,但是由于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建筑标准高,造成每套住宅总价位过高,结果许多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加之低价位住宅的地段不近人意,靠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多希望购买京城四环以内的住房,可低价位的住宅多在五环和郊外,在地铁、公交车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下,买经济适用房多为经济收入可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炒地圈地热,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隐忧
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等大城市房价高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五多”——常驻人口多、老外多、外来人口多、高收入者多和集团购买多都会推动房价上扬;但是,土地市场的不规范,炒地圈地热是造成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盘升的根本原因。许多地产商借“旧城改造”之机或赶在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之前忙着圈地,以增加自已的土地储备,致使2001年北京购置土地面积增幅达到173%,在全国名列前茅(图5)。
圈地炒地让地产巨头从中获得了暴利,地价经多次转手越抬越高,房价也就跟着上去了,这种圈地炒地热对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贻害长远。熟话说“没有能长到天那么高的大树”,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长下去。因为任何来京创业的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生产与生存的成本,短期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过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北京就丧失去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香港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已成为其经济发展一大制约因素,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省吗?
5、房地产信贷发展 有喜也有忧
房地产是一种投入大、价值高的资产,无论其投资与消费都不离开金融的支持。从住宅消费信贷方面分析,将抵押信贷机制引入住宅市场,对于多年来习惯于追逐的“大企业”、“大项目”、“大笔贷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突破,对于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广大百姓来说更是消费观念与行为的一次巨变。个人住房抵押信贷的迅速增长,不仅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盈利性”,也促进了住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房地产开发信贷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增幅很小,致使国内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一直在22%徘徊。相比较,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那么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多年负债率高达76%的情况,自筹资金主要是依靠预售房款和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消费者购房的预付款除一部分个人储蓄金外,相当一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资金以何种形式出现,多是从银行的口子出去的。
那么,靠银行信贷搞投资是否会诱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社会,银行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泡沫,能否诱发泡沫取决于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率,如果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中、低档普通住宅,投资的结果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的财富。反之,盲目地炒地、炒高档楼宇、高档娱乐设施,表面上热得不得了,实际上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泡沫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分析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银行信贷的规模、增长速度只是一个变量,关键是看资金的投向和资产的'质量。
此外,银行自身体系是否健全也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衡量银行体系健全的基本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坏帐率)、经营管理水平、收益率和流动资产比率等。在1997东亚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资产的30~40%,却能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达15~20%,不良资产率仅为3%,而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在6~10%,不良贷款率高达22%,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collyns,2002)。在我国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率居高下的情况下,个人住房信贷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应在银行资产中应占多大的份额才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在我国信用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如何提高房地产信贷的质量?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举措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看好,且此轮房地产热主要是消费需求拉动的,与1992~1993年单一的投资热有质的区别,但是,总体形势看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和隐忧。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不在总量,在结构;不在速度,在质量。因此,对于不同的房地产热,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我们认为,防范房地产泡沫应采取如下措施:
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加快建设有形的土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正、公开、公平。今后,国有土地无论使用者是谁(政府或其他企事单位),土地出让都应纳入有形市场,避免“黑箱”操作的诸多弊端,且招标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标,政府可用综合指标,包括企业的资质,以往的开发业绩、土地使用方向、开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来确定中标者的资格。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的调控土地供给的规模、条件、时序和位置,同时,有效地保障百姓急需的普通住宅用地供给。再次,建立土地信息系统,各城市政府应对所有待出让的土地、现有土地使用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人圈地、炒地谋取暴利便利;第四,对违规违纪者应给予严厉的制裁,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2、灵活运用利率、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的房地产热,在一定程度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刺激下形成的。在经济紧缩时,低息、减免税政策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本无可非议,但是,长期实施一种政策,或无视受益对象实施同一政策,就可能给市场一种错误的信号:多次降息、资金成本低会诱使许多企业、个人涉足于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为引导企业投资与开发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应适时调高投资别墅、高档公寓、高档娱乐设施、商厦写字楼的贷款利率,调高个人非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使低息政策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各城市政府还应对高档不动产开征不动产税,并可采取累进税。这对于中国一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有利于抑制奢靡之风泛滥,而将有限和宝贵的资源用在实现城镇和工业化上。此外,完善市场信息的供给,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内容。
3、完善房地产金融体制 防患于未然
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从外部环境上讲,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机制上讲,我国银行自身存在着许多脆弱性,如资本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多次下调利率利差收益缩小的压力,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兴的房地产信贷特别是个人住宅抵押信贷则成为银行业理想的选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好资产,但持有比例过高,也会增加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美国,人住房抵押贷款仅占商业银行资产的18%,占抵押银行资产的50%,银行资金来源不同,资金的运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香港,银行要及时动态踪贷款的质量。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4、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都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是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者,还是未来城市、地域空间设计者;我们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物资产、价值的载体,还有全新的知识技术、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投资与经营中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炒作,多一点真诚,给消费者多一点实惠。认认真真的在产品的质量、功能与服务上下功夫,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徐滇庆等,“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值得推敲斟酌的几点经验教训”,《经济学消息报》,1998-05-08。
刘树成、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趋势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4月。
WTO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供你参考)〔摘要〕GATT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取代GATT而成立一年多的WTO,为坚持全球贸易秩序化和法制化轨道上运行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的考验,如非关税壁垒、大国称霸、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关系、保护民族工业与自由贸易关系等问题有待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和WTO能力的局限性。并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加入WTO问题。〔关键词〕国际贸易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一、GATT与贸易自由化的进展诞生于1947年的GATT,是世界上国家(地区)间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契约,是一套系统管理各国(地区)间贸易行为的多边贸易通则。虽然它只是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实际上早已机构化了,只是法律上从未获得真正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对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进行和作出仲裁。按照其宗旨:在国际贸易中,通过相互削减关税、清除非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实际收入及有效需要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在GATT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形成了10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关税保护原则;贸易稳定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反进口数量限制原则;公开与透明度原则;豁免与例外原则;区域性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服装及纺织品的全外原则等。并主持举行了8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包括决定建立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是,世界工业品贸易的关税平均税率由1947年的40%减至目前发达国家的4%和发展中国家的12%的水平;其缔约方由从初创时的23国发展到WTO成立前的128个国家和地区;其成员国的贸易额自最初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5%至今已占全球贸易的90%。尽管GATT只是个临时性的协定,其缔约方仍然实施关税特别是非关税保护,也存在“灰色区域”,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协议,还是把世界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95年,全球贸易在1994年取得9.5%的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这与GATT推动是分不开的。二、过渡期间的WTO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已经结束的“乌拉圭回合”产生了多项重要的积极成果,其中之一便是使这GATT这一准国际贸易组织正规化,决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WTO。与GATT相比,WTO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工农业产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其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也更加有效。在WTO成立以来的一年里,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基本上完成了机构建设;同时还增加了新成员,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来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申请加入WTO。WTO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表明它对各国的吸引力增强,目前WTO中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已占2/3,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了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且正在勾画自身的发展蓝图,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作为一个新成立但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的WTO,刚成立就面临三大挑战:巩固“乌拉圭回合”成果;完成该回合已涉及但尚未完成的谈判;研究国际贸易的新课题。面对实施期长达10年,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普遍适用性、卷帙浩繁、空前复杂的“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其实施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为此,WTO在GATT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贸易制度审议机制,WTO对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进行审议,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与多边协议的一致性;还建立了新的解决争端机制,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这一机制与以往GATT比较零散的解决争端机制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实施仲裁结果的能力,它规定所有争端最长必须在18个月内解决,如果该机制作出的仲裁结构得不到实施,有关方面将会受到制裁。在1995年一年中,它受理的贸易争端已超过二十多起,比GATT任何一年受理的争端都要多,其中有6起是发展中国家针对贸易大国的。在这些争端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日汽车贸易纠纷,尽管此案最终通过双方谈判得以解决,但不能否认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威慑力对双方达成协议起的促进作用。以往在GATT时期,贸易大国常常可以藐视该组织作出的裁决而不会受到惩罚,弱小国家的利益往往因此得不到保护。在这一问题上,WTO有了新进展,如1995年4月,香港有关部门将美国对香港纺织品限制案报送WTO裁决后,使美国取消了对香港纺织品采取的限制措施;同年7月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就美国对其内衣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向WTO起诉,结果使美国又一次取消了限制措施。WTO在1995年还组织了“乌拉圭回合”未完成的4项服务贸易谈判:金融服务、劳工流动、基础电信和海运谈判。在金融服务谈判中,美国坚持高要价,谈判一度几乎破裂,但最终还是在欧盟的倡议下达成了一项没有美国参加的临时性协议,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30多个国家作出了提高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承诺。此外,WTO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并计划把所有新课题提交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讲座,以为将来组织新贸易谈判做准备。总之,从GATT到WTO的新旧交替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TO在这一年中为坚持全球贸易在秩序化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所作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WTO信誉和权威方面,这一新生的组织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三、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严峻考验从理论上说,GATT宗旨是符合通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的;从条文上看已为WTO的运行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从实践来观察,尽管WTO已取代了GATT,但已取得的成绩距离其宗旨要求却相去甚远。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新的课题摆到了WTO的面前,如贸易与贸易环境、贸易与投资政策以及贸易与各国企业的竞争政策等。首先,GATT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已取得的成绩中,削减关税最为突出,这也是世界贸易量增长10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尤其是非关税壁垒障碍上,却无能为力。各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客观上有保护的需要,但由于关税减让太多,不便利其实现保护的目的,遂转而大量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目前全世界关税壁垒措施已达2700多种,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WTO仍然将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其次,WTO并未消除国际贸易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国左右局面情况依然存在。譬如说,由于少数贸易大国的阻挠,贸易额居世界第11位的中国至今仍未能成为WTO的成员国;由于欧美互不相让,WTO总干事人选拖9个月才确定下来;另外美国动辄采取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这对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失业严重、贸易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它们以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过去,由于主要西方国家背离GATT宗旨,致使发展中国家负担沉重,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至今依然如故;不仅如此,这种行为也使发达国家之间不断爆发贸易争端。这些倾向都对WTO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WTO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当主要工业化贸易大国缺乏竞争力时或在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是否仍然愿意尊重WTO的规则,而不凭借其经济实力去破坏它。再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集团化问题。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区域性贸易集团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量比重在不断增加,截止1994年底,在GATT秘书处登记的区域性贸易规定已有10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双重效应,区域贸易集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难免具有排它性,这有可能会带来贸易集团间的磨擦,甚至动摇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在GATT第24条区域贸易安排上,允许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而不必按最惠国待遇条款将同等待遇给予非成员国,这是与GATT的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的。尽管规定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条件和目的,并在程序上加以规范和约束,但由于这一规定本身的歧视性,以及它在规定上的法律缺陷和漏洞,使一些缔约国有可乘之机,危害其它缔约国的贸易(冯予蜀,第81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的区域化经济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相互抗衡、对峙、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这就削弱了多边贸易谈判的效果。协调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关系就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WTO坚持区域性贸易与全球贸易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两者都应在WTO的框架内进行,为此,WTO成立了69个特别工作组,具体负责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加拿大倡议下,WTO决定1996年初成立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委员会,以协调这些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但其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最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对民族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甚至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也设法在各种程度上游离于自由贸易原则之外。如1996年元旦,WTO“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政府作为各国最大的买主,其对外开放意味着,在政府采购中凡是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SDR)的政府采购合同都要对外招标。但签字国却只有美、日、加、以、韩、挪、瑞士等15个国家,并较之“东京回合”的“政府采购协议”又少了瑞典、香港和新加坡。专家称此协议为“诸边(Pluralateral)协议”,以区别于其他“多边(Multilateral)协议”。WTO的“政府采购协议”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死角。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离政府采购的开放还相当遥远,即便有个别国有限开放,也是保护国内工业优先。如印尼立法要求“政府采购”要以最有利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而且数额越大的合同,须以对方反购本国非油产品为条件;另一方面,签字国对等开放,由于国力相当谁也吃不了亏,但他们更大的胃口是争夺第三国的政府采购合同。如1994年夏,美国雷声公司与法国汤姆森电子公司在巴西争夺一个14亿美元的亚马逊工程的开办权,最后是依靠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才击败了竞争对手(武跃,1996)。应该说,WTO解决争端的能力至今并未受到真正的考验。目前WTO正处理在各起争端最早要到今年初才会出初步结果;其受理的最大一起争端——美日汽车贸易争端最终是通过双边谈判得以解决的;在重大问题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往往抛弃多边渠道,采用单边或双边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国仍企图操纵WTO;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构成威胁。在中国“复关”问题上,WTO组织作出了一定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少数贸易大国要价过高,中国仍然被排斥在外。显然,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总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复杂,贸易范围更为广泛,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注定WTO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贸易正逐步走向全球化,如要倒退,那无疑将是把世界带入萧条。四、自由贸易的必然性与WTO能力的有限性就自由贸易而言,其所以会成为一种必然,是因为90年以来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WTO这一较强大的贸易自由化组织的推动;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都为自由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国际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的结果,它们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性。但是,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同集团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就商品而言,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有选择性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保护相结合。不平衡发展的贸易自由化还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就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与之并存;各国“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奖励出口;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从贸易保护制度转向更系统化的管理贸易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和管理贸易,如克林顿动员了一大批美国政府机构,为美国企业制定了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3年里,美国企业的业绩证明他是成功的(武跃,1996)。又如,欧洲国家政府投资250亿马克研制“空中客车”,并每年巨额补贴维持营运,到1993年其营业额终于击败了波音,成为世界第一。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增长的根源来看:主要是因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的萧条和不稳定增长;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发展。在这里,由于众多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不断进行下去,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也将继续下去。进而,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将存在,这些根源都将为贸易保护的存在提供土壤。而且还应当承认,“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仍然存在不平衡,并且其贸易自由化措施是逐步实施的,对各国的影响也将逐步发生和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将是主要的受益国,因为世界贸易的大部分是它们之间进行的。由于10年内彻底取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非关税壁垒,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从中获益,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关键的问题在于,WTO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无法解决国家之间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这样,在其原则前提下的各种例外就完全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认可其原则的基础上,又利用有关条款筑起新的贸易壁垒。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着WTO。它们凭借其经济实力驾驭WTO。从克林顿政府主张政府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事务,变“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易”政策,并开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到克氏政府的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阻挠中国复关)和态度也提醒我们,一旦WTO的有关规定对其不利,就很难保证不被践踏,毕竟在国际经济中,国家利益还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其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比联合国强多少,虽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抑制强权的作用,但也不能保证不被强权所利用。有鉴于此,中国对加入WTO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WTO也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各成员国利益均衡和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因而它无法平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必须面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作出灵活反应,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尽管WTO能推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也决非是暂时的,它将与自由贸易并存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之中。WTO并不能保证成员国一定能自动享受到WTO的益处,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入WTO并不仅仅是单纯为获得稳定的最惠国待遇等WTO所规定的益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入WTO将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规则和规范适用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引入更高标准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动力,来促进外贸和与之相配套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一种开放型的市场机制和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和宏观调控手段。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都能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迈向自由贸易。显然,即使中国加入了WTO,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过渡性贸易政策。即,要恰当地把握贸易的进程,对幼稚工业还要适度保护。这一政策既要符合国情,使国际竞争在中国目前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又要能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规范靠拢。期间应该联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大国的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以维护WTO的信誉和权利,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总之,尽管有WTO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将会是主流的,但贸易保护并不会因此消亡,甚至有可能并行不悖。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将是非常缓慢、曲折以至有可能会反复。参考文献武跃:“政府采购:自由贸易的雷区”《国际商报》1997年1月5日。杨广志:“周岁看‘世贸’牛刀已初试”《经济日报》1995年12月15日。班玮:“WTO蹒跚周岁”《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2月13日。任烈:《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5年。冯予蜀:《国际贸易体制下的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如果觉得不行 可以在发帖 然后把链接上注明我的网名 或是发给我 我再帮你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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