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可笑毕业论文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耀眼的明珠，它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让后人研究，学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书中二位至关重要的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是怎样的形象与地位呢？ 于是历来红学家或是平常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中大概存在了三种态度，即褒林贬薛，褒薛贬林，和林，薛双峰并存之说。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的小说中，到底是褒义地描写林黛玉，还是带有编贬意地描绘薛宝钗，亦或正好相反？我认为第三种看法似乎更客观更公正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先来讨论林黛玉。在整部书中，林黛玉地重要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林黛玉和宝玉二人的爱情情节，那么红楼梦就将不会存在了，所以对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曹雪芹是满含同情，精心刻划的，无论如何林黛玉这一形象在曹雪芹笔下是正写的，而绝无任何蔑视。 那么薛宝钗呢？她在红楼梦中的出现是个反派人物吗？ 我想曹雪芹创作薛宝钗的目的不是把她写成一名让人厌恶的人物，相反薛宝钗只是不同于林黛玉的另一种典型女性，作者是十分客观的描写她，而没有刻意去褒扬或蔑贬她。 “拥林派”贬薛的重要证据主要有二条，其中之一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扑蝶不想偷听到了小红所说的关于与贾芸纠缠不清的悄悄话，为了隐藏自己多余的到来，薛宝钗在小红等人发现自己时，说了一段被认为是作者曹雪芹贬薛的话语，即表明先前林姑娘在这儿，而不是自己。 这段话终于被人落了口实，于是人们便认为，薛宝钗的多么虚伪，她将黒锅背在了林姑娘身上，让小红等人的多疑转到了别人，而自己则聪明的摆脱了干系。 其实我倒认为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从心理分析，当薛宝钗这样正统的女子听到小红所言的心里话都不免会心中暗惊，并急欲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知道了此事。宝钗是大观园中聪明，能干的少女，事试想当时她急中生智相出的应付话语只能说明她机智过人，善于应变，十分巧妙的渡过了一场尴尬的面对。至于指出林姑娘在此间，不过是随意找个人来圆谎罢了。我想这一情节的描写实是完善了薛宝钗善于应付复杂局面的性格，曹雪芹在此并没有真的在贬薛。 “拥林派”贬薛的另一重要证据便是王夫人的丫头金钗头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话。 人们认为这又说明薛宝钗蔑视地位低下的丫鬟，并欲得到王夫人的好感，以期她最后终能成为宝玉的金玉良缘。 我们分析这段话的同时，首先还应注意说话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金钗一死，事后王夫人的确有点后悔及自责，这在她的话中得到了体现，那么薛宝钗作为一名后辈且是贾府的宾客身份，（试不谈她是否真知道事情的经过真像）她此时自然的反应便是要极力劝说王夫人不要为了此事伤了身子，并进行一番安慰。想明白了这一层，薛宝钗的话就显得十分正常了。为了安慰人，对于一个被主子打了一记耳光便去投井自尽的丫头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是认为她死的太不值得，有点傻吧。 而为了安慰人，对心中存又自责的王夫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说服王夫人多给一点钱给死去的金钗的家人，以消除一些愧疚心情。 所以曹雪芹描写薛宝钗这段话根本不在于贬抑她什么，而是通过这说明了薛宝钗善于待人处事的性格。而这一点正是林黛玉所缺乏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王夫人跟前的会是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呢？林黛玉就算来了，大概也只有陪王夫人一起落泪而已，而绝不会说出宝钗所言的那番话。各人性格不同，所言所行就有分别，但你不能就以此认定谁优谁劣，从而作为褒贬的证据了。 当然也有人会问，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游戏中，作者曹雪芹难道就没有任何的态度偏向？ 不，恰恰相反，曹雪芹笔下有着鲜明的态度，宝玉真爱的只有黛玉一人，他与黛玉之间的性情是相通的，作者对此的描写也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但对于薛宝钗，作者并不采用贬的写法，而是客观的描绘出她的美丽，大方，道德标准。读者要认真体会的是她的行为举止都往往出现在贾府掌权阶层的面前，如贾老太太，王夫人，王熙凤等，这就无形中表明了她最终将深得她们的欢心。而林黛玉却只是在潇湘馆中，与宝玉二人沉浸在爱的深潭里无法自拔，却不知最后的结局将是多么的悲惨。 但最终的悲剧有多少是薛宝钗从中造成的呢？这一悲剧其实是封建家庭道德伦理对自由恋爱的毁灭所形成的。宝玉，黛玉是牺牲品，而宝钗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无论是褒林贬薛，或是褒薛贬林的观点都有其偏激的一面。 如果我们能从人物的心理活动入手，那么才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才能把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笔下人物研究地更透彻洞明。 二论林黛玉和薛宝钗 在《红楼梦》中最可怜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薛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林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至死也不明白为何宝玉不来娶她。 既然她们俩的命运如此相似，那么，撇开世俗的偏见，对她们的性格做一些比较。 薛宝钗入住贾府较林黛玉晚，而且林黛玉还有身为贾母外孙女这一层关系，亲疏程度，勿庸赘言。但这薛宝钗入住贾府后，贾府上下逐渐发现（或者说更加明显）宝钗的平易近人与温和谦让，黛玉则是性情乖戾，难以侍候，贾母甚至将她和宝玉同视为“小冤家”。 黛玉对宝钗是颇有妒意的，主要原因是宝钗有一个“芳龄永继”的金项圈配那“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而且宝钗甚得贾府的夸赞。 尽管黛玉逐渐明晰宝玉对她是一往情深，然而她毕竟不如宝玉见惯名利场，看尽人间的世情百态，因此她无法理解宝玉的那句“你死了，我当和尚”的誓言，反而甚为着恼。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执着，显露而又坚贞的，王熙凤甚至逗笑她是“未来的贾家媳妇”，她与贾宝玉的爱情由此看来是路人皆知的了。但她仍不放心，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肯定前她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她不容许贾宝玉对其他女子有任何好感，而且将信将疑地猜忌着各种传说。先有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说，后有湘云与宝玉的麟玉之配，这些传说无时无刻不扰得她心烦意乱，无法处便拿宝玉出气。尽管她希望宝玉能不介意这些传说看来其实最介意的是她自己。黛玉在初进贾府时曾立誓要谨小慎微，不被他人取笑，而她采取的方式则是先取笑别人或者过分自卫，史湘云吐字不清晰，她就笑其将来嫁个“爱哥哥”，可是当史湘云笑言她与一戏子相像时，她就受不了了，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悲心理 不容许任何人拿她开玩笑的，就这样，她带着自悲与自卫的包袱越滑越远。 黛玉平生只有两个心思，一个是宝玉，一个是作诗。黛玉和宝钗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文章韬略皆显奇才，其二人互在伯仲之间。而她们在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黛玉一心想的是争名夺胜，每次作诗应对必是全力以赴，可以看得出，贾妃省亲时黛玉因题目太少难以尽兴发挥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在菊花赋中以《咏菊》、《问菊》、《菊梦》独占魁首时又是多么的舒畅。宝钗则认为女子无才便德，有了这种思想，无论吟 诗作赋她也就只是聊以应景了。所以，黛玉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与作风较宝钗要积极的多。 这反映在她对香菱不厌其烦的教导，带领香菱去结实王摩诘、李青莲等一代名家，更反映在她后来的重建桃花社，可以说在学问上林黛玉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而这又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舞文五弄墨的人来作他们的媳妇。从这一点上看，宝玉和黛玉似乎算得上是彻底的反叛者，只可惜他们的终身大事还是要贾母的定夺，也就是说，他们与封建势力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此一来，他二人就变得太不识实务了，既对封建势 力有所希求又不肯老实听话。 那么，薛宝钗又是如何赢得贾府的嘉许，最终做了贾家媳妇的？在见识了通灵宝玉之后，宝钗就已经明白自己的终生归宿之所在，但她并未形之于色，而是绐终做着恰如其的隐忍。平心而论，薛宝钗确实更符合贾母等人的要求，温厚、贤惠而又识大体。从她的身上，也不光看到了她作为封建女子的闺房形象，更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旷世才女的不朽丰貌。从规劝黛玉读正经书，别移了性情到苦劝其兄薛蟠不要胡作非为至协理荣国府，将大观园让与下人劳作，以节省开支，让我们领略到薛宝钗的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姑娘。 一般来说，宝黛二人通常被理解为反叛的典型。实际上，宝钗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讽当朝：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嘲弄了官员昏暗无道，贪得无厌。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没见她说过其他偏激的话，她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给这个世界致命一击，因此在反抗与忍受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点， 较之宝黛，她是否更聪明些？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何况又还时时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认可，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分了。封建势力最终是胜利了，这是《金陵十二钗》中预示好的。这位封建文人最终放不下对统治者的幻想，放不下对封建势力的维护，用自己的笔残酷地为他们三人的挣扎划上了句号，从而让整个梦最终成为一场空。

本人最近痴迷于红学，天天泡在图书馆，对我而言，我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跟看一本侦探小说差不多。

《红楼梦》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代表我国古典文化的最高峰。常说不同人在红楼梦中看到不同的内容。鲁迅曾说“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红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可以是服饰、饮食、礼仪、人物、历史、政治、美学、建筑，也可以是主人公的性格分析，家族灭亡史探究等等方面。我最喜欢里面人物的语言、心理等揣测，对为人处事有很大启示。

钱谷融先生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他说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诗，研究文学不可忘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诗。他的这番话对于翻译的研究者和文学作品的译者有很深的启示：《红楼梦》里“诗的意味”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隐含在内，翻译《红楼梦》时如何才能体验和再现它的“诗的意味”。这些涉及到文艺美学也涉及到翻译美学，是《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汲取丰富的灵感和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总结，可以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按照周汝昌老先生的分类，红学主要有四个大的方面的分支：1、作者的研究，有人称为曹学；2、版本的研究；3、脂批的研究；4、探佚学，即根据现有的脂批和前八十回原文探索后四十回的内容（暂认为共百廿回）另外再加上从文本出发的文学批评等等

第一，研究红学其实就是把《红楼梦》作为“引子”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艺、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研究整个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第二，红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人们能从中找到终极追问的自我答案。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文化是永远不能从根本改变的，虽然社会形态决定文化形式，但是构成一种民族文化的灵魂与“基因”却永远扎根于这个民族的最根部。第三，红学研究的意义也在于它能展示中国传统学术流派的演变史，在对红学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传统学术的传承和现代学术的演变规律。第四，聚集国际国内众多的文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智慧与灵光把他们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专业专攻一起融会贯通于中国优秀文化之中，从而建立一种博采众长的学术体系，使华夏文化更为光彩夺目。

英文/《石头的故事》/大卫·霍克思/197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书80回，3卷，依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 英文/《红楼梦》/杨宪益（中）、戴乃迭（英）/1978－197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卷，前80回据有正本译，后4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有戴敦邦插图 这两个最权威！！！ 2002年10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这是专就一部文学经典的翻译举行的学术会议。大会收到数量较多的论文，这里汇集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凑成一个集子，以资纪念。同时，借此机会与学者们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推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因对具体作家的研究而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学问的，如，将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研究称为“莎学”，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 (JamesJoyce)研究称为“乔学”。因对一本书的研究而发展成专门学问的不多，《红楼梦》是一个。这是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1791)年第一次刊印，至清朝末年，一些文人把对《红楼梦》的研读和评说称之为“红学”。此后的“红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至于今，已成为一门显学，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受关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具有恒久的魅力，它在中国文化里产生、流传，在异域文化里也得到传播——主要通过它的译文得以实现。 目前，《红楼梦》已有十五六种文字的译本。就英语译本看，它的翻译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陈宏薇教授和江帆在她们合写的《难忘的历程》里说，自 183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戴维斯翻译《红楼梦》第三回片断开始， 160年来，先后产生了9种英译文。在霍克斯／闵福德和杨宪益夫女王的全译本之前的翻译都是节译，其中以王良志(1927)和王际真 (1929)的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流传方面影响较大。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DavidHawkes)着手翻译《红楼梦》前80回，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译文书名为 The StoryO／the Stone，分三卷，第一卷The Golden Days(1973)，包括前26回；第二卷The Crab—Flower Club(1977)，包括27 —53回；第三卷The Warning Voice(1980)，包括54—80回。后来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继霍克斯翻译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分两卷出版，第四卷TheDebto／Tears(1982)，包括81—98回；第五卷TheDreamer Wakes(1986)，包括99—120回。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Yang Hsien-yi)和戴乃迭(Glad— ysYang)夫夕]也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于1978— 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4 Dream o／ Red Mansions。《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詹纳(W．J。 P．Jenner)翻译的《西游记》(／ourneycOthe West，1982)，由沙博里 (SidneyShapiro)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the Marsh，1988)，以及由罗伯茨(Moss Roberts)翻译的《三国演义》(Three King— doms，1994)。至此，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的英文全译本已出齐。在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英译并使其形成一个蓬勃发展的形势过程中，《红楼梦》的英译者们是有功劳的。随着《红楼梦》的翻译出版，出现了《红楼梦》翻译批评和研究的好形势。 自戴维·霍克斯于1973年出版第一卷The Golden Days以来，便有人开始写研究《红楼梦》翻译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就霍克斯／闵福德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所写的散见于各地的研究文章，已有70余篇，加上这里收集的30几篇，足有100多篇。这期间也有关于《红楼梦》翻译研究的专著问世，如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是《红楼梦》系统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现在研究《红楼梦》翻译的人逐渐多起来，专家学者之外，也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这种形势下，探讨如何使《红楼梦》的翻译研究深入，也许能够使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为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做贡献，这是很值得的。从这里收入的文章看，大体分二种类型。一种是宏观类型的研究，其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规定性的“标准一分析一结论”和文本“对等”的单一模式，回到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研究《红楼梦》翻译和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体现了以历史地描述和解释为主的科学研究的性质；这一类型里还有关于《红楼梦》翻译的体制、策略、翻译倾向和补偿策略等问题的研究，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另一种是微观类型的研究，多涉及文化和语言层面的问题，以阐释批评的方式对译作和原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对译作进行审美的和其他方面的价值判断等。 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各有自己的功能和价值。宏观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实现的；微观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翻译好，如何培养好的译者，以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勒菲弗尔(Andr6 Lefe— 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ff)将这二者比喻为翻译大厦里的两栋房子，没有理由不让它们并肩而立。翻译研究的目的除了对翻译活动进行客观的和科学的描述和解释，还要通过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对翻译进行理论总结，以端正对翻译的认识，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说：《红楼梦》是一首无韵的《离骚》，也是一部“说”家之绝唱。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典小说再也没有超越它的作品出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都同意这个意见，甚至连读过《红楼梦》的外国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斯洛伐克翻译家玛丽纳·恰尔诺古尔斯卡(Marina Camogul3ka)就说：因为它是一部天才的小说、散文和诗的交响曲，它是一部集所有重要的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它是一部蕴涵重要的人生哲理和世界观的小说——而这样大师级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均不存在。《红楼梦》的译者以及未来的《红楼梦》译者们肩负着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使命，即，通过译文让英语读者也能认识到“《红楼梦》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是一部“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均不存在”的作品。如果我们的译文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辜负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钱谷融先生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他说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诗，研究文学不可忘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诗。他的这番话对于翻译的研究者和文学作品的译者有很深的启示：《红楼梦》里“诗的意味”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隐含在内，翻译《红楼梦》时如何才能体验和再现它的“诗的意味”。这些涉及到文艺美学也涉及到翻译美学，是《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汲取丰富的灵感和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总结，可以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红楼梦的故事的原型 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