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 钱荒频频的原因 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 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的37年中,曾允许百姓私采铜、金、银等矿。《宋史·食货志》载,开宝三年(970)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凋疲,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能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中华书局1964年版)表明朝廷不与矿冶业主争利,使他们在一定的减税、免税政策下,从事采矿和冶炼。其后曾一度将采冶收归官营,凡出铜地区,一律禁止民采。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部分地放开开矿权,主要控制冶炼和铸造权。 宋代金属矿场的分布及岁课量。据《宋史·食货志下七·坑冶》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劭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治平年间(1064~1067),铜矿分布共11州1军46冶,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州(军),与治平年间基本相似,又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场。金属矿的产量也呈上升之势,仁宗皇韦占时(1049~1053),岁课铜510万斤,铅约10万斤,锡33万斤;英宗治平时,铜为697万斤,铅增至200万斤,锡增至百余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岁课铜1460余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铸币数也由太宗至道年间的80万贯,至真宗景德年问增至183万贯,到神宗元丰年间,仅所铸铜钱达到500万贯,铜监增至17所,所铸铁钱也达至500万贯,有铁监7所。 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钱名种类最为丰富的时期。唐天宝年问,每年铸钱数只有32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铸钱量就达100万贯以上,最多的元丰年间达500万贯以上,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就数十倍于唐。根据各年铸造铜钱数来计算,从北宋立国到元丰末年截止,总铸造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缗,若加上私铸的钱,合计当接近二亿贯。官府的铜钱,在铜监监督下铸造,铜料一般来源于周边的矿山,也有从较远产区调配来的。 宋代铜冶增长的情况已如前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钱最盛的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积聚已久的钱荒问题却突显出来。正如当时人张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宋代钱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铜是国家的禁榷物,由国家严加控制,民间缺铜,一般民用铜器在市场上价格上扬,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销熔铜钱以铸造器皿,据记载因此可以获利5~10倍;其次,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再次,铁钱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因此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这种状况在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进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宋代货币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复杂、币材种类最多的王朝,加上一直没有统一,铜、铁钱兼用,钱币分大小以及铜、铁钱交换比率的不确定等也是钱币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 二 缓解对策 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尽管宋代大量开采铜矿、锡矿,到处设铜监铸币,但钱币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项措施增加钱币的铸造和投入,以期缓解或解决钱荒问题。 方法之一,大铸铁钱,以铁钱补铜钱之不足。 早在宋初,铁钱就与铜钱并行,且形成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成为宋代金属铸币流通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铁钱流通的区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地。南渡以后,为防止铜钱流入北方,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朝廷在重要产铁区设置铁监。 史载,真宗景德年间,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12斤10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25斤8两,铜钱1个当小铁钱10个兼用。仁宗庆历五年(1045),泉州青阳铁冶大发,置铁务于泉。神宗熙宁年间,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镇)、衡(治今湖南衡阳)、舒(治今安徽安庆市)、鄂(治今湖北武昌市)、惠州(治今广东惠州市)置6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增置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皆铸造折二钱,岁各30万贯,所铸之钱在两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诏令舒州岁增铸10万贯,蕲州增5万贯。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十年又将舒州之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后复以发运司通领四监——江州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军名,治今江西清江临江镇)之丰余监、抚(治今江西抚州)之裕国监。司农许子中所领三监,岁各认30万贯,所铸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30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同上) 两宋所置铜监和铁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兴废之间主要由资源的多寡决定,有的监兴亦突然,废亦匆匆。但有些监如饶州、池州等得以延续较长时间,主要得益于资源的丰富。 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 为减少铜的使用量,在铜钱铸造中适当增加铁、铅、锡的含量,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费省而利厚。试用此法铸于京师,铸钱时搀杂铅、锡,结果液流速而易成,搀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万钱。虽最终没有成功,可以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崇宁元年(1102),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认为江、池、饶、建等监所铸钱不够用,建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30余万斤,计增铸钱15万9千余缗。所铸之钱光明坚韧,与现行流通的钱相同。 起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8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质量较差。随后江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两年后蔡京被罢免,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次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这种方法在此之后也曾多次运用,对铜料短缺可起缓解作用,但效果不佳。
1.可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中总结,两次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正是在解决三冗问题北宋政府并非想要坚持这样做,但要消除三冗问题的危害,就必须要改革.但改革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北宋官僚阶级的大多数者.还有那就皇帝们往往左右摇摆和半途而废。一开始当皇帝看到了国家的困难和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们愿意通过改革,达到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目的。但一旦反对的呼声过高,他们又在内心深处害怕改革的进程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大局的稳定和自己手中的政权。为了稳定,为了笼络天下的整个文官阶层,他们只得放弃改革。2.:(一)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二)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三)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唐宋货币的储藏之风,是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信用制度落后、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以及心理因素造成的.货币的储藏是一种常态,而钱荒是这种常态下的变态.赋役的货币化、货币流通体制的症结、高利贷资本猖獗、私铸盛行、大量发行楮币、销铜为器等现象都导致钱荒的发生,但这几种现象都最后归结到了货币的储藏. 3.要使得论述才不显得单薄,个人感觉首先应当多举历史实例,但切记不能滥.其次论述题都应该选比较热点的东西,所以这就是那些杂志的作用了,把那些比较经典的评论记下来,多看几遍,能用到题目就用到题目里,让老师觉得你说得很专业就对了!另外就是要分点,条理清楚,老师比较喜欢看!如果有时间就事前把要点写下来,答题就比较有层次PS:一、怎样写学术论文• 写学术论文不难,难的是事先明白它的要求、形成按学术规范从事研究的日常习惯• 学术规范的日常化• 学术论文应考虑如下九方面要求:第一,他• 把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作为直接研究对象• 借对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的阐释而间接表现自我• 考察研究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的能力• 首要的是“他”性而非“我”性,是借助“他”性而呈现“我”性• 少走冤枉路第二,材• 必须援引足够的文献注释或调研材料• 考察收集和引证文献材料的能力• 一看论述能否以材料作论据• 二看材料是否可靠而翔实• 三看是否按规范作注• 注释是学术论文的支撑点• 评委看论文常常就看注释第三,小• 学术论文选题不是广博而是窄小,即选取有特定范围、边界或程度并具备材料基础的具体对象去研究• 可选择人物、概念、流派或形态的历史等,不宜直陈新理论• 20年多年前导师告诫弟子:写一群作家或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第四、新• 学术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 创新能力: 利用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经过科学思维加工和再造, 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的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涉及:创新思维,批判精神,协作精神,挑战风险的勇气等等大学生创新素质• (1)好奇心和兴趣• (2)直觉和洞察力• (3)勤奋刻苦和集中注意力• (4)人文素质,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等第五、厚• 厚是指厚重、沉厚。• 小而不单薄• 新但不浮泛• 小而新的题目需以厚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分析去使其丰厚、沉稳• 厚是指对问题采取多方面、立体或层层推进的研究,使人产生丰厚的感受第六、面• 论文的“点”可以牵涉宽广的平面• 要使小题目不显小气,就需将其置放到宽广平面去分析• 研究文学人物或作品需研究其同时代人物或语境• 既通过面阐释点,又通过点阐释面, 实现点面互释• 面要求宽广视野、比较眼光、全局胸怀第七,实• 处处求实、实证• 以研究基础、翔实材料和严实论证取胜• 一是有厚实的学术素养• 二是对对象有足够了解• 三是小心论证,不说空话,有可靠材料第八、透• 说理透彻、分析透辟• 不要求深不可测,而要求透彻、透辟• 与其讲深不如说透第九、反• 在写作中随时回头反思,反复思量或追问研究是否匹配,做出调整、推翻先前结论。反有三层:• 一是返回原初起点去再思,调整研究方案• 二是反过来从相反方向去质疑,自我反驳• 三是返回去把自身当作研究对象,返观自我人格投影• 为学与为人的互动
1.可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中总结,两次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正是在解决三冗问题 北宋政府并非想要坚持这样做,但要消除三冗问题的危害,就必须要改革.但改革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北宋官僚阶级的大多数者.还有那就皇帝们往往左右摇摆和半途而废。一开始当皇帝看到了国家的困难和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们愿意通过改革,达到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目的。但一旦反对的呼声过高,他们又在内心深处害怕改革的进程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大局的稳定和自己手中的政权。为了稳定,为了笼络天下的整个文官阶层,他们只得放弃改革。 2.:(一)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二)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三)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唐宋货币的储藏之风,是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信用制度落后、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以及心理因素造成的.货币的储藏是一种常态,而钱荒是这种常态下的变态.赋役的货币化、货币流通体制的症结、高利贷资本猖獗、私铸盛行、大量发行楮币、销铜为器等现象都导致钱荒的发生,但这几种现象都最后归结到了货币的储藏. 3.要使得论述才不显得单薄,个人感觉首先应当多举历史实例,但切记不能滥.其次论述题都应该选比较热点的东西,所以这就是那些杂志的作用了,把那些比较经典的评论记下来,多看几遍,能用到题目就用到题目里,让老师觉得你说得很专业就对了!另外就是要分点,条理清楚,老师比较喜欢看!如果有时间就事前把要点写下来,答题就比较有层次 PS: 一、怎样写学术论文 • 写学术论文不难,难的是事先明白它的要求、形成按学术规范从事研究的日常习惯 • 学术规范的日常化 • 学术论文应考虑如下九方面要求: 第一,他 • 把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作为直接研究对象 • 借对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的阐释而间接表现自我 • 考察研究他人观点或其他现象的能力 • 首要的是“他”性而非“我”性,是借助“他”性而呈现“我”性 • 少走冤枉路 第二,材 • 必须援引足够的文献注释或调研材料 • 考察收集和引证文献材料的能力 • 一看论述能否以材料作论据 • 二看材料是否可靠而翔实 • 三看是否按规范作注 • 注释是学术论文的支撑点 • 评委看论文常常就看注释 第三,小 • 学术论文选题不是广博而是窄小,即选取有特定范围、边界或程度并具备材料基础的具体对象去研究 • 可选择人物、概念、流派或形态的历史等,不宜直陈新理论 • 20年多年前导师告诫弟子:写一群作家或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 第四、新 • 学术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 • 创新能力: 利用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经过科学思维加工和再造, 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成果的能力。 •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涉及:创新思维,批判精神,协作精神,挑战风险的勇气等等 大学生创新素质 • (1)好奇心和兴趣 • (2)直觉和洞察力 • (3)勤奋刻苦和集中注意力 • (4)人文素质,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等 第五、厚 • 厚是指厚重、沉厚。 • 小而不单薄 • 新但不浮泛 • 小而新的题目需以厚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分析去使其丰厚、沉稳 • 厚是指对问题采取多方面、立体或层层推进的研究,使人产生丰厚的感受 第六、面 • 论文的“点”可以牵涉宽广的平面 • 要使小题目不显小气,就需将其置放到宽广平面去分析 • 研究文学人物或作品需研究其同时代人物或语境 • 既通过面阐释点,又通过点阐释面, 实现点面互释 • 面要求宽广视野、比较眼光、全局胸怀 第七,实 • 处处求实、实证 • 以研究基础、翔实材料和严实论证取胜 • 一是有厚实的学术素养 • 二是对对象有足够了解 • 三是小心论证,不说空话,有可靠材料 第八、透 • 说理透彻、分析透辟 • 不要求深不可测,而要求透彻、透辟 • 与其讲深不如说透 第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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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一 钱荒频频的原因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 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的37年中,曾允许百姓私采铜、金、银等矿。《宋史·食货志》载,开宝三年(970)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凋疲,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能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中华书局1964年版)表明朝廷不与矿冶业主争利,使他们在一定的减税、免税政策下,从事采矿和冶炼。其后曾一度将采冶收归官营,凡出铜地区,一律禁止民采。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部分地放开开矿权,主要控制冶炼和铸造权。 宋代金属矿场的分布及岁课量。据《宋史·食货志下七·坑冶》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劭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治平年间(1064~1067),铜矿分布共11州1军46冶,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州(军),与治平年间基本相似,又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场。金属矿的产量也呈上升之势,仁宗皇韦占时(1049~1053),岁课铜510万斤,铅约10万斤,锡33万斤;英宗治平时,铜为697万斤,铅增至200万斤,锡增至百余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岁课铜1460余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铸币数也由太宗至道年间的80万贯,至真宗景德年问增至183万贯,到神宗元丰年间,仅所铸铜钱达到500万贯,铜监增至17所,所铸铁钱也达至500万贯,有铁监7所。 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钱名种类最为丰富的时期。唐天宝年问,每年铸钱数只有32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铸钱量就达100万贯以上,最多的元丰年间达500万贯以上,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就数十倍于唐。根据各年铸造铜钱数来计算,从北宋立国到元丰末年截止,总铸造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缗,若加上私铸的钱,合计当接近二亿贯。官府的铜钱,在铜监监督下铸造,铜料一般来源于周边的矿山,也有从较远产区调配来的。 宋代铜冶增长的情况已如前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钱最盛的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积聚已久的钱荒问题却突显出来。正如当时人张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宋代钱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铜是国家的禁榷物,由国家严加控制,民间缺铜,一般民用铜器在市场上价格上扬,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销熔铜钱以铸造器皿,据记载因此可以获利5~10倍;其次,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再次,铁钱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因此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这种状况在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进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宋代货币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复杂、币材种类最多的王朝,加上一直没有统一,铜、铁钱兼用,钱币分大小以及铜、铁钱交换比率的不确定等也是钱币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二 缓解对策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尽管宋代大量开采铜矿、锡矿,到处设铜监铸币,但钱币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项措施增加钱币的铸造和投入,以期缓解或解决钱荒问题。 方法之一,大铸铁钱,以铁钱补铜钱之不足。 早在宋初,铁钱就与铜钱并行,且形成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成为宋代金属铸币流通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铁钱流通的区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地。南渡以后,为防止铜钱流入北方,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朝廷在重要产铁区设置铁监。 史载,真宗景德年间,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12斤10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25斤8两,铜钱1个当小铁钱10个兼用。仁宗庆历五年(1045),泉州青阳铁冶大发,置铁务于泉。神宗熙宁年间,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镇)、衡(治今湖南衡阳)、舒(治今安徽安庆市)、鄂(治今湖北武昌市)、惠州(治今广东惠州市)置6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增置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皆铸造折二钱,岁各30万贯,所铸之钱在两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诏令舒州岁增铸10万贯,蕲州增5万贯。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十年又将舒州之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后复以发运司通领四监——江州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军名,治今江西清江临江镇)之丰余监、抚(治今江西抚州)之裕国监。司农许子中所领三监,岁各认30万贯,所铸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30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同上)两宋所置铜监和铁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兴废之间主要由资源的多寡决定,有的监兴亦突然,废亦匆匆。但有些监如饶州、池州等得以延续较长时间,主要得益于资源的丰富。 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 为减少铜的使用量,在铜钱铸造中适当增加铁、铅、锡的含量,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费省而利厚。试用此法铸于京师,铸钱时搀杂铅、锡,结果液流速而易成,搀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万钱。虽最终没有成功,可以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崇宁元年(1102),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认为江、池、饶、建等监所铸钱不够用,建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30余万斤,计增铸钱15万9千余缗。所铸之钱光明坚韧,与现行流通的钱相同。 起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8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质量较差。随后江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两年后蔡京被罢免,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次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这种方法在此之后也曾多次运用,对铜料短缺可起缓解作用,但效果不佳。 方法之三,减铸小钱,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 《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淳化二年(991),宗正少卿赵安易建言,因所见蜀地铁钱至轻,二万钱才可购买罗一匹,请求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铸地改称御书钱监;所有旧贮小铁钱以小换大。但是,大铁钱信用度极差,后遂罢铸。实际上赵安易所请之法应该有效,只是措施不得力,收效不显著。不久,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小铜钱3个可铸当十大铜钱1个,可省料三分之二,应是很诱人的。此后,各地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的做法便层出不穷。 熙宁后,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呆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又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这一措施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史载:“自当十钱流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乏。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既减铜增铁,又以当二代替小平钱,同时严厉打击私铸,可谓数法并用,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徽宗时,再次抬出皇帝御书,大铸当十大钱,立钱纲验样法,设铸钱院。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当十大钱从此流布甚广。这一措施的推行,使钱的质量下降。大钱虽通行,但钱荒仍无法缓解,北宋已亡。 方法之四,发行交子,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 这是交子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子起初是川、陕一带商人因铁钱重且价值贱而发明的。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一贯,重12斤,街市买卖,难以携带,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便于携带且又很轻便的货币。宋真宗时(998~1022),成都16家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金,造成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禁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这是中国发行纸币的开始。 起初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的,每期发行额为1256340缗,以三年为界,界满时制造新交子以调换旧交子。交子最初只在川、陕流通,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推行到秦州。交子的推行极大地方便了商贾,也弥补了铜料的紧缺和金属货币的不足,并从此开创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历史,成为世界货币发行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流通的范围与铁钱流通的区域相同,钱引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京师等地。 南宋的纸币流通范围广、种类多,初称关子,后称会子。市场上,既有朝廷发行的会子,也有地方性的川引、湖会、淮交等。两宋各种纸币的兑现以铜、铁钱为主。由此可见,交子最初在铁钱流通地出现,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后方便行商的需要,其后则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尤其是铜币的短缺。纸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铜钱严重不足的矛盾。 方法之五,申严下海之禁。铜钱的输出是两宋的一个严重问题。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铜钱的外流已相当突出,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减少,但输出仍在继续。输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其去向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和国家,最大的去处是北方的金人,其次是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日本为例,日本自唐宋以降,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其中宋钱的数量最大,北宋钱又占绝对多数。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在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188116枚,占总数的83%,其中北宋钱占96.6%,南宋钱仅占3.4%。(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7页注释[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如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冈部村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24818枚,占总数的89.6%,其中北宋钱占97.6%,南宋钱占2.4%。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293026枚,宋钱占84%,其中北宋钱占99.3%,南宋钱仅占0.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0页注释[1])宋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输出,如宋初就强调“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其后又多次重申。南宋也一再重申这一基本政策,其中仅南宋后期就有宝庆元年(1225)、端平元年(1234)、淳佑四年(1244)三次明令禁止铜铁外流,尤其是申严下海之禁。方法之六,搜刮民间铜器,禁止毁钱铸造其他器皿。早在开国之初的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就下诏禁止民间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同上)此后,类似的诏书也很常见。宋仁宗天圣以后,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加其罪,毁钱千,为首者抵死。但其收效有限。 宋代经济的发展,从钱币的大量铸造、钱币投入量大增可以窥见其一斑。宋王朝采用多种办法,扩大铜矿的开采和钱监的设置,上述六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铜钱的投放量,缓解了钱荒,但终宋之世,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钱荒客观上反映了货币经济在封建社会之重要性的提高,也折射出宋代对外交往联系的加强
“可怜无数山” 近日,一位甘肃籍博士的论文致谢和回望“火”了,有网友称读后“泪眼婆娑,戳到了灵魂”,也有网友评价“一字一句,熠熠生辉”。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 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 其间 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 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赵安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甘肃籍博士赵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中的一段话,这篇“致谢”也不断被网友转发、点赞。有人称质朴真诚的笔触下,是生命的重量和青春的炽热,读来触及灵魂。 “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内容刷屏朋友圈一事,6月11日,赵安表示,他原本只是在个人粉丝数并不多的小号上,把这篇个人小传、小日记存在里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转发,很惊讶。 提及致谢中写道的“曲折废弛难以尽述”,赵安有些感慨。 他介绍自己很热爱读书,学习也非常有自觉性、主动性。“但是往往越是这样,(学业)这条路就走得特别不顺利、特别挣扎 ,不像有的同学,本硕博一口气连着读完,没有中断,节约了大量时间,像我这个年龄已经走到比较高的一个层级上了。但是我中间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换了这么多的方向。”赵安说道。 赵安(左三)和群众冬季抢修保障房 七次考研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1987年,赵安出生在甘肃省镇原县一山区农村,6岁时被送到镇里,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 2005年,赵安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四年后获得兰州大学草业经济管理学士学位。 2009年,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赵安称其因“考研不第”,遂赴广州打工。 “我从小在落后山区长大,渴望通过高考等前往大城市并改变命运,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过于着急,人的社会化和城市化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赵安坦言。 赵安说,在广州的三年里,他住最差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这些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对未来的无知和不确定的恐惧。 在此期间,赵安一直自学经济学,先后三次考研,但因专业跨度过大,目标过高,考了3年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通知书。 他在致谢中写道,那时 “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 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2012年,赵安听从母亲的建议,从广州回到甘肃参加了事业编制考试,在甘肃省镇原县工作。彼时,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李四科,见其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赵安,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 同年,赵安又参加了第四次考研,这次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因工作原因赵安选择了放弃。 “当时还是略有遗憾,现在回头看则完全不必。” 赵安说,当时自己的工作处于重要机遇期,他所在的祁川村被列为当地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在这个窗口期撂挑子去读研,有违职业道德。 在镇原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赵安始终没有放弃继续读书的梦想, 201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2015年, 赵安又考入兰州大学法学院,读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 此后,赵安辞去了镇原县的工作。2018年, 赵安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攻读全日制管理学博士。 “考研7次、屡试不第” 的赵安在致谢中尤其感谢那段看似曲折的基层经历,他在致谢中评价那段经历,是“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博士论文致谢全文(滑动可查看全文): 历经三次答辩终获博士学位 2022年5月, 赵安在经历三次博士论文答辩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赵安以《可怜无数山》作为自己论文致谢的题目,回望自己高中阶段后的十七年求学之路,充满艰辛坎坷,也遇到了许多无私的帮助。 2018年,赵安在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经过长达十年的实践与深造,学历、经历、作品都比较充分,很快就申请到了农学、法学、经济学的博士入学机会。 赵安最终选择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张晓山团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这也是赵安基于对研究方向和过往积累高度耦合的一个选择。 赵安说,博士三年级时申请了答辩,当时做了充分准备,但没有通过。半年后再申请答辩,虽然穷尽浑身解数,但依然没能通过。 赵安承认,这对他的自信心造成很大打击,后来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总算在第三次答辩时顺利通过。 “当时国家对博士每月有1250元的补助,补助三年,其间还提供宿舍。”赵安说,每月的补助天天吃食堂也勉强够了, 自己博士延期毕业的那一年不但没了补助,也没了住的地方。 三十而立,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子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吃住在北京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赵安先后到北京两家农业企业的研究院打工。 “企业是一所大学校,在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时,我接触到了农业全产业链条,认识了许多产业精英。”赵安说,在这些企业工作也是一种学习,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农业产业经济。 “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赵安说,没有家人的支持,他无法完成学业。妻子是他在兰大法学院的硕士师妹。他最欣赏妻子的宽容和谦让,十年来,对他性格的塑造是润物无声,对他学业的支持是绵绵用力。 告诫学子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在镇原县工作期间,出版了著作《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跨专业考上了法律专业的研究生。这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经历,在他看来理所当然。 “在镇原县祁川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在我的人生之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赵安说,当村干部的那些年,天天处理邻里纠纷,天天钻研法律,工作何尝不是学习,这也是他跨专业考研的底气。 赵安认为,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高低并不必然代表什么。当初他在村支书岗位上,工作三年所获得的知识,与攻读硕士三年相比毫不逊色。社会也是个大学校,逆境往往是最好的教育。 “求学、求索,不等于求取学历,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必要深造学历,如许多应用性岗位也可以提升职称,而我所从事的专业以基础理论为主,进步的途径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获取学历方面。即便如此,获取学历也只是在充分学习和实践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并不是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目的。”赵安说,这个逻辑关系希望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启示。希望他们能多关注“求学”的过程,而不只是“求取学历”的过程。仅凭较高的学历,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希望学弟学妹们能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认为,七年备考加上三年硕士在读,一共十年时间,前五年自学经济学,后五年系统学习法律。 30岁之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与其说是“七次考研”,不如说是“七年求索”。 以考试论,七次有些长;以求索论,七年则太短。若问其中借鉴,最初三次的考研确实很有挫败感。建议学弟学妹们科学合理地选择专业和目标,知识的积累需要周期,应试终究只是个技巧。 赵安说,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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