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左宗棠的毕业论文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汉族，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墓，建在城东乡南窑九村，墓旁流水潺潺，松柏参天。它与关忠节公祠一起，成为淮安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成了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⒈1832年中举，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并与陶结为亲家。⒉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平定太平军筹划。⒊1857年，升任兵部郎中。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⒊1876年，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等身，除《圣武记》、《默觚》、《海国图志》等巨著外，主要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回答者： X夕阳天使Y | 三级 | 2009-7-25 12:11 | 检举林则徐林则徐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爱国将领,骁勇善战,是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人民爱戴的好将领.左宗棠他是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魏源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编撰<<海国图志>>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满怀爱国热情,是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责苛重税敛.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他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 他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并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左宗棠与洋务运动左宗棠靠办团练起家，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绞杀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有什么历史功绩？左宗棠历史介绍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挥戈出塞，进军新疆，击溃了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但积诚相与，久将自威，无他道也。”〔①①〕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三）1870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杀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①⑥〕，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①⑦〕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闻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①⑧〕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①⑨〕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四）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桢率兵渡台，办理台湾防务。但它毕竟缺乏抵抗侵略的决定，与日本进行谈判。在英、美等国公使的“调停”下，它与日本签订了所谓北京专条，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但清政府给予日本“抚恤”银10万两，另偿还日本在台湾“修道造房”费用40万两，共50万两。这是清政府对日本作出的一大妥协退让。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妥协政策是表示完全支持的。他说：“台湾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恭亲王奕欣）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②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875年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主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1861年1月5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同时，他又奏称：“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②〕这个奏折，就是当时所谓的“借夷助剿疏”，被人们认为是曾国藩的“杰作”。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该折虽由曾国藩署名具奏，但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手笔，而是左宗棠起草的（左宗棠当时正在曾国藩处襄办军务）。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得惠缄，承奖赞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左宗棠字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者鄙见与季公相同。”〔①③〕人们一贯把曾、左、李并称，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二）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新定海关税则和通商各款，可以在10年期满时修改。总理衙门深恐修约时英国侵略者将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所以于1867年即着手进行准备，对英国在修约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如请觐、遣使、设电线、筑铁路、开煤矿、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等，事先预筹对策，并请朝廷敕各省将军督抚提出意见。左宗棠在复奏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发逆之祸甫销，回、捻之祸复炽，各处匪盗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凋耗，财才殚竭，更甚于数年以前。于此而谓彼（指外国侵略者）如决裂，我有以待之，不知计将安出？”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要挟也明矣。”〔①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把外国侵略者在修约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迁就者”，如请觐、遣使等；另一类是“不可迁就者”，如架电线、筑铁路、开煤矿等。他认为，关于请觐一事，外国侵略者所争执的是“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所以不妨允其所请；而遣使一事，正可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有利于中国。至于电线、铁路、挖煤等项，左宗棠认为必须坚决反对〔①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本上和左宗棠相同，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祖国的大片领土。关于他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罪行和收复新疆的功绩，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他兴办洋务事业以及对外交涉的态度应如何评价，意见则较为分歧。有的论者认为，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方法均与李鸿章不同，社会实践的效果也不一样，洋务运动中存在着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区别，“左宗棠是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中的卖国派”。这位论者还指出：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是爱国的，而李鸿章等创办的江南制造局远不能与福州船政局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拟，原因是李鸿章跟左宗棠不一样，缺乏一个爱国指导思想〔①〕。另有一位论者认为：左宗棠不像顽固派那样盲目排外，也不像洋务派那样盲目崇洋，他是“洋务运动时期具有维护民族利益、关心民族命运的思想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化企业的一个对立的典型”〔②〕。这些意见是很有意义的，它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和辨析的问题，如左宗棠是不是洋务派？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等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本质上是否不同？洋务派中是否有爱国派和卖国派的区别？等等。这里，我想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一左宗棠曾经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而且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这大概是他被称为“爱国派”或“爱国主义者”的由来，也是他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洋务派成员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他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分歧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其实质来说，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他的显著差异。请看下列的几个例证：（一）当时的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方面，都已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在中外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洋务派保持了比较清楚的头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软弱，因而产生了对外妥协退让的思想。他们一方面承认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张维护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另一方面企图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避免使中国继续向殖民地道路沉沦。这就是洋务派对外交涉所持的基本态度，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如此，左宗棠也不例外。如曾国藩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③〕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北洋中外交涉事宜，头绪虽多，……只须随时谨守约章，操纵得宜，可无龃龉之意。”〔④〕左宗棠（同治五年上奏）则说：“从前和约，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于条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以底极。唯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⑤〕由于洋务派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奏行所谓“羁縻”政策，即遇事迁就，妥协退让，不轻易与外国侵略者决裂。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⑥〕曾国藩对此表示赞赏，立即复函李鸿章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⑦〕左宗棠一则说：“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至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时机之转。”〔⑧〕再者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⑨〕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不仅认识一致，而且使用的语言、词汇也极为相似。曾国藩首先倡导对外国侵略者应讲求“忠信笃敬”，说什么“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⑩〕它不仅被李鸿章奉为座右铭，而且也被左宗棠奉为圭臬。左宗棠致函湘系将领刘锦棠说：“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心知气血不相远对外交涉思想同曾国藩、李鸿章等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