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毕业论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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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站好，正好是你要的，不好复制，你看下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研究这里有些资料图片，复制不到，这是网址：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进入方式及产业分布等多个方面分析和概括中国的对外投资特点和趋势。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从1987年的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6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55亿美元和69亿美元，2006年上升到亿美元。到200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其中非金融类亿美元，同比增长，占。尽管与流入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的总量还很少，但其增长趋势十分迅速，年增长率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点1.起步阶段(1979—1986年)。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提出了15项经济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提出要出国办企业，从此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1979年11月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东京开办，随后相继出现了一批境外投资企业。但这个阶段的前4年只是尝试性的、极为有限的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航运服务、金融保险、承包工程和中餐馆等少数行业。在管理上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1984—1985年，境外企业发展较快。两年内中国政府共批准开办国外企业119个。投资领域扩展到了资源开发、加工生产装配、技工贸结合等方面的项目。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的海外经营企业规模小，投资额小。8年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25275万美元，年平均对外直接投资万美元，共兴办境外企业277个，投资分布在47个国家和地区，但以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香港、澳门为主。境外投资的总体趋势逐年递增。2.快速增长阶段(1987—1993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年鉴》的数据，1987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亿美元，增加国外子公司124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及境外子公司的数目持续增加。从1987至1990四年中，中方对外直接投资合计达亿美元，年均新增亿美元。共兴办境外企业569家，海外企业的分布已达9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扩大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指导思想，许多部门、地区和企业都把发展跨国经营提高到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从1992年开始，中国内地企业跨国投资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中国外汇收支平衡表》显示，1992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金额剧增至40亿美元，1993年再增加到44亿美元。3.调整整顿阶段(1994—1998年)。1994年国家加强了对境外投资的审核管理和对境外企业的监督，经过整顿，境外投资数量明显下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我国在外直接投资金额每年在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1992年和1993年的一半，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仍保持很高的比例。从1979—1996年期间，中国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从53万美元增加到万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3%。同期非贸易性国外子公司累计数目由4家增加到1985家。到1998年，中国已经在16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539家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其中非贸易性子公司2396家。中方累计协议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其中非贸易性投资约26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按1995年国外资产规模排名，发展中国家最大50家跨国企业中，中国占了7家。4.积极推进阶段(1999—2007年)。这一阶段以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为标志，成为稍后形成的我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前兆。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投资数量最大、投资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投资主体仍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但私有、民营企业也迅速加入，它们积极稳妥地拓展海外市场，进行跨国投资。截至2002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设立的非金融类经营机构已达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投资区域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2002年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几乎成倍增长，从2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设立的海外企业近万家，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特点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绝对规模不断扩大，在2000年后高速增长。由上文可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迅速增长，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整顿，但1991—2000年间，平均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仍达23亿美元，从2001年开始增长更快，2001—2003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37亿美元，2004—2006年均达到124亿美元。2002—2006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中国企业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增长。2000—2003年，跨国并购投资额平均每年为亿美元，几乎是1995—1999年平均数(亿美元)的2倍。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规模尚小，但在新兴经济中的位次不断提高。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03至2006年各年度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是、55、、亿美元，存量分别为332亿美元、448亿美元、572亿美元和亿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总量明显偏低。以2004年为例，448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是美国的，日本的，西班牙的20%。若把中国企业上述四个年度的流量和存量分别以联合国贸发会议2003年至2006年世界投资流量和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就可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比重仍很小。2003年，占全球流量和存量的比例分别是和；2004年，分别是和；2005年分别为和，2006年分别为和。尽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规模较小，但相对地位不断提高。198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经过10年的发展，至1990年，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前12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之列，其存量从1990年起，一直稳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前10大来源国之列。2000年超过对外直接投资较早的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2006年超过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和新加坡。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发展中国家居第二位(新加坡第一)，2006年在发展中国家位列第一，在全球国家(地区)排名中居第13位。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特点中国对外经济和贸易部将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分成两大类：贸易类和非贸易类。前者包括在进出口贸易、交通与通讯、金融与保险、餐饮与旅游、咨询与医疗等行业海外投资的企业；后者包括在工业生产、工程承包以及资源开发等领域海外投资的企业。至2001年底，在累计投资的6298家企业中，贸易性和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各为3439和2859家，分别占55%和45%。表1是不同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贸易类企业与非贸易类企业的累计个数。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牛国企业在海外非贸易类投资有所上升，境外非贸易类企业个数的比例从1993年底的提高到2001年底的45%。近年来，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了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而未提供各行业的境外企业个数，因此，在分析近期的行业分布时只采用投资额数据。1.早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其中贸易型企业数量多，而金融类企业规模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隶属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选择国外的投资发展方向时往往会突破国内部门分工体制的限制，在国外进行多样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外贸公司逐步扩大海外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二是工业企业向贸易或其他领域扩展；三是以劳务承包为主要任务的各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偏重于餐饮服务业的投资，逐步向纺织、轻工和电子等行业扩展。从投资的企业数来看，根据199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细分的行业分布数据可知，从各行业企业数占中国海外企业总数的比例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贸易型(24%)、生产型(19%)、餐饮旅游型(18%)、工程型(16%)、金融保险型(12%)、资源开发型(5%)等。非贸易类与贸易类海外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40%和60%。若从投资金额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业、资源开发和制造业中的投资比例分别是61%、25%和14%。在服务业投资中，以贸易公司形式出现的贸易型投资虽然企业数量众多，但投资规模都较小，而中国在海外金融业的投资，虽然设立的分支机构少但规模很大。2.近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在采矿业与制造业。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迅速上升，我国投资的行业分布更广泛，几乎遍及一、二、三产业的各个细分领域。根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公报，根据各行业投资金额占当年总流量的比例进行排序，前6位的行业从高到低为采矿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制造业、商业服务、农林牧渔。综合来看，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尤其是采矿业重要性日益增加。在采矿业中，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中，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服务业投资比重仍较大，但以商业服务和批发零售(主要为贸易型公司)占大比例，占到了第三产业的。其他主要投资是一些较低层次的三产行业，如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商业贸易服务、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选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合资合作、独资新建和并购。这些方式也同样为中国企业所采用。1.建立合资企业及新建子公司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总体而言，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扩展方式中独资新建方式约占21%，而与东道国或与第三国企业合营的方式分别占70%和9%左右。至2001年底，据部分统计，我国包括贸易性企业在内的1729家境外企业中，中方独资经营企业594家，占总数的；同国外合资经营的企业1135家，占总数的。中国企业贸易性和非贸易性海外企业中独资和合资的比例有差异，贸易性海外企业中独资的比例相对高很多，而非贸易性海外企业中合资合营占了绝大多数。截至1994年6月底，由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海外贸易性企业中，独资方式占40%，合营占60%；中国非贸易性企业中，独资占10%左右，其余为合营方式。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但是我国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企业采用传统的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方式，兼并收购方式很少，尽管收购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中所占比例较大。2005年，冯赫对102家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五种投资方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设立办事处、代表处等非生产性分支机构”()，其次分别是“建立合资企业”(49%)、“新建独资企业”()、“并购国外当地企业”()、“新建合作企业”(24%)。从多数企业选择设立办事处、代表处等非生产性分支机构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探索尝试的初级阶段。因此，合资和独资仍是现阶段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跨国并购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对外投资早期，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次数少，规模小，参与者多为国有大型企业(如中信、首钢、中化等)。据不完全统计，1984—1996年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23起(包括对香港企业的并购)，并购额超过1亿美元的5起。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政策后，我国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开始活跃于国际并购市场。表2是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重大并购事件。1998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额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48%，2000年跨国并购占直接投资的，超过一半。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海外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2年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2004年，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比2003年增长50%，所涉及的并购金额达48亿美元。2005年被称为中国的“并购年”，并购总额62亿美元。2006年跨国并购金额占直接投资的1／3，总金额达80亿美元。从2002到2006年间我国企业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TCL、联想、京东方、网通、中海油、中石油等在国际市场上所进行的并购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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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就联系 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研究内容摘要：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不同风险资产进行组合后，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降低组合的风险。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根据上市公司2001-2005年近五年来的市场表现，分析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投资组合存在适度组合规模，组合规模过大会出现过度组合的问题；组合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在提高组合收益上效果并不明显。关键词：投资组合 投资风险 投资收益 实证研究在证券市场上，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面临着如何提高证券投资收益和降低证券投资风险的问题。根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时，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投资组合，第一个层面是对证券市场上已有的证券投资品种之间进行投资组合，第二个层面是对同一投资品种内部的产品进行投资组合。投资者通过两个层面上的投资组合可以在保证收益的基础上，大大降低证券投资的风险。对机构投资者而言，由于其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能够保证其在两个层面上都可以进行广泛地投资组合，从而达到提高收益和降低风险的目标。由于目前能够在证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投资品种并不是很多，而且每一个进行交易的投资品种有其特殊的发行主体和交易主体，其市场功能和定位也完全不同，其在证券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其所表现出来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也比较匹配，故在第一个层面中通常不存在投资组合规模问题。机构投资者通常会在第二个层面上面临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虽然通过进行广泛的投资组合可以使投资风险降到很低的水平，但由于组合规模过大投资的对象过度分散也会降低投资组合的收益。这主要是因为维持数目众多的证券组合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管理费用和信息搜寻费用，而且数目众多的证券组合中可能包含一些无法及时得到相关信息且收益较低的证券，从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投资组合调整。对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其资金和精力有限，在两个层面上都无法进行广泛地投资组合，只能选择较小的投资组合，通常把资金集中投资于某一投资品种，由于投资组合的过度集中又使其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个人投资者也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以规避投资风险。因此，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既不能过度分散也不能过度集中。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最优化配置问题，即一个合理的组合规模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保证稳定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不同交易品种的实际交易情况，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一般只表现在股票投资上，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基本上可以用股票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来反映。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综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对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的经典文章，成为当时投资组合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简单分散化所构造的组合即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来展开的，但都有其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一国证券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二是从数理角度来推导组合规模和风险之间的模型；三是研究跨国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与风险的关系。相对来讲，研究一国证券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大多数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一国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从中找出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相互关系。国外学者研究综述埃文斯和阿彻第一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组合规模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以1958-1967年标准普尔指数中的470种股票为样本，以半年收益率为指标，采用非回置式抽样方法，分别构建了60个“1种证券的组合”、60个“2种证券的组合”……60个“40种证券的组合”。在计算各个组合的标准差后，再分别计算不同规模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并标准差的平均值代表组合的风险。研究发现：当组合规模超过8种证券时，为了显著（水平）降低组合的平均标准差，需要大规模地增加组合的规模。t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只含2种证券的组合，为了显著降低组合的平均标准差，必须增加1种证券，对于规模为8的组合，必须增加5种证券，而规模大于19的组合，至少必须增加40种证券，才能取得显著的降低效果。组合规模与组合的分散水平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随着组合规模的扩大而迅速下降，当组合规模达到10种证券时，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接近，并趋于稳定，再扩大组合规模，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几乎不再下降。费希尔和洛里（1970）对比研究了简单随机等权组合和跨行业证券组合，研究发现：当组合规模超过8种股票时，组合的收益和风险开始趋于稳定，因此增加组合中的股票数不能再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在同等组合规模上，跨行业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和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无显著的差别，因此，跨行业证券组合不能取得更好的分散非系统性风险的效果；市场整体的分散程度只有“一种股票”组合的50%-75%，即市场整体的风险只是“一种股票”组合风险的50%-75%。持有2种股票可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40%，当持有的股票数分别为8、16、32、128种时，分别可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80%、90%、95％、99％。国内学者研究综述国内学者对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也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关系上，通过构造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来观察组合风险随组合规模扩大而变化的情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施东晖（1996）以1993年4月-1996年5月上海证交所的50家股票为样本，以双周收益率为指标，采用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构造50个“n种股票组合”（n＝1，2，…，50）来推断股票组合分散风险的能力，得出“投资多元化只能分散掉大约20%的风险，降低风险的效果极其有限”的结论。吴世农和韦绍永（1998）以1996年5月-1996年12月期间上证30指数的股票为样本，以周收益率为指标，采用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方法，构成了30组股票种数从1～30的组合，以此研究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上海股市适度的组合规模为21～30种股票，该组合规模可以减少大约25％的总风险，但是，他们更重要的发现是这种组合降低风险的程度和趋势是非常不稳定的。李善民和徐沛（2000）分别以深市、沪市以及深沪整体市场为目标研究市场，计算各个市场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得出“投资者实现投资多元化，持有的股票总数大约可以控制在20种以内，这一适度规模可以使总风险减少约50％”的结论。顾岚等人（2001）以深沪114种股票为样本，以日收益率为指标，分别研究了不同年份、不同行业的等权组合规模的情况，得出“不同年份的组合方差相差很大，不同行业对于不同组合数目方差的降低有明显差别”的结论，此外他们还对比了马科维茨组合和简单等权组合，发现在方差的减少效果上，马科维茨组合优于简单等权组合，并且马科维茨组合的规模小于简单等权组合。高淑东（2005）概括了证券组合中各证券预期收益之间的相关程度与风险分散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指出：其一，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存在着正相关时，如属完全正相关，则这些证券的组合不会产生任何的风险分散效应，它们之间正相关的程度越小，则其组合可产生的分散效应越大；其二，当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存在着负相关时，如属完全负相关，这些证券的组合可使其总体风险趋近于零(即可使其中单个证券的风险全部分散掉)，它们之间负相关的程度越小，则其组合可产生的风险分散效应也越小；其三，当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之间相关程度为零(处于正相关和负相关的分界点)时，这些证券组合可产生的分散效应，将比具有负相关时为小，但比具有正相关时为大。黄宣武（2005）利用概率统计原理对证券的投资组合能减轻所遇的风险作了讨论，并介绍了如何选择投资组合可使所遇风险达到最小。实证表明：证券组合确实可以很好的降低证券投资风险，但也必须注意，证券组合的资产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一般在15种到25种之间，可以达到证券组合的效能最大化。杨继平，张力健（2005）应用上证50指数中的36只股票近三年的月收益率数据对沪市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分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股票投资组合适度规模的确定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其一，上海股市的投资风险结构有所完善，但投资风险的绝大部分依然体现在宏观的系统风险方面，而较少体现在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等非系统因素的非系统风险方面，从而造成投资者无法以股票表现的好坏来评价公司的经营业绩；其二，上海股市个股表现优劣相差悬殊，投资者不可只为追求组合非系统风险的分散，而盲目增加组合规模，进行理性的筛选是必要的。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用上海证券市场最新的数据，研究在现有的市场情况下，投资组合规模、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研究，能够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组合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实证研究研究样本及数据本文以2001年1月1日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一共为562家上市公司，再剔除资料不全的上市公司共有352家上市公司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本文以周收益率为研究对象，研究上述公司在2001年-2005年时间段内进行投资组合的市场表现。数据主要来源于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还有部分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组合的构造方法本文采用非回置式随机抽样方法从352家上市公司选择股票，并按照简单等权的方法进行1-30种股票的投资组合。这样进行投资组合的构造，主要是考虑计算比较方便，并且能够说明组合从1只股票增加到30只股票每增加1只股票，对组合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为了减少一次抽样所带来的误差，本文重复进行了30次这样的随机抽样。通过计算同种规模的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率和标准差，得到每种组合规模组合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平均值，作为该种组合规模的收益率和风险值。投资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计算方法本文采用对数收益率的方法来计算投资组合的周收益率，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在整个研究期内发生过分红派息的情况，为便于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对上市公司的周收盘价进行了复权处理，这样上市公司的周收益率可以表示为：Rp=LN (Pt/Pt-1)，投资组合风险用组合的标准差σp表示。投资组合的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本文以2001年1月5日至2005年12月30日（共248周）经过复权处理的股票周收盘价作为计算依据，按照投资组合的构造方法进行投资组合，并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各种不同组合规模的收益率和风险。同时，为了便于比较，以同时期的上证指数的周收盘指数来计算上海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和市场收益率。这样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就可以通过计算组合的平均标准差与上证指数的标准差而得到。经过计算得出如下结果（见表1）。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当组合的规模从1种增加到2种时，组合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2种增加到5种时，组合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5种增加到11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11种增加到17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17种增加到23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23种增加到30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从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下降的情况来看，当投资组合的规模达到17时，非系统风险趋于稳定，达到。就组合的总风险而言，投资组合的规模达到17时，组合风险也趋于稳定，达到。虽然继续增加投资组合规模能够降低组合的风险，但当组合数增加到30种时，非系统风险仍有，组合规模增加了13种，风险仅降低了，组合的效果大大降低。从整体上来看，在上海证券市场上随着投资组合规模地不断扩大，投资组合的风险会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且风险的下降速度也是逐渐减少的，最终会趋于稳定。根据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可以分散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但无法分散系统风险，投资组合风险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非系统风险的下降引起的。因此，计算非系统风险下降额这个指标，能够很清楚地反映投资组合规模的扩大对组合风险的真实影响。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看出投资组合的规模与组合的风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会减少组合的风险，但这种关系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埃文斯和阿彻认为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的关系是：Yi=A+B/Ni其中：Ni为组合的规模(i=1,2,3,∧，n)；Yi为不同组合规模的σ。本文用表1中的组合风险和组合规模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Yi=()()R2= R2= F=回归模型拟合的非常好，拟合优度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整体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各个参数的t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也非常显著，这也说明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用上述模型对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合理的估计。由于组合中存在系统性风险，因此，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组合的风险并不趋向于0。再用表1中组合非系统风险和组合规模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Yi=()()R2= R2= F=这个模型与前一个模型的结果基本相同，只是方程的常数项有所不同，各个参数的t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也非常显著，拟合的结果和上一个模型是一致的，这也充分说明随着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投资组合只能降低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而无法降低系统风险。而这个模型之间的差额就是投资组合所面临的系统风险。组合规模与收益的关系 从表1中的数据中可以得出：当组合规模从1种增加到2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2种增加到5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5种增加到11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11种增加到17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17种增加到23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23种增加到30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达到30时，组合的收益为，与市场组合的收益相差。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组合的收益是组合中各风险资产收益的线性组合，投资组合数的增加通常并不能增加组合的收益。从实证结果来看，在上海证券市场上随着组合规模的增加，组合的收益出现了有规律的上升趋势，但收益的这种上升程度并不是很高，当组合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组合的收益的变动范围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即使组合的规模达到很大，与市场组合的收益差距依然很大。因此，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并不是增加组合收益的主要途径。结论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上海证券市场上适度的投资组合规模数为17种股票。这种投资组合规模可以降低投资组合总风险，降低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的比例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增加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来降低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不能降低系统性风险，组合风险在组合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趋于稳定。简单的投资组合并不能很好地提高组合的收益水平，投资组合规模存在一定的有效区域，当组合规模超过该区域时将导致组合的过度分散化。组合的过度分散化会产生各种交易费用及相关的管理成本，这样势必会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参考文献：1.吴世农，韦绍永.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4）2.李善民，徐沛.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模型应用研究[J].经济科学，2000（1）3.顾岚，薛继锐，罗立禹，徐悦.中国股市的投资组合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1（5）4.高淑东.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的分散化[J].集团经济研究，2005(2)5.黄宣武.现代投资组合风险与收益的评价[J].甘肃科技，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