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田锡的毕业论文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宋史》卷180《食货志下》)的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条)。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三《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张方平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苏轼文集》卷三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在众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岁末附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梦溪笔谈》卷一二)。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2千万斤(《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8]541。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8]128～1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关于钱荒的成因，南宋时有人分析说：“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这个认识，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导致钱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产生新的疑惑。为什么政府铸造铜钱的数量会减少?为什么铜钱会大量外流?什么原因促使民间居然冒死犯禁去销毁铜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持续贮藏铜钱，使其沉淀下来而退出了流通?事实上，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判定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还需要对宋代铜的价值变化进行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它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宋代铜的生产来说，生产技术确实得到一定的提高，据记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许]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铜相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条)。这是宋代开始使用胆水制铜法的开端。胆铜的质地不如以前冶炼方法生产出来的铜，因此宋仁宗朝实行胆水制铜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复用这种方法制造铸钱用的铜材[14]。由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宋代铜的价值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据此能够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判断吗?我认为，宋代铜的价值下降的趋势当然会对铜钱的价值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弥合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因为宋代基本的冶炼技术没有发生变化，而宋哲宗朝以后用胆水制铜法生产出来的铜材数量有限，特别是南宋时期各钱监多有废弛，每年产铜和铸钱的数量更少。据王菱菱考证，宋代可考的胆铜最高年产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问的187万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胆铜的产量锐减到21万斤，以后更是每况愈下[12]104～105。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断，宋代提炼铜的技术进步虽然对铜的价值有影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宋代产铜技术的进步不能成为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理由。事实上，宋人叶适已经觉察到了铜钱购买力的改变。他说：“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才]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瓠]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余?今何为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明矣。”(《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叶适通过从汉唐到宋代的物价比较，看出宋代较之汉唐“钱多”而又“钱贱”这一社会现实，仍然反映了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

田锡传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

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

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

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

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

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

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

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

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

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

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 *** 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

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

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

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

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

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

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

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

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

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

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

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

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

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

宋史•田锡传【原文】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

幼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

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

改左拾遗、直史馆，赐绯鱼。锡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

其略曰：顷岁王师平太原，未赏军功，迄今二载。幽燕窃据，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

愿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礼，议平戬之功，则驾驭戎臣，莫兹为重，此要机也。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

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且曰：“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

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无钝兵以挫锐，又何必以蕞尔蛮夷，上劳震怒乎？此大体之一也。

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职业修举，则威仪自严。

此大体之二也。尔者寓县平宁，京师富庶。

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

而尚书省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臣愿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职官。

此大体之三也。案狱官令，枷杻有短长，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并载刑书，未闻以铁为枷者也。

昔唐太宗观《明堂图》，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遂减徒刑。况隆平之时，将措刑不用，于法所无，去之可矣。

此大体之四也。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

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

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驿书言边事曰：臣闻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安危之理，不可轻言。

利害相生，变易不定；取舍无惑，思虑必精。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者，动谓用兵，静谓持重。

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

今北鄙绎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贾怨结仇，兴戎致寇，职此之由。前岁边陲俶扰，亲迂革辂，戎骑既退，万乘方归。

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烦耗斁，可胜言哉。伏愿申饬将帅，慎固封守，勿尚小功。

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亭障之地，可积军诸。

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乘其衰而兵之则降，既心服而忘归，则力省而功倍。诚愿考古道，务远图，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贵深谋，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言者。

国家务大体，求至治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

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也。汉武帝躬秉武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伐辽东之国：则是舍近谋远也。

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则是劳而无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见听，未必蒙福，言而不从，方且虞祸，欲下不隐情得乎？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

臣又谓利害相生，变易不定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盖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

可速而缓，则利必从之而失；可缓而速，则害必由之而致。可诛而赦，则奸宄之心，或有时而生害；可赦而诛，则患勇之人，或无心于利国。

可赏而罚，则有以害勤劳之功；可罚而赏，则有以利僣逾之幸。能审利害，则为聪明。

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故《书》曰“明四目、达四聪”，此之谓也。

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自国家图燕以来，连兵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穷兵极武焉。书奏，上嘉之。

七年，徙知相州（河南安阳市），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

明年，移睦州（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

会文明殿灾，又拜章极言时政，上嘉纳焉。转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鼓院，上书请封禅。

以本官知制诰，寻加兵部员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变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

坐稽留杀人狱，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后徙单州。召为工部员外郎，复论时政阙失，俄诏直集贤院。

至道中，复旧官。真宗嗣位，迁吏部。

出使秦、陇，还，连上章言，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之役，生民重困，上为之戚然。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式联职，以议论不协求罢，出知泰州。

会彗星见，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再召见便殿。及行，降中使抚谕，仍加优赐。

咸平三年，诏近。

【译文】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

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

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

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

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

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

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

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

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

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

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 *** 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

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

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

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

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

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

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

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

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

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

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

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

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

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

少年聪明颖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

太平兴国三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改任左拾遗、直史馆。

田锡喜欢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

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侍奉国君的诚心唯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怎能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

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排斥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立志求学。

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

田锡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

咸平三年，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之士，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任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

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田锡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

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

皇上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

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田锡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通常应说的话。

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么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

翻译《吕蒙传》

吕蒙字子明，祖籍汝南富陂。年少时去南方，依附姐夫邓当。邓当是孙策手下的将领，多次参加讨伐少数民族政权山越的战斗。吕蒙十五六岁时，偷偷跟随邓当参加战斗，邓当发现以后大吃一惊，大声指责吕蒙，让他回去，吕蒙不肯。回去后，邓当向吕蒙的母亲告状，吕蒙的母亲很生气，要惩罚吕蒙，吕蒙说：“贫困的生活，低贱的地位难以让人忍受，如果侥幸立功，就可以得到富贵功名。况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母亲悲伤无奈地认同了吕蒙。

鲁肃临时代理周瑜的事务时，邓当去陆口路过吕蒙屯兵的地方。当时鲁肃还是轻视吕蒙的，传闻鲁肃曾对邓当说：“吕蒙将军的功名一天天增长，不能拿以前的眼光看待他了，您应该重视这个事情。”鲁肃随即去拜访吕蒙。酒到酣处，吕蒙问鲁肃：“您担负重任以抵御关羽方面军，打算用什么方法应付突然发生的袭击？”鲁肃轻慢地说：“临时想办法就行。”吕蒙说：“现在东吴和西蜀是暂时联盟，关羽毕竟对我们有威胁，怎能不提早做好应对的打算呢？”于是就这个问题，为鲁肃想了五中应对的方法。鲁肃又佩服又感激，从饭桌上跨过去，做在吕蒙旁边，手抚着吕蒙的背，亲切地说：“吕蒙，我不知道你的才能策略竟然到了如此的境地！”

戴元礼，是明朝初年的名医，曾经被皇上召到南京。

（在南京）见到一个医生，去往求病的人特别多，应接不暇。戴元礼想这肯定是个精通医术的人，便仔细观察他：按方抓药，都没什么特异的地方。

回去后感觉很奇怪，每天都去观瞧。有一回有个买药的人走了，那医生追上去告诉他说："煎药时，把一块锡放进去。

"然后挥挥手便让他走了。戴元礼这才觉得奇怪了，心想没有用锡煎药的法子啊，于是特地去拜见他，医生回答说："这是古方。

"戴元礼要到他的记载这则古方的书，原来是"饧"字。戴元礼急忙把这字改正过来。

哎！对这种饧字和锡字分不清楚，也来当医生的人，世间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同时又是一位革陈推新，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宋史》卷二九三有传。

田锡幼时即聪颖过人，在村后九龙山灵池发蒙苦读书，年少时求学于县城西北五里的修文山中（迄今尚遗洗墨池，修文井），未及而立便扬名蜀中，洪雅附近的峨眉县令杨徽之，犍为县令宋白与他结为忘年交，诗文唱和引为高山流水，并为之延誉。在今天罗坝镇南约5公里的阿咤山上，有田锡启蒙读书之处，被宋真宗赐名”科甲名山”。昔日田锡读书时的读书楼遗址、洗墨池、乳泉仍保存完好。

田锡三十岁后游学长安，与后为翰林学士、官至礼部侍郎的韩丕同于长安白鹿书院、河南嵩山太乙书院刻苦攻读，终于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一举登胡旦榜第二名进士榜眼及第，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惊”。

塞上曲

樽前吟呈宋白小著

醉题红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