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解放后,陆氏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生著作甚丰,除《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外,尚有《陆氏医论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等著述。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人。民国元年(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民国14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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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伤寒论今释
作者:陆渊雷
出版年份:2008-10
页数:486
内容简介:
《伤寒论今释》撰于1930年。陆氏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人学说,对《伤寒论》用较浅析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选注精要。作者对《伤寒论》中的某些条文,试图用近代医学科学理论加以融汇或阐释,在中西汇通和中医发展方面作出了大胆尝试。著名中医临床家岳美中先生在学医过程中,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陆渊雷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终成一代名医。
◆他对中医原旨的独到见解常不易被人接受,自称少数派◆他致力于中医学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呼吁中医要卓然自立◆他在西医院临床26年,56岁归队研究中医,倡导“中医研究”◆他中西汇通,诊疗思想独树一帜,治疗疑难杂病得心应手 陆广莘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的中医理论学家、临床家。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激昂的语调、犀利的言辞、深邃的思辩、妙语连珠的中英文打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是他对中医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他从医六十多年寻求中医学之道的收获,也是他对中医发展的期望。 3位名师的教导、西医名校的系统学习、综合性大医院坚持中医特色的实践,使他中西汇通,学验俱丰。他遵循中医学原旨,执着探寻中医精髓,真知灼见别具一格,是当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而卓然自立的代表人物。“我是正宗中医出身,当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时,我通过考试,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自18岁在上海开始学习中医后,陆广莘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观点,激励他对中医真谛孜孜以求,奋斗不已。陆渊雷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蜚声医界。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办校宗旨要求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陆广莘作为函授弟子,不但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也打下了他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章次公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陆广莘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他切磋讨论,并鼓励他发表意见。章次公“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教导使他对中医学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陆广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医药》上,学术见解的锋芒和论辩的才气逐渐显露。徐衡之提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采用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陆广莘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任主任,对他言传身教。敢想敢干的陆广莘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扩大中医临床领域,并于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吸引医疗系四、五年级和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听课,以及利用中医临床病例编写教材,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等,均得益于徐衡之的传教和支持。对陆广莘学术思想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陆广莘早年对王履进行了深入研究,很欣赏王履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方法。王履的学术观点、论辩性强的文字,对陆广莘影响至深,这在其论文和言谈中处处可见。3位名师的教诲,以及受王履等医家治学态度、观点和文风的影响,他不断勤求博采,继承创新。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逐渐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以及执着的探究精神,这也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才思敏捷,人谓之“明”;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人言其“达”;他声名远扬,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人敬之“尊”;他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卓然自立,人赞之“才”。陆广莘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受过正规的中西医教育,曾在中医、西医权威机构临床、科研和教学。他心智超群,且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在中西医模式比较、当代中医的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形成了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在当今中医界中,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凝聚陆广莘学术思想精华的《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他认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的转变。医生应该“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明乎物我之相分;实事求是,通健病之变以识环境利害药毒;有的放矢,循生生之道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讲求实效,用生生之具谋求天人合德生生之效。”这种深邃精辟、一针见血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他强调“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的关系,指出人的健康模型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并非是“邪”的彻底消灭。他严厉指出,现在人们对细菌、病毒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是徒劳和好坏不分,反而使病害越来越多。陆广莘的中医诊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他说:“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将这一思想时时落实在诊疗过程中,记者曾跟随他门诊,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他经常对病人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病人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临床上,他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病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病人发挥机体自愈能力,这是他“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的精彩体现。由于陆广莘强调医生应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而恢复健康,所以他呼吁客观、正确看待药物作用。他指出,医生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不要绝对地看待某种药物的功效,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时要趋利避害。他早在1973年就发出的清醒而独到的警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在由于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等不断发生药害事件的今日,不能不令人赞佩。自古江南多才俊,陆广莘的才气在中医界鼎鼎有名。他发表有百余篇论文,篇篇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精辟独到,充满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殷切期望,洋溢着忧国、忧民、忧中医的激情。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言:“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他在国内一流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并崭露头角,源于他坚定的中医信念;大量疑难危重病症用中西医治疗取得的显著疗效,靠的是他对中西医优势的巧妙组合运用。身处国内一流西医院的西医强势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但陆广莘反而更坚守中医,并且从医院中脱颖而出。他才智过人,勤勉不懈,博闻强记,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春来夏往中,他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不但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还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其能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在中西医诊治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大量疑难危重病中,陆广莘先后得到钟惠澜、吴阶平等名家的指点,受益良多,也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一些西医大夫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时求助中医,提高了中医在综合性医院的地位。他与高水平的西医同事交流合作,针对一些疑难疾病如急腹症、血液病等开展科研。在北大人民医院后来取得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中西医科研项目中,也有他付出的心血。陆广莘长于临床,勇于实践,但他在全面细致的临床观察中,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临证实践的反思,笔耕不辍,经常写出了理论水平高、见解深刻的论文,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谓他们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1976年,陆广莘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1987年,陆广莘作为我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专家的质疑,他沉着应对:对艾滋病这些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未必是唯一的或最佳方案,中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非消灭病毒,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功能和屏障功能。中医有许多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推之百病而不惑。这种看待疾病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事物超乎常人的深邃领悟和体验,也是他临床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法宝。陆广莘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记者多次询问,他只是说,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记者猜想,抑或是64年行医生涯中看过的病例数不胜数而使他不胜枚举,抑或是一病一方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体诊疗思想,抑或是他默然牵系于心以论证自己的观点。陆广莘每周一出门诊,主要接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类风湿等疑难杂病,病人中既有附近的老熟人,也有定期乘飞机来的外地人,还有远涉重洋的海外人士。小李是陆广莘的传承博士后学生,她告诉记者,老师总是从战略高度对疾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行讨论,比较中西医学模式、诊疗思想,这突破了仅仅着眼于一病一方研究的套路。尽管如此,陆广莘还时常向自己、向别人发出提问:辨证论治的“证”是什么?辨证诊断要发现什么?辨证论治要实现什么? 他56岁回归中医大本营筹建中医理论科研队伍,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论述已成当今的圭臬;他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1983年,陆广莘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名称是陆广莘策划并在多次讨论会上坚持的结果,“中医基础理论”一词也是由此产生。“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区别在于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他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这一认识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中的一个判定标准和一句名言。他先后组织了北京首届“中医证的研究”全国会议和国际会议,对“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等进行论述,在中医“证”的认识上进行从辨证到求本的认识论分析。“旁开一寸,更上一层”是陆广莘借鉴针灸术语,提倡解放思想、扩大科研思路而提出的。他带领同事们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主持“肝血风(郁)瘀”和“脾津痰湿”两大系列“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一、二、三等奖。作为中医药大家和倡导中医研究的提倡者,他主持了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2005年2月,他参加了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的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他以独特的中西医身份、研究经历和开放大胆、严谨执着的工作精神开始了新一轮中医研究之路。陆广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声名远扬,许多高校、医院邀他去讲课,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一个耄耋老人,对中医药仍然捧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陆广莘在邻居眼中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学生面前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但在学术上却是严谨执着、锋芒显露的人,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有人听不懂,有人似懂非懂,有人不置可否。但记者注意到,在2009年7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上,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科学不是观察世界的唯一一扇窗的观点似与其异曲同工。这是威廉·菲利普斯、陆广莘等大师洞悉世界的先见,是他们慧眼识天下的呼声,愿我辈也能早日透悟。如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有一支他带出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在相隔千里的广东等地也有他培养的高徒。他言传身教,垂范后人,其诊疗思想正在被认识、研究和光大。“勤求博采老弥笃,学究天人称大医”。陆广莘说:“我最初选择了中医,这辈子就献给了中医。”的确,他每天的安排紧张有序,读书、看报、写作、讲课、坐诊、带教……他继续在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探寻着“生生之道”。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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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医学源流论
作者:徐灵胎
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73
内容简介:
《医学源流论》属医论著作。分上下二卷,清·徐灵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著,时年灵胎65岁,此书是其主要的医学论文集,共收其评论文章九十九篇。上卷论经络脏腑、脉、病、方、药;下卷论治法、书论、各科、古今。内容纵横捭阖,触及之处,每有新见,发前人所未发,言常人所不敢言,针砭时弊甚多,道理论述深湛。如其在《人参论》中称人参为“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用药如用兵论》“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影响了后世截断疗法的产生;《涉猎医书误人论》“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此等评述,切中要害,妙语连珠,今日观之,亦拍案叫绝。清代纪昀谓此书‘‘持论多精凿有据。切中庸医之弊”,将其收入《四库全书·子部》中。《医学源流论》以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斋刻本为底本,选择清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考经典医籍相关内容进行校勘。《医学源流论》语言生动流畅、通俗易懂,适合中医科研、临床人员及中医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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