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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肺癌患者，肺癌靶向治疗相比于化疗毒副作用小，有较高的选择性和安全性，能够最大程度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是一种高效的肿瘤治疗方法。但是，不是所有肺癌患者都可以服用靶向药，哪些人适合服用靶向药进行治疗呢？需要进行肺癌靶向用药指导基因解码明确。
吉林省肿瘤医院程颖院长：国内肿瘤界知名专家，吉林省肿瘤界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恶性肿瘤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在肺癌、乳腺癌、恶性淋巴瘤及胃肠道肿瘤的诊断、多学科治疗及肿瘤免疫靶向治疗方面尤有建树。积极倡导开展恶性肿瘤疗效预测及预后相关因素的研究、基因分析等科研以指导临床，大力推广规范化、个体化的肿瘤诊疗理念。现任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吉林省抗癌协会理事长、吉林省肿瘤防治研究所所长、吉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吉林省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吉林省血液肿瘤病实验室主任、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CSCO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专科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美国临床肿瘤协作中心ASCO会员、吉林省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美国中华淋巴与肿瘤学杂志》、《中华肿瘤防治研究》、《肿瘤》、《临床肿瘤学杂志》、《JTO中文版》、《实用肿瘤学》、《国际肿瘤学杂志》、《中德临床肿瘤学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程颖院长十分注重临床工作与科研学术的紧密结合，先后撰写专业学术论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承担国家及省市科研课题19项，其中参与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课题1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攻关项目2项，国家863课题1项，其中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作为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重要成员、中国肺癌专家组核心成员，参与了卫生部肺癌诊疗指南的编写，参与临床试验研究共77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21项，参加了INFORM研究，在2011年CSCO年会上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程颖院长是我省唯一荣获2009-2010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项——中国医师奖、吉林省卫生楷模奖获得者、吉林省高级专家、吉林省卫生系统第一层次创新拔尖人才、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全省卫生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省直机关工委共产党员标兵，多次被长春市委、市政府评为“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创文明城市最佳个人”。程颖院长以其卓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引领吉林省肿瘤医院始终走在全省肿瘤防治及诊疗领域最前沿。
高质量医疗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对于每年400多万新增的肿瘤患者而言，意味着大量的患者很难获得适合他们的医疗服务。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即使在一线城市也要面临医疗机构难以提供持续性的、高标准医疗服务的问题——如何解决诊疗资源的紧缺，以及如何实现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诊疗规范化的扩展覆盖？这些都是在诊疗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痛点的契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行业正 探索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实现可复制化的服务，让机器实现对每一个患者服务的标准化，且将服务成本降到足够低的规模化的服务能力。这个共性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 CSCO AI就是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是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携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海心智惠 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心智惠”）联合开发，结合CSCO临床诊疗指南、专家临床实践经验、肿瘤知识图谱、高等级临床证据、不良反应管理体系等多维度专业领域知识，协助临床医生制定更规范、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目前，海心智惠已成功建成国内领先的肿瘤智能服务新平台，为患者提供包含诊疗、康复的全病程一站式管理服务。这其中，海心智惠构建出的领先行业的知识图谱能力是一切的基石所在。知识图谱是Google在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知识网络体系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散落的信息通过语义关系连接起来，转化成可视化的知识网络。知识图谱技术可以对医疗数据进行统一建模、组织和管理，不仅能够有效地描述、挖掘医疗知识间的关系，而且也为更高层次的医学应用比如辅助临床诊疗决策、医疗问答等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有了知识图谱这样一种知识表现方式，该如何去利用它，就成了摆在海心智惠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即便是聚焦到医学领域，去建一个通用医学知识图谱，也只能是把一些疾病的知识、定义梳理整合。 “通用医学知识图谱在临床应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适合去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导诊以及初步判断，如果将深入到疾病和临床诊断过程，甚至整个疾病的管理、跟踪、随访的细节里面去，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种疾病自身的差异和整个临床治疗相关的知识体系变化延展开来，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使得通用型知识图谱体系在药物选择、后期康复体系决策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海心智惠创始人李颖赟这样说道。 因此，海心智惠选择用“做深做细”的方式结合人工智能去构建一个肿瘤治疗全病程服务体系的知识图谱，它要将所有和肿瘤相关的知识清晰定义出来，这无疑是知识图谱最完美的应用方向。 “我们在前期花了几年时间把肿瘤从确诊开始到肿瘤进入治疗，再到病人全程管理的知识定义出来，这才把一个比较全面的肿瘤知识图谱建立起来。之所以选择肿瘤这个领域，在于这个疾病的特征是其整个诊疗体系相对其他疾病来讲更加复杂，持续治疗过程时间跨度更长，知识图谱在肿瘤治疗领域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对于为什么选择将知识图谱应用于肿瘤赛道，李颖赟这样解释。 第二个原因则是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知识每年都在不断更新。 随着 科技 的发展，某些疾病已经被完全研究透彻，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治疗策略并没有本质差异。相比之下，人类仍然未能完全了解肿瘤的发病原理和机制，其治疗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放眼全球来看，医疗机构对于肿瘤治疗的规范性程度并不算高。 医务人员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何能紧跟国内外的学术前沿发展，并能精准的掌握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和治疗方式的扩展，准确地掌握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并且运用在最适合的患者身上？ “如果一个城市30年都没有修过新路，那么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其实是不需要地图和导航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变。但是，如果这个城市飞速发展，‘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那即便是从小就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在出行时或许也需要导航来指引”，李颖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肿瘤治疗的日新月异。 抗肿瘤全身治疗手段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可能会以化疗为主，但今天，临床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靶向药治疗、免疫治疗、再到最新的CAR-T细胞治疗等，不胜枚举。这也说明了国内一直在努力尝试建立起更加现代化、规范化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让肿瘤患者得到最恰当、最规范、最标准和最合适的治疗。 辅助决策系统就是帮助医生实规范化治疗的最佳工具。CSCO AI的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在患者通过APP上传各类医疗诊断资料后，AI自动生成诊疗建议报告并提交至高级别专家审核反馈，AI模型又能根据专家审核结果持续得到闭环训练。在这一套运作系统的背后是海心智惠凝聚专家实力打造的肿瘤领域知识图谱与神经支持决策算法的结合。 透过知识图谱全面的知识体系，海心智惠通过CSCO AI除了在智能辅助诊疗方面实现治疗规范化和均质化外，还实现了院外患者全程管理，从而多方共赢——医院提高治疗总生存率，患者提高生存时间、生存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制药企业也通过数据赋能和数字化平台结合，提高了对患者的支持能力，实现精准诊疗，精准康复支持。 同时，基于全病程管理的临床新药服务体系为患者精准匹配临床研究，提供给患者一个更多的选择可能性。 以精准病情为依托，建立面向患者全治疗周期的内容服务能力，从用药心智建立、正向经验激励、关键节点的强效服务等多维度手段实现高价值的社群平台。这些都是海心智惠服务的特色。知识图谱是辅助诊疗决策的基础，高质量的数据和专业的知识体系又是知识图谱的基石，因此如何搭建数据层和知识体系，就成了知识图谱质量高低的关键。 CSCO AI的知识图谱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把目前临床专家们正在运用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计算机结构化沉淀以便于再次运用。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辨别什么是影响临床决策的知识依据。只有先把这个知识定义清楚之后，才能针对这些知识设计对应的模型。 肿瘤治疗是一种循证医学，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撑才能够影响临床决策行为。 然而，肿瘤种类繁多且特异性强——每种肿瘤至少具有3000个临床治疗决策的高等级临床证据。将这些证据结合，才能基本将肿瘤相关的诊疗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起来。 “什么样的人群、特征、分子分型、基因位点、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什么样治疗，能够获得更好的疗效，这是第一层面基础”，李颖赟说道。 在建立第一层面基础后，接下来就需要考虑临床治疗方案与患者体质的契合度，比如，患者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其基础疾病和既有并发症是否会对治疗选择产生影响。这是第二层面表现，即临床运用中扩大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海心智惠CSCO AI是以病情的整个治疗知识为核心构建单个肿瘤最底层的核心知识体系，然后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扩展知识体系的建设。这样既能保证有核心证据的专业度，又能显现临床运用过程中医疗的专业度。 鲜为人知的是，“沟通”是知识图谱搭建过程中的最大难点。知识图谱想要从大数据里边提炼知识和关系，需要有不同专业的人员协调配合。 因此，将知识图谱技术运用在特定的业务领域里其实就是一种跨界行为。其难点在于到底由谁来把跨界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难点。 这意味着，肿瘤知识图谱的构建者需要掌握工程算法并了解肿瘤的所有术语定义及基础医学知识。“如何把知识图谱这项技术运用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里去，会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叫知识壁垒。掌握知识图谱技术的人是理工科系的，掌握医学知识的则是医学系的，两者都有各自的思维定式，很难进行专业的学科对话”李颖赟对此表示。 第二道壁垒则是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梳理。 李颖赟认为，只有对知识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后才能进行知识图谱的初步搭建。之后，在这个图谱之上进行业务建模；在业务应用时又有新的专业的临床知识输入。计算机如何去运用这些新知识，如何将新知识放在一个具体的患者案例身上进行有效地推理和决策则是第三道壁垒。 因此，医疗知识图谱的搭建最大的难点在于跨学科融合，融合的难点则在于整个过程对两个学科的要求都比较高。 这也正是海心智惠的优势所在——其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人工智能战略合作伙伴。在学会的推动和帮助下，国内的头部肿瘤专家们基于对于 社会 责任的高度认知，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海心智惠的技术人员理解临床路径并厘清体系脉络。 CSCO AI是第一个基于中国的诊疗指南和诊疗实践开发出的智能辅助决策产品，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基础的，也因此更契合中国的诊疗应用场景。CSCO AI才能在全国数十个省份数百家医院落地，数万名患者因此获益。 不仅如此，CSCO AI在多场景的应用也能实现其更高的临床价值。比如上下级医院的互联互通——患者通过APP线上咨询，医生通过使用CSCO AI作为上下级医院的联动的工具，带动不同层级医院的规范化诊疗。 CSCO AI也可以是科研工具，通过真实病例开展临床研究，从多个角度 探索 智能决策系统对患者治疗和临床应用的帮助。此外，CSCO AI提供的治疗方案建议遵循循证医学，可以作为科室、医院、医联体、政府等规范化治疗的质量控制工具，提高区域规范化治疗的综合水平。 教学医院还可以将CSCO AI作为住院医生的病例分析学习和考核工具。作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决策参考及管理工具，CSCO AI也可以同时在MDT讨论、医生学习、查房、病例讨论等多场景结合应用，从而提升整体临床效果。海心智惠的肿瘤知识图谱的底层虽然很复杂，但在易用性上却有很好的表现。对于患者来说，只需要按照平台给予的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完全没有上手难度。 对于医生来说，海心智惠这套人工智能驱动的全病程管理系统在患者长期治疗管理过程中，实现了系统跟踪能力、监测能力、随访能力和数据管理能力，最终达到在医生、护士和患者之间的效率平衡。 这套依托于知识图谱的个案管理服务的另一亮点在于引入个案管理师角色，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搭起沟通桥梁。个案管理师既能协助科室完成日常患者管理工作，又能跟踪督促患者完成治疗及康复等相关事项，还能监测并协助医生介入院外不良事件的处理。有了个案管理师的跟进，对患者的诊疗管理也从院内延伸到了院外，将诊疗行为连续化。 对此李颖赟认为：“肿瘤诊疗这个领域未来一定会进入到一个以患者服务为中心的时代。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多方角色高效率协同帮助患者完成整个治疗管理服务。当然，这个体系目前没办法一蹴而就，还需要在实际使用中不断进化。” 虽然构建了底层如此复杂的知识图谱，但对于知识图谱以及辅助诊疗系统的能力边界，海心智惠是有清醒认知的。 目前，无论是在病理、医学影像、诊疗等领域基于AI技术进行的模型构建、定量分析、特征关联、决策建议、疗效预测等方面的尝试，都只是帮助医生提高诊疗效率、准确率以及预测疗效的能力，赋能医疗行为，并不会干涉到医生的判断决策权。 技术之于医疗，需要常怀敬畏之心。雷峰网
没有关系。CACA新媒体动漫平台是由中央电视台新科动漫频道和CACA新媒体联合发起和主办，对草根动漫作者进行挖掘、选拔、包装、推广的全国性新媒体动漫平台而CSCO是由临床肿瘤专业工作者和有关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两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分属于动漫和医学两个大分区。
可切除胃癌，很好理解，就是胃癌可以做手术。PS0分这个是一个身体状况评分，0分：活动能力完全正常，与起病前活动能力无任何差异。1分：能自由走动及从事轻体力活动，包括一般家务或办公室工作，但不能从事较重的体力活动。2分：能自由走动及生活自理，但已丧失工作能力，日间不少于一半日间时间可以起床活动。3分：生活仅能部分自理，日间一半以上时间卧床或坐轮椅。4分: 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5分: 死亡。
建议马上去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我是2008年发现肝癌，当时AFP（甲胎蛋白）1210，B超发现实质性占位，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作的手术。至于怎么治，看看顶级专家学者怎么说（摘自由中科院院士参加拟定的《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对我们有帮助。少走弯路少上当。一.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的外科治疗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肝切除术的基本原则包括：①彻底性：完整切除肿瘤，切缘无残留肿瘤；②安全性：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肝组织，降低手术死亡率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在术前应对肝功能储备进行评价，通常采用Child-Pugh分级评价肝实质功能，采用CT和（或）磁共振成像（MRI）计算余肝体积。肝切除术肝切除的方法分类肝切除方法包括根治性切除和姑息性切除。根治性切除是指：①肿瘤数目不超过2个；②无门脉主干及一级分支、总肝管及一级分支、肝静脉主干及下腔静脉癌栓；③无肝内、外转移，完整切除肉眼所见肿瘤，切缘无残癌；④术后影像学检查未见肿瘤残存，术前甲胎蛋白（AFP）阳性者术后随访2个月内血清AFP降至正常。肝癌手术治疗的适应证随着现代肝脏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肿瘤大小并不是手术的关键限制因素。能否切除和切除的疗效不仅与肿瘤大小和数目有关，还与肝脏功能、肝硬化程度、肿瘤部位、肿瘤界限、有无完整包膜及静脉癌栓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华外科学会肝脏学组颁布的肝癌手术适应证患者的一般情况（必备条件）：一般情况良好，无明显心、肺、肾等重要脏器器质性病变；肝功能正常，或仅有轻度损害（Child-Pugh A级），或肝功能分级属B级，经短期护肝治疗后恢复到A级；肝储备功能[如吲哚菁绿15分钟储留率（ICGR15）]基本在正常范围以内；无不可切除的肝外转移性肿瘤。可行根治性肝切除的局部病变须满足下列条件：①单发肝癌，表面较光滑，周围界限较清楚或有假包膜形成，受肿瘤破坏的肝组织<30%，或受肿瘤破坏的肝组织>30%但无瘤侧肝脏明显代偿性增大达全肝组织的50%以上；②多发性肿瘤，结节<3个，且局限在肝脏的一段或一叶内。可行姑息性肝切除的局部病变须符合下列条件：①3～5个多发性肿瘤，超越半肝范围者，行多处局限性切除；②肿瘤局限于相邻2～3个肝段或半肝内，无瘤肝组织明显代偿性增大达全肝的50%以上；③肝中央区（中叶或Ⅳ、Ⅴ、Ⅷ段）肝癌，无瘤肝组织明显代偿性增大达全肝的50%以上；④肝门部有淋巴结转移者，切除肿瘤的同时行淋巴结清扫或术后治疗；⑤周围脏器受侵犯者一并切除。姑息性肝切除还涉及以下几种情况：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和（或）腔静脉癌栓、肝癌合并胆管癌栓、肝癌合并肝硬化门脉高压以及难切性肝癌的切除。每种情况均有其对应手术治疗的适应证（表1）。此外，对于不适宜姑息性切除的肝癌，应考虑姑息性非切除外科治疗，如术中肝动脉结扎和（或）肝动脉、门静脉插管化疗等。对于肝内微小病灶的治疗值得关注。部分微小病灶经影像学检查或术中探查都不能被发现，致使肝切除后的复发率升高。如果怀疑切除不彻底，那么术后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是理想的选择，因除了治疗的意义外，还有检查残留癌灶的意义。如有残留癌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此外，术后病例应进行肝炎病毒载量[乙肝病毒（HBV）DNA/丙肝病毒（HCV）RNA]检查，如有指征，应进行抗病毒治疗，以减少肝癌再发的可能。表1肝癌姑息性肝切除适应证肝移植术肝移植选择标准目前，我国每年大约开展4000例肝移植手术，其中肝癌患者比例高达40%。在我国，肝癌肝移植仅作为补充治疗，用于无法手术切除、不能进行射频、微波和TACE治疗、肝功能不能耐受的患者。关于肝移植适应证，国际上主要采用米兰（Milan）标准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而国内尚无统一标准，已有多家单位提出了不同标准，主要有上海复旦标准、杭州标准及成都标准等。这些标准对于无大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的要求比较一致，但对肿瘤的大小和数目的要求不尽相同。我国的标准扩大了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范围，能使更多的肝癌患者因手术受益，可能更为符合我国国情和患者的实际情况，但有待于依据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而形成相对统一的中国标准。肝移植术后复发的预防一般认为术后进行适当的化疗及抗病毒治疗有可能减少肝癌复发、改善生存，但需要进一步研究。肝移植及肝切除的选择外科治疗手段主要是肝切除和肝移植，如何选择，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对于局限性肝癌，如果患者不伴有肝硬化，则应首选肝切除；如果合并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Child-Pugh C级），且符合移植条件，应首选肝移植；对于可切除的局限性肝癌且肝功能代偿良好（Child-Pugh A级），是否可进行肝移植，目前争议较大。欧洲专家支持首选肝移植，理由是肝切除的复发率高，符合Milan标准的肝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显著优于肝切除患者。就某一患者而言，强调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评价分析，制定手术方案。此外，对于可切除的肝癌，即使影像学表现为局限性可切除肝癌，也应进行术前血管造影，因其可发现其他影像学手段无法发现的病灶，还可明确有无血管侵犯。二.原发性肝癌的介入治疗适用人群1. 不能手术切除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患者；2. 能手术切除，但由于其他原因（例如高龄、严重肝硬化等）不能或不愿接受手术的患者。对于上述患者，放射介入治疗可以作为非手术治疗中的首选方法。国内临床经验表明，放射介入治疗对于包膜比较完整的巨块型肝癌、大肝癌比较有效。对于可切除肝癌，优先选择外科切除或介入治疗的影响因素包括：①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②肿瘤病灶是否包膜完整、边界清楚；③门静脉有无癌栓。适应证和禁忌证肝动脉化疗（HAI）和肝动脉栓塞（HAE）均有明确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表1）；化疗栓塞（TACE）非常重要，单纯给予HAI是不够的。表1肝动脉化疗（HAI）和肝动脉栓塞（HAE）的适应证和禁忌证适应证 禁忌证肝动脉化疗 ● 失去手术机会的原发或继发性肝癌 肝功能较差或难以采用超选择插管 肝癌手术后复发或术后预防性肝动脉灌注化疗 肝功能严重障碍 大量腹水 全身情况衰竭 白细胞和血小板显著减少肝动脉栓塞 ● 肝肿瘤切除术前应用，可使肿瘤缩小，利于切除。同时能明确病灶数目，控制转移 无肝肾功能严重障碍、无门静脉主干完全阻塞、肿瘤占据率小于70% 外科手术失败或切除术后复发 控制疼痛，出血及动静脉瘘 肝癌切除术后的预防性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 肝功能严重障碍，属Child-Pugh C级 凝血机能严重减退，且无法纠正 门静脉高压伴逆向血流以及门脉主干完全阻塞，侧支血管形成少（若肝功基本正常可采用超选择导管技术对肿瘤靶血管进行分次栓塞） 感染，如肝脓肿 全身已发生广泛转移，估计治疗不能延长患者生存期 全身情况衰竭 癌肿占全肝70%或以上（若肝功能基本正常可采用少量碘油分次栓塞）操作程序和要点1. 肝动脉造影：采用塞尔丁格（Seldinger）方法，经动脉穿刺插管，导管置于腹腔干或肝总动脉造影，造影图像采集应包括动脉期、实质期及静脉期。2. 灌注化疗：仔细分析造影表现，明确肿瘤的部位、大小、数目以及供血动脉后，超选择插管至肿瘤供血动脉内给予灌注化疗。3. 肝动脉栓塞：需选择合适的栓塞剂，一般用超液化乙碘油与化疗药物充分混合成乳剂，碘油用量应根据肿瘤的大小、血供情况、肿瘤供血动脉的多寡灵活掌握，栓塞时必须采用超选择插管。肝癌的TACE非常强调超选择插管。过去仅对小肝癌强调超选择插管，现在特别强调针对所有的肝癌，除多发结节以外，均应采用超选择插管。对于大肝癌，超选择插管更有利于控制肿瘤的生长，保护正常肝组织。随访和治疗间隔随访期通常为介入治疗后35天至3个月，原则上自患者从介入术后恢复算起，至少持续3周以上。介入治疗的频率依随访结果而定：若介入术后一个月影像学检查肝肿瘤病灶内碘油沉积浓密，肿瘤组织坏死且无新病灶或无新进展，则暂不作介入治疗。治疗间隔应尽量延长。最初几次治疗时密度可加大，此后，在肿瘤不进展的情况下延长治疗间隔，以保证肝脏功能的恢复。在治疗间隔期，可利用磁共振成像（MRI）动态增强扫描评价肝脏肿瘤的存活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再次进行介入治疗。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 为主的“个体化”方案1. 肝癌缩小后二期切除：在大肝癌介入治疗明显缩小以后，可采取外科手术。2. 肝癌术后的预防性介入治疗：由于大部分肝癌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多数病例为多发病灶，部分小病灶可能在术中未被发现，对于怀疑为非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建议术后40天左右作预防性灌注化疗栓塞。3. 门静脉癌栓及下腔静脉癌栓的治疗：可采用放置支架和放射治疗，关于下腔静脉癌栓，如果是由肿瘤增大压迫引起，且患者无症状，可不放置支架，仅采用TACE，观察肿瘤能否缩小，如果癌栓是由肿瘤侵犯下腔静脉引起，主张在TACE治疗的同时放置下腔静脉支架或先放置支架。4. TACE为主的个体化方案还涉及到肝肿瘤破裂出血的治疗、肝癌伴肺转移的治疗、TACE联合消融、放疗、基因和靶向治疗等方面。总之，应该强调积极采用以TACE为主的综合治疗措施，方能获得良好的疗效。三.原发性肝癌的消融治疗概述消融治疗是指在影像技术引导下进行的局部直接杀灭肿瘤的一类治疗手段，目前以射频和微波消融及无水酒精注射最为常见。消融可经皮肤入路，也可在腹腔镜手术或开腹手术中应用。影像引导手段主要包括超声和CT。在超声引导下经皮消融的方法，具有微创、安全、简便、易于反复施行、成本费用相对低廉等显著优点，对于有肝硬化背景和高度复发倾向的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患者来说，临床依从性较高，在我国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在肿瘤消融技术的规范化应用方面已取得国际共识[参见《放射学》杂志（Radiology 2005, 235:728-739）]。适应证和禁忌证适应证 对于直径≤5 cm的单发肿瘤或最大直径≤3 cm的多发结节（3个以内），无血管、胆管侵犯或远处转移，肝功能Child-Pugh A或B级的早期肝癌患者，射频或微波消融是外科手术以外的最好选择。对于单发肿瘤直径≤3 cm的小肝癌多可获得根治性消融，酒精消融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对于无严重肝肾心脑等器官功能障碍、凝血功能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肝癌，不愿接受手术治疗的小肝癌以及深部或中心型小肝癌，手术切除后复发或中晚期癌等各种原因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肝脏转移性肿瘤化疗后、等待肝移植前控制肿瘤生长以及移植后复发转移等患者均可采取消融治疗。由于局部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平不推荐对>5 cm的病灶单纯施行消融治疗。肿瘤距肝门部肝总管、左右肝管的距离应至少为5 mm。对于多个病灶或更大的肿瘤，根据患者肝功能状况，采取治疗前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或TAE）＋射频联合治疗明显优于单纯的射频治疗。对位于肝表面、邻近心膈、胃肠管区域的肿瘤，可选择开腹或腹腔镜下治疗，也可以射频结合无水酒精注射。此外，射频术后进行TACE或其他治疗也有可能提高疗效。禁忌证 ①位于肝脏脏面，其中1/3以上外裸的肿瘤；②肝功能Child-Pugh C级，TNM Ⅳ期或肿瘤呈浸润状；③肝脏显著萎缩，肿瘤过大，需消融范围达1/3肝脏体积者；④近期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⑤弥漫性肝癌，合并门脉主干至二级分支癌栓或肝静脉癌栓；⑥主要脏器严重的功能衰竭；⑦活动性感染尤其是胆系炎症等；⑧不可纠正的凝血功能障碍及血象严重异常的血液病；⑨顽固性大量腹水；⑩意识障碍或恶液质。基本技术要求1. 强调应在影像技术引导下进行操作，以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准确性和有效性。2. 消融范围应力求包括 cm的癌旁组织，以获得“安全边缘”，彻底杀灭肿瘤。对边界不清晰、形状不规则的浸润型癌或转移癌，在邻近肝组织及结构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议扩大瘤周安全范围达1 cm或以上。3. 评估局部疗效的规范方法是在消融后一个月左右，采用对比增强CT/磁共振成像（MRI）或超声造影判定肿瘤是否被完全消融（Complete response, CR）。获得CR的病灶表现为完全无血供（即表现为无增强）。若消融不完全，可即刻补充治疗。若经3次消融仍不能获得CR，应放弃消融疗法，改用其他治疗。4. 治疗后应定期随访复查，以及时发现可能的局部复发病灶和肝内新病灶，利用经皮消融微创安全和简便易于反复施行的优点，有效地控制肿瘤进展。[注：本共识由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CSLC）、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共同制订，共识四见4月2日B4版。]常见消融手段的选择和应用射频消融（RFA） RFA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热消融手段。大量文献以及几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与酒精消融相比，RFA对3~5 cm的肿瘤具有根治率高、所需治疗次数少和远期生存率高的显著优势。但射频消融存在导致针道转移、穿刺所致周围脏器损伤及诱发肝癌破裂等问题，此外也不适用于位于影像盲区的肝癌。微波消融（MWA） MWA也是常用的热消融方法。随机及回顾性比较研究表明，MWA和RFA在局部疗效、并发症发生率以及远期生存方面都无显著差异。现在的MWA技术也能一次性灭活肿瘤。建立温度监控系统可以调控有效热场范围，保证凝固效果。对于血供丰富的肿瘤，应先凝固阻断肿瘤的主要滋养血管，再灭活肿瘤，这样可以提高疗效。无水酒精注射（PEI） PEI适用于直径在3 cm以内的小肝癌及复发小肝癌的治疗。对于3 cm以上不适合手术的肝癌或复发灶，也可起到姑息治疗的作用。临床上有10%~25%的病灶部位贴近肝门、胆囊、胃肠道等组织脏器，射频或微波等热消融治疗可能造成损伤，因此对这些部位的肿瘤可采用酒精注射或与热消融并用，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 与其他消融方法相比，HIFU是一种非侵入性的体外适形治疗肿瘤的新技术，疗效确切。存在的问题如下：HIFU聚焦区域小，常需反复多次进行；通过超声探测肿瘤存在盲区；治疗中存在照射通道被肋骨遮挡的问题，甚至需要切除肋骨，违背微创的初衷；由于肝脏受呼吸运动的影响, 使准确定位有一定的难度。目前认为，HIFU还不能作为PLC的单独治疗模式，可以考虑在TACE后作为补充治疗，或作为姑息治疗手段。消融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小肝癌的有关问题目前, 对于5 cm以下的肝癌是首选外科治疗还是经皮消融治疗，学术界存在争议。已有数项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和回顾性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局部消融（主要是射频和微波）治疗小肝癌可获得与手术切除相近的远期生存疗效。但是两者相比，外科手术切除的优势是经验丰富、普及率高和复发率低，而经皮局部消融并发症发生率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就治疗效果而言，有两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消融治疗和手术切除者的生存率没有明显差别，但在无瘤生存期（DFS）及复发率方面，手术更具优势。在临床上，应该根据患者的肝功能和体质，肿瘤的大小、数目、位置，本单位技术力量以及患者的意愿等进行全面考虑，选择合适的初始治疗手段。一般认为，如果患者能耐受解剖性肝切除，应首选外科切除，因其可清除相应肝段或肝叶的微小转移灶，有效防止术后复发。大多数专家认为，外科治疗仍是小肝癌治疗的首选。对于同时满足局部手术治疗和消融治疗指征的≤5 cm的肝癌，在有条件时还是进行手术治疗，局部消融可作为手术切除之外的另一种治疗选择。对于肝脏深部或中央型≤3 cm的肝癌，可优先选择局部消融，以达到手术切除疗效，获得微创下的根治；对于3~5 cm的肝癌，通过选择适宜的仪器针具、掌握合理的消融技术、积累一定的治疗经验等，可提高治疗效果。此外，肝移植也属于手术治疗范畴，目前还缺乏消融治疗与肝移植、解剖性肝切除术的比较数据。对于大肝癌（＞5 cm）是否可以多位点或分次消融或开腹或腹腔镜下消融，目前缺乏可供参考的循证医学证据，因此不宜推荐。射频消融与微波消融两者都是通过热效应使得肿瘤组织细胞坏死。微波消融导入的能量可能较大，消融的范围相对更广，不过两者之间无论是在局部疗效和并发症，还是生存率方面都无显著差异。消融治疗后应定期观察病灶坏死的情况，如有病灶残留应积极治疗，以提高消融的疗效。四.原发性肝癌的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治疗的基本手段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放疗效果较差，且对肝脏损伤较大，因此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患者较少接受放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维适形放疗（3DCRT）和调强适形放疗（IMRT）等现代放疗技术逐渐成熟，为放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目前，采用3DCRT和IMRT技术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的研究已陆续公布，对于局限于肝内的肝癌患者，放疗结合介入治疗的3年生存率已达25%~30%。……。六.生物治疗与分子靶向治疗国内外已广泛开展原发性肝癌（PLC，以下简称肝癌）的生物治疗，涉及免疫治疗（细胞因子、过继性细胞免疫、单克隆抗体、肿瘤疫苗）、基因治疗、内分泌治疗、干细胞治疗等多个方面。目前，大多数生物治疗方法或技术尚处于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小部分已应用于临床。一些单中心小规模临床试验提示，生物治疗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术后复发率。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细胞癌（H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长期应用干扰素（INF）α辅助治疗，可有效延缓复发和降低复发率，并具抗病毒疗效。一般认为，适当应用胸腺肽α1和白介素（IL）2可增强免疫功能、辅助抗病毒和抗肿瘤作用，有助减少术后复发、改善生活质量。国内学者的多数报告均为细胞因子与其他抗肿瘤治疗的联合应用。目前用于肝癌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的免疫活性细胞主要是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细胞和特异杀伤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CIK细胞对清除残癌、减少抗肿瘤毒副反应、改善生活质量有较好疗效。放射免疫靶向治疗具有一定疗效。我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已批准碘（131I）-美妥昔单抗注射液用于肝癌治疗，但须扩大病例进一步观察，以获更确切证据，尚不推荐作为常规治疗。正在进行有关肝癌疫苗和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其中树突状细胞（DC）疫苗受到较多关注。生物化疗等综合治疗模式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和耐受性，但缺乏大规模、多中心协作研究证据。由于生物治疗开展随机对照大规模临床试验难度大，循证医学证据还不充分，不推荐作为常规治疗，但可作为辅助治疗或不能手术情况下的治疗选择。七.中医药治疗在机体多种恶性肿瘤中，肝癌是我国传统医药治疗最常见到效果的肿瘤之一。中医以整体观念根据患者全身特点辨证论治，可适用于各型、各期肝癌。曾有学者收集全国100多种治疗肝癌的单方和验方，发现确实有中药治疗后肿瘤好转甚至消失者，但多为个案报告，方法流派过多，很难统一。中医药治疗应注意整体的攻补兼顾，根据肝癌患者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治则。一般来说，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在于有利于稳定病情，毒副作用轻微、症状改善较明显，使病情发展减慢，少数患者肿瘤缩小或带瘤较长期生存，患者易接受，费用比较低廉。目前认为中医药作为肝癌的辅助治疗，有助于减少放化疗毒性，改善癌症相关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并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我国SFDA已批准并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纳入了一批现代中药制剂用于治疗肝癌，但问题是早年研究的规范性较差、可重复性不佳和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目前正在进行中药制剂治疗肝癌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值得期待。八.系统化疗早在20世纪50年代，系统化疗就用于治疗肝癌。多数传统化疗药物，包括多柔比星、5-氟尿嘧啶、顺铂和丝裂霉素等，都曾被试用于治疗肝癌，但单药有效率较低（一般<10%），可重复性差，毒副反应明显，未改善生存时间，因此多年来停滞不前，迄今尚无标准化疗药物或方案。近年来，新一代细胞毒药物（如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吉西他滨及伊立替康等）的相继问世，使胃肠癌化疗有了长足进步，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也推动了对肝癌化疗的研究。目前认为，对于没有禁忌证的晚期肝癌患者，系统化疗优于最佳支持治疗，仍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疗法，其主要适应证包括：①合并肝外转移晚期患者；②虽为局部病变，但不适合手术和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者；③合并门静脉主干癌栓者。上述新一代细胞毒药物的临床研究和探索应用，使肝癌不适合系统化疗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和质疑。一些小样本研究和临床观察提示，该疗法可提高客观有效率，控制病情发展，减轻症状，可能延长生存期，但迫切需要大规模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证明，如奥沙利铂为主的联合化疗的国际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由于我国PLC较常见，大多数患者具有乙肝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袭、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达晚期，不能接受手术切除或TACE治疗的患者较多，生存期较短，预后极差，因此有必要积极探寻高效、低毒的新的系统化疗方案及其与分子靶向药物联合应用的合理方案。九.结 语综上所述，肝癌是我国的高发肿瘤，治疗难点在于：①大多数患者具有乙肝和肝硬化背景，常合并肝功能障碍；②发病年龄相对较小，进展迅速，易发生肝内播散和远处转移；③仅部分患者可接受手术治疗，根治性切除率较低；④手术后复发率高。一般认为，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包括肿瘤大小和数目、肿瘤累及的部位和范围、门静脉癌栓与远处转移、肝功能代偿程度及全身状况。因此，必须重视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强调实施规范化综合治疗。首先，必须遵循循证医学的基本原则；其次，应广泛深入地开展多学科交流，为肝癌患者制定最佳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避免不恰当或过度治疗；再其次，应把肿瘤生物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经验相结合。此外，专科医疗准入制度的健全和专业医师培训对肝癌的规范化诊疗也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由于时间限制，研讨会对于肝癌诊断治疗的某些方面未能深入讨论交流，如肝癌局部消融治疗的其他方法、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患者的抗病毒及其并发症治疗、切除术后辅助治疗，以及综合应用多种治疗方法的个体化治疗等，均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在对肝癌诊疗的实践经验和临床研究进行认真讨论后,本共识由若干专家执笔写作，虽经反复修改，仍难免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补充，动态完善。更有必要在上述多学科专家共识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际指南和国内外的最新进展，依据循证医学的原则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癌临床指南，那样必将有力地推动肝癌规范化治疗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CSLC)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委员会 (CSCO)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主要执笔专家 :杨秉辉 丛文铭 周晓军 陈孝平 杨甲梅 樊嘉 王建华 杨仁杰 李槐 蒋国梁 曾昭冲 陈敏华 陈敏山 梁萍 吕明德 罗荣城 刘鲁明 秦叔逵 叶胜龙 叶胜龙、秦叔逵 整理吴孟超、汤钊猷、孙 燕、管忠震 审阅中国医学论坛报()
高质量医疗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对于每年400多万新增的肿瘤患者而言，意味着大量的患者很难获得适合他们的医疗服务。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即使在一线城市也要面临医疗机构难以提供持续性的、高标准医疗服务的问题——如何解决诊疗资源的紧缺，以及如何实现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诊疗规范化的扩展覆盖？这些都是在诊疗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痛点的契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行业正 探索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实现可复制化的服务，让机器实现对每一个患者服务的标准化，且将服务成本降到足够低的规模化的服务能力。这个共性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 CSCO AI就是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是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携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海心智惠 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心智惠”）联合开发，结合CSCO临床诊疗指南、专家临床实践经验、肿瘤知识图谱、高等级临床证据、不良反应管理体系等多维度专业领域知识，协助临床医生制定更规范、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目前，海心智惠已成功建成国内领先的肿瘤智能服务新平台，为患者提供包含诊疗、康复的全病程一站式管理服务。这其中，海心智惠构建出的领先行业的知识图谱能力是一切的基石所在。知识图谱是Google在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知识网络体系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散落的信息通过语义关系连接起来，转化成可视化的知识网络。知识图谱技术可以对医疗数据进行统一建模、组织和管理，不仅能够有效地描述、挖掘医疗知识间的关系，而且也为更高层次的医学应用比如辅助临床诊疗决策、医疗问答等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有了知识图谱这样一种知识表现方式，该如何去利用它，就成了摆在海心智惠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即便是聚焦到医学领域，去建一个通用医学知识图谱，也只能是把一些疾病的知识、定义梳理整合。 “通用医学知识图谱在临床应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适合去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导诊以及初步判断，如果将深入到疾病和临床诊断过程，甚至整个疾病的管理、跟踪、随访的细节里面去，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种疾病自身的差异和整个临床治疗相关的知识体系变化延展开来，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使得通用型知识图谱体系在药物选择、后期康复体系决策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海心智惠创始人李颖赟这样说道。 因此，海心智惠选择用“做深做细”的方式结合人工智能去构建一个肿瘤治疗全病程服务体系的知识图谱，它要将所有和肿瘤相关的知识清晰定义出来，这无疑是知识图谱最完美的应用方向。 “我们在前期花了几年时间把肿瘤从确诊开始到肿瘤进入治疗，再到病人全程管理的知识定义出来，这才把一个比较全面的肿瘤知识图谱建立起来。之所以选择肿瘤这个领域，在于这个疾病的特征是其整个诊疗体系相对其他疾病来讲更加复杂，持续治疗过程时间跨度更长，知识图谱在肿瘤治疗领域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对于为什么选择将知识图谱应用于肿瘤赛道，李颖赟这样解释。 第二个原因则是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知识每年都在不断更新。 随着 科技 的发展，某些疾病已经被完全研究透彻，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治疗策略并没有本质差异。相比之下，人类仍然未能完全了解肿瘤的发病原理和机制，其治疗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放眼全球来看，医疗机构对于肿瘤治疗的规范性程度并不算高。 医务人员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何能紧跟国内外的学术前沿发展，并能精准的掌握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和治疗方式的扩展，准确地掌握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并且运用在最适合的患者身上？ “如果一个城市30年都没有修过新路，那么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其实是不需要地图和导航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变。但是，如果这个城市飞速发展，‘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那即便是从小就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在出行时或许也需要导航来指引”，李颖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肿瘤治疗的日新月异。 抗肿瘤全身治疗手段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可能会以化疗为主，但今天，临床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靶向药治疗、免疫治疗、再到最新的CAR-T细胞治疗等，不胜枚举。这也说明了国内一直在努力尝试建立起更加现代化、规范化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让肿瘤患者得到最恰当、最规范、最标准和最合适的治疗。 辅助决策系统就是帮助医生实规范化治疗的最佳工具。CSCO AI的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在患者通过APP上传各类医疗诊断资料后，AI自动生成诊疗建议报告并提交至高级别专家审核反馈，AI模型又能根据专家审核结果持续得到闭环训练。在这一套运作系统的背后是海心智惠凝聚专家实力打造的肿瘤领域知识图谱与神经支持决策算法的结合。 透过知识图谱全面的知识体系，海心智惠通过CSCO AI除了在智能辅助诊疗方面实现治疗规范化和均质化外，还实现了院外患者全程管理，从而多方共赢——医院提高治疗总生存率，患者提高生存时间、生存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制药企业也通过数据赋能和数字化平台结合，提高了对患者的支持能力，实现精准诊疗，精准康复支持。 同时，基于全病程管理的临床新药服务体系为患者精准匹配临床研究，提供给患者一个更多的选择可能性。 以精准病情为依托，建立面向患者全治疗周期的内容服务能力，从用药心智建立、正向经验激励、关键节点的强效服务等多维度手段实现高价值的社群平台。这些都是海心智惠服务的特色。知识图谱是辅助诊疗决策的基础，高质量的数据和专业的知识体系又是知识图谱的基石，因此如何搭建数据层和知识体系，就成了知识图谱质量高低的关键。 CSCO AI的知识图谱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把目前临床专家们正在运用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计算机结构化沉淀以便于再次运用。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辨别什么是影响临床决策的知识依据。只有先把这个知识定义清楚之后，才能针对这些知识设计对应的模型。 肿瘤治疗是一种循证医学，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撑才能够影响临床决策行为。 然而，肿瘤种类繁多且特异性强——每种肿瘤至少具有3000个临床治疗决策的高等级临床证据。将这些证据结合，才能基本将肿瘤相关的诊疗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起来。 “什么样的人群、特征、分子分型、基因位点、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什么样治疗，能够获得更好的疗效，这是第一层面基础”，李颖赟说道。 在建立第一层面基础后，接下来就需要考虑临床治疗方案与患者体质的契合度，比如，患者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其基础疾病和既有并发症是否会对治疗选择产生影响。这是第二层面表现，即临床运用中扩大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海心智惠CSCO AI是以病情的整个治疗知识为核心构建单个肿瘤最底层的核心知识体系，然后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扩展知识体系的建设。这样既能保证有核心证据的专业度，又能显现临床运用过程中医疗的专业度。 鲜为人知的是，“沟通”是知识图谱搭建过程中的最大难点。知识图谱想要从大数据里边提炼知识和关系，需要有不同专业的人员协调配合。 因此，将知识图谱技术运用在特定的业务领域里其实就是一种跨界行为。其难点在于到底由谁来把跨界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难点。 这意味着，肿瘤知识图谱的构建者需要掌握工程算法并了解肿瘤的所有术语定义及基础医学知识。“如何把知识图谱这项技术运用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里去，会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叫知识壁垒。掌握知识图谱技术的人是理工科系的，掌握医学知识的则是医学系的，两者都有各自的思维定式，很难进行专业的学科对话”李颖赟对此表示。 第二道壁垒则是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梳理。 李颖赟认为，只有对知识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后才能进行知识图谱的初步搭建。之后，在这个图谱之上进行业务建模；在业务应用时又有新的专业的临床知识输入。计算机如何去运用这些新知识，如何将新知识放在一个具体的患者案例身上进行有效地推理和决策则是第三道壁垒。 因此，医疗知识图谱的搭建最大的难点在于跨学科融合，融合的难点则在于整个过程对两个学科的要求都比较高。 这也正是海心智惠的优势所在——其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人工智能战略合作伙伴。在学会的推动和帮助下，国内的头部肿瘤专家们基于对于 社会 责任的高度认知，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海心智惠的技术人员理解临床路径并厘清体系脉络。 CSCO AI是第一个基于中国的诊疗指南和诊疗实践开发出的智能辅助决策产品，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基础的，也因此更契合中国的诊疗应用场景。CSCO AI才能在全国数十个省份数百家医院落地，数万名患者因此获益。 不仅如此，CSCO AI在多场景的应用也能实现其更高的临床价值。比如上下级医院的互联互通——患者通过APP线上咨询，医生通过使用CSCO AI作为上下级医院的联动的工具，带动不同层级医院的规范化诊疗。 CSCO AI也可以是科研工具，通过真实病例开展临床研究，从多个角度 探索 智能决策系统对患者治疗和临床应用的帮助。此外，CSCO AI提供的治疗方案建议遵循循证医学，可以作为科室、医院、医联体、政府等规范化治疗的质量控制工具，提高区域规范化治疗的综合水平。 教学医院还可以将CSCO AI作为住院医生的病例分析学习和考核工具。作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决策参考及管理工具，CSCO AI也可以同时在MDT讨论、医生学习、查房、病例讨论等多场景结合应用，从而提升整体临床效果。海心智惠的肿瘤知识图谱的底层虽然很复杂，但在易用性上却有很好的表现。对于患者来说，只需要按照平台给予的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完全没有上手难度。 对于医生来说，海心智惠这套人工智能驱动的全病程管理系统在患者长期治疗管理过程中，实现了系统跟踪能力、监测能力、随访能力和数据管理能力，最终达到在医生、护士和患者之间的效率平衡。 这套依托于知识图谱的个案管理服务的另一亮点在于引入个案管理师角色，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搭起沟通桥梁。个案管理师既能协助科室完成日常患者管理工作，又能跟踪督促患者完成治疗及康复等相关事项，还能监测并协助医生介入院外不良事件的处理。有了个案管理师的跟进，对患者的诊疗管理也从院内延伸到了院外，将诊疗行为连续化。 对此李颖赟认为：“肿瘤诊疗这个领域未来一定会进入到一个以患者服务为中心的时代。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多方角色高效率协同帮助患者完成整个治疗管理服务。当然，这个体系目前没办法一蹴而就，还需要在实际使用中不断进化。” 虽然构建了底层如此复杂的知识图谱，但对于知识图谱以及辅助诊疗系统的能力边界，海心智惠是有清醒认知的。 目前，无论是在病理、医学影像、诊疗等领域基于AI技术进行的模型构建、定量分析、特征关联、决策建议、疗效预测等方面的尝试，都只是帮助医生提高诊疗效率、准确率以及预测疗效的能力，赋能医疗行为，并不会干涉到医生的判断决策权。 技术之于医疗，需要常怀敬畏之心。雷峰网
目前临床上治疗肝癌的方法有多种，其适应症各有不同，效果亦相差甚远，简单介绍如下：1. 肝癌的肝切除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肝切除术是除肝移植以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只要病人全身情况允许（心、肺、肾等器官功能良好），肝癌局限于肝脏一叶或一段，估计切除术后残存的肝脏功能足以维持病人生命，就可以行根治性切除。切除术后硬化的肝脏还在，肝癌复发或再发率较高，且肝硬化进行性发展，可能出现肝功失代偿及门静脉高压征的并发症（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顽固性腹水等）而危及病人生命。2.肝移植术：肝移植是目前可能治愈肝癌的唯一手段，肝移植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1）肝癌；（2）肝硬化；（3）慢性乙型肝炎。肝移植术后病人可恢复正常的生活，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但肝移植手术费用较高，术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是其缺点。适应证：肝癌病灶局限于肝内、无远处器官转移，全身其他脏器功能可以耐受手术。3.介入治疗：包括肝动脉化疗（HAI）、肝动脉栓塞（HAE）及化疗性栓塞（TACE），单纯给予HAI是不够的，化疗性栓塞（TACE）是目前最主要的介入治疗方法。适应证：（1）不能手术切除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2） 能手术切除，但由于其他原因（例如高龄、严重肝硬化等）不能或不愿进行手术的患者。对于上述患者，放射介入治疗可以作为非手术治疗中的首选方法。4.消融治疗：是指影像技术引导下在局部直接杀灭肿瘤的一类治疗手段，目前以射频和微波消融及无水酒精注射最为常用。 适应证：对直径≤5 cm的单发肿瘤或最大直径≤3 cm的3个以内多发结节，无血管、胆管侵犯或远处转移，肝功能Child-Pugh A或B级的早期肝癌患者，射频或微波消融是外科手术以外的最好选择。5.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治疗的基本手段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放疗效果较差，且对肝脏损伤较大，因此原发性肝癌患者较少接受放疗。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三维适形放疗和调强适形放疗等现代放疗技术逐渐成熟，为放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肝癌的放疗指征：①肿瘤局限，因肝功能不佳不能进行手术切除，或肿瘤位于重要解剖结构，在技术上无法切除，或拒绝手术。②手术后有残留病灶者。③需要肝脏局部肿瘤处理，否则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如肝门胆管的梗阻、门静脉和肝静脉的瘤栓，对肝门胆管的梗阻患者可以先进行引流，缓解黄疸，再进行放疗。④远处转移灶的治疗，如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以及骨转移，放疗可减轻患者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6.生物治疗与分子靶向治疗：目前，大多数生物治疗方法或技术尚处于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小部分已应用于临床。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治疗肝癌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受到高度的关注。主要包括:①抗EGFR药物，如埃罗替尼（Erlotinib）和西妥昔单抗(Cetuximab)；②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单抗（Bevacizumab）和Brivanib等；③信号传导通路抑制剂，如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RAD001)；④多靶点抑制剂，如索拉非尼（Sorafenib）和舒尼替（Sunitinib）等。7.中医药治疗：目前认为中医药可以作为肝癌的辅助治疗，有助于减少放、化疗的毒性，改善癌症相关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并且有可能延长生存。8.原发性肝癌的系统化疗：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系统性化疗就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多数传统的化疗药物，包括阿霉素（ADM）、5-氟脲嘧啶(5-Fu)、顺铂（PDD）和丝裂霉素（MMC）等，都曾经试用来治疗肝癌，但单药有效率都比较低(一般<10%)，可重复性差，毒副反应明显，且没有改善生存时间，因此多年来停滞不前，迄今尚无标准的化疗药物或方案。目前认为，对于没有禁忌症的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系统化疗优于一般性支持治疗，仍不失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其主要适应证：（1）合并有肝外转移的晚期患者；（2）虽为局部病变，但不适合手术治疗和肝动脉介入栓塞化疗者；（3）合并门静脉主干癌栓者。 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手段多样，但应由医生根据具体病情选择具体的治疗方法，或综合治疗，达到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目的。
区别：影响因子不同，A区的影响因子高于B区的影响因子并且A区杂志的排名在B区排名前，相比较而言A区更难发表。
目前全球有数十万种学术期刊，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十分庞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科研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国内外都是“以刊评文”，这就需要对期刊进行分级。欧美学术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分区是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分区，国内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分区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SCI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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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收录农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领域论文。统计科学期刊被引用情况、发表论文数量以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情况计算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期刊的影响力。
发表SCI论文数以及影响因子被认为是衡量科研工作者以及研究生、科研机构的重要指标。中国的SCI论文数以及质量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国内高校期刊论文分区考核普遍采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提出的SCI期刊分区方法，但是此种分类方法单纯以影响因子划分过于粗糙，应该分学科观察SCI期刊影响因子。
参考资料：中国知网--中国科学院版SCI期刊分区方法的不足与改进
按照该期刊的影响因子，投稿难度和影响力，分为1～4区：一区一般是各领域的top期刊，二区是高水平期刊，三区次之，四区则更普通～～
SCI分区中A区的文章相对更难发，但引用率可能不太高，B区的文章相对A区发表时容易些，但也有一些引用率会比较高。实际上不同学科的影响因子差别很大，在同一个学科内，A区一般是比B区的影响因子要高。
法律分析：sci 一区、二区 、三区、四区指的是SCI论文分区，SCI期刊分区影响较为广泛的有两种：一种是 Thomson Reuters 公司制定的分区（简称汤森路透分区）；第二种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制定的分区（简称中科院分区）。汤森路透分区，汤森路透每年出版一本《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JCR对86 000多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等指数加以统计。JCR将收录期刊分为176个不同学科类别。每个学科分类按照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平均分为Q1、Q2、Q3和Q4四个区：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前25%(含25%)期刊划分为Q1区，前25%～50% (含50%)为Q2区，前50%～75% (含75% )为Q3区， 75%之后的为Q4区。汤森路透分区中期刊的数量是均匀分为四个部分。中科院分区，中科院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天文、工程技术、医学、环境科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及综合性期刊13 大类。然后，将13大类期刊分各自为4 个等级，即4 个区。按照各类期刊影响因子划分，前5% 为该类1 区、6% ～ 20% 为2 区、21% ～ 50% 为3 区，其余的为4 区。在中科院的分区中，1区和2区杂志很少，杂志质量相对也高，基本都是本领域的顶级期刊。法律依据：《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通知》 一、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 [1] 急性的时令病常被联系到天气的异常变化，而慢性缓发的全身性疾病则多被解释为人体内某些假想成分的过剩、不足或这些成分间失去平衡。治疗方法中既有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又夹杂着许多基于臆想的成分。在人类文明史中，这两个阶段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现代医学只是近几百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文明出现的初期，许多医疗活动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往往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后来，逐渐分化出以医疗为专业的医务人员。随着文明的进展，哲学思想逐渐替代神学的解释，疾病不再被视为鬼怪的加害或神明的惩罚。医学范围编辑医学包括许多科学门类，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人类医疗保健服务。医学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一切有助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和技术，都会成为医学的内容。然而作为医学的核心，还是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对象的临床医学和群体医学。医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础医学，它包括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遗传和发育的一些学科，以及研究病原体、免疫及病理过程、药物作用等内容的一些学科。基础医学也是一般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基础医学近年取得的飞跃发展，带动了整个医学的阔步前进。从根本上讲，广大人群的健康幸福是一切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而人群的健康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必要保证。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医学，而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现代医学杂志》核心期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不是核心期刊。是北大中文核心
《现代医学》创刊于1964年，曾用刊名《铁道医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东南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1]。据2020年3月《现代医学》官网显示，《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有编委88人[2]。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共出版文献12824篇、总被下载538855次、总被引22226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3]。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共载文11612篇、基金论文量为848篇、被引量为21261次、下载量为88551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4]。中文名现代医学外文名Modern Medical Journal语种中文类别医药卫生综合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快速导航办刊条件 办刊成果 文化传统 现任领导办刊历史1964年，《铁道医学》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主管、南京铁道医学院和中国铁道学会医学委员会共同主办出版。1966年，《铁道医学》停刊。1976年，《铁道医学》复刊，刊期为双月刊。2002年第2期起，《铁道医学》更名为《现代医学》，主管单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单位改为东南大学[1] 。2013年，该刊刊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3] 。2014年12月，该刊成为中国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6] 。2015年1月1日，《现代医学》不再接收英文稿件[7] 。办刊条件栏目方向栏目设置《现代医学》设有专家论坛、论著、经验交流、临床病例讨论、综述、个案报道、误诊误治、中医中药等栏目[1] 。报道内容《现代医学》主要报道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影像医学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科研成果以及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基础医学研究[1] 。读者对象《现代医学》以中高级卫生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1] 。人员编制据2020年3月《现代医学》官网显示，《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有编委88人[2] 。《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名单职务名单编委丁义涛、丁建东、马林昆、马根山、王冰、王虹、王醒、王文超、王立新、王仲恺、王社临、王学浩、王振球、王道奎、王静成、尹立红、邓毅书、左扬松、史平淮、朱正宏、朱德昌、任刚、刘沛、刘乃丰、刘万里、刘卫兵、刘必成、刘伟东、刘歆农、许长松、许铭石、朱晓莉、孙载阳、孙晓阳、杜志桢、李山、李齐、李延平、李国民、李相成、李树龙、杨伟光、吴发启、邱海波、何仿、余忠、汪华、沈炯、沈洁、沈孝兵、张苗、张英、张晓、张琪、张骠、张以滔、张志珺、张丽华、张建琼、张培影、陈明、周业庭、周新亚、单际平、赵伟、赵建中、赵锋仓、郝超、姚恩达、秦叔逵、袁东亚、袁勇贵、袁翠红、耿曙光、夏正坤、夏锡仪、顾宁、唐萌、唐洪丽、浦跃朴、葛志军、韩旭、谢国祥、雷跃昌、鲍子雨、解满平、滕皋军、颜焕敏[2]办刊成果出版发行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共出版文献12824篇[3] 。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共载文11612篇、基金论文量为848篇[4] 。收录情况《现代医学》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天元数据网全文收录，同时被中国药学文摘、中国医学文摘各分册收录[1] [3] [4] 。影响因子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总被下载538855次、总被引22226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3] 。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被引量为21261次、下载量为88551次；据2017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该刊影响因子为（医学综合刊均影响因子为），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670种）中排第1979名[4] 。荣誉表彰《现代医学》曾被评为铁道部优秀期刊。1999年，《现代医学》被评为第三届江苏省优秀期刊奖。2000年，在首届《CAJ-CÐ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获得“执行优秀奖
现代医学体系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医药学概述、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流行学、急症医学、法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超声医学、航海医学、航空航天医学、潜水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医学，运动医学等。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
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 [1] 急性的时令病常被联系到天气的异常变化，而慢性缓发的全身性疾病则多被解释为人体内某些假想成分的过剩、不足或这些成分间失去平衡。治疗方法中既有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又夹杂着许多基于臆想的成分。在人类文明史中，这两个阶段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现代医学只是近几百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文明出现的初期，许多医疗活动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往往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后来，逐渐分化出以医疗为专业的医务人员。随着文明的进展，哲学思想逐渐替代神学的解释，疾病不再被视为鬼怪的加害或神明的惩罚。医学范围编辑医学包括许多科学门类，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人类医疗保健服务。医学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一切有助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和技术，都会成为医学的内容。然而作为医学的核心，还是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对象的临床医学和群体医学。医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础医学，它包括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遗传和发育的一些学科，以及研究病原体、免疫及病理过程、药物作用等内容的一些学科。基础医学也是一般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基础医学近年取得的飞跃发展，带动了整个医学的阔步前进。从根本上讲，广大人群的健康幸福是一切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而人群的健康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必要保证。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医学，而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西医和现代医学两个概念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更谈不上区分标准，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群人为了把主流医学中坟头草够半个人高的放血疗法什么的再拉出来批判一番就把“西医”这个概念上一堆窟窿的定义掰扯出来何谓“西医”？我国古代是没“西医”这个概念的，当然也没有“中医”的概念。西方的医疗进入中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随着传教士进来的，那时候西医刚走出传统医学阶段，一来疗效是五十步笑百步，二来从业者不多（人家主业是传教），影响较小。后来清末，随着口岸开通，西方人大批进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医疗理念与技术的传入，西方人开设的医馆甚至医学院校在国内出现，中国人才彻底意识到一种新的，高效的医疗体系进入了中国，也是那时诞生了“西医”和“中医”两个词，前者泛指西方传入的医学，后者指代中国传统的医学，这两个词也就在那时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临床医学生考研考的是“西医综合”（官方名称哦），而不是什么“现代医学综合”，因为我们习惯于讲“西医”，不讲“现代医学”，中国人当时没见过西方传统的医学手段，定义“西医”这个词时蕴含的就是现代医学的意思，西方的传统医学不在“西医”的定义之内，就像苏联的喷气式火车不能叫“高铁”一样。西方是不讲“西医”的，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现代西方人讲“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或者说“常规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主流医学”（mainstream medicine）【这俩词在西方也不是什么常规用词】，因为西方已经把传统那些鸡肋统统扫进“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里了，正统的医学就是现代医学，没必要特别讲。而“现代医学”这个词其实东西方都不常用，就是用来描述现代化的医学体系，不涉及中西医的问题，中医就不能现代化了吗？那么多中医从业者这么多年的努力白费了吗？落后是要挨打的。所以总结下来，“西医”是中国人约定俗成对西方传入的现代化的医学体系的称呼，“现代医学”就是用来描述现代化的医学体系，没什么区分标准。
《现代医学》创刊于1964年，曾用刊名《铁道医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东南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1]。据2020年3月《现代医学》官网显示，《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有编委88人[2]。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共出版文献12824篇、总被下载538855次、总被引22226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3]。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共载文11612篇、基金论文量为848篇、被引量为21261次、下载量为88551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4]。中文名现代医学外文名Modern Medical Journal语种中文类别医药卫生综合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快速导航办刊条件 办刊成果 文化传统 现任领导办刊历史1964年，《铁道医学》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主管、南京铁道医学院和中国铁道学会医学委员会共同主办出版。1966年，《铁道医学》停刊。1976年，《铁道医学》复刊，刊期为双月刊。2002年第2期起，《铁道医学》更名为《现代医学》，主管单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单位改为东南大学[1] 。2013年，该刊刊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3] 。2014年12月，该刊成为中国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6] 。2015年1月1日，《现代医学》不再接收英文稿件[7] 。办刊条件栏目方向栏目设置《现代医学》设有专家论坛、论著、经验交流、临床病例讨论、综述、个案报道、误诊误治、中医中药等栏目[1] 。报道内容《现代医学》主要报道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影像医学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科研成果以及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基础医学研究[1] 。读者对象《现代医学》以中高级卫生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1] 。人员编制据2020年3月《现代医学》官网显示，《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有编委88人[2] 。《现代医学》第六届编委会名单职务名单编委丁义涛、丁建东、马林昆、马根山、王冰、王虹、王醒、王文超、王立新、王仲恺、王社临、王学浩、王振球、王道奎、王静成、尹立红、邓毅书、左扬松、史平淮、朱正宏、朱德昌、任刚、刘沛、刘乃丰、刘万里、刘卫兵、刘必成、刘伟东、刘歆农、许长松、许铭石、朱晓莉、孙载阳、孙晓阳、杜志桢、李山、李齐、李延平、李国民、李相成、李树龙、杨伟光、吴发启、邱海波、何仿、余忠、汪华、沈炯、沈洁、沈孝兵、张苗、张英、张晓、张琪、张骠、张以滔、张志珺、张丽华、张建琼、张培影、陈明、周业庭、周新亚、单际平、赵伟、赵建中、赵锋仓、郝超、姚恩达、秦叔逵、袁东亚、袁勇贵、袁翠红、耿曙光、夏正坤、夏锡仪、顾宁、唐萌、唐洪丽、浦跃朴、葛志军、韩旭、谢国祥、雷跃昌、鲍子雨、解满平、滕皋军、颜焕敏[2]办刊成果出版发行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共出版文献12824篇[3] 。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共载文11612篇、基金论文量为848篇[4] 。收录情况《现代医学》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天元数据网全文收录，同时被中国药学文摘、中国医学文摘各分册收录[1] [3] [4] 。影响因子据2020年3月6日中国知网显示，《现代医学》总被下载538855次、总被引22226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3] 。据2020年3月6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现代医学》被引量为21261次、下载量为88551次；据2017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该刊影响因子为（医学综合刊均影响因子为），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670种）中排第1979名[4] 。荣誉表彰《现代医学》曾被评为铁道部优秀期刊。1999年，《现代医学》被评为第三届江苏省优秀期刊奖。2000年，在首届《CAJ-CÐ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获得“执行优秀奖
现代医学体系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医药学概述、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流行学、急症医学、法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超声医学、航海医学、航空航天医学、潜水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医学，运动医学等。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医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医学而延续至今的特称为传统医学，大众所说的西医其实指的是近现代医学，因而西医不同于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还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一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欧美又发展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称之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生物学兴起，又诞生了系统生物医学或称之系统医学在全球迅速发展了起来，将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现代化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