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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三国期间著名将领，《三国演义》中的主人翁之一。众所周知，在《三国志》这所谓的“正史”中对此人记述甚少，以致人们对罗本的《演义》议论纷纷。可这“正史”也并非记录片，史官趋炎附势的春秋笔法我也暂且不论，罗本之所以对赵云浓墨重彩地渲染无非是借以表达小说的思想，在下也就不妨将赵云做一艺术形象来分析。基于以上原因，下面便开始梦回三国，走近赵云。 驰骋疆场，常胜将军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战场是残酷可怕的，危机四伏；势如破竹的长枪，虎虎生威的大刀，暗中击发的弩箭，甚至出其不意飞来的一面盾牌都可能使人口吐白沫，晕厥马下。以致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因此兵将能“劫后余生”就万分庆幸了，更何望“驰骋疆场”？由此观之一切诸如“一吕二赵三典韦”之说的武力排行都是虚幻的，而这些排名也都源于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变态心理和虚荣心，其实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因此一切排名都是幼稚和弱智的。但如果真要排也只能排胜率，而胜率很大一部分都看人的处世和谋略，武力当然是基础，但善用者方可常胜，正如善用贤才可得天下。 以下分三个时期来评析赵云的战绩： 1. 少青壮年：这时的赵云锐不可当，锋芒毕露，初战便击败文丑，之后又挫败袁绍，跟随刘备后更是指哪打哪，无往不利，更有长坂雄风，截江救主之佳话。然而赵云也并非一味鲁莽；从孔明之言知诈败以诱敌，从徐庶之计知以智破八门金锁阵，可见青壮年时赵云已颇为老练，知藏锋，也知好钢需用在刀刃上。单骑救主于长坂使其深得刘备信任并扬名天下，截江救主进一步消除了与刘关张之间的隔膜……而不似关、张之辈每临阵则锋芒毕露，张牙舞爪，称万人敌。至于两种作战心态孰优孰劣，看看三人下场便知……可见初期的赵云长枪白马英俊潇洒的背后是一个及时雨的形象。 2. 中年：人到中年，历遍沧海桑田，经历过庞统军师及许多战友的殒身，赵云从中又学到了很多。在少年老成的基础上又韬光养晦，不作出头鸟，甘当救火员，争做封喉人。计取桂阳足见其智勇双全，护主访吴足见其临危不乱，雒城阵前救张飞、北山军中护黄忠则更见其老谋深算，一针见血。而汉水一役侧是赵云的巅峰之战，其间智勇谋略不予细说，“正史”也有记载，可参照《史记·李将军列传》，对李广和赵云进行比较。这也是我最欣赏的一役，赵云竟能“虚则虚之”智败奸猾的曹操，可见其功力深厚。再者就是很久以后的猇亭救主了，阻谏不成的赵云也希望在沉默中爆发，至于刘备我不必细批，而赵云则是仁义忠勇大放异彩，还赢得了刘备托孤之信任。可见中年赵云更加沉稳，该出手时就出手且出手必胜，正如“暴雪出品，绝对精品”，作一位常胜将军与做一个常盛的公司是有相通之处的。 3. 老年：老年不服老，人之常情，赵云亦如是。从独领汉中北伐小有成就，到南征平蛮完成关键任务，到随诸葛亮北伐力斩五将，赵云又让天下为之一震，仿佛廉颇在世，重现长坂雄风。然而老矣糊涂，赵云也险些重蹈黄忠的覆辙，所幸有诸葛亮运筹帷幄，才保住了一世英名、蜀汉声威。此后赵云与邓芝自箕谷全身而退后，便再无建树，安了此生，一生未尝败绩，可谓壮载，当为此浮一大白！ 浮沉宦海，亢龙有悔 身为武官，赵云在五虎大将中官职是最低的，也与其能力不符。从牙门将军，到翊军将军，到中护军，征南将军，永昌亭侯，再迁镇东将军，再左迁镇军将军,最后谥顺平侯。前二者处于刘备的困难期，意义不太大，就从中护军开始吧。赵云初期不贪功，不图利，不近财色酒乐，十分谨慎（很符合真三的套路），做到了清正廉洁，当上了中护军。这个中护军嘛，具体地说是掌握统帅中央军队实权，调度兵力，选拔武官的一个官职，其实是一个既安全又舒服而且十分重要的位子。比之于关张等守边大将，如果后者是梅西，那么赵云就相当于里克尔梅，看似同样重要的二者其实付出不同而作用皆很大。梅西拼抢多，受伤也多，而里克尔梅则只须送出几记精准的传球就可助攻得分。同样，关张连年征战，名虽胜于云但出生入死反不及云活得惬意，倒不是我说云无勇，只是赞其明哲保身耳。况且中护军这位子没点文凭也是坐不了的。 而中护军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看看三国的中护军，如魏之韩浩、蒋济、夏侯玄、司马师，吴之周瑜，蜀之费袆，足下便知赵云在做什么了，他们皆君主心腹且多为文官，运筹帷幄，培育祖国的花朵，选拔优良品种，堪称国之顶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由此可见赵云的能力。 再看贬为镇军将军之事。事由马谡失街亭说起，赵云方面一切顺利，但诸葛亮却因马谡失利而不得不退，而赵云虽无过，反而有功，即使算为出师不利，也可功过相抵，可为何又贬为镇军将军呢？只有一种可能----自贬。 这又是为何呢？《易》云：“亢龙有悔”。此“悔”乃“缺陷”意也。即高飞之龙有缺陷，龙即使能飞的更高也不要高飞。龙乃人创祥兽，是被奉为完美的神，那为何“亢龙有悔”呢？我暂且不细讲，且举几例： 1. 关羽 话说关公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攻拔襄阳，威震华夏，曹操为避之犹欲迁都……此时他已达人生的顶峰，可偏过峰即走下坡路，洋洋得意的他缺陷毕露，以致吕子明白衣渡袭取荆州，关公父子死于非命。 2. 刘备 刘备称帝后显然是兴奋过度，自恃位高，便连最信任的孔明、赵云的话也不听，去东吴送死，最终玩够了，命丢了，蜀汉也虚了…… 3. 诸葛亮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可见不仅刘阿斗扶不起，刘备也不易扶；然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引得万人猜忌，包括刘禅，以致在呼风唤雨之时北伐大业即将完成之刻被后主信馋而召回，功败垂成，饮恨一生。 可见赵云知隐忍，急流勇退，真得以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并非是云不忠不尽力，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纵析当时势，云此举是利己利国。此举自然也给了孔明一个台阶下，却促使他继续北伐。须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亮于此则差云很多，最终不量力而行，客死他乡，其心可嘉，然行不足鉴也。无功久战空损国力，或为亮之过也。由此观之，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确为为官金典。 赵云虽为武官，然为官之道比之于文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处处尽善尽美，利国利己，令人钦佩。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以此评价赵云实不为过。不得不承认云思想品行高尚，很有修养内涵，也难怪在时隔千七百年后今天仍是人气最高的武将。现举几事以彰其行： 1. 计取桂阳 太守赵范以嫂樊娟之美色诱之，云固辞不许。时范已与云结拜，云曰“范嫂亦云嫂也”，遂叱之。由此足见其洁身自好，不近女色。 2. 为民请命 益州既定，先主欲将成都民宅分赐诸将，云阻谏曰：“百姓初罹兵革，须抚之恤之方可得民心，当尽数归还。待天下一统在各返桑梓才可享受”。刘备善之。足见云之仁德，深明大义。 3. 箕谷兵退 云全身而退，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诸将，云曰出师不利不当赏赐。请入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由此亦足见云之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纵观五虎大将，唯赵云最趋完美。关羽“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暴而无恩”，“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马超“阻戎负勇”，黄忠“常先登陷阵 看这些所谓的正史记载便知罗本为何要彰显赵云了，因为从有限资料来看赵云最有条件。再看谥号，关张黄马分别为：壮缪侯、桓侯、威侯、刚侯，足见其好斗勇狠。而四人结局都没有赵云这顺平侯好，也又真叫人羡慕。性格决定命运，赵云的性格决定了他长胜不败的完美人生。 “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足见云之魅力。 不论是结合野史看正史，还是演义，赵云都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值得研究的人，学史者不当皆以正史论，当理性的分析，结合正史来研究。近来书店中“品三国”者比比皆是，没有一个敢论赵云的，品来品去还是那几根老骨头，辗转多人之口舌后仍被人轮着品，“大家”品味果然不同凡响，数黑论黄，装腔作势，叼着正史便滔滔不绝，从此君之口经那君之齿又沾这君之舌，令人无奈。倒是几位网友说的颇有深度，然文不甚深，语不甚俗，平易近人，令人叫好。且有长篇大论赵云者。在下久浮沉于学诲、书海、游戏泉中，于喝茶时闲作此篇，聊抒所怀。谨向罗贯中及天变雨纹兄致敬，向易君等人报以最长的手指。 此乃一家之言，虽漏洞百出，亦实悠悠我心，亦当以此篇向赵云致敬，亲身为后人演绎了这一段千古传奇，供我们品味吟哦，悠哉游哉啊。不管是不是正史，就算把这当作一部“史上最卖座的电影”来欣赏，也不为过呀。 不过再回头看来，赵云这么牛的人因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倒真有种“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悲凉之感。不过反观赵云的人生谋略，连我都颇感压抑，何况子龙呢？于是我便在此为《演义》第九十七回“常山有虎将”诗后加上一段，加上一段“后现代解构主义”(无厘头)的“赵云结局”： 然事果如此耶？非也。却说云北伐归来倍感心力交瘁，厌倦了刀光剑影，便不传二子武艺；厌倦了宦海浮沉，便决心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莫管他什么汉魏蜀吴晋，只管清风明月，猿鹤松竹。于是他与二子间入汉中，伺一风起之机，使出百步穿杨绝技，射断了孔明庭前的松树。众人大惊，皆以劲风断树，无不骇然。孔明就占一课，疑为损一大将。云闻之大喜，逐令二子披麻戴孝，谎报丧情。而后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与于吉、左慈为友，猿鹤为朋，妻子则为之守坟，此后便无人知晓。 直至咸熙元年蜀灭时，才有人于定军山南一山丘上见一老人，似已逾百岁，其人狂歌恸哭，歌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不必说，正是赵云，而此山丘正是诸葛亮所葬之处。 却说当日孔明袖占知云未死，而云仍自谓得意，日后孔明前往拜谒赵云，云方惊疑。二人互诉衷肠，孔明对子龙表示理解，子龙也对孔明的执着表示钦佩。此乃后话，不表。 不论正史、野史，都并不可靠，既如此，又何必计较于正野之别呢?倒不如以之为基，怀着一种审美而艺术的心，去尽情地推测，没准最多人达成共识的那种便于史实八九不离十呢？人言“历史不忍细看”，我言“历史何须细看”，只要能使吾曹受益匪浅，即是以史为鉴，又何须分正、野呢？ 当今学者过分执迷不悟于正野史之分，以致随便找一本历史人物之书便满卷疑团。可为何不化疑团为设想，再从中得出教训呢？而这或许便是悟性吧！一青灯，一黄卷，一莲座，数年枯禅便参悟人世玄理，而成为得道高人，这在当今已不多见。 或许赵云在《三国演义》中是虚构成分最多的人吧，而演义本身就是虚构居多，于是赵云便成为了它借以表达的忠、孝、义、节的代言人。我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世人论及云时皆能发挥想象畅所欲言，莫随老儒入黄土，且伴畅想登鸿途！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君王？野记正史皆宦语，且将梦呓换沧桑。 以上便是鄙人对赵云的一些看法。后半部看似跑题但却为主干之基础，看官览后也必能各有所感，就连我自己写完后也感触良多。 过去在下也写过不少三国题材的杂文，但如今真冠以论文之名却使我无从收尾了，别越写越多了。只有感谢看官能通篇读下，如此在下便欣慰万分了。
华为不会陷入魔咒，闪存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虽然华为最初的公关处理做得并不理想，让消费者觉得很恼火。但之后余承东迅速端正态度，及时地把舆论的风头给摆正了。
闪存门不会影响到华为，哪怕出现类似于三星note7那样的电池爆炸，也不会动摇华为的根基。因为华为的成功是一种渐性崛起，并不是单纯的洗脑式营销走红抑或是蹭到了市场机遇。类似于小米MIX或是VO走代言和摄像路线。这些方式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让手机的销售获得爆炸性增长，所以OPPO一度反超华为其实不稀奇，依靠营销卖点达到超高的出货量是行业内不足为奇的点。而这些品牌恰恰是经不起打击的，说到底，就是缺乏底蕴。
也就是所谓的国产手机魔咒，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这些品牌缺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为其它品牌所替代进而被抢占市场份额。
但是华为不同，早在03年就进入了手机市场，华为的积淀极为深厚。华为的成功，你会发现没有那种爆发性的增长点，其出货量一直是稳步前进。虽然mate7是捧红华为的契机，但归根结底，真正让华为走向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并不是一部手机，而是整整十几年的手机品牌打造与运营。
这就是底蕴，有底蕴的公司，不会轻易地被打倒。就像三星不会因为机皇闹出风波而就此一蹶不振，甚至对于三星整体而言，note7带来的影响是不足为惧的。而华为也有这样的势头，从每年高额的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是国内和海外双市场的稳步增长，国际性的高速扩张，华为已然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手机帝国，正向三星苹果那样的公司迈进。
这样的华为，是个演技派，实力派。演技派实力派，就像就一样，越醇越香。又怎会陷入三年魔咒呢？而有些缺乏底蕴的偶像派，流量明星，倒确实容易为一个小挫折而彻底击溃，或是迅速蹿红又几近没落。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三国期间著名将领，《三国演义》中的主人翁之一。众所周知，在《三国志》这所谓的“正史”中对此人记述甚少，以致人们对罗本的《演义》议论纷纷。可这“正史”也并非记录片，史官趋炎附势的春秋笔法我也暂且不论，罗本之所以对赵云浓墨重彩地渲染无非是借以表达小说的思想，在下也就不妨将赵云做一艺术形象来分析。基于以上原因，下面便开始梦回三国，走近赵云。驰骋疆场，常胜将军“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战场是残酷可怕的，危机四伏；势如破竹的长枪，虎虎生威的大刀，暗中击发的弩箭，甚至出其不意飞来的一面盾牌都可能使人口吐白沫，晕厥马下。以致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因此兵将能“劫后余生”就万分庆幸了，更何望“驰骋疆场”？由此观之一切诸如“一吕二赵三典韦”之说的武力排行都是虚幻的，而这些排名也都源于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变态心理和虚荣心，其实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因此一切排名都是幼稚和弱智的。但如果真要排也只能排胜率，而胜率很大一部分都看人的处世和谋略，武力当然是基础，但善用者方可常胜，正如善用贤才可得天下。以下分三个时期来评析赵云的战绩：1. 少青壮年：这时的赵云锐不可当，锋芒毕露，初战便击败文丑，之后又挫败袁绍，跟随刘备后更是指哪打哪，无往不利，更有长坂雄风，截江救主之佳话。然而赵云也并非一味鲁莽；从孔明之言知诈败以诱敌，从徐庶之计知以智破八门金锁阵，可见青壮年时赵云已颇为老练，知藏锋，也知好钢需用在刀刃上。单骑救主于长坂使其深得刘备信任并扬名天下，截江救主进一步消除了与刘关张之间的隔膜……而不似关、张之辈每临阵则锋芒毕露，张牙舞爪，称万人敌。至于两种作战心态孰优孰劣，看看三人下场便知……可见初期的赵云长枪白马英俊潇洒的背后是一个及时雨的形象。2. 中年：人到中年，历遍沧海桑田，经历过庞统军师及许多战友的殒身，赵云从中又学到了很多。在少年老成的基础上又韬光养晦，不作出头鸟，甘当救火员，争做封喉人。计取桂阳足见其智勇双全，护主访吴足见其临危不乱，雒城阵前救张飞、北山军中护黄忠则更见其老谋深算，一针见血。而汉水一役侧是赵云的巅峰之战，其间智勇谋略不予细说，“正史”也有记载，可参照《史记·李将军列传》，对李广和赵云进行比较。这也是我最欣赏的一役，赵云竟能“虚则虚之”智败奸猾的曹操，可见其功力深厚。再者就是很久以后的猇亭救主了，阻谏不成的赵云也希望在沉默中爆发，至于刘备我不必细批，而赵云则是仁义忠勇大放异彩，还赢得了刘备托孤之信任。可见中年赵云更加沉稳，该出手时就出手且出手必胜，正如“暴雪出品，绝对精品”，作一位常胜将军与做一个常盛的公司是有相通之处的。3. 老年：老年不服老，人之常情，赵云亦如是。从独领汉中北伐小有成就，到南征平蛮完成关键任务，到随诸葛亮北伐力斩五将，赵云又让天下为之一震，仿佛廉颇在世，重现长坂雄风。然而老矣糊涂，赵云也险些重蹈黄忠的覆辙，所幸有诸葛亮运筹帷幄，才保住了一世英名、蜀汉声威。此后赵云与邓芝自箕谷全身而退后，便再无建树，安了此生，一生未尝败绩，可谓壮载，当为此浮一大白！浮沉宦海，亢龙有悔身为武官，赵云在五虎大将中官职是最低的，也与其能力不符。从牙门将军，到翊军将军，到中护军，征南将军，永昌亭侯，再迁镇东将军，再左迁镇军将军,最后谥顺平侯。前二者处于刘备的困难期，意义不太大，就从中护军开始吧。赵云初期不贪功，不图利，不近财色酒乐，十分谨慎（很符合真三的套路），做到了清正廉洁，当上了中护军。这个中护军嘛，具体地说是掌握统帅中央军队实权，调度兵力，选拔武官的一个官职，其实是一个既安全又舒服而且十分重要的位子。比之于关张等守边大将，如果后者是梅西，那么赵云就相当于里克尔梅，看似同样重要的二者其实付出不同而作用皆很大。梅西拼抢多，受伤也多，而里克尔梅则只须送出几记精准的传球就可助攻得分。同样，关张连年征战，名虽胜于云但出生入死反不及云活得惬意，倒不是我说云无勇，只是赞其明哲保身耳。况且中护军这位子没点文凭也是坐不了的。而中护军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看看三国的中护军，如魏之韩浩、蒋济、夏侯玄、司马师，吴之周瑜，蜀之费袆，足下便知赵云在做什么了，他们皆君主心腹且多为文官，运筹帷幄，培育祖国的花朵，选拔优良品种，堪称国之顶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由此可见赵云的能力。再看贬为镇军将军之事。事由马谡失街亭说起，赵云方面一切顺利，但诸葛亮却因马谡失利而不得不退，而赵云虽无过，反而有功，即使算为出师不利，也可功过相抵，可为何又贬为镇军将军呢？只有一种可能----自贬。这又是为何呢？《易》云：“亢龙有悔”。此“悔”乃“缺陷”意也。即高飞之龙有缺陷，龙即使能飞的更高也不要高飞。龙乃人创祥兽，是被奉为完美的神，那为何“亢龙有悔”呢？我暂且不细讲，且举几例：1. 关羽 话说关公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攻拔襄阳，威震华夏，曹操为避之犹欲迁都……此时他已达人生的顶峰，可偏过峰即走下坡路，洋洋得意的他缺陷毕露，以致吕子明白衣渡袭取荆州，关公父子死于非命。2. 刘备 刘备称帝后显然是兴奋过度，自恃位高，便连最信任的孔明、赵云的话也不听，去东吴送死，最终玩够了，命丢了，蜀汉也虚了……3. 诸葛亮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可见不仅刘阿斗扶不起，刘备也不易扶；然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引得万人猜忌，包括刘禅，以致在呼风唤雨之时北伐大业即将完成之刻被后主信馋而召回，功败垂成，饮恨一生。可见赵云知隐忍，急流勇退，真得以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并非是云不忠不尽力，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纵析当时势，云此举是利己利国。此举自然也给了孔明一个台阶下，却促使他继续北伐。须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亮于此则差云很多，最终不量力而行，客死他乡，其心可嘉，然行不足鉴也。无功久战空损国力，或为亮之过也。由此观之，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确为为官金典。赵云虽为武官，然为官之道比之于文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处处尽善尽美，利国利己，令人钦佩。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以此评价赵云实不为过。不得不承认云思想品行高尚，很有修养内涵，也难怪在时隔千七百年后今天仍是人气最高的武将。现举几事以彰其行：1. 计取桂阳 太守赵范以嫂樊娟之美色诱之，云固辞不许。时范已与云结拜，云曰“范嫂亦云嫂也”，遂叱之。由此足见其洁身自好，不近女色。2. 为民请命 益州既定，先主欲将成都民宅分赐诸将，云阻谏曰：“百姓初罹兵革，须抚之恤之方可得民心，当尽数归还。待天下一统在各返桑梓才可享受”。刘备善之。足见云之仁德，深明大义。3. 箕谷兵退 云全身而退，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诸将，云曰出师不利不当赏赐。请入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由此亦足见云之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纵观五虎大将，唯赵云最趋完美。关羽“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暴而无恩”，“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马超“阻戎负勇”，黄忠“常先登陷阵看这些所谓的正史记载便知罗本为何要彰显赵云了，因为从有限资料来看赵云最有条件。再看谥号，关张黄马分别为：壮缪侯、桓侯、威侯、刚侯，足见其好斗勇狠。而四人结局都没有赵云这顺平侯好，也又真叫人羡慕。性格决定命运，赵云的性格决定了他长胜不败的完美人生。“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足见云之魅力。不论是结合野史看正史，还是演义，赵云都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值得研究的人，学史者不当皆以正史论，当理性的分析，结合正史来研究。近来书店中“品三国”者比比皆是，没有一个敢论赵云的，品来品去还是那几根老骨头，辗转多人之口舌后仍被人轮着品，“大家”品味果然不同凡响，数黑论黄，装腔作势，叼着正史便滔滔不绝，从此君之口经那君之齿又沾这君之舌，令人无奈。倒是几位网友说的颇有深度，然文不甚深，语不甚俗，平易近人，令人叫好。且有长篇大论赵云者。在下久浮沉于学诲、书海、游戏泉中，于喝茶时闲作此篇，聊抒所怀。谨向罗贯中及天变雨纹兄致敬，向易君等人报以最长的手指。此乃一家之言，虽漏洞百出，亦实悠悠我心，亦当以此篇向赵云致敬，亲身为后人演绎了这一段千古传奇，供我们品味吟哦，悠哉游哉啊。不管是不是正史，就算把这当作一部“史上最卖座的电影”来欣赏，也不为过呀。不过再回头看来，赵云这么牛的人因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倒真有种“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悲凉之感。不过反观赵云的人生谋略，连我都颇感压抑，何况子龙呢？于是我便在此为《演义》第九十七回“常山有虎将”诗后加上一段，加上一段“后现代解构主义”(无厘头)的“赵云结局”：然事果如此耶？非也。却说云北伐归来倍感心力交瘁，厌倦了刀光剑影，便不传二子武艺；厌倦了宦海浮沉，便决心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莫管他什么汉魏蜀吴晋，只管清风明月，猿鹤松竹。于是他与二子间入汉中，伺一风起之机，使出百步穿杨绝技，射断了孔明庭前的松树。众人大惊，皆以劲风断树，无不骇然。孔明就占一课，疑为损一大将。云闻之大喜，逐令二子披麻戴孝，谎报丧情。而后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与于吉、左慈为友，猿鹤为朋，妻子则为之守坟，此后便无人知晓。直至咸熙元年蜀灭时，才有人于定军山南一山丘上见一老人，似已逾百岁，其人狂歌恸哭，歌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不必说，正是赵云，而此山丘正是诸葛亮所葬之处。却说当日孔明袖占知云未死，而云仍自谓得意，日后孔明前往拜谒赵云，云方惊疑。二人互诉衷肠，孔明对子龙表示理解，子龙也对孔明的执着表示钦佩。此乃后话，不表。不论正史、野史，都并不可靠，既如此，又何必计较于正野之别呢?倒不如以之为基，怀着一种审美而艺术的心，去尽情地推测，没准最多人达成共识的那种便于史实八九不离十呢？人言“历史不忍细看”，我言“历史何须细看”，只要能使吾曹受益匪浅，即是以史为鉴，又何须分正、野呢？当今学者过分执迷不悟于正野史之分，以致随便找一本历史人物之书便满卷疑团。可为何不化疑团为设想，再从中得出教训呢？而这或许便是悟性吧！一青灯，一黄卷，一莲座，数年枯禅便参悟人世玄理，而成为得道高人，这在当今已不多见。或许赵云在《三国演义》中是虚构成分最多的人吧，而演义本身就是虚构居多，于是赵云便成为了它借以表达的忠、孝、义、节的代言人。我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世人论及云时皆能发挥想象畅所欲言，莫随老儒入黄土，且伴畅想登鸿途！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君王？野记正史皆宦语，且将梦呓换沧桑。以上便是鄙人对赵云的一些看法。后半部看似跑题但却为主干之基础，看官览后也必能各有所感，就连我自己写完后也感触良多。过去在下也写过不少三国题材的杂文，但如今真冠以论文之名却使我无从收尾了，别越写越多了。只有感谢看官能通篇读下，如此在下便欣慰万分了。
中国手机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对国产品牌来说，想要在市场业绩上有着稳定的表现，需要从性能、营销、客服等诸多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综合各大手机厂商的具体表现来看，能够在诸多环节都保持较强竞争力的手机品牌还是相对匮乏的，无论是小米还是OPPO等品牌，或许在某一个领域或特定阶段能够有着理想的表现，但要想在市场上保持优势位置的持续性还是面临较大阻力的，而华为则与之不同，因为在诸多的国产手机厂商中，华为无论是科研投入还是生产工艺，都属于行业领先的佼佼者，这也为其长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不会因为个别细节上的瑕疵影响到其市场地位。
华为作为国产手机厂商，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历经曲折，但付出就会有回报，目前的中国手机市场上，华为的品牌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自从2015年超越小米成为行业老大以后，始终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无论是手机性能的稳定性，还是用户体验度的不断提高，都为华为的品牌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爆出闪存缺陷，并且也对市场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尚不足以撼动华为的市场地位，毕竟消费者对华为品牌的信任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关键是任何品牌的手机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即便是三星作为当前的全球手机市场领导者，也因为电池门而备受诟病，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再次超越苹果成为行业老大，这也充分说明了手机用户对品牌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
由此可见，华为作为国产手机的知名品牌，在过去几年的市场博弈中都有着不错的表现，虽然国产手机很难保持长盛不衰的发展轨迹，但在华为的全球化战略衬托下，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这也被外界视为将会改变国产手机没有常胜将军这一尴尬局面的最佳时机，而所谓“闪存门”的出现，对其品牌维护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相比较其他国产品牌来说，华为的综合实力依然是最强的，有了如此坚实的基础，华为在国内手机市场的榜首位置是很难旁落的。
2011年年11月11日，《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新一届编委会产生，杂志总编辑由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雷寒教授兼任。编委会由69名编委组成，其中编委63名，顾问3名，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医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专家。《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名单顾 问：钟南山 郑树森 王德炳 游苏宁 程伯基 文历阳总编辑：雷寒副总编辑：胡大一 吕兆丰 孙宝志 杜贤 黄爱龙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曹德品(哈尔滨医科大学) 崔慧先(河北医科大学) 杜小平(哈尔滨师范大学) 冯泽永(重庆医科大学) 郭永松(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贺加(第三军医大学) 胡鸿毅(上海中医药大学) 黄爱龙(重庆医科大学) 李红玉(辽宁医学院) 李俊伟(浙江中医药大学) 厉岩(华中科技大学) 刘毅(泸州医学院) 鲁映青(复旦大学) 吕力(昆明医学院) 马兆明(西安交通大学) 彭泽平(西南大学) 孙宝志(中国医科大学) 孙慕义(东南大学) 唐文(南京医科大学) 万学红(四川大学) 王县成(卫生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闻德亮(中国医科大学) 温世浩(第二军医大学) 吴小翎(重庆医科大学) 冼利青(中山大学) 徐晓媛(中国药科大学) 殷进功(第四军医大学) 俞方(浙江大学) 曾诚(四川大学) 赵明杰(大连医科大学) 周建军(重庆三峡医药高专) 周增桓(南方医科大学) 陈刚(复旦大学) 董志(重庆医科大学) 杜贤(人民卫生出版社) 郭立(北京大学) 何萍(汕头大学) 胡大一(北京大学) 胡质毅(广州中医药大学) 雷寒(重庆医科大学) 李俊(安徽医科大学) 黎孟枫(中山大学) 刘佩梅(天津医科大学) 娄红祥(山东大学) 罗萍(重庆医科大学) 吕兆丰(首都医科大学) 孟群(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石鹏建(教育部高教司) 孙连坤(吉林大学) 孙玉萍(新疆医科大学) 陶立坚(中南大学) 王维民(北京大学) 王心旺(广州医学院) 文民刚(南方医科大学) 吴仁友(上海交通大学) 线福华(首都医科大学) 谢宗豹(上海交通大学) 杨耀防(九江学院) 余保平(武汉大学) 于晓松(中国医科大学) 张勤(北京协和医学院) 郑家伟(上海交通大学) 周倩(郑州大学)
大陆著名出版人 中国大陆的著名出版人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李朋义、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聂震宁、河北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亚民、广西出版总社副总裁李元君、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帅张胜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帅陈昕、辽宁出版集团主帅任慧英、副帅俞晓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金盾出版社社长张延扬、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社长赵济清、《时尚》总裁吴泓与总编辑刘江、《南风窗》主编秦朔、《财经》主编胡舒立、《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知音》总编胡勋璧、《读者》主编彭长城、《故事会》主编何承伟、《今古传奇》社长舒少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铨科、《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韩湘景、《中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分册》主任游苏宁等。 洪晃，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作家章含之的女儿、导演陈凯歌的前妻。1961年生于北京。12岁时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英文。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大学。曾经做过咨询、有色金属贸易、投资等业务。现为出版人。沈浩波简介：江苏泰兴人，1976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磨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策划。出版有《北京娃娃》、《诛仙》系列、《明朝那些事儿》以及《盗墓笔记》《盗墓之王》《我在新郑当守墓人》等与盗墓有关的书。其中，《诛仙》引发奇幻风潮，《明朝那些事儿》则引发明朝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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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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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Daniel Garber, Michael Ayer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英] F. 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英] 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英] 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德] 卡西尔：《启蒙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德]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 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1。 2． [德]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4． [澳] 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德]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德]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美]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 10．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 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回答者：ken_su - 魔法学徒 一级 6-4 10:09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家，然后作为一个哲学家或者称之为自由思想者，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包含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他是一个充满着反叛精神的诗人哲学家，他强力地批判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更提出了超人理论和永恒轮回的命题，渴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强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他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叔本华之处就在于，他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寻找到一种意义，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他的思想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但是由于尼采的某些思想过于极端，过于的强力，因此后来被纳粹所利用而染上“纳粹哲学家”的污名。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任何伟大都会被误解。 尼采的诗歌 太阳沉落了 1 你不会再干渴得长久了， 烧焦了的心！ 约言在大气之中飘荡， 从那些不相识的众人口中向我吹来， 强烈的凉气来了…… 我的太阳在中午炎热的照在我头上： 我欢迎你们，你们来了， 突然吹来的风， 你们，午后的凉爽的精灵！ 风吹得异样而纯洁。 黑夜不是用斜看的 诱惑者的眼光 在瞟着我吗？…… 保持坚强，我的勇敢的心！ 不要问，为什么？—— 2 我的浮生的一日！ 太阳沉落了。 平坦的波面 已经闪耀着金光。 岩石发散着热气： 也许是在午时 幸福躺在他上面午睡？—— 在绿光之中 褐色的深渊还托出幸福的影子。 我的浮生的一日！ 近黄昏了！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 一半的光辉， 已经涌出象露珠 一样的眼泪， 白茫茫的海上已经悄悄地流过 你的爱情的红光， 你的最后的动摇的永福。 3 金色的欢畅啊，来吧！ 你是死亡的 最秘密、最甘美的预尝的滋味！ ——我走路难道走得太快？ 现在，我的脚疲倦了， 你的眼光才赶上我， 你的幸福才赶上我。 四周围只有波浪和戏弄。 以往的苦难， 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 我的小船现在悠然自得。 风暴和航海——怎么都忘了！ 愿望和希望沉没了， 灵魂和大海平静地躺着。 七重的孤独！ 我从未感到 甘美的平安比现在更靠近我， 太阳的眼光比现在更温暖。 ——我的山顶上的冰不是还发红光吗？ 银光闪闪，轻盈，象一条鱼， 现在我的小船在水上漂去…… 星的道德 注定走向星的轨道上面， 星啊，黑暗跟你有什么相干？ 快乐地穿过这个时代行驶！ 愿它的悲惨跟你无关而远离！ 你的光辉属于极远的世界， 对于你，同情也该算是犯罪！ 你只遵守一诫：保持纯洁！ 回答者：linnan7060 - 童生 一级 6-4 14:40我写过一篇尼采的论文，给你怎样？ 回答者：summeraga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4 19:48 这里都有
2015年 第9期专家视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发展趋势及应对思考周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0）摘要本文介绍了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现状和分类，根据目前电信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电信运营商转型过程中集中化等手段的特点，分析了未来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应对网络优化变化的思考。关键词网络优化；集中化；智能化；大数据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599（2015）09-0001-04DOI:超过2000亿，建成超过70万个4G基站并将在今年年周 胜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部副总经理兼新业务总监，国际工程咨询协会FIDIC亚太分会青年工程师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负责和参与了国家重大专项、863计划等3G/4G相关课题，获省部级或公司级科技进步奖和工程咨询奖等20多项，出版8本专著和译著并有2本获引进版优秀图书奖，向VTC等国内外会议、期刊杂志提交30多篇论文，申请发明专利国内12项、国际2项并有9项已授权。底建成100万4G基站，实现绝大部分城市、县城的连续覆盖以及发达乡镇的热点覆盖，4G用户已超过了1亿。移动通信网络建设部署之后就必然出现对网络优化的需求，虽然正在运行的通信网络上所作的任何改动都意味着风险，与通信网络追求稳定可靠的宗旨相违背，但是由于宏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变迁以及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带来各种业务的开展，移动通信网络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完善的网络规划设计基础上进行网络调整和优化是必然的过程。以国外成熟的市场作为参照，欧洲运营商的网络优化和维护费用通常占其资本支出的20%，因此移动通信网络优化的意义重大，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1）随着网络设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硬件设备软件化趋势的引入，设备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以及实验室1 概述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驱动下，全球4G网络建设规模和4G用户快速增长，仅中国移动已投入收稿日期：2015-09-05测试环境不足以彻底揭示技术本身引入的问题，设备参数及其组合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调整和设置，而且用户分布、业务行为、电波传播等不确定因素使得使用简化模型和静态仿真的网络规划设计只能从统计意义12015年9月 第 9 期（第28卷 总第216期）月刊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专家视点2015年 第9期上给出预计的网络覆盖和性能情况，必须通过网络优化适应实际的无线环境和用户、业务变化。（2）由于物业等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无线网络分散分布的特点，难以保证所有基础设施如基站位置、天线高度等完全符合规划设计方案，而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性能，同时还会影响网络中的干扰分布，进而影响系统容量和质量，必须通过网络优化消除或减弱这些影响。（3）4G的快速发展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量而丰富的业务密不可分，新型业务不仅业务特征与以往话音等传统业务有很大差异，而且用户使用行为和分布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根据业务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网络。
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从小立志。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出自于司马迁写的巨著《史记•陈涉世家》。文中的陈涉，年轻时就有远大的抱负，不甘心一辈子替别人耕田种地，面对在一起耕田种地的平庸的伙伴，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立志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在大泽乡，陈涉领导戍卒900多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陈涉的首创之功，与陈涉年轻时就有远大的抱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从小立志。 人们常说，“立志才能成才”，“有志者，事竟成”。的确，我们要想报效祖国，首先就得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只有这样，才会有奋斗的目标，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们的远大志向应该是：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学虽然也有努力进取之心，却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一旦遇到困难就泄气，就打退堂鼓，不能克服困难、持之以恒地学习；还有的同学，他们也想做遵守纪律、好好学习的优秀生，可是却管不住自己，时间一长就忘记了自己的决心；更有些同学，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以为努力学习是为了家长和老师，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同学之所以有如此欠佳的表现，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学还没有真正在自己心中树立起远大理想。“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因此，我们要想成才，就要先立志，要立长志。誓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成为我们青少年的远大志向。 树立起远大志向，有了长远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还需要确定自己的短期目标。作为学生，我们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提高综合素质。因为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成才的基础，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缺乏良好素质的人，空有远大理想又有何用呢？终究还是南柯一梦。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实现短期目标，才能最终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这样既有远大的志向，又有明确的短期目标，我们学习就会有信心、有动力，就不会出现那种“三分钟热度”和“无志者常立志”的现象了。 古往今来，因从小立志而事业有成者比比皆是。宋代名将岳飞，年轻时就立下了“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后来成为留名青史的民族英雄；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为从小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所以他能够刻苦学习，最终成为学识渊博、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为中国富强而呕心沥血的杰出领袖。 我们青少年要想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报效祖国，成就一番大事业，也必须像陈涉、岳飞、周恩来那样，从小树立“鸿鹄之志”，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为了实现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是理想的大小、远近和种类不同,如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有的人想当文学家等等.有了理想,如何实现呢?概而言之,就是要靠奋斗来实现,靠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来实现.为了实现理想,当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时,有多少人挺身而出,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而战.民族英雄岳飞带领着岳家军奋勇抗金；张、杨二位将军不顾个人安危,逼蒋抗日,敌人被赶走了,民族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当统治者昏庸腐朽,横征暴敛,人民无法生活下去时,有多少人揭竿而起,反抗强权,救民于水火之中.陈胜、吴广起义,是为了穷苦百姓的生存；李自成、黄巢起义,是为了推翻腐朽政权,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人民劳动强度过大,生活极为贫苦,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时,有多少人为之而研究、发明和创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泽被后世；黄道婆给家乡人民传授纺织技术；即使是充军伊犁的林则徐也在那里和群众一道修水利、栽葡萄,为民造福,他们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是高尚的伟大的!（热烈鼓掌）为了实现理想,个人必须作出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因为,理想不是空想,不是梦想,不是幻想.空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梦想只能是美丽的海市蜃楼,幻想更是异想天开的产物,而理想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装,尤其是为了实现它的时候,更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为了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潜心钻研,在流亡中仍坚持不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为人类奠定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使我们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强盛的中国,他奋斗了40年,以致他在不满60岁就离开了人世.新时代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为了阿里人民的生活和安宁,他访贫问苦,日夜操劳,视众多老人为父母,待所有孩子如子女,不幸牺牲在一次车祸中.这些人,为了实现理想,把个人利益抛之脑后,并为之献出了可贵的生命,他们理想的实现,是用生命换来的!（热烈鼓掌）同学们,理想是美好的,奋斗更为重要.要实现理想,必须付出劳动,作出牺牲.为了实现理想,让我们努力奋斗吧!
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创设一定的条件，把握住青春年华的每一个机遇；它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它需要战胜挫折和失败，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就是在这样的经验的积累之上，成功才悄然来到你身旁。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这样的过程便越是长久，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期激发你成功的欲望，在这个充满幻想和憧憬的岁月里，奠定你事业成功的基石——立志。“第三只小板凳”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爱因斯坦在劳作课上交上了一粗陋的小板凳，令老师很不满意。而爱因斯坦却举着另两只小板凳说：“这两只是我前两次做的，刚才交的是我第三次做的。虽然它不令人满意，但总比这两只强些。”道理就这么的简单，想不起“淘金”的人，即使终日躺在沙金堆上也不会得到一克真金，“成功”的最基本的前提便是要有强烈的成功欲望，而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成功的目标，那便是立志。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青少年朋友们深思借鉴的，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中的“提出问题”便是该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志向。青少年朋友正处在个人成才的高峰期。孔夫子云：“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说的就是“三十而立”的基础是15岁有志于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立志，就要做到零的突破。突破零不易，假如无远大的理想（志向），零是不可能突破的，因为没有志向的奋斗是不会有前进的动力的。人们奋斗过程中巨大动力的形成就源于他所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立志是奋斗的必要前提。那么我们究竟该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试想我们青少年朋友逐渐脱离了孩提时代的稚气，逐渐具备了社会“降大任”于我们的可能性。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为之奋勇拼博，例如，新技术，新材料的产生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对各种层次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发现，使用和推广；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癌症，艾滋病和那些以往人们多少年忍受的病痛，社会都希望得到解决；新医术、新药品、保健用品、健身用品等都是社会的急需。现代国防意识的增强，从士兵到将帅都要求能适应现代防御和战争上一个台阶的需要，因此作为军事方面的人才希望呼之欲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需要高级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倘若我们好好想想，并且能放眼看世界，着眼于未来，大千世界适合于我们的职业有多少？我们的“目标”何愁不能确定呢？“夫志当存高远”，我们在确定志向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句话。“成才”是每一位青少年热切向往的目标，其实，它也是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过程中社会赋予“才”的内涵不断丰富，个人对“才”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变化的缘故。但作为人生的第一次选择的青少年时代的成才的目标，它奠定着人生追求的基础。所以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向的确定至关重要。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生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要立志，立大志，需要有一个宽阔的视野，要纵观今古，横览中外，作长远的打算。“井底之蛙所见，屋檐之雀所想”常常把我们引入封建等级的观念中去，以为立志便是选择“高等级的职业”，时下流行的成才——“上大学”，“跳龙门”，就是一例。实际上，“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上了大学也未必成才。这是因为“成才”是“成社会之才”，即于社会有用，于历史进步有益之“才”，这就是说成才的社会性是它的基本属性。成才是看你本人是否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决定的。大文豪高尔基曾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处，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永恒地发挥作用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正是由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远大志向的人，才使今天的社会能够进步，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了与史共存的光荣。
立志是成功的起点,王明阳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但立下了志向，就一定能成功吗？当然不能。苏轼曾感叹道：“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志向，人人皆可立，若你立志只是为了一时的潮流，或是今天立志，明天就伸手要成就，那你永远不能迈向成功，若你想要有所成就，就非要有坚定的志向，并始终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不可。这正是南宋张孝祥的一句话：“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难道有哪一个人是随随便便就取得成功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一个成就的人，无不是在自己既定志向的指引下，通过长期的努力所换来的。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摩斯梯尼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位演说家，但他在趱成功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无数次因演讲不成功而被人们哄下台，但是，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志向，而是以坚定的志向不断激励自己给自己以动力。后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磨练，他终于成为雅典最著名的演说家，并被人们称为“雄辩家”。由此可见，坚定的志向永远都是成功的指航灯，只要你能沿着它持之以恒地下头下去，就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司马迁写《史记》，达尔文写《物种起源》，马克思写《资本论》，无不倾注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唐三藏西行印度取经，都曾经历了无数磨难，恩格斯，周恩来等，更是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坚定不移的志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若要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坚定的志向加上不懈的努力，这也就是立志欲坚，成功在久的最好的证明。 巴斯特曾说过：“立志是事业的大门。”若没有志向，那你就不上怎样走向成功。若你有志向，却是建立在泡沫上的，毫不坚定，终将一事无成。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学文五年，但后来边关战火连绵，武将又得器重，他又改学武，但后来战争停止了，文官又得重用，他又改学文，最终一事无成，毫无建树。正是张孝祥句中“立志欲坚”的典型。另一种人有坚定的志向，但却急于求成，不肯持之以恒地奋斗。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除了一些人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失误，更多的人是太急于求成，想迅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对当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若要取得成功，坚定的志向和不懈的努力缺一不可，成功等于志向加努力这个恒等式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对于我们当今的青年学生来说，确定一个坚定的志向尤为重要，而当今的一部分青年学生，或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为之奋斗的志向，或是盲目追逐一些现今社会流行的现象，以至于志向一大堆。在这里，告诫类似于前者的同学，请不要忘记了王明阳的箴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类似于后者的同学，请放弃一些近于幻想的志向，听听拿破伦的看法：“真正之才智，是刚毅的志向。”只有确定一个坚定的志向，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当然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实现一些志向看起来太困难，太遥远，而不敢轻易尝试，但请不要忘记了：“便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不懈地努力，才能将志向变成现实。 在同学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希望你们能记住这句话：“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并将坚定的志向与不懈的奋斗有机的结合，成为大家通往成功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