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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是什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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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是什么期刊

博览群书是一个汉语成语,读音:bólǎnqúnshū,释义:博,多、广;览,看、阅读;群书,很多的书。意为广泛地认真阅读各种书,借以形容知识面相当广泛。

《博览群书》(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光明日报社主办。是省级期刊,一月出一本,15块一本,电子版一期

《博览群书》 国际刊号:ISSN 1000-4173 国内刊号:CN11-1091/G2邮发代号:2-868 国家级 光明日报社主管主办 2200字符,计空格,图表算版面 月刊 教育类文章 龙源 《小学语文教学》 国内刊号CN:14-1016/G4国际刊号ISSN: 1004-6720邮发代号22-440 省级 主管单位山西教育报刊社主办单位山西教育报刊社 1500字符,计空格,图表算版面 旬刊 开篇的话、专题研究、修订版大纲·教材辅导、创新教育、阅读教学、识字教学、作文教学、学法指导等 知网 《小学科学》 国际刊号ISSN:1674-6317国内刊号CN:22-1388/G4 省级 主管单位:长春出版社主办单位:长春出版社 2200字符,计空格,图表算版面 月刊 小学教育 知网

博览群书是正规期刊吗

貌似我爸爸订报送了本月刊叫《书摘》貌似官面上风评不错,是介绍新近出版书籍的,闲翻翻还可以。以前看过一个叫《外国文艺》的双月刊杂志,我个人很喜欢。关键看你想看介绍什么书的。去找邮局要本报纸期刊订购目录是不是比较好?这个网站看看有没你要的

有具体名字没找到应该是类似与书评的一些报纸杂志还有一些是邮政或书友会发布的购书小册子大的著名的没见过还有央视的读书时间不错介绍一些新书好书

博览群书与文摘报刊的区别为:青年博览是看而青年文摘是把名言名句扣闺抄下来,是看和写的区别,象青年杂志上有好的文章,以及好的有教育有思维思考的文章,可以精心专志去博览,从中理解文章的要点,而青年文摘是文章中,或者漂亮的诗句,用笔将其重要一段文字搞抄下来华丽的词语摘录下来,所以是不一样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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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期刊编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的简称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编委的意思是“机构编制委员会”的简称。

编委的常设办事机构,叫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编办”。县级以上行政区都设置有编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管理同级所有纳入国家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政法编制的单位的编制安排。

所以,中央和地方各级编委的工作对象,并不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纳入国家编制的单位,还有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协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级中国共青团组织等等。

扩展资料:

编委办事程序:

(一)有关机构编制的事项,即:凡机构的撤并、升降、调整、编制的增减等,由本单位向编委会提出书面请示,再由市编办提出拟办意见,由编委会主任指定的副主任审核后形成会议材料,报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

(二)市直单位报市审批的机构编制请示事项,均应专题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程序报市编委会研究审定。

(三)凡送办的机构编制事项,如果是新设立单位,必须阐述其性质、职责任务及经费来源,并附相关文件依据;有关机构设立、撤销、合并、改变名称必须写全称。

参考资料:中国机构编制网-机构编制委员会

编委可以理解为编委会,即某一著作、教材、期刊、丛书等出版物的编辑委员会的简称。

编委会通常由主编、副主编和若干编辑委员组成。编委会成员大多为该出版物所属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

编委会成员的产生,由上级指派或学术团体推举,也有由出版单位聘任的。

编委会负责确定所编出版物的编辑(纂)方针、编纂体例、编选范围,解决编辑过程中某些重大问题,并对出版物文稿作最后审定。在编委会领导下,还设置编辑部,从事该出版物的具体编辑(纂)事宜。

扩展资料:

书籍的编委会一般为业务性组合,主编和编委来自各方面各单位,任务完成后即解体。

报纸、期刊的编委会则是长期的。有的出版社也设立主持全社编辑方针和重要图书规划的长期性的编委会。

在通常情况下,由编委会主持编纂的书籍上,都附有编委会成员的名单。

在新闻机构中,编辑委员会是掌握编务、行政的集体领导机构 (在设有社务委员会的新闻机构中,编辑委员会只主管编辑业务 )。

编辑委员会通常由社长、副社长(设有社委会的新闻机构)、总编辑、副总编辑、秘书长和若干委员组成。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的编辑委员会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和管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新闻机构也设有编委会,负责新闻采访、编辑和传播;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总编辑、主编,由财团、董事会委任。

博览群书杂志是正规期刊吗

第一,读书是通往知识最快的途径。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的一辈子很短,但是这个世界上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古人叫做“吾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一个人的语速只有220字/分钟,而一个人的阅读速度可以达到1000字/分钟。换句话说,同样信息量的内容,你自己去读,比去听老实讲,输入量是5倍之多。

第二,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是经过历史和人手筛选的好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一些经过了筛选、沉淀、淘汰的好书,帮我们节省了挑选有效知识的精力。想入门一个学科,搜那个学科的经典书籍,10本读下来,你也是半个专家。

第三,博览群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黄庭坚曾经说过,“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不读书,那么我可以输出的语料就会急剧减少,有时候竟然会出现张口结舌的情况,所以赶紧要回来读一读书,找一找谈资,这是和世界链接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在我眉飞色舞地旁征博引的时候,感觉眼睛里有光,别人看我也特别专注。

第四,读书可以寻找同频的人。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人,,但是可能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频道上,有着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哎呀原来我和这个作者,虽然隔着千年,但是心灵上有着相同的共振,这种激动,会让你的灵魂震颤不已。又或者和一个初识的人,聊起一首大家都爱的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也是有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博览群书是真的,可是他没有教育版,这是个假刊,毫无用途!

《学习导刊》国内统一刊号:CN32-1832/D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2-8868国家级刊物,主办单位;总参政治部主管,总参政治部宣传部主办《博览群书》国际刊号:ISSN 1000-4173 国内刊号:CN11-1091/G2邮发代号:2-868国家级刊物光明日报社主管主办2200字符,计空格,图表算版面教育类文章龙源收录

有的刊物,知网确实是不收的,如果要确定是不是假刊,可以到新闻出版总署网站查看一下刊物有没有备案,另外有用稿通知书后,自己找官方电话查一下稿子也可以的

博览群书杂志是否停刊

关于读书,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过去我们读书,并不分功利与非功利.俗话说“开卷有益”,“益”是泛泛而言,并无特别实际的意义.现在如果还讲这话,“益”就成了很具体,很直接的了.功利性读书现在并非没有,譬如要考研,得看什么书;要考律师,得看什么书;要炒股票,得看什么书,等等.但是我们说的“读书”,“抽点时间读读书”的“读书”,并非指的这个;是指非功利性读书.这才是现在所缺乏的.或许要问,干吗要非功利性地读书呢.《庄子》讲过一番道理:“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读书乃是为的求知.人能容足这块地方,好比是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功利性的;除此之外都是没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非功利性的.但是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只考虑脚底下这块地方,其他地方都不要了;如果这样,今后可就走不了路了.我觉得这回的活动应该多强调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做杂志的,做报纸的,也应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x0d第二,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了呢?因为存在很多其他接受信息的方式,譬如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相对而言,通过文字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接受信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慢,也比较费劲.实际上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并不能够替代读书.就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人现身说法地讲明白.在我看来,《博览群书》这个活动主要还是针对那些不读书的人举办的,所以才希望他们“抽点时间读读书”;如果是已经在读书的人,爱读书的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他本身就有这个时间.那么就应该把以上两点给讲清楚,即:读书有上网等所没有的好处,读书不能仅仅是功利性的.这样才能对那些还没抽出时间读书的人有所帮助.\x0d《博览群书》这次推荐的书目我觉得很好,都是那一学科里很有价值的书.如果允许我提一点建议,就是还缺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因为如果读者根本不想读书,那么你推荐什么书他也没法接受;如果读书不得法,那么他即便读了也没有收获.所以中间还需要有这么一道台阶.现在关于读书的书出了很多,要想找一本特别合适的却也不易.有一本书可能比较理想,虽然稍嫌偏文学类了一点.这就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写的两册《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吴尔夫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正相当于前面所说的非功利性读书.\x0d其实《博览群书》本身就类似一本这样的书.这杂志有个好处,就是帮助人家怎么读书.《博览群书》评论过很多值得一读的书.假如所评论的书你没读过,可能觉得相关书评多少深了点儿;假如你读过,再来看书评文章,确实能够得到收益.最近一年来,经常有朋友告诉我《博览群书》挺好;我觉得奇怪,因为早知道这杂志好了.举一个例,郑也夫老师的文章就是我爱读的.每次收到杂志,若有他的文章,我总是先看,因为他总有自己的见地.\x0d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或者说需要提倡“抽点时间读读书”的年代,还有这么一本办得很好的杂志,而且已经坚持了二十年;还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实实在在地介绍一己读书的心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作为《博览群书》的读者,我觉得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x0d刘兵:首先对《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表示祝贺,另外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和平杯”读书推荐活动.其实现在跟读书有关的话题说的很多,特别是《博览群书》这个杂志,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推进促进读书活动的工作.但是就像刚才止庵先生谈的,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很有利于读书了.止庵先生把读书分成功利的和非功利的,我觉得,有些功利的读书,比方说为了计算机考级、学外语,那实际上不叫读书;我们说的读书,应该是指具有一种文化含义的活动.确实,一个社会做不到要所有的人都必须读书,有若干人不读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不读书的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如果一些无论如何应该读书的人群也不读书了,这个社会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大学生这个群体都开始不读书了,我是说除了考研、计算机、外语这类的书,别的书都不读了,或者甚至于只读专业课本,别的以外的都不读了,这就一定出了问题.\x0d我自己是做科学史专业研究的,这门学科有一个奠基人叫萨顿,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萨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回忆他的前辈,一个差不多是一世纪前的人,其中提到有一次这位前辈的老师抱怨他的另一名学生不用功读书,指标是什么呢,是这个学生在一个学期里居然只读了57本拉丁文的著作.后来这个学生就道歉了.萨顿是很感慨,说我们现在可曾接受过学生这样的一种道歉?我现在想,今天的学生不要说读57本外文的书,能够读57本中文书的学生,现在可能都没有.至少我在大学里教书带学生,很难设想现在的学生有这样的阅读力度.\x0d今天我们总是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术有多少多少的问题,我觉得虽然这里有很多原因,但跟人们的读书量,跟读不读书,是关系甚大的.现在的大学生娱乐项目很多,比如说上网、看电影、听流行歌曲,这些不是文化性读书.从发展上来说,如果今天的大学生就不怎么读书了,未来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将来他们对于后代的教育,更令人忧虑.我碰到过一些学生,包括我曾经考试过的学生,读书太少,让人叹息.比如说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是科技哲学的分支,是很有研究意义的方向,一个学环境的大学生想要到我们研究所免试读研究生.我们跟他聊天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他除了专业学习的那些环境科学课本以外,没有读过一本有关环境的文化书,包括像《寂静的春天》这样最基本的读物.其实,即使不是搞环境科学研究的,就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普通人,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属于常识性的知识.一个搞环境科学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环境文化伦理哲学的书,那么将来他去做环保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社会上很多争得热火朝天的问题,其实有些就是不应该争论的问题.对于参与争论的一些大人物,我总怀疑他们读不读书,因为我觉得,要真是读书的话,有些话他不可能那么说.\x0d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读书的话,读什么书?现在,一方面读书的人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每年20万种出版物,各种书都有,毕竟选择还是很多的.因此,读什么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各种书都读,对各种观点都有所了解.不过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面对学习阶段的青年人来说,有一种好的开端建议,先读哪些书,可能对这个人以后的发展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认真地做荐书活动,包括推荐确有心得和相当学术水准的书评文章,就像《博览群书》常年以来做的一些事,就显示出它的意义来了.\x0d郑也夫:《博览群书》大概是我发稿最多的媒体,缘分很深了,所以我就不说客套话了.\x0d刚才刘兵讲,能够博览群书很好,但有的人不博览群书,人家一样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一样给社会做贡献.这是因为信息摄取的途径不同,有些人不用博览群书,头脑精神仍然发育得很好,而有些人则是以“博览群书”的方式生活的.但是,一个社会中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博览群书了,这就很糟糕,很可忧虑.我觉得应该策划一个比如说“博览群书之乐趣”这样题目的征文.让沿着博览群书这样的生活轨迹走过来的人,谈谈自己对广泛阅读――博览群书的感受,谈谈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肯定和期望.这样的征文可以将刊物含蓄地挂出来,也可以再争取其他媒体的配合.

《博览群书》(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光明日报社主办。是省级期刊,一月出一本,15块一本,电子版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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