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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背景 2鲁迅早年的经历，弃医从文 3性格因素 仅供参考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少悲剧，多团圆，喜“团圆”是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鲁迅代表着时代的需要，从沉闷的历史铁屋中发出呐喊，从寂寞的历史荒原深处发出呐喊，用特别的格式，用猛烈的火焰暴露黑暗世界。鲁迅的呐喊声里既有勇猛，又有悲哀，它既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也表明了鲁迅自己的心态：在漫漫黑夜中，不断求索，孤独而又悲伧，冷峻而又沉郁。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把社会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放在一种冷心肠的背景上暴露、表现，在深切的表现中，鲁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发展了悲剧理论。 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的反抗叫喊的叛逆精神，“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经长期的痛苦人生的磨砺，在审美创造中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由此也生出瞒和的文艺来”，（1）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2）鲁迅把这种“瞒和”的文学称作“团圆主义”文学。鲁迅认为，这种“大团圆”文学除了主要表现在爱情婚姻描写之外，还有更广泛的表现。如弥补缺陷，掩盖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等。因此当鲁迅，“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就不再只局限于爱情婚姻问题，而是以东方式思想家的姿态直捣传统文化禁锢中的国民性。因此，大胆看取人生，并毫不留情地加上揭露，是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不仅有自身最深切的人生感受，也有同时代人的思想影响。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他批叛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他喜欢唐代传奇故事，并且加以编辑成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整理中国古典小说，这在学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提高审美意识方面，他也看清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团圆”的弊病。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还有另一特点，就是孤独，悲伧、冷峻的心理气质在审美情感流向上的影响。鲁迅曾说：“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致增田涉》），自称“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3）鲁迅有杰出的讽刺才能，但他不想做一个喜剧家，也很少写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作品，所以《阿Q正传》虽然只是“开心话”，但鲁迅自己申明，“它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当人们看到阿Q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杀头时，谁还笑得出来。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一出出“笑声中的悲剧”。从鲁迅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和其他谈创作感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悲剧意识的发展轨迹，即彻底遗弃“大团圆”的旧传统，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把人性的扭曲和国民性的改造革新作为悲剧的主旨。 二 鲁迅在评价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人物形象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深究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极多。”（4）这可以看作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一点表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象无声寂寞的荒夜，仍然象死水微澜的古镇，仍然“春寒大地”，“万家黑面”，没有人想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事情曾经在这里发生，但是鲁迅用呐喊搅乱了这“从来如此”的生活，他让人们看到“孔乙己是在人们冷漠的世俗的眼光中消失的；祥林嫂不上四十，却已全然满头白发，封建礼教使她临死前遭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封建等级制度是一道可悲的厚障壁……就是这些极平常的，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生活，经过鲁迅概括提炼，却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单四嫂子如果还在那纺车和小曲中生活，难道她的“明天”的命运会好一些？孔乙己从悲凉的秋风中消失了，难道咸亨酒店里就会从些失去了笑声？一场风波以后，航船七斤又得到相当的尊敬和待遇，临河的土场上的农民平静的心境让人感到多么悲哀……原来这些事情并不平常，是人性的弱点，抑或命运的安排造成的这些悲剧，都要求人们到现存的社会，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寻找原因。鲁迅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痛苦，固然是受了果戈理、契诃夫的创作影响。极平常了，人们原不以为奇，现在从阿Q身上，从夏瑜身上，从魏连殳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弱点，看到了悲剧的真正根源，引起的心灵震颤，产生的恐惧兴奋就更强烈。从没有中看到不平常，以小见大，是鲁迅创作个性中悲剧意识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和表现。 如果说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华老栓的悲剧是一种“平凡的悲剧”，一种为求生存而不能生存，想做奴隶而做不成的悲剧，那么“狂人”史涓生魏连殳N先生吕韦甫的人生悲剧是一种“心灵的悲剧”。涓生“狂人”等都是受过旧式教育，又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然而无路可走，这是人生最苦痛的事情。“狂人”用日记，涓生用手记，最真实的暴露了自己的痛苦。涓生在“手记”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狂人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不管是涓生的内心独白，还是N先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的“统可以忘却”的大段回忆，不管是狂人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我反省，还是《一件小事》中“我”“还能裁判车夫么？”的心灵颤动，都是一种人生醒后的忏悔，一种深深忏悔意识。透过这些忏悔意识，我们看到，新世纪的现代文化的曙光已在这些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抖动，但是包裹他们心灵的又是浓重的专制黑暗，而且“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的长”，结果产生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经过鲁迅的审美创造，一种心灵痛苦的悲剧，赫然跃于纸上，埋葬过去，开辟新路，真的猛士要愤然前行的内心呼声在震荡鲁迅的心灵。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让人们从这些平凡的悲剧，心灵的悲剧中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痛苦，真正振奋起寻找希望之路的力量。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鲁迅生活在“风雨如磬闇故园”的旧中国，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如困顿”，体验到世态炎凉；看到国人鉴赏同胞示众的麻木神情；回想起先驱者“在社会的冷笑恶骂倾陷里过了一生……”鲁迅“感受的是黑暗居多”（《两地书》）。这种种不愿追怀的“寂寞”“悲哀”的往事，在鲁迅和心灵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阴影曾长期占据纠缠着鲁迅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人生社会体察的深切，要奋起反抗的觉醒，一方面是呼吸着浓重的黑暗，要批判旧世界的炽烈情感只能如地火在地间运行，这种外冷内热，冷中有热的情绪在审美感受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使鲁迅小说，笼罩上一层阴冷的色调和沉郁的气质。鲁迅小说冷峻沉郁的美学风格正是鲁迅冷峻沉郁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表现。在鲁迅选择的审美对象上，人物命运，人物关系，自然景物，色彩运用，都有一层“冷”的主观色调。 鲁迅作品中的景物常透出阴冷的寒气。“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是悲凉中看到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再看《药》的结尾，一种“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简直使人对那“死一般静”的黑暗感到恐惧。在当时社会的缩影——鲁镇，同样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冷的气氛中。咸亨酒店中的“我”，不光感受到“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关系。阴冷的景物描写是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在审美创造中的“有意想象”。《药》中“秋天的后半夜”的阴森寒气，《故乡》中隆冬的荒凉萧索，《祝福》里鲁镇飘飞的雪花，固然都是秋冬季节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象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主观情感的过滤，选筛，这些记忆表象经过分解与综合，重现在作品中，已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鲁迅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是笼罩在黄昏夜光下。故事背景都刻意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上表现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是“思想太黑暗了”。鲁迅借《孤独者》中“我”的口，从魏连殳身上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心态。“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他冷冷的笑了一笑。”魏连殳的“孤独感”正是鲁迅在审美创造中内心冷峻情绪的体验。 鲁迅冷峻、孤独、悲伧的内心感受在面向否定性事物时，不仅表现出痛苦，而且表现出愤怒，所以“悲愤”成为鲁迅悲剧作品的悲剧基调。愤怒，“怒其不争”，是“热”的一种具体表现。鲁迅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不仅打破了单四嫂子“团圆”的美梦，而且表现出对还在奔波的”“暗夜”的愤怒。又如“我”在给魏连殳送葬回来的一路上的情绪体验，想到魏连殳对黑暗现实的孤独的反抗，敢于向“从来如此”的生活挑战，“隐约象是”深夜里旷野中的一只野狼嗥叫，虽然孤独悲愤，毕竟搅乱了这“极静的夜”，表现了“我”的快意。所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审美同情不同于道德同情，鲁迅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病态社会，揭出病苦的时候，他把悲愤的心理情绪深深隐藏起来，极力表现出一种冷心肠。祥林嫂在人们的祝福的爆竹声悲惨死去了，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我同情和理解魏连殳，而他死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阿Q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而鲁迅居然给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为了写出底层人物的不幸，相反表现出冷心肠。相反的写法产生了相成的艺术效果，“冷”的审美同情产生了更强烈的怜悯和兴奋感。契诃夫在《致阿维洛娃的信》中曾说：“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时，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就会在这背景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 鲁迅的“冷中有热”的悲剧意识在审美创造中表现深切，“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料也没有科。”（6）鲁迅作品中阴冷、悲愤的悲剧色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寂寞、悲哀，正是先驱者的鲁迅体味到旧世界的悲凉和要冲破黑暗的反抗愿望两种心绪的撞击、交汇。但是当鲁迅掌握了历史辨证法，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以后，当他从“地底下”看到民族的脊梁，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后，他的孤独感没有了，悲愤冷俊变得热烈坚定起来。从《呐喊》《彷徨》对“恶梦的回忆”到《故乡新编》中对大禹墨子的赞颂，正反映了鲁迅心灵变化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我们看到鲁迅一颗孤独、寂寞的心，一腔悲愤沉郁的炽烈的情，在深沉抑郁中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在痛苦冷峻中执着未来的新生活理想的追求，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二个重要表现和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件事物较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鲁迅悲剧意识中的崇高感类似于车氏。鲁迅十分重视崇高，他对优美并不那样感兴趣，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有关。 为了让一事物大于其他事物，鲁迅在审美创造中“不去描写风月”，并且让相存事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崇高感，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三个表现与特点。 鲁迅说自己“不去表写风月”，而许多作品中又出现了“月”（包括月光月色），这作何理解呢？《狂人日记》开篇写道：“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发生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的时候。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发展高潮时的举动，完全是在“如一柄白团扇”的月光下进行的。魏连殳埋葬的那晚，“浓云已经散去，持着一轮圆月，散着冷静的光辉”。在这儿，“月光”是一种象征意象，是黑暗的象征物。有月，才知黑暗，有月，才反衬出黑暗的浓重。鲁迅在艺术构思上，是以“白”衬黑，以“白”计黑，以“白”写黑。一小块清冷白的月亮与浓重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无边巨大的黑暗吞噬了一切，给读者成一种“冷”的威逼，在对这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悲剧恐惧，也是一种崇高感。 在鲁迅眼里，现实中的“月光”是清、白、冷，理想中的“月色”是金黄、柔和、为暖的，那黑暗中仅存的一片月亮，是鲁迅追求光明的感情的寄托。“我”在离开故乡时，“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这轮金黄的圆月下，“我”对希望，正如对路一样，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社戏》里的“月光又显得格外皎洁”，说它是如实描写，不如说是鲁迅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之光使月色才变得“格外皎洁”。对比举例的目的，是想说明在鲁迅悲剧作品中，有“风月”的描写只是为了形成一种崇高，而且这种崇高并不全是恐惧，同样有对理想追求的惊奇和赞美。 鲁迅说自己不去描写“风月”，说明他对秀美（或者称优美）不感兴趣，但他在没有“风月”背景陪衬下的审美客观中仍然运用了鲜明对比的艺术构思，形成种种的崇高感。例如《一件小事》中“我”和人力车夫不同态度对比，“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他满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通过“大小”的对比，感到多年的文治武功全没用，倒是一件小事激起心灵的震动。 概括起来说，《呐喊》《彷徨》中的悲剧感强烈，而《故事新编》中的崇高感给人们留下的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惊奇和赞美。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崇高感的变化，至少说明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革，在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启蒙民族精神方面，他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 三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的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在这同时，鲁迅用自己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理论，鲁迅的悲剧意识根植于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出于对国民性痼弊批判改革的需要，他“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悲剧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引路作用。 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有其独特鲜明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几乎近于无事的生活中揭示社会矛盾，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达到以小见大，以无见有的悲剧效果；鲁迅悲剧意识的基调是悲愤，但他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深深隐蔽起来，让冷心肠成为读者产生痛苦怜悯情绪的一种背景，这种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形成一种威压，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感和崇高感。 鲁迅的精神遗产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感具有丰富的内涵。鲁迅是在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悲剧理论的，同样今天我们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现代文明意识，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面前，学习鲁迅的悲剧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别人的，亲可以借鉴一下哦。
文学作品当然是来源于生活的，任何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的小说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但我这里要讲的生活基础，不是指作品内容的来源地的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指作者本人的生活基础对作品内容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不是指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是指作者的生活经历。那么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与他的生活经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鲁迅的童年是幸运的，他出生时的家庭还是相当殷实的，是绍兴一地的一门望族。他从六岁即开始启蒙读书，也实在是幸运。所学颇杂，兴趣也颇广，家庭对他的管教也并不很严，这使他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他的童年是在长辈的温柔与宽爱的度过的。但好景不长，就在他十三岁的那年，家中突然起了很大的变故，先是祖父因科场案下狱，接着是父亲卧病直至去逝，一连串的打击扑向还是孩子的他。家道迅速败落，也让十几岁的鲁迅迅速成熟起来。“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不但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就是亲戚本家也用了别样的眼光看待，给了年少的鲁迅非常强烈的震惊。才十几岁的他因为是长孙，就必须挑起家中的重担，他再也不能象同龄人那样任性了，而必须象一个成年人一样承担责任。在这样的境遇中，他看清世人的真面目了：陌生人如此势利冷酷，连向来看来亲近的人也变得势利冷酷。那么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亲近呢？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世人的憎恶心理，自然地从十几岁的鲁迅心中升起。这种意识是那样的强烈，给少年的鲁迅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鲁迅后来在小说中多次的说到世人的冷漠和麻木，不就是因为少年时期的遭遇给他的打击太大了的缘故么？这也能够理解，你想想，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天天生活在世人的冷眼和世情的凉薄中，给他的心里会留下多深的烙印？1927年，在广州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回答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3命运先是给了鲁迅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4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在鲁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形成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让他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了，也让他总以悲怆的双眼审视着这个世界。为了逃离绍兴这个冷漠的地方，鲁迅决心到异地，走异路。于是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他当时有诗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5二十多年后，他又写文章回忆这时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6这些都鲜明的展示了这个年轻人所痛感的寂寞和孤独，如一只被逐出家园的小狗，忍不住呻吟出失群的凄凉。半年后他又转到了南京的矿路学堂，但南京的生活依然使他气闷，有种种的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让他不能率性而为。于是，1902年的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再到仙台。七年多的日本生活，对鲁迅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7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不仅有日本人的鄙视，国人自己的丑态更让鲁迅受不了，鲁迅见到的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有把地板踏得咚咚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有成天流连于公园赏花游玩的……这些不成器的丑态，怎能不让有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鲁迅愤激呢！于是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他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但仙台又怎样呢？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8如果说仙台给了鲁迅以收获的话，那么便是让鲁迅的梦发生了大改变：由医学救国梦改变为文学救国梦。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作者注）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那么鲁迅的弃医从文，就在于要救治国民的麻木精神。他的小说凡说到普通的国民，哪一处不是表现他们的冷漠麻木？《狂人日记》中的合伙要吃狂人的村民，《阿Q正传》中的阿Q及未庄的所有人，《药》中茶馆里的茶客，《孔乙已》中咸亨酒店中的短衣帮和长衫主顾，鲁镇的包围在祥林嫂周围的一帮人……哪一个不是冷漠麻木得成为病态？对病态社会的揭示，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有如此的少年经历和这样的求学历程，鲁迅的思想怎能不愤激？又怎么能有一副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人事？加之他的创作的动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的作品中浸透深深的悲剧意识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的鲁迅毕竟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寻求到文学救国梦的他，开始努力的探索实践，要实现他的文学救国梦。于是办《新生》，可惜首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就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呐喊自序》）。这次办杂志的失败，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现状：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也让他的思想再次悲观起来：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悲哀。（《呐喊自序》）还让鲁迅更理智地认识自己：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进一步走向悲观了。回国初期的鲁迅，迫于生计压力，做过许多事，但当时国内的局势，使他慢慢的走向消沉，于是走向麻醉自己的方法：将自己沉入国民中，让自己回到古代去。这样他终于的消去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悲观厌世又进一步。但他的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理想并未幻灭，他只是在沉寂中思索。所以一到钱玄同来约稿时，他便欣然应允，这便有了他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开始。也就是说，开始小说创作是在积聚了长久的悲观意识之后的行动，这也能从他的《呐喊>自序》中看出来，他将当时社会比作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可见其对社会现状是多么的失望，又将当时的民众比作一群“从昏睡入死灭”的人，可见对一般民众又是多么的失望。如此深沉的失望情绪交织在内心，他怎么不再小说中表现出深深的悲剧意识。鲁迅早期的思想特点，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家庭由小康一下子坠入困顿，小小年纪便尝尽世间冷暖；投异地、走异路，出国寻求新思想；几次改变梦想，确立文学救国的理想……这一系列的经历对他早期的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家庭的变故，让他感受到世情的凉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国外目睹中国人的受歧视，又使他燃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让他痛心疾首，决心改造国民性；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又让他始终对前途抱着希望……他的梦想几次改变，但都不脱救国救民的核心。一方面是积弱的国家现实，一方面是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鲁迅不得不以一种悲怆的心情来展现这个现实，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情怀来鞭策国人，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带上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悲剧美。一片山明水秀的天地之中，一群善良的山民们却上演了两出爱情悲剧，这其间表现出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也就是生命的缺乏主体性和人性的简陋所造成的那些至纯至真的人们的悲剧；同时这悲剧中还寄托着作者文化选择的悲剧感，他难舍古老的农业文化，排斥鱼龙混杂的现代文化，但却阻挡不了后者替代和影响前者的历史进程，于是只能徒自伤悲。 《边城》中悲剧意识的内涵: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悲剧类型，以这种观点来观照《边城》，可以看到其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爱情的悲剧，二是生命的悲剧，三是人性的悲剧，四是文化的悲剧。 《边城》便是沈从文“边城文化”理想的文学阐释。故事发生在茶峒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风景优美，风俗淳朴，人情和善。老船工古道热肠，撑船数十年，从不收取别人钱财，而过往行人却总是要“把钱”，即使是妓女也是“那么浑厚”，遇到相熟客人，“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样的环境中所“长养”的人更美，人情也真挚美好。在这样一种田园牧歌的氛围中，作家要表述的是自己生活、生命和文化的湘西理想。然而，这也是中国乡村封闭的缩影。 《边城》美丽不变的山水和人事，重复单调的生活，尤其是那个美丽、纯洁的翠翠，以及那艘往来于河流两岸的渡船和船上的摆渡老人，山上耸立千年见证茶峒变迁的白塔，是沈从文朴实、自足、和谐、自尊、保守的文化理想的象征。然而最终老人所守一生的渡船被一场无情的大水冲走了，老人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平静地死去了，茶峒矗立千年的白塔也在暴风雨中倒塌了，沈从文的理想之梦也无奈地幻灭了。爷爷的死，白塔的倒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边城文化”的终结。翠翠渡口的等待，白塔的重建，只是作者的湘西情结在最后失落与解体的夕阳中面带微笑的痛苦回眸，那山那水那景似乎依旧，但却真的不同了。《边城》体现的正是沈从文文化理想的追求到解体的悲剧过程。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意识的特点：第一是在叙述方式上，沈从文的小说注意避免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且呈现出了善与善的同极性。沈从文的小说主人公是在生活中无奈或不自觉地接受着悲剧的命运，少有主动抗争的行为和精神上有力的超越。他的悲剧往往没有明显强烈的矛盾冲突，在矛盾上多数是善与善的冲突，是人的生命、人性以及文化自身内在因素的冲突，呈现出矛盾的同极性。第二，沈从文在情节设置上注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他认为悲剧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偶然”，就是“不凑巧”。并且常常在一种和谐平静的叙述中加入情节突转的因素，通过由内向外弥漫出的情感和情绪推动情节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倾向。第三，沈从文的小说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注意遣词造句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偏爱通过叠音词和对仗、排比等节奏感强、情感表现功能明显的句式来追求音乐节奏和旋律美，呈现出淡雅纯净的诗意抒情风格。诗歌语言的节奏和旋律，契合了沈从文悲剧的情绪性特征，使之自然透露出一种情感的悲凉。 可以说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同样也是奉献的一生。
沈从文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主要表现为对人生命运无可奈何的宿命意识、对湘西人民受社会因素影响生活困苦不堪的生存意识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惊恐与排斥的文化意识,仔细品味这些悲剧意识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要表现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他渴望通过这些悲剧的创作来唤起人民的觉醒,希望通过对原始人性的赞美和对现代文明影响下人性的批判,使人民认识到只有通过文化来实现国民性的重塑,才能真正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的.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你准备写成多少文字的东西 ？
很好写啊。你可以分开写，一个一个的评论；也可以一块写完，然后评论；也可以先写你的论点，再拿他们事迹靠。写法就差不多。但是无论怎么写都要深挖！往时代和政治上靠，比如那种政治制度或者态势啊，士族豪强啊。
不要急，其实东吴初期就两大才，周瑜和鲁肃，但是鲁肃的战略眼光远远高于周瑜，周瑜还沉浸在“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中，这点格局做东吴大都督岂不是玷污了都督的位置么？鲁肃尽管是主张维系孙刘联盟的，但是其实是东吴仅有实力自保，而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就是一个箭靶子，与其借荆州，其实是想借一个自己不能保的地方给刘备容身，做顺水人情，后来的都是做戏。但是鲁肃是四大都督里面最具战略眼光，最会全局思考的政治军事战略家。至于吕蒙其实还是吴下阿蒙，没有战略眼光。夺荆州之事是直接破坏了孙刘联盟，直接导致了整个三个军事集团格局的变化，也就是拉开了，南派势力走向破败的序幕。他做都督名不副实。陆逊，虽是儒生，但是在三军事集团格局重新变换的时候，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但是作为从政者，有不智之举，当时其实他一时名将大族，在军中国中威望甚高，但是这已经对孙氏的统治造成了隐现的威胁，但是他不知道，还极力参与了孙氏家族的嫡庶之争，明显的不智，为孙权铲出隐患找了一个借口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一、集团斗争中“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时代豪杰 汉末军阀混战，大饥荒和瘟疫随之而起，这使汉末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残酷的现实与汉帝国宣扬的儒家“王道仁政”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对儒家的信仰开始动摇。现实使人们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思考着人的存在及价值，在人生无常的悲伤中爱恋执著人生、期盼重整山河。在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存出路中人们发现，“仁义礼”等儒家道德规范已经失灵，惟有人的“才智”才能使个人和民族重获新的生存环境。“汉末魏初是一个十分重视人的实际才能而鄙弃能说而不能行的虚伪的道德空谈的时代，也是在政治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时代。表现在思想上，产生了关于所谓‘才性’问题的论辩。”①“才性”论辩的实质是人的才德关系，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但汉末魏初的道德是虚伪的空谈，因此曹操在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四次求贤令中反复申明的“唯才是举”、重才轻德的思想具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由于“德”与社会普遍的行为道德规范相联系，曹操对“才”的强调，也是对个体的个性才能发展的强调。从哲学角度看，重才轻德突出了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重才轻德成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先声，并在曹魏元老刘邵的《人物志》里被贯彻弘扬。“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人物志》）②。这种“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英雄观突出和肯定了个体智慧力量的价值，它与刘邵“智者德之帅”观点和鉴识人物理论，对魏晋的思想、哲学、文学、时尚都起着重要影响。 汉末魏晋的变化——重整山河的愿望、唯才是举的思想、尊重个性价值赞赏人物风神仪容的审美思潮等，被罗贯中忠实地再现于《三国演义》中。小说中大力传播着曹操的“英雄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三国演义》二十一回）③，描绘了一群扭转乾坤于乱世、气度超凡的智慧性英雄；在各种战事中重笔描写文臣献策武将竞技，展现了英雄辈出争领风骚的汉末魏晋时代景观。 “比力而争，智者为雄”（《人物志》）。曹操、刘备、孙权因此在“逐鹿中原”中脱颖而出。曹操智胜袁绍后，挥戈南下欲统占全国。孔明孤身过江，促使孙刘结盟抗曹。不料周瑜和孔明刚合作就产生矛盾。周瑜暗忖：“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四十四回）。乍一看杀机出自对孔明能“审势”又“知人心”洞察力的嫉妒，若此周瑜会变成一个战场上的奥瑟罗，嫉妒会使他逐渐着魔，最终在一种必然疯狂（唯程度深浅不定）的状态下杀死孔明。但是周瑜不仅有条不紊精心巧妙地部署抗曹，还随机应变地定下“三杀”孔明的计谋：先派孔明乌巢劫粮，借曹操之刀杀之；再限孔明三天造出十万支箭，暗中设障使其贻误军机杀之；最后设下埋伏在孔明借得东风后杀之。可见嫉妒并没在心理性格上操纵支配周瑜；相反，周瑜一直清醒地关注和维护东吴的利益前途：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始终不失“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气概。 曹操南下所向披靡，刘表迎降刘备惨败。孔明过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等于中取利”。“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四十二回）。引火烧人自己脱身，骑墙观望坐收渔利，此计对于刘备走出眼下一无地盘二少人马三被穷追猛打的生存绝境，无疑是最优的最满意的解。至于盟友孙吴呢？按孔明第一设想：“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曹操返回北方，孙吴保住江东，刘备则占了荆州，有了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根据地。换言之，今天借孙吴兵力活下来的刘备，待有了地盘养精蓄锐后，便要干掉曹魏，扫荡东吴。而第二设想：“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仁义的刘备会立刻借敌手曹操的胜利，毫不留情地取代盟友东吴。看来，把东吴视作美味佳肴待时而吃的刘备集团，无论现在将来都是东吴的大患，而谋划者孔明就是“东吴的祸根”（四十九回）。周瑜没有孔明的洞若神明，没能看出孔明的真实心机最终意图，但他刚与孔明接触，就能知己知彼——我虽兵强马壮，人却智高一筹；就能见微知著——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周瑜可谓目光如炬、“聪明秀出”。 当初为助孙策“济大事”，周瑜力荐张昭张纮，赞美“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第十五回），二人后为东吴重臣张昭尤为第一谋士。孙策遗言：“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周瑜对孙权说：“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将军。”他力荐鲁肃，盛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果然鲁肃识见与孔明略同：“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两次举荐人才中丝毫不见周瑜的嫉妒，而其慧眼识人虚怀大度让人赞叹。周瑜说：“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以上见第二十九回）可见周瑜力荐人才与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各为本集团的“昌”。如今周瑜面对“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孔明，非要杀之不可，与曹操不惜以徐母为人质从刘备集团硬挖走徐庶，与孔明有意“三气”周瑜并扬言“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五十六回）的目的一样：折断对方羽翼，致使“失人者亡”。可见周瑜的“三杀”有作为普通人的嫉妒，更有英雄的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是对“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历史经验的效法；是与曹操、孔明相同的英雄识见：用弱人强我来实现统一天下。作为集团的代表，周瑜及其失败烘托了孔明和刘备的仁政，但在集团斗争中周瑜所显示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展现出他作为汉末魏初英雄豪杰的本色。 二、个体斗智中挑战“智绝”、张扬自我、献身理想的悲剧英雄 在“三杀”、“三气”中，集团间斗争是以个体智斗实现的。作为个体周瑜，充分表现出了“这一个”失败英雄的悲剧精神。 周瑜个人智斗的对手孔明是怎样人物？“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④（《人物志》）智慧决定着仁义的实现。基于时代新观念，作者赋予刘备仁政的实现者孔明以“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塑造他为“智绝”。群雄中周瑜第一个将他视为个人对手，比谋斗智且志在必胜。对于周瑜个人来说，已智胜曹操，若再智杀孔明，自己便可雄踞一代风流之上，周瑜的行为表现了汉末魏晋的时尚。《世说新语·品藻》载：“恒公少与殷候齐名，常有竟心。恒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恒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恒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⑤这种“我”敢争和自视天下第一的狂傲，正是对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的肯定，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周瑜要超越“智绝”，这让人想起了神话英雄夸父。夸父发下宏愿，“欲追日景”（《山海经·大荒北经》），与太阳赛跑。周瑜和夸父所追求的都是不可企及的东西，此非狂妄自大，而是在命运、权威面前的傲然不屈自尊自信—— 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夸父逐日”表现了人类“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伟大气魄；向“智绝”孔明挑战，通过周瑜张扬个性显示了人类超越、完善自我的勇气意志。超越客观的规定，弥补主观的匮乏，在超越和弥补中主体获得新的自由，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周瑜其形象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孔明辅佐的刘备仁政的不可超越，决定了孔明智慧的不可战胜。悲剧人物精神的伟大在于：“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西绪弗斯明知历经艰辛推上山顶的巨石还会滚下去，但他还是走回平原一次次重新开始；在永不放弃中显示着他的力量、意志和成功。同样，在“智绝”孔明面前，周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都超越不了，但失败的他不罢手，反倒更执著顽强地投入新的较量，直至战死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高度面前。人的生死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惟有生死中间的生命属个人拥有。对于周瑜这类悲剧英雄，如何生存比何时死亡更重要，生命的意义在于实现理想，否则生命毫无价值。周瑜正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中，张扬自我，献身理想，以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既生瑜，何生亮”长叹出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大遗憾！周瑜的悲剧精神震撼人心！ 在弥漫着以智求生智者为雄的汉末魏晋精神的《三国演义》里，“三杀”、“三气”是智者生存的典型事件。在这场胜败早成定局却被不服输的周瑜拖延的持久战中，周瑜自塑了个性鲜明且张扬着汉末魏晋风采的悲剧英雄形象。作为东吴的杰出代表，周瑜显示出了扭转乾坤的智慧型英雄群像所共有的英雄本色；作为个人比谋斗智的败将，周瑜却和孔明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从而获得了与完美无瑕的孔明同等的艺术魅力。完美的孔明放射着理想的光彩，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让万民瞩目；而周瑜以他带有嫉妒心理挑战权威、献身理想的独特生存方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鲁肃：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小人书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会对把鲁肃看扁，谁看得起那个土里土气、笨头笨脑、跟在诸葛亮身边转的土包子呢？yct/ 鲁肃当真是土包子吗？那是说书先生罗贯中说的。只有没有看过正史的人才会把罗贯中的侃大山当真呀！但是有几个人看过正史呢？所以不相信罗贯中侃大山的就是绝对的少数了。当多数人的脑子有问题，试问大家说脑子没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会很奇怪吗？ 鲁肃当然一点也不老土！《资治通鉴》记载，赤战胜利后，鲁肃从前方回来，孙权亲自去迎接他，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鲁肃表现得并不特别高兴。这么一来，孙权便不高兴地责问他。鲁肃回答道：“假如我北上平定了天下回来，那才值得高兴呀！ ” yct/ 这是土包子的表现吗？当然不是，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个性而且有理想的人的表现。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鲁肃就是非常狂妄了！反正有个性也好，狂妄也罢，这都说明鲁肃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个性，反应迟钝的土包子。 我们只知道公元207年诸葛亮和刘备讲隆中对，分析天下大局，见解高超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比诸葛亮早七年，也就是在公元200年，鲁肃就曾经给孙权做过类似的分析了。yct/ 我们先不妨对比下鲁肃和诸葛亮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yct/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那么，张昭和甘宁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孙权是怎么表态的？事情的结果又如何呢？ 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的时后，他对鲁肃的评价是这样的：“鲁肃夜谈帝王大略是一快事；赤壁力驳众议，坚决主战是二快事；后劝我借荆州给刘备却是他的一短见。” 鲁肃所谈的帝王大略就是和隆中对一样的言论。其实我相信公元200年左右的读书人应该都有隆中对的概念的，就象上个世纪末，有看书报杂志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的概念一样呀！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00年，鲁肃跟孙权分析天下大略：“曹操不能除，为今之计只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祸吧。如果北方多事，可除黄祖，进伐刘表，将长江一带占 为已有，这就是王业的基础了。” 从孙权的口中，不但说出了鲁肃畅谈天下大略，而且他还是坚决反对张昭等赤壁之战主和，而坚持劝孙权调周瑜回来抵抗曹操八十万大兵的的关键人物；至于诸葛亮舌战群雄而奠定赤壁之战的基础是没有记载的。 其实孙权所表扬的都不是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恰恰 就是孙权认为是鲁肃的短见的，促成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行动呢！这话怎么说呢？曹操占领了几乎整个长江以北的土地，势力之强大，根本就能一统天下了，所以吴国和蜀国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形成三国鼎立，阻止了魏国一统天下的行动。三国鼎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鲁肃最大的贡献呀！ 《资治通鉴》记载，最初，周瑜和甘宁屡劝孙权取蜀地，刘备坚决阻挠，慷慨激昂地说：“刘璋和我同一宗室，你如果真要攻取蜀地，我只好披发入山，以求不失信于天下了。”并派大军 阻挡吴军。 公元215年，刘备却自己西攻刘璋，气得孙权大骂：“这狡猾的东西，竟然奸诈到这种地步！” 等到刘备取得益州，孙权要讨回荆州，刘备还是不还，而说：“等到凉州平定后，我才把荆州全部归还给吴国。” 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而且多次欺孙权，使得吴、蜀两国关系很僵。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如何维持的呢？当然就是靠鲁肃了！ 鲁肃不但劝说孙权把荆州借了给刘备，而且处处安抚关羽，开导孙权，努力维持局面的稳定；孙权和吕蒙等肯定没有这个耐心。《资治通鉴》这么记载，公元215年，刘备命关羽镇守江陵，鲁肃和关羽邻界，关羽屡次起疑心，鲁肃却时常以友好的态度安抚他。 要进一步了解鲁肃对维持三国鼎立局面的贡献，就要看鲁肃死后的情况。 公元219年《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鲁肃去世两年后吕蒙便白衣渡江，杀了关羽。 从吕蒙和孙权的对话中，可以看到除了目标明确的鲁肃以外，吴国领导层厌恶蜀国君臣反覆无常的恶劣行径。在孙权、吕蒙等人的眼中，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都是傲慢而且狡诈的，做事反反复复，是不可以诚心相待的一群小人。在孙权和吕蒙等忍无可忍的前提下，鲁肃却还是一直坚持安抚关羽，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贯彻一同对付曹操的明确目标啊！鲁肃一死，随着219年吕蒙杀关羽后，222年陆逊大败刘备，三国鼎立的局面于是瓦解。 鲁肃是个关注大局，拥有宏观智慧的人，他统帅吴国大军七年期间的行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鲁肃没有象诸葛亮那般事必躬亲，鞠躬尽瘁；鲁肃也没有像诸葛亮写出师表那般慷慨言词；鲁肃更没有诸葛亮在临死前要求完成平天下的主观意愿；他只是在长江南岸的陆口朴实地练兵而已，现在岳阳陆口地区还遗留鲁肃点将台遗址。 公元200年，鲁肃定下“保守江东的王业基础”的使命。 公元208年，曹操八十万大军压阵，鲁肃目标明确地力争抵抗到底，让孙权把周瑜调回来主持抗战，保住了江东的王业基础。赤壁之战胜利后，鲁肃让孙权守南京(建邺)；让刘备守湖北荆州；自己则在刘备的正后方湖南岳阳建设军力。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鲁肃是非常具体地把使命细分成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了。而且在七年里，他确实是建设了一股强大的兵力，可惜孙权让吕蒙和陆逊用这股兵力来杀关羽和击败刘备，而不是用来等待魏国可能被击败的时机呀！ 《三国演义》所记载的当然都是吕蒙和陆逊的赫赫战绩，而不是鲁肃练兵的功劳。孙子说：“昔之善战者，战胜而无盛名，无勇功。”所指的应该就是鲁肃这样的将军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点子而是实力，所以沉下心来建设军事力量的将军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将军，这些有宏观智慧的将军放眼的是赢取整个战争的实力，他们所重视的不是微观战役中的点子。这些道理哪里是崇尚点子的人所能理解的呢？”吕蒙：江陵一战，吕蒙立功至巨，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推辞再三，不肯接受金钱，孙权不许。封爵还未颁布，吕蒙疾病发作。孙权时在公安，就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诊治护理，并且下令，在国内招募医者，有能治好吕蒙病的人，赏赐千金。 孙权尽心为吕蒙治疗，每当医者给吕蒙针灸，孙权就为之难过。孙权想多看看吕蒙，又怕他太过劳碌，于是命人凿通墙壁暗中观看。如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孙权就高兴，对手下人有说有笑；如发现吕蒙不进饮食，孙权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病情略有好转，孙权就下达赦令，让群臣都来庆贺。后来，吕蒙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床前探视，命道士为他祈祷，想保全他的性命。但吕蒙终于在内殿中去世，死时四十二岁。孙权悲痛万分，缩食减眠以示哀悼。 陆逊： 陆逊，字伯言。论武，在夷陵的那把火已经足够说明他是东吴中期的军事第一人；论文，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孙权有什么书信给刘禅或诸葛亮的，常先给陆逊看看，言语有什么欠妥当的，则由陆逊改之。于公，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扰民，陆逊在孙权面前却推荐他。孙权问陆逊，为什么淳于式批评他，他却反过来要推荐对方呢？陆逊的回答是，如果他因此而毁谤淳于式就是“以乱圣听”，此风不可长，可见他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于私，死后家无馀财，感觉是替东吴义务劳动了四十二年。不过好人却未必有好报。 这事还得从孙权立嗣说起。在三国时期，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袁绍、刘表莫不如此，孙权没可能不知道，但偏偏不吸取教训。太子孙登死后立孙和，这本是好事，他却又给鲁王孙霸相同的待遇，这就让有些政治投机者有机可乘。陆逊自然是太子的。陆逊这个人算的上忧国忧民，如：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也有话直说，不管是孙权的儿子还是同僚诸葛恪，他觉得不对都是当面指出的。对很多事的看法如征夷州，征公孙渊事后证明也都是正确。在立嗣这种头等大事上自然是更不含糊了。 上表要求孙权确立孙和地位的唯一性，并屡次奏请回京，想亲口说服孙权。不料却引来孙的龙颜大怒，累遣中使责让逊。这招虽然比不上曹操的空盒赤裸裸，但恶劣程度却有过之。终于老臣陆逊，当时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算的上是老了，愤恚致卒。死了就算了吗？没有。子抗，诣都谢恩，也不知道是谢哪门子的恩，却被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当时的陆逊可是尸骨未寒，若非年仅二十的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说的“权意渐解”，后果会不会像顾谭，张休也不一定，孙权对功臣之后可不是那么心慈手软的。想想孙权曾说的“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看看孙权在陆逊死前死后的所作所为，陆逊也算是个悲剧人物了。不过日后孙权还良心发现，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可谁又知道这究竟是真心忏悔还是在笼络人心。
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自身因素 （1）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读者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麦克白的夫人评价麦克白：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 不愿玩弄机诈，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而展露出，即使没有外力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2）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麦克白悲剧过程中有三次严重的罪恶行为：弑君，暗杀班戈父子，屠杀麦克德夫一家。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麦克白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常使他感到恐惧和惴惴不安，但罪恶感不等同于懊悔之情，他也没有察觉他罪恶的根源。在罪恶感的痛苦折磨下，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掩饰以前的罪恶，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3）麦克白本人对宗教中神圣自由的错误理解 从宗教观点来看，人生下来就有天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即可以驱使你选择善，同时也能怂恿你趋向恶。可悲的是他最终选择的是恶，误用了这种自由意志，他误把神圣自由当作了自由意志，这样自由的误用必定会使人陷入囹圄之状，最终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命运悲剧。 客观原因：邓肯、班柯、女巫、麦克白夫人的外在影响 （1）邓肯的过度信任和依赖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邓肯感慨麦克白的功劳太超越寻常，认为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他的伟大勋绩。邓肯表现了对麦克白的巨大的信任和依赖性。这刺激了麦克白的野心，使他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完全无理由的。 （2）班柯的拒绝 在收买诱惑班柯这个绊脚石不成的情况下，麦克白只好杀害了他。从那之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开始减弱，认为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3）女巫的预言及麦克白夫人的刺激 女巫的预言被验证后，促进了事态的发展。麦克白告诉了夫人，于是预言激起了两个野心家的欲望。麦克白夫人是事态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当麦克白进退两难和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在旁边煽风点火。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 总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误地听信了女巫的预言丢失了自己的信念，错误地遵从了妻子的指示丢失了自己真正的勇气，错误地不肯悔悟而走向了终极的毁灭。
提供一些《红楼梦》的论文题目，供参考。 试论《红楼梦》的女性人才观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浅析《红楼梦》中的几桩糊涂官司 《红楼梦》钗黛形象的文化解读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试谈《红楼梦》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女性观及对现代人的启示 从《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看归化与异化之争 从人物品格看《红楼梦》对人情小说传统的超越 论《红楼梦》的矛盾冲突 论《红楼梦》的艺术表现 《红楼梦》艺术成就拾零 新时期《红楼梦》语言研究述略 论《红楼梦》的诗美体式 论《红楼梦》所叙宦官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情节描写的穿插艺术及其审美价值 从人物性格的深刻性看《红楼梦》人物的美学意义 论《红楼梦》某些景物的特殊作用及语言魅力 试论《红楼梦》开端艺术的特色与意义 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 再论《红楼梦》中的庙庵与僧道及其社会意义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 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 贾宝玉悲剧性格生成论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论贾宝玉的双性化性格特征及其实质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情不情”、“情情”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贾宝玉和汉诺悲剧人生之比较 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贾宝玉感情状态透析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差异 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 自恋情结的悲剧——林黛玉、妙玉的性格分析 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一个封建礼教的回归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见 论曹雪芹的文人情结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略论林黛玉的生命意识及其叛逆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红楼梦》人生价值取向 试论薛宝琴、晴雯、龄官和香菱是林黛玉的四个形象副本 论林黛玉个性的塑造 从《红楼梦》的二重世界看林黛玉与眼泪之关系 就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谈人际关系 中西文化的误区——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情结 浅论林黛玉的诗人气质 片言谁识解秋心——林黛玉为人漫议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论晏几道的痴情——兼谈林黛玉的痴情 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划 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论林黛玉的存在体验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成也孤独,败也孤独——林黛玉形象的一个因素分析 林黛玉形象议 “春秋”法子促狭嘴——林黛玉语言特色之一 论林黛玉悲美风采和诗词的和谐统一 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 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主要人物的出场描写 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浅析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病态人格及其文化意蕴 林黛玉性格浅析 从王熙凤的出场看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与曹七巧的人生误区 王熙凤——一个被包裹住了的悲剧人物 王熙凤口才分析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 试论悲剧英雄王熙凤的悲剧意义 对王熙凤艺术美的思考 从协理宁国府看王熙凤的管理才能 “二令”及王熙凤悲剧之源 曹操与王熙凤——关于典型形态问题的一个侧面 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惊人的相似——骊姬与王熙凤形象分析 《红楼梦》中 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 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刘姥 姥形象的社会文化底蕴 论《红楼梦》人物刘姥姥与贾母的审美同构关系 同在喜剧背景下演绎悲剧人生——桑丘和刘姥姥形象比较 刘姥姥与尤老娘形象论析 论刘姥姥形象的恒久魅力 刘姥姥三题——《红楼梦》人物论 析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特殊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塑造 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刘姥姥与桑丘形象的异中之同 刘姥姥形象的社会意义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王熙凤判词里的闷葫芦 试论王熙凤艺术形象 从触摸传播谈王熙凤的性格塑造 略谈《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语言个性化 责权利对等与王熙凤治丧 含笑的罂粟——尹雪艳和王熙凤形象之比较 解读王熙凤命运的密码——“一从二令三人木”探析 魇魔法的真谛——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聪明”和“愚钝”破译 20世纪王熙凤研究综述 一夜北风紧——王熙凤结局之我见 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错不在王熙凤 自尊与对抗评王熙凤的“辣” 解读《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物形象 女正位乎内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试论王熙凤个性化语言的背景 王熙凤的社会伦理意识 王熙凤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论析 男权压迫下的封建妇女——王熙凤新论 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论王熙凤性格的心理基质 浅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形象的塑造 对《红楼梦》中王熙凤管理方法的思考 浅谈王熙凤的美、才及命运悲剧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林黛玉与薛宝钗 论林黛玉形象描写特点及艺术魅力 浅议林黛玉的感情生活 谈《林黛玉进贾府》的艺术真实美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论《红楼梦》中的薛蟠形象 母爱的异化———《红楼梦》中的四位典型母亲形象分析 晴雯和春梅——《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一例 着意塑造的模糊艺术形象《红楼梦》秦可卿种种 论《红楼梦》人物的绰号艺术 《红楼梦》人物刻划的“情理分寸”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红楼梦》主要人物年龄考 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美 《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 论《红楼梦》悲剧中的喜剧描写 《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林黛玉和薛宝钗人物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因素 论《林黛玉进贾府》的辞令艺术美 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 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 原型意象与林黛玉的忧郁 至刚至柔至阴至阳——破译林黛玉的男性气质 简爱与林黛玉比较谈 林黛玉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林黛玉“悲剧根源”的现代阐释 异域别壤中的两朵孤独之花——林黛玉与简·爱的比较 独立与叛逆——简·爱与林黛玉之比较 论《红楼梦》的思想 曹雪芹的自然观和《红楼梦》的自然美 《红楼梦》梦境之原型解析 论关于《红楼梦》的散曲
【摘要】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86-1940)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爵士乐时代重要的代表人物。兼为爵士乐时代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菲茨杰拉德尽情享受了这一时代的物质财富、放荡生活和各色诱惑,同时又洞察到这个社会的腐朽本质,冷眼旁观其同时代人的生活。《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英语名著之一,但是它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出版初期的销售量和报刊评论都不是很理想。直到三十年代,尤其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其销售量才开始稳步上升。如今,它每年的销售量都有近百万册,同时也激发了大量的关于菲茨杰拉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讨论,甚至连续有三个不同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版本出现。说到这部小说的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来自菲茨杰拉德超群的小说描写技艺使然,而另一些评论家则从历史文化角度探讨其长久不衰的魅力。本论文试图从一个更新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文化研究角度——新历史主义角度来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美国文学著作。本论文写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在引言部分,论文简要介绍了作家菲茨杰拉德和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并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国内外研究趋势和基本状况。在第一章至第三章的论文主体部分,论文按照“理论-文本分析”的结构,从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根据新历史主义的两大核心概念——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了详细的解读。第一章首先简述了新历史主义这一理论框架及其背景,为接下来的文本分析做理论准备。本章还就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以及新旧历史主义中“历史”的不同内涵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章最后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一位是该文学理论的创始人史蒂芬·格林布拉特,另一位是提出新历史主义核心概念(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路易丝·阿德安·蒙特罗斯。第二章在历史的文本性这一理论概念引导下,探索这部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事件,并阐释了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新历史主义理论认为文本记录了历史,并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但是由于每个历史记录者兴趣、意识形态和认知力不同,文学文本又不可避免的掺杂了主观性。本章写作选取了其中两件历史事件,并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这背后的意义：一是富勒-麦吉案件,它揭露了神秘财富的来源,并牵扯出了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庞大腐败网络；二是菲茨杰拉德与金妮维亚之见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以追求金钱及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目标而导致的悲剧结局的。论文第三章从文本的历史性这一角度出发,探究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的外部因素,以及它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会受到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性格、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同时文本也有塑造历史的力量。论文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经历了迅速的变化,菲茨杰拉德的特殊家庭背景也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受到了艾略特、斯宾格勒等作家的影响。这些特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所体现,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部伟大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整体回顾了这篇论文,并重点介绍了论文的现实意义和写作价值。根据新历史主义理论,文学研究和批评不仅会受到文本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还会受到文学研究评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新历史主义鼓励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持续性文学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与爵士乐时代十分相似。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历史与文本关系的视角。因此,本论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旨在以作品主人翁错误的人生追求导致的人生悲剧的教训警示世人,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 菲茨杰拉德； 新历史主义； 《了不起的盖茨比》； 爵士乐时代
分析苔丝悲剧摘要：在托马斯•哈代的“性格和环境”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悲剧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苔丝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环境、社会的冲突，从而造成了个性的毁灭。关键词：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性格悲剧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采取了坚决批判的立场，因此获得了“悲观主义者”的绰号。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民间人物的命运也是悲剧，而主人公的命运是人类命运的缩影。他在作品中广泛使用的表现手法是对比描写法，这种方法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他的对比是多种层次和范围的：人和社会环境、人和大自然，人的粗暴的感情因素和理智因素，人的外貌和他的内心世界等。特别是突出地反映了人物性格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无奈和弱小，因此，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他认为性格和环境的冲突造成个性的毁灭。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德伯家的苔丝》（下称《苔丝》）中，它作为哈代悲剧小说中的典范，奠定了哈代悲剧作家的地位，为哈代赢得了杰出小说家的声誉。《苔丝》中的悲剧原因主要有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三个方面，三者融为一体，呈现出强大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一、 命运悲剧苔丝的悲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苔丝是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出生，并且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负责任的父母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同时，作为一个美丽但是身份低下的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性别与出身给这个纯洁而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姑娘带来的只能是厄运。而作者似乎要为了突出这种命运的不可违抗性，在他的作品中总是穿插了大量的偶然性因素。在《苔丝》中，哈代作为一个农家孩子，她是朴质、善良、能干的小姑娘，从小就帮助家里干活并且干得比别家的孩子都不赖。同时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打小就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这样的一个女孩的生活本应是幸福而美满的，但是命运却和她开了很大的玩笑。故事从她的善良、负责任的天性开始，她在深夜主动提出为酗酒的父亲赶车送蜂蜜，却在困倦中不小心与一辆邮车相撞，把家中唯一的一匹生计工具——“王子”撞死了，这让她有一种负疚感。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回家的路上获知了：苔丝家原是名门望族德伯氏的后裔。牧师劝告他：德伯家已经没落，不要再做任何无谓的工作。但是却在犹豫中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亚历克•德伯家是假冒的德伯世家。于是虚荣的德伯执意要女儿去亚历克家认亲，从此攀上一户好人家，全家人也跟着享福。高洁的苔丝本不愿意却认亲，却因心有愧疚，只好硬着头皮去认亲。结果在德伯家惨遭不幸，从此开始了她悲壮的人生道路。遭遇了此厄运，她本来是要远走高飞的，却在落难后才遇见了心仪的对象安吉尔。两人一见钟情，苔丝也尝试过拒绝，但是都没有成功，两人终于到了水深火热的程度，谈婚论嫁的地步。苔丝无奈之余，婚前怀着负罪感给安吉尔写了一封忏悔信，希望能得到安吉尔的原谅，但是无独有偶，信被塞到了地毯下面，安吉尔没有看到，这又开始了她的另一个大灾难：安吉尔远走他乡。苔丝从此贫困交加，再加上父亲的死，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她这个长女身上，在混乱和无奈中，她又重回到了亚力克身边。当了她的情妇。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安吉尔又回来了，并且是带了忏悔的心情回来的，他希望能得到苔丝的谅解，却得知妻子已作了他人的情妇。而苔丝此时悔恨交加，认为一切的恶果都是亚历克所为，在愤恨中把他杀死，但是自己也没有免遭到法律的制裁，被送上了绞刑架。在苔丝的身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命运对人物的嘲笑，苔丝是天命或宿命的牺牲品；同时，作者也稍微夸大了偶然性在人们生活里的作用，例如老马的死；苔丝跟亚历克的相遇成为她生活中的转折点；苔丝在与安吉尔结婚前夕写给他的信产生了悲剧的误会；安吉尔最后的悔改返回等等。但是这种命运的描写却也是真实的，在当时的社会不乏这样的例子，正如劳伦斯所说：“哈代的感情、他的直觉、他对美感的掌握……是非常伟大和深刻的。”○1二、 社会悲剧照哈代所说 ，人类悲剧的基础在于个人跟相敌对的、不正当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冲突，更广泛一些说，就是人类跟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令人可悲地无法解决。哈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由于同传统的伦理观或道德观相抵触，总是以悲剧结束。虽然小说中的人物的爱情在他们自身的范围内或许是成熟的、道德的，但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却又是不成熟的、不道德的。在《苔丝》出版后，曾被攻击为“不忠，不贞，诲淫”，因为在维多利亚的时代，男人与女人在婚姻爱情上的地位是永远无法平等的；而三角恋爱关系以及离婚、外遇、婚外关系之类，也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苔丝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下的牺牲品，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强迫和暴力下生存，社会和法律都认为那些侮辱和迫害苔丝的是正当的，因为她不能自卫。在作品中，哈代试图把苔丝和安吉尔平等：他们同样在青年时代都“陷入了罪恶”。但是，这个有着光明理想、先进的文明思想的人，口口声声说深爱着苔丝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却也暴露出自私自利的、目光狭小的小市民特征。因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成文法，男人干了这种事并不认为有罪，只有女人——小市民宗法社会制度下的奴隶吃亏。而最后，当苔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自卫时，从那个同样的“刑律”观点看来，“一个纯洁的女人”就变成罪犯了。因为苔丝不属于有产阶级，从她出生之日起，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剥夺了她过象人的生活的权利，现在又剥夺了她所残余的唯一的东西——她的生命，命运对她的“戏弄”算完结了。三、 性格悲剧哈代曾说：“悲剧。简单地讲，可以这样说：悲剧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一种事物的状态，他的本能或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2苔丝是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高峰。她集人类美貌、善良、聪慧、勤劳、坦诚、坚贞于一身，是个纯情高洁的乡村田园姑娘。哈代正是怀着这样的激烈的感情来描绘苔丝的，她被奉为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并在序言中说：“这是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主人公的品格的评价。”可见苔丝在哈代心中的高洁形象。但是，这样一个优秀、突显的女性，她的不幸正是那种表现了她的性格力量的事件造成她的不可避免的堕落——她的纯洁致使了她的轻信与单纯：她因为责任心而挑起了夜里送蜜的重任，却不小心撞死了“王子”从而迫于无奈而去相亲，虽然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亚历克的不轨图谋，但是她却过于天真大意。对于亚历克对她的帮助：教她吹口哨等都还心存感激。在事发那晚，只因想避开别人的“语战”，竟大意地跳上亚历克的马车，还挨着他睡着了；当她发现亚历克使诈却没有决意离开；同时对亚历克送给父亲和弟妹礼物而产生负债感，这一切都是她的纯洁所致，给了亚历克以可乘之机，让自己步入厄运之中。一位这样轻信的姑娘，她势必会既丧失名誉，又失去自己的爱人，这也是她不理解的，她的爱人安吉尔怎么能够不象她爱他那样，同样无私地爱着她。但是，倘若她不是这样纯朴，这样无用心地天真，她不会这样爱着安吉尔，她能够猜到她的爱情是怎样的结局，她也不会深有负罪感受，更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悲剧也决然不会发生。但是，她也不为之苔丝了，也决然不会引发我们的恐怖和怜悯之情。苔丝还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她的反抗性，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杰出的闪光点，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三个叛逆女性之一，但是她这种反抗性却不够彻底，一直囿于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她一生追求幸福，对亚历克敢恨，对安吉尔敢爱，在一定程度上敢于反抗旧礼教。她蔑视和否定宗教，但当宗教约束与自然天性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对它发出了质问，她凭借着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以卵击石”。但是尽管她做出最大的努力去抗争命运，仍然逃脱不了当时普遍女性的下场。她不自觉地从宗教观出发考虑问题，她无法摆脱世俗观念的阴影，封建礼教压迫着她。她恪守那个时代的准则，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感。当她的孩子死时，虽然她不屑于宗教，但是她又担心她的孩子会因为没有洗礼而被打下地狱最低层，自己偷偷地给他洗礼；当她获知安吉尔也曾犯过错误时，她仿佛看到了希望，但是安吉尔的反应又让她跌回了不变的道德轨道中，她那原始的感情被安吉尔的文明轧得粉碎；她勇于追求爱情，对亚历克的不合理要求敢于反抗、拒绝，而没有从此甘于认命，但是考虑到孝道和迫于生活，她又重回到他身边；她认为自己对于安吉尔的爱是有欠缺的，她没有为安吉尔守身如玉，在临死前，她请求安吉尔娶她的妹妹为妻，因为“凡是我的长处，她一样地不短，可是我的坏处，她却一点没有……”她一直在旧有的道德圈边缘徘徊，在她这种不断地抗争、妥协、堕落到最终的坚决反抗中，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东西被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撕裂的凄美。四、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哈代的悲剧性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显得十分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悲剧性人物——苔丝，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她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她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她的有着令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品质和性格，同时也有着凡人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陷；她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悲惨结局更能反映时代的现实，获得了我们的共鸣。哈代为我们展示了一位维多利亚时期少女的真实感情和多舛的命运，她是在同命运、环境、社会的斗争中失败后倒下来的。这样的悲剧不是偶然的，也不只发生在一个苔丝身上，从这个悲剧本身，我们对那个时代都应有更深的思索。参考文献：[1] 托马斯•哈代. 苔丝. . .[2] 张中载. 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3]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4]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5] 秦玲. 苔丝悲剧的形成原因. 南阳师范学院. 2005[6] 王梅兰[7] 姚佩芝，董俊峰.《德伯家的苔丝》——哈代综合悲剧观的完美体现.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8]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注释：○1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早年的哈代》第230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是其悲剧作品中最著名的四部。故事均取自欧洲的历史传说。 《哈》剧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回国奔丧，父王鬼魂诉冤，嘱其报仇。王子装疯，安排“戏中戏”，证实了新王杀兄的罪行。错杀大臣后，王子被打发出国，他洞察新王阴谋，中途折回。新王备下毒酒毒剑，挑唆大臣之子与王子决斗，欲置之于死地，最后三人同归于尽，母后也误饮毒酒而死。 《奥》剧写的是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赛罗与元老之女苔丝狄蒙娜倾心相爱，冲破家庭阻力结为夫妻并一同出征。旗官伊阿古，因个人私怨而设计诬陷台丝狄蒙娜有私情。奥赛罗轻信中计，亲手将妻子掐死，最后真相大白，奥赛罗悔恨交加，拔剑自刎。 《李》剧叙述不列颠王李尔将国土全分给了花言巧语的两个大女儿，而将秉性耿直的小女儿远嫁法国。最终遭到长女次女百般虐待，流落荒野，疯癫而死。 《麦》剧写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受女巫诱惑，在野心和夫人的驱使下，杀君自立，后终日被噩梦纠缠，神思恍惚。其妻也发狂自杀而死。最后王子率兵讨伐，麦克白兵败而死。 （1）《奥瑟罗》叙述摩尔人贵族瑟罗由于听信手下旗官伊阿古的谗言，被嫉妒所压倒，掐死了无辜妻子苔丝狄蒙娜，随后自己也悔恨自杀。奥瑟罗是个襟怀坦白、英勇豪爽的战士，苔丝德蒙娜天真痴情，毅然爱上了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和社会的歧视，同他结了婚。但是，他们的爱情虽然战胜了种族歧视，却没有逃脱伊阿古的阴谋陷害。伊阿古假装忠诚，心地奸诈，由于升不上副将，就对奥瑟罗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害死奥瑟罗夫妇，最后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场。通过这个形象，莎士比亚对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中的极端利已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李尔王》描写一个专制独裁的昏君，由于刚愎自用，遭受到一场悲惨的结局。悲剧的目的同样在于揭露原始积累时期的利已主义，批判对于权势、财富的贪欲。悲剧还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流离失所的英国现实。在第三幕第四场里，李尔被两个女儿驱逐出门以后，跑到暴风雨的荒野，诅咒女儿忘恩负义。在雷电交加中，李尔对穷苦的人们喊道：“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这里，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的口表达了他对无家可归的农民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代现实的揭露。但是，紧接着上面那段话之后，李尔说道：“安享荣华的人们呵，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这种求助于剥削阶级发善心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想法，正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的人道主义思想。 （3）《麦克白》野心家麦克白将军从战场上立功凯旋，由于野心的驱使和妻子的怂恿，利用国王邓肯到自己家中作客的机会，弑君而自立，最后，这个血腥的篡位者被邓肯的儿子和贵族麦克德夫所战败而死去。他的妻子也因精神分裂而死。这出悲剧深刻地揭示出个人野心对人所起的腐蚀作用，是莎士比亚心理描写的杰作。 （4）《哈姆莱特》（1601）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悲剧的情节是这样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因为父王突然死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又同新王——他的叔父结婚，使他更加难堪。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里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时，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告诉他“毒蛇”就是新王，并嘱咐他为父复仇。哈姆莱特认为他这复仇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国家的问题。他说自己有重整乾坤，挽狂澜于既倒的责任。他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又怕泄漏心事，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坏人的圈套，心烦意乱，忧郁不欢，只好装疯卖傻。同时，他叔父也怀疑他得知隐秘，派人到处侦察他的行动和心事。甚至利用他的两个老同学和他的情人去侦察他。他趁戏班子进宫演出的机会，改编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贡札古之死》叫戏班子演出，来试探叔父。戏未演完，叔父做贼心虚，坐立不住，仓皇退席。这样，更证明叔父的罪行属实。叔父觉得事情不妙，隐私可能已被发觉。宫内大臣波洛涅斯献计，让母后叫儿子到私房谈话，自己躲在帷幕后边偷听；王子发现幕后有人，以为是叔父，便一剑把他刺死。从此，奸王使用借刀杀人法，派他去英国，并让监视他去的两个同学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时就杀掉他；但被哈姆莱特察觉半路上掉换了密信，反而叫英王杀掉了两个密使；他自己却跳上海盗船，脱险回来。回来后知道情人奥菲莉娅因父死、爱人远离而发疯落水溺死。奸王利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为父复仇的机会，密谋在比剑中用毒剑、毒酒来置哈姆莱特于死地。结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剑，王后饮了毒酒，奸王也被刺死。王子临死遗嘱好友霍拉旭传播他的心愿。 C:鉴赏与品评: 莎士比亚的悲剧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理想的破灭。人文主义理想和现实社会恶势之间的矛盾构成戏剧冲突。剧中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文主义理想下面的人物，描写他们与恶势力进行的悲剧斗争、毁灭及其道义力量。如哈姆雷特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惨痛的变故使他所珍视的理想全部破灭，为父报仇、重整乾坤又使他感到任务艰难，因而忧郁、犹豫，陷入深刻的思索。 在艺术上，悲剧是莎剧中成就最高的。首先，多线索手法的运用体现了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如《哈》剧中安排三条复仇线索，以王子复仇为主线，另两条线索穿插糅合其间。《李》剧中也有两条平行交错的线索。其次，人物形象鲜明，作者善于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其性格更丰满深刻。如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富有哲理性。麦克白杀人后精神崩溃的过程更是刻画得细腻真切。此外，作者还善于渲染气氛，营造悲剧性的氛围，烘托人物的心理活动。如《麦》剧中夜与血的形象贯穿始终，阴森恐怖。《李》剧中暴雨荒原一场，激烈哀愤……凡此种种，都使莎士比亚悲剧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
[1] 托马斯•哈代. 苔丝. . . [2] 张中载. 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3]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英国文学史1870-195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4]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 [5] 秦玲. 苔丝悲剧的形成原因. 南阳师范学院. 2005 [6] 王梅兰 [7] 姚佩芝，董俊峰.《德伯家的苔丝》——哈代综合悲剧观的完美体现.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8]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论文提纲可以写完论文 再总结。 只是字数的事而已 那么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