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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点拨：可以写一写书法的发展史，关于一些字书的由来，例文如下：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
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
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
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
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
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
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隋代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刻。先生说：“隋代只有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唐代书风上乘隋代，将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朝楷书与南北朝楷书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碑帖中别体较多，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不象南北朝欹斜奇。隋代碑刻和墓志书法流传较多。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精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参考资料：望采纳
关于书法和美术赏析的论文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其实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二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书法创作观念的更新，书法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为从过去对书法技法的研究，转向了作品创作主体的书法意识的把握，在艺术思想上有了重要飞跃。从而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为深远。于是，书法欣赏也就成为了一个高要求的艺术活动，即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如何去把握作品、理解作品，沟通创作者（主体）和欣赏者（客体）之间的情感。也就是说如何使书法创作水平和书法欣赏水平得到同步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书法教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有效措施。 一、书法欣赏差异之思考古人言：“书为心画”，一件书法作品的诞生，无疑是作者情感、志趣、意愿的表露，或多或少、或显或隐。而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之所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借助线条的挥舞，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精神气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过：“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又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就书法而言，黑白相映的作品是静止的，显示的却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形象，然而这一切看来都是静止的，需要欣赏者去感悟、去体味。不同的人情趣不同，爱好不同，加之审美观的不同，导致了书法欣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很小，有时甚至很大。一件粗头乱服、率意天真的行书作品，在有人看来可能是草率杂乱的，而一件呆板僵死的楷书作品，在他看来却是端庄俏丽的，至如已脱离实用的功能、真正作为艺术欣赏的草书作品，一般的欣赏者除了只注意到它凌乱的线条之外，实在看不出它更多的优劣。有人说，一千个人读《红楼梦》就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此话千真万确，这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从何而来，就是从一千个读者各自的想象感受而来，各自修养的不同，加上审美观的差异，就产生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其实在其它艺术门类的审美上，都存在这种欣赏上的差异，只不过在书法欣赏中这种差异更大。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它是高度抽象的造型艺术，一切信息全部蕴含在抽象的线条之中，凭欣赏者去感受。巴尔扎克说过：“艺术作品就是最小的面积，惊人的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就书法欣赏来讲，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这种欣赏差异就小得多，因为其本身的创作实践，就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他懂得了书法作品的“美”在何处，以及构成书法美的诸多条件和因素，最重要的是作者掌握了书法欣赏的方法。然而就书法欣赏的群体而言, 书法创作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广大的欣赏者，是非从事书法创作的广大群众。他们才是书法欣赏的主体。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好，都是给人看的，凡受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引起共鸣的艺术作品，最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亦最能闪耀其艺术价值的光华，书法作品当然不例外。要使书法创作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使这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光彩，提高创作者自身的水平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提高全民的欣赏水平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书法艺术需要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这点完全建筑在全民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上。书法的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必须同步前进，否则，只注意创作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全民的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将会使书法艺术逐渐失去应有的观众，实际上也缩小了自身可施展的天地。目前这种现状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真正欣赏书法的还只在书法界搞书法创作的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非从事书法创作的能欣赏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观众还只是一般看看而已。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瞧出门道，就必须懂得入此门道的方法，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而大量的非搞书法的广大群众，他们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书法的欣赏只停留在“好”与“差”的感觉的层次上，且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可能从美学的角度对书法艺术作品的审美特点和价值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看来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在当今书法创作日益高涨的今天，已到了首要的地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二、书法教学是提高书法欣赏水平之关键就书法创作者自身而言，不断的创作实践，加上不断的书法理论研究，其自身的欣赏水平亦随之提高，一般地说是较为同步的，就象一句哲言所讲的那样：“心中没有太阳，也就看不见太阳”。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就是一个受书法教学的过程，而对广大的群众来讲，唯一的手段只有通过书法教育才能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问题是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既通俗易懂为他们所接受，又起到提高欣赏水平的作用，这对广大的非从事书法创作的欣赏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面很大，书法教学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必须有侧重面。有一点必须提一下，即书法教学的重点要放在帮助人“会欣赏”上，要避免那种书法教学就是教人学会书法的方法，而要通过书法教育使广大群众逐步掌握欣赏的方法和内容，真正领略其中的风采。就象我们自己本身不会拍照，但完全可以去欣赏一幅摄影作品，或者说自己不会跳芭蕾舞，但照样能欣赏它的高雅优美，以及领会它内中一个个的故事一样。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懂得这方面或与之相关的知识，否则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书法欣赏也许有比其它艺术欣赏更难的因素。因为它本身是极抽象的，不象其它艺术，如摄影、绘画等，有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可直接感受，较易引起欣赏者的兴趣和联想。书法欣赏与其相比，就存在着这方面的差异，这就给书法教学提出了要求，笔者以为下列几点是必不可少的。1、什么是书法，书法艺术与一般写字的区别；2、书法美的本质；3、书法美的特征；4、书法美的表现形式；5、书法美的创造；6、书法美的欣赏。就书法教学而言，使欣赏者首先了解书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都是从先了解开始的，当然欣赏者各自审美观的不同，尤其是各人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等条件的差异，不可能以相同的书法教育，而得到相同的欣赏水平。这点是永远做不到的，也不要求做到，而是要通过书法教育，努力使这些差异越来越小，这是完全可能的。要提高广大群众的书法欣赏水平，仅仅依靠书法教育也是不够的。或者说，只靠书法教育，其欣赏水平不可能进入很高的层次。因书法欣赏涉及的不只是书法知识的积累，还需要其它文化素养的配合，所以提高欣赏者水平，除了书法教学以外，还需要辅以其它艺术素养的积累。当然书法教学是首要的。如同书法创作水平的提高，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一样，书法教育也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毕竟书法教学面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有很大一部分对书法确实知之其甚少，只停留在书法就是写字的笼统概念上。这样，普及型的书法知识的教育就得放在首位。如懂得欣赏的方法，至如欣赏到什么层度，要逐渐而入。这样的书法教学确实对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的意义，否则，盲目的在书法教育中实行“一刀切”，仍然会使广大的欣赏者感到深奥，唤起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深厚兴趣，也欣赏不了什么。就象初学书法，必须先从基础着手一样，先追求基本功的熟练，在此之上再去创新和树立自己的风格。书法教学也必须注意普及型和大众化教育。如果就创作者主体而言，那么书法教学的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懂得，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应与当前群众在文化艺术方面的鉴赏水平，爱好和追求大体吻合，而舍弃艰涩朦胧和难以捉摸的意象，转向较为晓达的群体感情抒发。一个时代的艺术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一代人的要求，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为这个时代服务，要重视书法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大众化和普及性。书法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时代，也不能脱离人民，这样，作为欣赏主体的普通群众尽管没有高的艺术素养，但对作品却能从他们自身的文化起点加以认识理解和欣赏，否则势必失去大多数的接受者，这样就等于把书法艺术推向孤芳自赏的绝境，这样的艺术创作又有何价值可言呢。我们应该相信，通过书法教学能使广大群众的书法欣赏水平得到提高，广大群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又对书法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创作水平提高了，反过来又要求欣赏水平有新的提高。不断的循环往复，就要求书法教学在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内容，以适应欣赏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书法教学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基意义十分深远，尤其在书法创作水平和书法欣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今天，书法教学更显示它的重要性的迫切性，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将书法教学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使书法艺术焕发新的光彩，真正起到弘扬民族文化之目的。 众所周知，审美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罗克韦尔 肯特曾说过："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使人们更深地懂得生活，进而更加热爱生活。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设想的一个生动比喻，来说明人类在创造活动中实现其本质力量叫产生的愉悦：一个小男孩，将一块石子投入水中，他看到水的涟漪不断变大，他欣赏自己的创造，从中得到无比的欣喜……。而到了初中阶段，审美教育更显示出在素质教育方面的作用，这时的学生从原来的快乐、无拘无束、天真活泼变得沉默、羞涩和严肃，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适合表现自我意识的方式，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如果灌输给他们一种起着心灵感应作用的思想教育---审美教育，就能让学生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不知不觉地受到高尚，健康的思想感情的熏陶。这种教育的特殊效果，是一般道德说教难以达到的。而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在生理，心理上已接近成热，是准备走向独立生活的时刻，他们的自信、自尊都在增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接触面也更加广泛，他们求知欲强烈，学校教师传授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渴望从各种渠道接受新观念，接受新知识。在这时，审美教育更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情感性正是对感情真挚奔放，形象思维极强的青少年作用是最大的。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当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学生经历着空前的观念撞击和文化震荡，正如电脑和算盘同在，洗衣机和搓板并存，试管婴儿和恐龙蛋化石共生一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精神并非同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美术也显得希奇古怪。如现代主义的美术，有入说是一种头脚颠倒得艺术。一位心理学家曾幽默的用生动的语言概括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他说："今天年轻的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投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逐渐懂事，也离家出走，也生孩子。只是顺序倒过来的。"的确，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里，艺术的含义更加宽泛，既包括美的，也包括丑的：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既有纯实体的东西，也有纯形式的纯数学的东西。比如60年代，卢卡斯萨马拉斯主要探讨的是人的亲妮行为和暴力强奸。他的作品中弥漫着炽热的性欲和色情主义。似乎全部的作品都被梦魇困扰着，镶饰着欲望，渴望者心醉神迷。尽管一些现代主义艺术也从不同的方面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某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确不适合一个中学生。敏感的学生面对着万花筒般的多元观念，往往不知所措，分不清美丑。况且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国家的美育也曾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把美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十年内乱期间，美育更受到毁灭性的催残，真假不分，善恶颠倒，严重扭曲了青少年的心灵，带来愚昧，粗野，庸俗等不良后果。同时，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上难免出现许多不良因素，商潮汹涌，文化兵败，伪劣走俏，真金蒙尘。今天，似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扑溯迷离和令人费解的时代。哲学家不再尊重笛卡儿，黑格尔；文学家不再推崇莎士比亚，鲁迅；艺术家也不再欣赏达芬奇，拉非尔和贝多芬。一台国家级水平的交响乐演出，听众寥若星辰，而一位怀抱吉他，声嘶力竭，似唱非唱的"歌星"却吸引数以万计的歌迷。同样，在美术市场，一些利令智昏的画店，画商更是不吝出资，成批伪造画和名家字画。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艺术殿堂中，也似乎愈来愈难以看到人类古代所创造的各种美丽的神话，圣洁的传说，优美的音乐和令人心醉神迷的绘画。而更多的是邪恶，荒谬，仇恨，丑陋。莎士比亚在《风月通鉴》中曾经写道：人们齐心赞赏新玩具，不理会他们是用旧物捏成，宁愿歌颂镀金的劣货，不愿欣赏盖了灰的金泊。因此，做为美术教师，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欣赏好一张画，一件工艺品，而更重要的是带动学生能独立的去认识美，有选择的接受新的观念。在我任教的高中美术欣赏课上，我做了以下尝试：首先，选择优秀的画家，优秀的作品。上课时要先让学生对画家的思想和人格精神有个充分的了解，然后对其作品进行分析时，融入画家的思想和为人，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也接受了思想教育。要知道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能屹立不倒，不仅仅只有外表的美，而更重要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艺术在他看来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喜悦，是智慧的喜悦，是在良知照耀下看清这个世界而又再现这个世界的喜悦。学生从中获得审美喜悦，正是和艺术再现世界相对应的，即熟悉，亲切，又陌生新鲜的心灵体现。而对罗丹的大理石雕塑《沉思》，我们会同时浮现双重的现实感：一种是通过洁白润泽的大理石，造型语言等材料和媒介透出的再现形象；另一种是由这个再现形象激起的对外部客观现实的联想。这两种现实都在幻觉中产生，从再现形象到客观现实往复多次，构成心灵意象的跳跃感再现。捕捉这样一种大幅度的扩展和变化着的意象，将激起心理，智慧，想象，情意以至人生经验的涟漪，这一精神活动本身"力"图样，体现的恰是梦想与现实，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矛盾。罗丹的助手葛赛尔写下了《沉思》这座雕像给他的审美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神的张弛，往复，伴随着极度的审美愉悦，呈现为精神上的创造，自由和超越。他在表现时特别注重强调和对比，把眼睛以上从眉弓推向前额，突出入类精神生活最主要的领域，以先声夺人的精神力量去接近观赏者。而下颉到脖颈再到双肩，几乎"沉没"在石座里，"突出"与"沉没"的"秀"，面目俊美的女性头像，她低着头，周围萦绕着梦想的气氛，显得她是非物质的头脑上帽子的边缘，好象她梦想的羽翼一样，但是她的颈项，甚至她得颔都在一块粗大得石头上，好象夹在不能摆脱得枷板中一样，不具形的"思想"在静止的"物质"中花一般地吐放出来，而且用辉煌地光彩照亮了这物质，但是她丝毫没有办法摆脱现实的沉重束缚。"而在现实当中，罗丹对艺术的执著使他自己认为是"教徒"，他在遗嘱中对青年谆谆教导：要有耐心!不要依靠灵感，灵感是不存在的。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意志。象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我们应该要引导学生在欣赏中感觉到这种美的力量。一个朦胧中的少女有着自己的梦想，这与中学生多梦的性格是如此的接近，这种心灵的沟通和激发，如电流通过全身，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忽然间犹如脱胎换骨，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自觉的接受了罗丹的高尚艺术品格，尽管也许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这种教育的深刻性是永远不能泯灭的。又如凡高，他尽管只活了37岁，而且是孤僻，自闭，精神分裂．真正的去了解他，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品格，我想学生会对凡高充满了尊敬。脾气古怪的凡高从小就不合群，不仅长相难看，有时羞却，有时又冲动粗鲁。他拒绝社会，社会也拒绝他；但他向社会献出诚心，社会仍然拒绝他。他在为古皮尔画店工作时，直截了当地批评顾客的爱好，甚至公开宣称商业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盗贼集团，于是他被解雇了；他在一家寄宿学校任法语教师，看到了贫苦的学生的生活状况而没有向他们收学费，于是他又被解雇了：他在一座煤矿当自食其力的传教士，把财产分给穷人， 自己粗茶淡饭，衣裳褴褛，教会认为他布道失当，于是他又被解雇了：他满腔热情，一往深情地追求真诚的爱情，但不是被戏耍，被背离，便是酗酒放浪，于是被"解雇"了；他如痴如狂，满怀虔诚的创造绘画作品，却因不被世人理解难以找到知音，于是他又被解雇了。然而凡高和罗丹一样，对待艺术就象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并不太在乎人们是否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只是把画画当作宣泄情感的一种最佳方式，并且他有着和雷诺阿一样的追求。"我画画不是使人苦恼，而是使人们快乐。"他在一到信中这样写道。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也使人们得以窥到凡高的内心：他就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尽管生活如此对他不公平。他仍然热爱和渴望生活他的代表作《向日葵》，作为一副静物画，从它色调，布局，瓶花的特定形成构成，以及笔触的运用，油彩技法上的处理，都是显示出画家对自然，生命，人生的独特情感的体验，传达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骚动又孤寂的心理情绪。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凡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盘俯仰张弛挣扎的向日葵的内在涵义，充溢着张力的新生命在凋残痛苦的旧生命种诞生。学生在欣赏时自然而然地想象到凡高地一生，沉默，欲喊又喊不出来的压抑人生。而更重要的是凡高的这种爱心和渴望生活却永远留在学生的心中。其次，在进行欣赏教育时，有必要的让学生允分地了解中国的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由于把科学的发达等同于美学的发达的错觉，中国的艺术跟在西方科学的路子后面，疲于奔跑的追赶，在一定程度上舍近求远，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优势。事实上，中国的近百年来科学落后不等于艺术落后，中国画作为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早就与西洋画并起并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绘画体系。一，中国的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据记载，早在春秋后期，周代都城的政治性建筑"明堂"里，就绘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以及周公抱着幼年的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因为建筑物的毁灭都已不存于世，但是从1949年出土的两件战国帛画的线描人物形象，略加色彩的绘画技巧来看，我国至少在两干多年前已经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到了战国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绘画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着它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各种绘画体裁，画家们将书法的结构，用笔运用到绘画中去。以加强绘画的表现力和艺术趣味，形成了具有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基础，而且对我国一些邻近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老画家中村不折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指出："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想，用长流不息来比喻中国的绘画是最合适不过的。"而欧洲的绘画从时间来看，应该是早早承认，旧石器时代，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品，都是发现于欧洲的西南部与中部。虽然考古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但迄今尚无新证物以前无法动摇上述的观点。到了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成为统治国家的精神支柱，这一时代在绘画史上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扫清前途的障碍，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他门终于从古人的武器宝库里找到了饱含着现实主义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从而打出文艺复兴的旗号，正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地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地光辉形象面前，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因此，欧洲的绘画是时而浩瀚，时而干涸，这与中国地绘画地源远流长是不同的。二、西方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他们将人的发展归之于神的创造。在他们那里，"神"与"人"是分离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和客体对抗起来。探索各个领域中纵的逻辑关系，在种与类的基础上区别其层次，力求符合这些关系的客观秩序。他们是属于哲学美学，叙事诗学，状物画学。他们写实绘画的焦点透视，像一位独眼巨人在锁孔里看世界，只能老老实实地把看得见的画出来，把看不见的挡起来。他们的安琪尔要飞，只有实实在在地安上一双翅膀，其爱的信息的传达还得借助于一支有形的弓箭。而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它以笔墨"线索"作为塑造意识形象的根本要求，并融诗入画，使画的意境，布局，笔墨，色彩完全诗化而成为"无声的诗"。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对我国一些邻近国家的绘画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中国绘画是属于艺术美学，抒情诗学，写意画学。中国绘画是多点透视，在游动中看世界，不但能画出肉眼之所见，而且能画出心眼之所见。山前山后，屋里屋外，长江万里，四季花卉，皆可同时纳入画面。我们的飞天要飞，勿需安装沉重的翅膀便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其爱的信息的传达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却能"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是"无翼而翔"，一个是"有翼而飞"，哪个更高？难怪毕加索反问："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您们中国人有艺术； 其次，是日本人有艺术，当然日本人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二者外，白种人根本没有任何艺术可言。我最莫名其妙的，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况且有专家认为，中国画是后现代主义的温床。进入90年代，伴着消费的发展，现代主义的热潮在中国迅速降温，而一种打破传统和新潮，艺术和非艺术，雅和俗的后现代主义以游戏的姿态悄然兴起，他兼容性更强，在这里，被排斥的古典艺术又有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是以一种游戏的姿态出观：维纳斯穿上了牛仔裤：蒙娜丽莎被戴上一副眼镜，弥勒佛扛起了广告牌等等。在这里，这些艺术既保持着自己的"风和雅"，同时更大众化。现代主义重视看得见的形式，后现代主义重视道不清说不明的状态，他从东方神秘主义众吸取了信息，而崇尚"天人合一"中国早有"玄之又玄，天机不可泄露"之说。这些被某些学者视为不能用精确数值定量定性的落后乃至迷信的中国古老文化，说不定潜藏着科学主义未能认识的领域和未能解读的信息。正如古希腊的奴隶制太完善了，所以他的封建社会就不发达。中国完善的封建社会决定了他不可能出现完善的资本主义，而在后工业社会形态中则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一定的排斥性，而对后现代主义却有着先天的亲和性。学生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必定会对美术有新的认识，在欣赏美的同时，既自觉的接受了思想教育，也接受了新观念。以上是我对高中美术欣赏的几点肤浅见解。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于效果如何，还是未知之数
书法鉴赏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书法就是传统文化的缩影。 （一）书法展现传统精神 《兰亭阁序》的作者王羲之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并被灌输为最伟大的书法家，而《兰亭阁序》也成了行书的绝品。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从《晋书》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隐逸以后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愉。这也正是数千年文人所推崇的。 王羲之的飘逸自然，张旭的洒脱无拘，颜真卿的钢筋有力。。无一不显出了中国文化的真谛。。 书法的工巧，若汉隶《曹全碑》； 书法的天真，若苏轼《丰乐亭记》； 书法的自然，若《兰亭阁序》； 书法的方正`丰润`紧接`宽博`雄浑。。。 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二）书法在政治上的地位 打开一部部中国书法史书和一卷卷前贤法帖珍品，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这些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的作用却绝不像影子一样无足轻重，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就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 书法是历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课，它甚至关乎着一国之君的脸面和尊严。长期的笔墨研习，增长了帝王的书写能力和欣赏能力。即使是那些金戈铁马打下江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他们也必须学习接受汉族传统文化。 唐太宗`乾隆都是对书法极度的喜爱。 而书法一直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最爱，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无一没为官进爵的。王羲之，右将军。苏轼，丞相。。。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闻名的大奸臣的书法也是同样受人称赞的，可能其中的一部分是想借助书法的手段来达到不轨的目的，这也恰恰说明了书法在政治上的地位。 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书法艺术仍然能够沿着自己的艺术轨迹继续发展。 帝王和王宫大臣们对于书法的兴趣或轻或重，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也许他们有的人是珍爱艺术，有的人是附庸风雅，有的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有的人是出于装点门面。但是作为书法本体来说，帝王的重视与否确是非常重要的。 《三》书法的物质价值 中国子民素来有收集的嗜好，而书法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1000年前的唐太宗就是收集到王羲之的《兰亭阁》，并最终将其带入自己的帝王墓。 除却有特殊层次含义的书法作品，如帝王的作品（其价值含有帝王特色，故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其他的名品在现在的价值应该也可以看出书法作品的物质价值。有四个字来形容就一字千金。单就这一点启示就足以说明书法在传统文化的地位。 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景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它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手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恣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 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它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翰墨精神。
大家好，因为好久没有来百度知道提问了，不知道提问后不能补充问题。所以只好再注册了一个账号来补充我自己的问题。说明一下老师给我们的要求：跟书法美学相关的二千字论文，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点做论述，要以一定资料为基础，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发到里无论发什么，只要对我有帮助（最好是网上找不到的），择优给分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秦） （汉）（魏晋）（草书）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二、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谓青铜器是铜和锡合金制造的器皿。这种合金更坚固，因其颜色发青，故称青铜器。主要有乐器“钟”，食器“彝，尊，爵”，洗器“盘”，兵器“戈，戟”等。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三、大篆1、产生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因其带有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特点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四、小篆1、产生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战国时期流行于东方的区域性文字——六国文字）②“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就是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了大篆的形体结构，改变了大篆的叠床架屋，复杂的写法，逐渐整齐统一，稳固定型而成，如“商：（大）（小）”③把原来没固定形式的偏旁部首统一起来，使一个偏旁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如“（心），（衣），（水）”并确定了每个偏旁在汉字形体中的部位，不能随意正反，左右颠倒。每个字的书写笔数也基本固定了。这就使字体基本上定型化，统一化了。特点曲折宛转的风格。小篆在大篆圆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起笔和收笔大都是浑圆。转角处都带弧形，曲折引长而划一，使线条更匀称圆转，字形长圆，体势雄健，已线条化了。观《峄曲线之美，线条匀净圆畅，柔中带刚。历来被视为篆书的正宗。因笔画圆劲丰腴如筷子，古称“玉筋篆”，后代的篆书家，如唐山刻石》运笔宛转自如，字态活泼矫健，极尽代的李阳冰，南唐徐弦，无不从李斯的风范中立下根基。用线条代替了图形。小篆是规范的字体，比大篆更整齐定型。用线条代替了复杂的图形，基本上脱离了图画，确定了汉字的符号性。异体字也基本上废除了。但仍保留大篆某些象形写实的特点。另外，匀圆宛转的线条，弧线的连笔，起讫不清，不便书写。“篆书”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直到汉代“隶书”出现以后，才把这种文字称为“篆书”。因此，篆书是相对隶书而言的。小篆正式通行的时间不长。汉代就已不常用了，但是两千多年来，印章一直用小篆镌刻，篆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五、隶书秦代有两次文字改革，一是统一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使用了较小篆潦草些的隶书。这是第二块里程碑——文字发展摆脱像形性。1、产生隶书是从小篆脱胎出来的。始于秦朝，经过两汉231年（前206—25）的演变，到汉代才臻于成熟。隶书是汉代的主要通行书体。这样说来，隶书可分秦隶，汉隶两个发展阶段，又称古隶和今隶。特点 a.、点画转写线条汉隶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小篆曲折宛转的线条。整个字体棱角鲜明，方正平直，字形由长圆变成扁方。这种变化称谓“隶变”。这极大的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系统，使汉字的象形图画面貌基本消失，奠定了现行文字的基础，使之变成纯符号性质的文字。 b.、笔势飞扬成波势“蚕头燕尾”是隶书的主要特点。“蚕头”指起笔处重而秃，呈方圆；“燕尾”指收笔处轻而上翘，拖一个捺状的尾巴。如有的横画和平捺要挑起，呈波状。但在隶书中强调“燕为双飞”即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只允许主要笔画出锋，挑出“燕尾”状，其它诸笔都成秃笔，以方为主，一住即收。 撇和捺也要挑起来，形成左右飞扬之势。撇捺做慢弯形，尾部尖细，捺角向上推，呈波势。这样，整个字体上下收紧，左右舒展，以主笔“蚕头燕尾”贯穿字中。魏晋时代，汉隶又叫“八分”，指的就是笔势波磔，向左右分开，象“八”字形状一样，左右分散。隶书，无论是平平展展的，还是翩翩飞动的，由于字形较扁，总比等比例书看上去安稳。隶书出现是汉字形体发展上的一次大改革，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今文字新的时期，有划时代的意义。六、楷书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楷是规矩，整齐，楷模的意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模范，即标准字体。1、产生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现在，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东汉，三国魏时的书法家钟繇的小楷《贺捷表》，虽还没有摆脱隶书笔意。但已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楷书了，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作品。其主要横画已失去了“蚕头燕尾”特征，撇捺已成锐势，但还存在隶书遗意。有的捺画还顺势飘扬作波磔。撇捺仍向左右飞扬。东晋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小楷作品《黄庭坚》《乐毅论》改变了钟繇变汉隶为楷书后仍存有隶意的笔法。凡钟书仍作波挑的地方都敛锋不发，从形体上完全自立了。至今仍采用他创造的字体，字形。魏碑，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渐演变的楷书体。虽是楷书，却融篆势隶意，草情等众妙于其调。如方笔魏碑的典型代表作《始平公造像》，棱角分明，雄强朴拙。所有点画都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示出刚健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有阳刚之美。、特点楷书字体确实颇具规模。这种字体同汉隶的基本结构虽相同，但它是对隶书的改造而成的，它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改变了隶书的笔势或适当简化。形体上，汉隶向外推开，呈“八”字扁方形。楷书向里集中，成“永”字方形。笔画上，发展了隶书的点横撇捺竖钩等笔画。如汉隶和撇是慢弯状，尾不尖细，有时上挑，；略有勾形；而楷书的撇是笔势斜下，导尖细，不挑不勾。尤其是横画，楷书没有“蚕头燕尾”的波势了。汉隶波动，楷书平稳。楷书在摆脱古代汉字图形意味这一点上，比隶书又进一步。它完全是由完备的笔画组成的方块符号，作为方块汉字，从此定型。楷书印刷体：印刷上常用的各种变体，宋体，横细竖粗—通用印刷体；仿宋体，粗细不分，秀丽—序言；楷体，诗词正文正楷，接近手写体，比仿宋丰满—通俗读物，小字课本；黑体，庄重—标题。七、草书草书一般是比正式字体写的草一些的字体。广义的说，自有汉字以来，篆隶楷书通行时，都有相应的草体。但“草书”成为一种字体的专称，是东汉以后，并分“章草”“今草”“狂草”三种。1、章草是隶书的草写体。相传西汉元章刘奭shì时，黄门令使游创制的。现流传的有他的《急就章》，取其章字叫“章草”。笔画常带草意，有连笔。仍保留隶书的波磔，但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笔画界限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书写比隶书简便迅捷的多。如西晋书法家索靖的《出师颂》，用笔既沉稳劲健，又活泼灵捷，是标准的隶草，历来习草者皆视为正宗法帖。2、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东汉末年一直流传至今。今草，体势连绵，一笔到底，一气呵成。虽偶有不连，但血脉不断。字字顾盼呼应，贯通一气。今草写起来灵活流畅，简易快速。但往往难以辩认。如王羲之的《十七帖》体势婉转，宽态活泼。历代视为草书的绝品而奉为法度（标准）。3、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狂草笔形连绵不绝，上一字的末笔常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甚至数字一笔挥成，偏旁混用，其部位也改变的厉害，可谓任意挥洒，狂放不羁，较难辨认，很少有实用意义。但在书法艺术上有狂放的风格。如盛唐的张旭，怀素，有“张颜醉素”或“颠张狂素”之称。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体势连绵，笔意奔放，给人一种开朗而有变化的感觉。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是追求纯艺术的表现，抒发自己的情感。总的说来，草书把楷书十几笔的字，用两三笔画出来，这种高度简化，可以达到快写的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八、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始于楷书出现以后，盛于魏晋，晋代已流行。直到现在仍是手写时最多，最广泛的一种字体。行体兼采楷草的优点，是草书的楷化或楷书的草化。近楷而不拘谨，近草而不狂纵。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行书简化了楷书的笔画，采用草书连绵的笔法。笔画连绵而又各字独立，清晰易认。书写效率较高，成为楷书的辅助字体。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姿媚飘逸，幽雅清秀。另有集字成碑的《圣教序》是盛唐长安张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的行书墨迹中集中而成。此举共费20余年，选字均为王书的上乘之作，摹勒精美，历代十分珍重。又如唐代李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用笔硬挺奇崛，以险绝取胜。横笔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虽借鉴《圣教序》，但奇伟雄强之势胜于晋人，别开一门。宋代书法成就，行书突出，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家。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字体的过渡，不是新旧衔接，继承，起伏突变。而是新旧交搭，并行，逐渐替变的。在前一种通行的形体中，就已经蕴育萌芽一种更适合实际需要的新的形体结构，最终取代了前一种字体，而居于统治地位。由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到秦的大篆和统一后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隶书通行后的草书和楷书通行后的行书，是这一种演变的两个旁支。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章）草行书↓↗ （今）草↗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後，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曰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家，被称为"宋四家"。 苏 轼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 他长于行书、楷书， 笔法肉丰骨劲， 跌宕自然， 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 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传世书迹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作品欣赏： 《前赤壁赋》 北宋苏轼行楷书。素笺墨迹卷。纵公分，M258公分。字共六十六行。前五行三十六字已缺，由明代文徵明补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友人乘舟游览 州城外赤鼻 ，遥想八百多年前，三国时代孙权破曹军的赤壁之战，作《赤壁 》，表达对宇宙及人生的看法。同年十月重游，又写了一篇《后赤壁 》，两文后世传诵不绝，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杰作。本卷为友人傅尧俞（1024~1091）书前赤壁 ，自识："去岁作此 "，所以知道是元丰六年书，时四十八岁。 此卷行楷书，结字矮扁而紧密，笔墨丰润沉厚，是苏轼中年时期少见的用意之作。《石渠宝笈》载：卷高七寸五分，横七尺二寸五分。卷后有文徵明、董其昌等人跋，董跋称："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又称："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此帖运笔古拙内涵，非寻常苏轼法书可比。 《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撰诗并书， 墨迹素笺本， 横厘米，纵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说存台湾私人手中。 无款及年月，实际上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宋四家黄庭坚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 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旭，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著名的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作品欣赏： 《松风阁诗帖》 《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 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松风阁诗"，歌咏当时所看到的景物，并表达对朋友的怀念。《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行书之精品。 《松风阁诗帖》经宋、元、明、清辗转流传，宋朝为向民收藏，后归贾似道，又迭经明顶元汴、清安岐，而入清内府。清道光年间此帖曾到鄂籍王家璧(孝凤)手中。王家璧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土，授兵部主事，任顺天(河北)乡试誉录官、会试受卷官之职，乘任职之便，有心搜集到鄂州之故物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和宋代蔡襄墨迹等传世文物，携带回鄂。道光举人柯茂枝题《黄山谷松风阁诗卷并序》序曰："王孝凤武部得此卷于柳君吕臣，盖元时长公主家故物，上有名贤十数人诗跋，又常为携李天籁阁所藏，项子京卞令之私印尤多，询希之珍也。尾不署涪翁(山谷)名字，纸色、绢色尚觉鲜好，然神采奕奕，尚非翻身凤凰。武昌(鄂州)传涪翁以松风阁一诗，然阁不时废，诗为世共独，此一墨宝，历数朝后复入吾邑士大夫手，山川笔墨之缘岂偶然哉。爱玩之久，为次原韵以赋其事，时咸丰九年(1859年)春三月。" 《花气熏人帖》 黄庭坚《花气熏人帖》草书，纸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帖上有南宋「缉熙殿宝」的印，入过南宋内府。也有清代著名的大收藏家安仪周的收藏印安歧。 宋四家米 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在"宋四书家"中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元丰五年（1082）开始，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法、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佘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 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皇帝的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作品欣赏： 《珊瑚帖》米芾《珊瑚帖》，行书。又名《珊瑚笔架图》《珊瑚帖》，《复官帖》附于《珊瑚帖》之后，又名《珊瑚复官二帖》。纸本墨笔 ，分别为纵26．6cm，横47．1cm；纵 27．1cm，横 4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是米芾晚年的著名行书书迹，其书较中年以往作品，字态尤奇异超迈，随意而书，神韵自然，且用笔丰肥豪健，宽绰疏朗。如元代虞集评言："神气飞扬，筋骨雄毅，而晋魏法度自整然也"，元代施光远称其"当为米书中铭心绝品，天下第一帖"。 《珊瑚帖》用的书写材料也很特殊，同的是竹纸，浅黄色，纸上竹纤维束较多。据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用竹纸写的作品。 《珊瑚帖》 曾经南宋内府，元郭天锡、季宗元、施光远、肖季馨，清梁清标、王鸿绪、安岐、永[王星]、裴伯谦递藏。后归张伯驹。1956年张伯驹捐献文化部文物局，拨故宫博物院藏。《墨缘汇观》、《平生壮观》、《云烟过眼录》、《大观录》、《壮陶阁书画录》著录。 《蜀素帖》 米芾《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厘米，横厘米；书于宋哲宗元 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 "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 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蜀素帖》经宋代湖州（浙江切耍┛な亓窒J詹囟��赆幔�恢钡奖彼卧�v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请， 伴 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 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的八首 。卷中数诗均是当r 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 喑剑�旁露���眨��妹醉暧"。 《蜀素帖》书于跛坷 龋���扑亢敛皇芫窒蓿�室夥抛荩�帽士÷酰�适品啥��岚醋�厶簦��”浠�！赌夤拧范�咨谐鲆孕邢В��胶竺嬗�啥�魍眩�癫沙�荨C总烙帽氏 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宋四家蔡 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 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 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 《宋 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 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自书诗卷》 蔡襄《自书诗卷》，素笺本，纵厘米、横厘米。藏故宫博物院。此帖是蔡襄诗稿的一部分，共录十一首诗。内容包括《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书藏处士屋壁》《题龙纪僧居室》《题南剑州延平阁》《自渔梁驿至衢州大雪有怀》《福州宁越门外石桥看西山晚照》《杭州临平精严寺西轩》《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思钱唐春月并游》《嘉禾郡偶书》《无锡县吊浮屠日开》《即惠山泉煮茶》等。 《自书诗帖》作于皇 二年（1056年），正是被召自福建重归汴京（北宋都城，今河南开封）的中途。时年40岁，正不惑之年，中年蒙用，迟来还是不掩快意。着笔间，令人直睹心境的轻快。通篇流畅自然， 沉稳端丽，婉约淡雅，蕴藉清隽。作起首行中带楷，十分用意，渐次流畅不拘，溢而为行草，最后挥洒为小草，越到后来越潇洒自如，所以后人评为："此公第一小行书"。 蔡襄《万安桥记》，楷书。洛阳桥原名万安桥，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北宋皇佑五年（1053 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当时的劳动人民首创"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以固桥基。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 》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万安桥记》 《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米，宽米，厚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厘米，宽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内容附图：可查看引用的网址。
太夸张了，中国文字也不过3000多年历史
魏晋时期有了楷书。“楷”是规矩、楷模的意思。楷书自形方正，笔画规整平直，比隶书更加便于书写和认读。进入南北朝之后，楷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字体，一直通行至今。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三、书法学习的心得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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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候，但是呢，那时候咱们只是转数。
董其昌擅长书画。在绘画方面，有南董其昌，北米万钟的美称;在书法方面，集各家之长于一身，使自身的书法有超越前人之势，在中国的书法历史长河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面说的非常有道理。安他的，再结合你自己的，一定要自己的啊
董其昌的书画实践和理论对名以后中国画发展的正负影响（明）董其昌的书画和理论对明代以后的中国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或事是述说历史时无法轻易绕过去的，历史造就了他们，他们同样成全了历史。 中国美术史一路经过汉魏的自然、大唐的雄奇、两宋的精微、元代的散淡，进入了晚明富庶的江南。早在南宋，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就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明朝中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不仅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繁华地带。其中，松江府治所华亭，以生产和销售棉布驰名，人口有20万之多，是十五、十六世纪新兴起来的工商城市。从元代开始，华亭就是文人荟萃之地，著名画家曹知白出生在此，而任仁发、杨维桢、黄公望、倪瓒、王蒙等人，或居官于此，或讲学旅居于此；明代沈度、张弼、莫是龙、顾正谊、孙克弘等，或精绘事，或擅书法，日久濡染风气，对当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艺术家之中，宋元之交时的画家、与赵孟頫齐名的高克恭的家人因避乱来到松江定居，历经七世，族中出了一位导引艺坛的大师——董其昌，他在绘画、书法、鉴赏、理论等领域无不是当世翘楚；他位居高官，堪于前朝“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的赵孟頫比肩，影响之大数百年来不作第二人想。董其昌的出现，掀起了中国美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而后来松江之所以得以取代苏州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也与董氏生前身后的崇高地位、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大批艺术力量有密切的关系。 一、能画尚书 堪比燕高 虽然曾祖母是元代刑部尚书高克恭的玄孙女，但是到了晚明，董其昌只是个家境贫寒的秀才。不过，当他在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之后，命运便开始对他眷顾起来。尽管其间屡受挫折，数遭风险，但董其昌天赋的机巧终能使他化险为夷，左右逢源，一路官运亨通。在他考取进士三个月之后，就从进士中选进翰林院，任负责起草文书和编撰官史的“庶吉士”。1598年任皇长子“讲官”，一年后授湖广按察司副使。后来历任湖广提学副使、太常少卿、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位。1631年，董其昌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这是明朝当时最高级别的文职官员。对于自己的身居高位，作为画家的董其昌是十分得意的，他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若宋迪、赵孟頫，则宰相中煊赫有官者。”（《董华亭书画录·仿十六家巨册》第八帧《仿高房山》跋）燕、高、宋、赵可谓中国艺术史上官居要职而其画又足以传世的人物，董其昌自谓虽官位比宋、赵略低而堪与燕、高比肩。事实上，若论社会地位之高、艺术造诣之深、文化影响之大来看，燕肃、宋迪与高克恭远不如董其昌，在某些方面甚至赵孟頫也有所未逮。 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他死后的第八个年头，朱明王朝寿终正寝。董其昌的大部分有生之年——从19岁到66岁——是在万历皇帝治下度过的。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昏君，创下了十几年不上朝的记录，虽然近年有学者对他复杂的性格和不得已的苦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但不容置疑的是，明王朝在他的统治下内忧外患、病入膏肓，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阉党擅权与东厂横行就是在这时候最为猛烈。晚明时代中国权利机构最大的特征是，拥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繁复而庞大的文官系统，而这个系统不但暮气沉沉，效率低下，而且成为国家极重的负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气候下，作为这个臃肿的文官系统中深知其中滋味的一员，董其昌这样有着浓重的老庄以及禅宗思想的人注定不会愿意长久地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去。董其昌在他仕宦生涯的早期也曾有过一些雄心大志，当他担任皇长子讲官的时候，不仅授课，还“因事启肥，皇帝长子每目属之”，显然，他在皇长子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梦想。可是，由于皇帝宠爱郑贵妃，并溺爱她所生的皇三子，因此不但冷落长子，还固执地拒绝按照规定封其为太子。董其昌与皇长子的过从甚密以及某次与之的谈话内容终于引起了皇帝的不满，被调离了讲官的职位，并且从此之后，他在仕途上的坎坷也接踵而来。尽管凭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左右逢源的本事，董其昌在风波险恶的宦海中始终如同一尊不倒翁，最后还登上了礼部尚书的高职，但自此之后，他对于政治的热情消退了，兴趣转移到了艺术上来，这个时候，他才像其好友陈继儒所说的“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董其昌《容台集·陈继儒序》）。从1598年到1621年，虽仍不时有官务缠身，但董其昌的足迹踏便了江南的山水，从南湖、太湖、洞庭湖到湘江、长江；从石钟山到灵岩山、黄山，他离政治越来越远而离艺术与自然越来越近。在董其昌被免去皇长子讲官职务的一年之后，他在自己最钟爱的收藏、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后题跋： 忆余丙申持长沙，行潇湘道中，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径，晴峦远堤，一一如此图。……董源画世如星风，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于此还丹，梅道人尝其一脔者，余何幸，得卧游其间耶！ 后来，他又在《宋元明集绘册》上题跋： 昔司马子长好览名山，向子华历游五岳，其事甚伟，后人未尝不歆慕之。然非绊于仕宦，则绌于胜具、整情，不得已，裒集名画，以为卧游，斯高人畸士澄怀味道之一助也。 同年十月，他与好友陈继儒，泛舟江中，有感而发： 己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惟吾仲醇，壶觞对引，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 从中可以轻易地品位出董其昌亲近江湖，远离庙堂的心理倾向。 较之赵孟頫，董其昌无疑是幸运的，前者因为出仕元朝，不仅背负了贰臣的恶名，甚至还连累到对其艺术成就的评价，而后者在异常凶险的政治环境下选择超脱与无为，成就了其在艺术上的追求。正是在董其昌经常请辞归隐的后期仕宦生涯中，他在艺术上日益成熟，书法上“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绘画上则已经到了“我用我法”、“自出机杼”的境界；而其许多影响深远的艺术思想在此时也已经系统地提出来了。 不过，有一点，董其昌与赵孟頫是十分相似的，就是撇开在艺术上的精深造诣与卓越成就这个因素不论，他们之所以能够对当时及后世的艺坛产生如此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与他们身居高位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赵孟頫推动的“古意”与“士气”，董其昌鼓吹的南北宗论，前者启发了元代文人画风的兴起与勃发，后者定义了文人画的不同特征，并且使这种定义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成为不仅是文人画家，甚至是宫廷画家所奉行的圭臬。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大范围、长时间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赵、董两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所交游的上层文人的圈子，这些都足以引领当时审美的风气。在漫长的中国绘画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皇家政权赞助的宫廷绘画不再是主流艺术的时候，改变艺术史进程的个人往往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赵孟頫有相似艺术主张的钱选、与董其昌有同样艺术思想的莫是龙、陈继儒，他们无法扮演赵孟頫与董其昌的角色，也无法企及赵孟頫与董其昌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董其昌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在政治与艺术上都有超过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多的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人。 二、集其大成 自出机杼 董其昌在艺术与艺术理论上都有卓越建树，这两者之间总的来说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但在某些细节上却不乏互相砥砺之处，例如，他一方面认为所谓北宗画不可学，另一方面却并不排斥在学习过程中临摹北宗画家们的作品；一方面认为绘画当如禅家南宗一样讲究顿悟，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作品却是日久功深的结果，有人因此而认为董氏的思想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我们不妨把董其昌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作为画家的董其昌与作为理论家和艺评家的董其昌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作为后者，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自成体系的、能被人认可并且可以流传下去的艺术理论，而作为前者，他的目标则是成为一个能与前代大师并驾齐驱的艺术巨匠。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较为容易地理解董其昌的艺术理论体系，也能够更准确地领略其绘画上的精深造诣。 据说，他的艺术生涯要从17岁正式算起，那一年，董其昌参加松江府学会试，知府认为他的书法不佳，所以取为第二名。自此之后，董其昌开始发愤临池，走上了书画之道。虽然董其昌一度官高位显，但在他82年的人生当中，真正供职于朝廷的时间不过15年，尤其是在其仕宦生涯的后半期，几乎都是闲居在家，徜徉山水，游戏禅悦，沉浸在书画艺术之中。 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集其大成，自出机杼”。在董其昌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他题署“学某某法”、“用某某笔意”，虽然如今所见大多以董氏自己的面目为多，但可以想见，在他早年的学习阶段是如何汲取历代大师的营养。董氏临仿的先辈从五代的荆、关、董、巨，到宋代的李成、郭熙、二米、夏圭；从元代赵孟頫、黄、王、倪、吴四家到离他不远的沈周，模拟名哲佳制；技法从杨升的没骨法、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到黄公望的浅绛法，广采诸家画法，不拘泥于一招一式，也不局限于一家一派。董其昌曾说：“画家以古人为师，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从师古人到师造化，董氏认为自然高于古人，是画家最终模拟的对象。在十余年的宦游途中，董其昌得以饱游南北名水佳山，用心观察山川云水的变幻，将实际景物与古人画迹相印证，因此他的山水画潇洒生动、“烟云流润，神气具足”（《明史·董其昌传》），能达到“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的境界，充分表现出自然界的神韵，而不落于刻板具体的窠臼。以此看来，董其昌也是十分注重于“形似”的，只不过他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所重的不仅仅是外形相似，而且是神采、气韵的相似。 当完成了对古人与自然的全面模仿之后，便要走出一条个性化的艺术之路，这个过程就是“集其大成，自出机杼”，与古人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相吻合。董其昌的画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笔墨的得心应手的掌控。在对古人与自然的师法之中，董其昌无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笔与墨的运用，其“自出机杼”处不是如何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技巧，而是如何使这种技巧服务于画家独特的个人风格。董氏绘画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用墨，虽然多取法于董源、巨然、二米、吴镇等前人，树石轮廓勾皴用笔较粗重，富于滋润的水墨效果，但其独到之处在于：董其昌一般用不渗化的纸材作画，因而水墨不靠自然晕渗，而是一笔一笔极有层次地、由淡到浓地施以多次渲染，每次施笔的笔触清晰可辨，显得爽朗清润，而总体效果又浑厚滋润。同时，由于每次施墨时枯、润、浓、淡的不同变化，令墨色之中又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对比，所谓的“墨分五彩”，使墨色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董其昌曾说：“以境界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他的山水画便重在以精妙的笔墨表现画家心目中山水的理想境界。 董其昌推崇“平淡天真”的山水画境界。米芾用“平淡天真”来评价五代画家董源的山水画，元四家继承了这种意境，后来成为文人画家创作的一条准则。董氏的山水画意境既不同于董源，亦与元人有所区别。他与元代山水相同，应属于“有我之境”，即“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直观的意兴心绪”；但具体而论，董氏的“有我之境”又与元画的“有我之境”不尽相同，如果说元画的“有我之境”表现的是“我”超脱尘世、萧索孤寂的心绪；董氏的“有我之境”表现的则是“我”富有“情”、“趣”的精神世界。董其昌在画上题道：“景物因人成胜慨，满月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幕小阑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又有“霜华重遍云裘冷，心共马蹄轻，十里青山溪流水，都造许多情”，这是多么轻快欢欣、悠悠自适的境界。应该说，这种趣味与整个明代欢快明朗、活泼世俗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士大夫代表的董其昌将它变得更加雅致。 董其昌曾经说，绘画六法中的气韵生动是自然天授不可学的，其实，气韵从某种程度上说就画家独有的个性，也即是每个成功的画家“自出机杼”的地方。董其昌“自出机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并且将这种个性建筑在集其大成的功力的基础之上，这就使他的绘画不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感觉，还具备了足以让人咀嚼回味并且流传后世的资格。 三、南北宗说 见仁见智 董其昌有着丰富多彩的美术理论，而南北宗论是其中一个始终无法绕过的话题。 一般认为，完成“南北宗说”并把它总结为较系统学说的是董其昌。董其昌在《容台别集·画旨》中论及“画分南北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盘、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元、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这段话也收在题为莫是龙著的《画说》中，董其昌在世时即已出版，故有人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承袭莫说。然而一般认为，细考起来，“南北宗说”的创始人，应该是董其昌。董其昌关于“南北宗说”还应涵盖这段论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晚明时期，朝纲不振，国势颓弱，文人士大夫中普遍有着消极隐遁的思潮，佛教、玄学应运而兴、王阳明的“心学”泛滥、道、释、儒三教合一的思想盛行，这些文化思潮不可避免对美学思想产生影响。同时，这又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积极进行着总结性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许多集大成型的学术著作，例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朱载堉的《乐律全书》等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其昌试图对绘画史进行梳理与归纳，并且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显然并不是偶然的。 “南北宗说”一出，借助董其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加上同时代的陈继儒、詹景凤、张丑、唐志契、沈颢等都竞相附和，迅速流传开来，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品评画家的理论准则。“南北宗说”成为系统学说以后，受到了尖锐的抨击。其实，各种批评是历时已久今又起。谢稚柳先生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标奇立异”、“自相矛盾”：“由于他对古代绘画的见多识广、标奇立异，创造了一系列的奇特的议论，他把禅家的宗派说法，搬到绘画上来，分古代绘画为两大系统——''南宗''、''北宗''。从唐王维起以及张璪、荆浩、关同、郭忠恕、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到元四家，称为''南宗''。从唐李思训、李昭道起以及赵干、赵伯驹、赵伯骕到马远、夏圭，称为''北宗''。而他自己所赞颂的是''南宗''，说''北宗''''非吾曹所当（一作易）学''。假使说，他只是把古代绘画来分别类型，那么，不论他对不对，总还不失为整理的方法。而他首以禅家的宗派，引经据典地来文饰他的说法，把这一系列的作家形成了对垒，好像河水不犯井水一样。既没有顾到时代的沿革与绘画的发展，对于每一个作家的个人过程与关系，也置之度外。赵孟頫曾经说董源的大青绿山水，是''放泼的李思训''，而《宣和画谱》也称董源的著色山水学的李思训，而他却使董源与李思训，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武断地硬派他们毫无渊源。而赵干分明是江南的派系，与董源相近，又把他列于''北宗''。并又把自己所分的''南''、''北''宗，区别开来，确定了''南''高而''北''下。但是，当他的议论发表之后，首先推翻这种说法的却是他自己。在他的画上，不止一幅的他自己题着''仿夏圭笔''。非所当学的''北宗''，看来又为''吾曹所当学''了。文人喜欢舞弄文笔，只是舞弄而已，连他自己也没有认为在代表自己的宗旨。然而，他自己所推翻了的论点，却传播了开来，起了重大作用，无形中领导了清代的所谓正统画派。一直到现在，最爱研究与整理中国绘画的日本，仍以''南宗''、''北宗''为依据。”（《谢稚柳》，上海博物馆编，第371~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启功先生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是“谬说”，“这件''公案''到现在还是有重新提出批判的必要”：“这个谬说的捏造者是晚明时的董其昌，他硬把自唐以来的山水画很简单地分成''南''、''北''两个大支派。他不管那些画家创作上的思想、风格、技法和形式是否有那样的关系，便硬把他们说成是在这''南''、''北''两大支派中各有一脉相承的系统，并且抬出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当这''两派''的''祖师''，最后还下了一个''南宗''好、''北宗''不好的结论。董其昌这一没有科学根据的谰言，由于他的门徒众多，在当时起了直接传播的作用，后世又受了间接的影响。经过三百多年，''南宗''、''北宗''已经成了一个''口头禅''。固然，已成习惯的一个名词，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代表一种内容，但是不足以包括内容的符号，还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南北宗''的谬说，在近三十几年来，虽然有人提出过考订，揭穿它的谬误，但究竟不如它流行的时间长、方面广、进度深，因此，在今天还不时地看见或听到它在创作方面和批评方面起着至少是被借作不恰当的符号作用，更不用说仍然受它蒙蔽而相信其内容的了。所以这件''公案''到现在还是有重新提出批判的必要。”“归纳他们的说法，有下面几个要点：一、山水画和禅宗一样，在唐时就分了南北二宗；二、''南宗''用''渲淡''法，以王维为首，''北宗''用着色法，以李思训为首；三、''南宗''和''北宗''各有一系列的徒子徒孙，都是一脉相传的；四、''南宗''是''文人画''，是好的，董其昌以为他们自己应当学，''北宗''是''行家''，是不好的，他们不应当学。按照他们的说法推求起来，便发现每一点都有矛盾。尤其''宗''或''派''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绘画史，应不应按旧法子去那么分，即使分，应该拿些什么原则作标准？现在只为了揭发董说的荒谬，即使根据唐、宋、元人所称的''派别''旧说——偏重于师徒传授和技法风格方面——来比较分析，便已经使董其昌那么简单的只有''南北 ''两个派的分法不攻自破了。至于更进一步把唐宋以来的山水画风重新细致地整理分析，那不是本篇范围所能包括的了。现在分别谈谈那四点矛盾：第一，我们在明末以前，直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看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与董其昌所谈山水画上的问题无关。更没见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第二，王维和李思训对面提出，各称一派祖师的说法，晚明以前的史料中也从没见过。”“第三，董其昌、陈继儒、沈颢所列传授系统中的人物，互有出入，陈继儒还提出了''另具骨相''的一派，这证明他们的论据并不那么一致，但在排斥''北宗''问题上却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他们所提的''两派''传授系统那样一脉相承也不合实际。”“第四，董其昌也曾''学''过或希望''学''他所谓''北宗''的画法，不但没有实践他自己所提出的''不当学''的口号，而且还一再向旁人号召。”（《启功丛稿》（论文卷），启功著，第167~173页，中华书局1999年7月版）启功先生对于“南北宗说”予以强有力的抨击。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 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 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临宋四家》卷，明，董其昌书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 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 ，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论书并书杜甫诗》卷，明，董其昌书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 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 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櫽括前赤壁赋》册，明，董其昌书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古钱的面、背、幕、穿、廓、肉古钱的正面称为面，一般铸有文字，叫做面文或者钱文。面有竖线称竖文，横线称横文。钱的背面简称背，背有文字称背文，如果既没有文字又没有纹饰的，就叫光背，一般钱背称幕。钱的方孔或者圆孔叫做穿，也可叫做好、函。穿孔大的叫做广穿，小的称为狭穿，又有花穿。穿外的钱体叫做肉。肉的外缘叫做边，或者叫做廓；内缘形成边框的叫做内廓，或称做好廓、函廓；内廓细的叫细廓，非常细的就叫做瘦廓。汉代以前圆钱背无内外廓，我们称它平背，从汉武帝铸五铢钱开始，钱币就有了内外廓。外廓双重叫做重轮或重廓；内廓双重就叫做重孔或重穿。内廓比外廓低些，我们就成为阴廓。 古钱的钱文与形制钱文即铸在钱面上的文字。钱文自上、右、下、左而读的，叫做回读或旋读，钱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来读，叫直读或顺读。钱文的书体有篆、隶、真、草、行、瘦金和宋体等，即使是同一字体，手法也是变化多端的。形制即是古钱的铸造工艺、币材、造型结构。各个时代的钱币，都有其特征，出于需要也要规定出同前朝钱币的差异。比如方孔圆钱有的有廓，有的就没有廓；有的穿孔大，有的穿孔小；钱文有的直读，有的旋读。因而各个时代的钱币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鉴定古钱真伪时这种方法也是很科学的。象齐的刀布为了使钱文不易磨损，就把币的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如果没有这些特征，那么就应判断是伪品。即使是同一币制的刀币，由于时间的先后关系也有变化。这就需要钱币爱好者熟记常在钱文中出现的字及时代特征，以免上伪币之当。 雕母和铁母雕母又叫祖钱。用铜块或锡、铅块直接雕刻成钱模，铸钱时用祖钱做模，翻铸母钱。这些母钱颁发到各地，各地则用母钱制范铸币。祖钱的雕制是很精良的，目前所见雕母都是金黄色的铜质，是质地优良的铜材。铜雕母的钱文很精美，字口深峻。雕母钱不见刀痕迹象，比同版流通的钱稍大些、厚重些。雕母钱被制成钱模后取走，工匠用融化了的铜液浇铸在钱模上，待铸币冷却后开模，取出铸币加工打磨光洁即成。 宋、元、明、清时期，冶金技术和采矿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铸币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黄铜铸币盛行起来。黄铜是铜锌合金。以前鉴定钱币含铜量的多少，就将币掷于地上，听声断其成色，成色高的铜币，掷于地上有金声。除黄铜外，还有白铜钱，这是铜锡合金中锡的比例大的缘故，也有一种白铜钱是镍铜。 雕母钱体积比母钱和流通钱大，母钱又比流通钱稍大，铜质也较好。只是因为母钱是由祖钱翻砂铸成的，所以钱的外缘轮廓、字口都没有雕母深峻，各方面都比雕母逊些。母钱除了铜质的外,也还有铁质的。铁材料翻砂制的铁母钱比同级的铜钱要大些、厚重些。古钱币爱好者应当把铁母和铁范铜钱区别开来，铁母钱是为铸造铁钱翻砂制成的母钱，再由母钱铸成流通钱，它和铜币实际上只是铸币材料的不同。而铁范铜钱，是在大批铸铁钱之前，现将融化的铜液注入，以检查钱模的效果，因而这些铜钱称为试铸品，这是与铁钱形制完全相同的铜钱。这种钱流传极少。 不论是打造铸币还是范畴，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由此造成钱币品质的良莠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中国铸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清时采用了机器铸币，新铸铜元制币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 生坑品和熟坑品古钱带有出土锈色称生坑，所以出土不久称新生坑；出土时间较久，尚带锈片残迹称老生坑，或称熟坑。生坑品也有伪品，那时后代人伪造前代的古钱，我们鉴别生坑钱的真伪主要是观察钱币的文字、锈色。因为钱币上的字多为著名书法家所写，而伪造者学些的字有其形而无其神，有时文字与钱币形制也不同，虽然铜锈是真的，钱币也是假的。 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常湿的情况下也不容易生锈。入土后的钱币经过几十百把年甚至上千年，钱币的表面便起了化学变化，生成了铜锈，这种铜锈是不会脱落的。一些伪品的锈是经过特殊处理过装饰而成的，虽很逼真，但在沸水中浸泡后，锈就会脱落。 通宝、元宝和重宝通宝是中国自唐至清末铜币的一种名称，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如“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太平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等。货币称宝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这就是货币的威力增大了。 专家总结了历代钱币中钱文称为通宝的有“宋元、太平、天禧、皇宋、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丰、元佑、元符、建国、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等。 “元宝”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肃宗时史思明在洛阳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制的。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大历年间曾铸有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官铸也不精良。以后还有天福元宝、淳化元宝、圣宋元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等。 “重宝” 也是铜币的一种名称，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乾元元年铸的“乾元重宝”。乾元钱法定有两种：一种是乾元重宝当十钱；另一种是当五十的乾元重宝，这种钱的背面的外廓是双圈，所以称为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流传下来的很多，特别是小平钱，仅次于开元钱。朝鲜曾铸造乾元重宝，背面有“东国”二字，这是朝鲜最早的钱币。乾元钱有光背，有背面穿下俯或飞鸟或云朵，也有云朵在穿上的。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等。 记号钱、蚁鼻钱与鬼脸钱记号钱，就是面、背部有特殊记号的钱币。比如钱面钱背有星纹、月纹等等。象乾元重宝，有瑞雀纹的价值990元。宋咸淳元宝，有小平和折二两种，背文从元字到八字，这表示铸币的年代，八年的咸淳钱是宋最后一次铸币，九年、十年大概都没有铸币，以后的前幼帝、端宗和后幼帝也没有铸币。 朱元璋早期铸造多种大中通宝钱，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五、当十，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鼓铸,这次铸的钱,背面有各省的局名,计有北平、豫、济、京、浙、福、鄂、广、桂等，小钱背面多只有局名。凡发现当三以上的大钱背文有北平、鄂、京、桂等字样的古币，就要留神鉴别，真币每枚价值千元以上，皆属珍品。 世俗所称的蚁鼻钱，是铜贝的高级形态。钱币学家认为蚁鼻钱是楚国的货币，因为大多出土于南方，而且文字是阴文，和中原的货币不同。蚁鼻钱的形状是正面凸起，背面平。按照钱上的文字可以分为许多种。最普通的是所谓鬼脸钱，因为钱身为椭圆形，而且上面有的阴文，看起来的确象人的脸。其次是各六朱，因为上面的文字好像是各六朱三字的连写，同时又象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于是就有了蚁鼻钱这个名称。这两种钱最多见。 其余几种蚁鼻钱，即铜贝铭文作“全”字者，均很少见。解放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鲁南都不断发现蚁鼻钱。普通鼻钱传世较多，几乎没有伪品，但出土少的“全”字币，就应留神有否做伪痕迹。
四川光绪元宝版本繁多，从字面可分为行书和楷书，两种字体又各有四角龙，大头龙，珍珠龙，兔儿龙，剑毛龙，鼠龙，阔面龙，狭面龙等等各不相同。
其中龙鳞又有圆鳞，三角鳞，米粒鳞等不同的变化。
建议买本四川龙洋的书籍，慢慢欣赏学习。
图例：能看出两枚四川龙洋字体的不同之处吗？
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俗称“缶宝版”，直径毫米，为钱币珍藏家李伟先旧藏，现存上海博物馆。关于此版与通俗版的区分有以下几点：其一、银币正面字体为颜体楷书，规则有力，而通俗版为行书体；其二、此版与通俗版中繁体“宝”字写法也差异，故而有“缶宝”与“尔宝”之分；其三、缶宝版龙头较通俗版略大，龙身也有着显着差异。故此币即为“缶宝版”属试铸样币，不仅是近代银币中的台甫誉品，更是我国银币二十大珍品之一。该七钱二分样币，正面点圈内镌华文和满文“光绪元宝”字样，上镌“四川省造”五字，下镌“库平七钱二分”六字，两旁镌六瓣花饰。反面蟠龙居中，外圈为英文，并镌有“7”和“2”阿拉伯数字，两旁镌小花饰。此币未经流通，银色自然，设计巧妙，铸工优异，但由于早期资料文献匮乏，故关于该币的铸造地与铸造时间众说纷纭。在英国人史威尼的《伯明翰造币厂史》一书中纪录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曾发现一枚“缶宝版”一钱四分四厘银质样币，因此伯明翰造币厂铸造说相对而言可信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