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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耿介切直，放达不羁。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
崇儒复古是欧阳修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4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
《新五代史》列传人物部分也较《旧五代史》有所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
在编排体例上，欧阳修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这部著述成为了后世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二十四中自唐代以后惟一一部私人修撰的正史。欧阳修有意模仿孔子作的《春秋》，寓褒贬，别善恶，藉以发挥自己的政治历史观点，因而他非常注意褒贬义例。藉五代乱世，口诛笔伐，要求拔乱返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欧史重在笔削加工，文笔确在薛史之上。但欧公并不太重视史实，从保存史料来说，其价值则不及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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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贻矩 薛贻矩，字熙用，河东闻喜人也，仕唐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昭宗自岐还长安，大诛宦者，贻矩时为中尉韩全诲等作画像赞，坐左迁。贻矩乃自结于梁太祖，太祖言之于朝，拜吏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长芦还军，哀帝遣贻矩来劳，贻矩以臣礼见，太祖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称臣拜舞，太祖侧身以避之。贻矩还，遂趣哀帝逊位。太祖即位，拜贻矩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贻矩为梁相五年，卒，赠侍中。 ○苏循(杜晓附) 苏循，不知何许人也。为人巧佞，阿谀无廉耻，惟利是趋。事唐为礼部尚书。是时，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旧臣皆愤惋切齿，或俯首畏祸，或去不仕，而循特附会梁以希进用。梁兵攻杨行密，大败于珝河，太祖躁忿，急于禅代，欲邀唐九锡，群臣莫敢当其议，独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归，宜即受禅。”明年，梁太祖即位，循为册礼副使。 循有子楷，乾宁中举进士及第，昭宗遣学士陆扆覆落之，楷常惭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于梁，楷为起居郎，与柳璨、张廷范等相结，因谓廷范曰：“夫谥者，所以易名而贵信也。前有司谥先帝曰‘昭’，名实不称，公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驳议。而廷范本梁客将，尝求太常卿不得者，廷范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范，廷范议曰：“臣闻执事坚固之谓恭，乱而不损之谓灵，武而不遂之谓庄，在国逢难之谓闵，因事有功之谓襄，请改谥昭宗皇帝曰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 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顾群臣自陈德薄不足以当天命，皆诸公推戴之力。唐之旧臣杨涉、张文蔚等皆惭惧俯伏不能对，独循与张祎、薛贻矩盛称梁王功德，所以顺天应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会梁得所托，旦夕引首，希见进用，敬翔尤恶之，谓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风俗，循父子皆无行，不可立于新朝。”于是父子皆勒归田里，乃依朱友谦于河中。其后，友谦叛梁降晋，晋王将即帝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备百官之阙，友谦遣循至魏州。是时梁未灭，晋诸将相多不欲晋王即位。晋王之意虽锐，将相大臣未有赞成其议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听事即拜，谓之“拜殿”。及入谒，蹈舞呼万岁而称臣，晋王大悦。明日又献“画日笔”三十管，晋王益喜，因以循为节度副使。已而病卒。庄宗即位，赠左仆射。 楷，同光中为尚书员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驳谥之罪，以忧死。 当唐之亡也，又有杜晓者，字明远。祖审权，父让能，皆为唐相。昭宗时，王行瑜、李茂贞兵犯京师，昭宗杀让能于临皋以自解。晓以父死无罪，居丧哀毁;服除，布衣幅巾，自废十馀年。崔胤判盐铁，辟巡官，除畿县尉，直昭文馆，皆不起。崔远判户部，又辟巡官，或谓晓曰：“嵇康死，子绍自废不出仕，山涛以物理责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岁时铺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晓乃为之起。累迁膳部郎中、翰林学士。梁太祖即位，迁工部侍郎奉旨。开平二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友珪立，迁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袁象先等讨贼，兵大掠，晓为乱兵所杀，赠右仆射。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为也?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馀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传录奇闻——唐传奇
【点睛之笔】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小说被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刑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
【经典解读】
传奇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实际上是已初具规模的小说。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这就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转向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为了满足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不久便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唐宋举子于应试前，将名片投呈当时名人显要后，再将其着作送上，以求推荐，称为“温卷”），也对传奇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唐传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精彩，除部分内容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社会上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过去更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唐传奇故事生动感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许多着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说：“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唐传奇约可依其性质分为艳情、侠义、神怪三类。
唐传奇为后代小说奠定了基础，部分高水平的传奇成为了后代着名小说戏剧的蓝本，它可以说是唐代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传奇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习俗、生活方式与流行思想，是研究唐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一）唐传奇发展初期。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在初唐，有些小说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如高宗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郎馀令的《冥报拾遗》就是；也有些虽仍属志怪，但已稍有些新的迹象，如《梁四公记》（作者题燕国公张说，一作梁载言），述四个奇人在梁武帝面前占卜射覆，谈殊方异物及与僧人论难等活动，文中用类似汉赋的问答辅陈的结构把许多琐碎材料串缀起来，构成较大的篇制。作于高宗调露初年的《游仙窟》，是一篇颇为特殊的初唐小说。作者张鷟，字文成，调露初进士，武则天时任御史，卒于开元中，当时有为人“傥荡无检”和为文“浮艳少理致”（《新唐书》本传）的名声。此文以第一人称自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对这一作品，现在有主张是传奇的，有认为是变文的，但实际上它的样式与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注意到，类似《游仙窟》的内容，在杂赋里早就出现过，如蔡邕《青衣赋》就曾描写作者与一“青衣”邂逅相遇并欢会一宵的故事，及次晨别后作者对她的思念。六朝时又有《庞郎赋》那样的俗赋，既有故事情节，又是骈文和五言诗杂糅的。而后，又演变为与《游仙窟》极其相似的敦煌《下女夫词》那样的故事赋。《游仙窟》所描写的内容和骈丽浮艳的文字及其杂用五言诗的结构，都显示了它与杂赋、俗赋的承接关系，可以说是继《梁四公记》以后（或大致同时）小说领域内又一次新的尝试。这篇小说在当时很流行，并传至日本，它对唐代传奇的孕育形成应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古镜记》旧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自述的口吻写成，然《崇文总目》却著录为王通之孙王勔所撰，今人多信从前一说。其实，假托人物以虚构故事的写作方法盛行于辞赋，这种情况常易引起后人对作者的误会。如傅毅《舞赋》假托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古文苑》因而误题为宋玉的作品。从唐人传奇每不题撰者名的情况看，此作假托王度而遂误为王度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文记一古镜制服妖精等灵异事迹，它以许多小故事串联而成的特点与《梁四公记》相似。但它始终以古镜为中心，故事性较强，不像《梁四公记》那么琐杂；结构上，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绩的叙述，也远比《梁四公记》复杂而完整；它的描写也较具体生动，文辞华美，这些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汪辟疆称之为“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唐人小说》），洵为确论。《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杀死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告诫“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大历末年陈玄佑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人世故事的新境界。（二）唐传奇发展盛期。自德宗建中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德清（今属浙江）人，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史称其“经学该明”（《新唐书》本传）、“史笔尤工”（《旧唐书》本传）。史书撰有《建中实录》，传奇撰有《枕中记》和《任氏传》。《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以讽世小说著称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元和中曾任江西从事。他撰有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在爱情题材方面，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标志了唐传奇进入盛期的显著特点。文中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此后，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传》也有类似特点。作品写士人李章武与倡女王氏相爱，别后八、九年，李章武再度来寻访，王氏已因思念过度而亡，临终托人转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欢会，至晨恋恋不舍地吟诗酬唱而别，情景很感人。《柳毅传》则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其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大抵是元和年内。故事是在戴孚《广异记·三山》的基础上增加爱情内容衍饰而成，但不仅是情节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观。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由著名诗人元稹作于贞元末的《莺莺传》，则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则，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对豪侠小说，过去往往评价不高。其实，这种小说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的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其独特的价值。晚唐传奇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讽刺性的作品。中唐时期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代表的讽世小说，着重于表现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解脱的愿望，而晚唐的这类小说则是有意识对作者所不满社会和政治现象加以讥刺，两者有所不同。最明显如李玫的《徐玄之》脱胎于《南柯太守传》，而突出描写蚁国君臣昏愦糊涂、是非不分，勾勒出当时政治现实的缩影，并以蚁国的最终毁灭喻示了唐王朝行将崩溃的前景。又如张读的《杨叟》，写会稽富翁杨叟因“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而得“失心”之疾，需食活人之心。其子拜佛求之，于山中逢一胡僧，许予己心，但求一饭。饭毕，僧却跃上高树，将杨子嘲笑奚落一番而化猿跃去。文中对那些既利欲熏心又崇信佛教、想要求佛来杀人助己的富翁，讽刺极为锐利。晚唐传奇中讽刺作品的抨击范围很广，也很大胆。虽然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多，但它既是晚唐讽刺小品的先声，也是后世讽刺小说之滥觞，很值得注意。爱情题材虽说在晚唐传奇中显得衰落，但毕竟还是出了几篇较好的作品。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写身为豪门姬妾的步飞烟为追求爱情而遭毒打致死，较生动地刻划了她“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的坚强性格。另外，像薛调《无双传》写一对青年男女在社会动荡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很动人。
唐人传奇，就是关于当时即以前名人的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是文言文作品像白话文过渡的较早尝试，艺术成就很一般
唐传奇小说的具体的特点: 一、从创作上来讲，唐传奇作品一反汉魏六朝小说的纪实法，大都采用虚构法; 二、从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和技巧方面来看，唐传奇小说叙述宛转委曲，描写细腻多样; 三、从体制上看，唐传奇小说已经由笔记体发展为传记体; 唐传奇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长处。它从汉魏六朝的小说雏形中破壳而出，并使小说“至唐代而一变”。从此，中国古典小说从子、史脱颖而出，成为叙事文学中一种独立的文体，开始用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样式，反映社会生活，展示真、善、美，在形象塑造及叙事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和定型。
上面是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诗)所以繁荣的一般原因。但是，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雕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 唐初诗歌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隋唐五代史，包含朝代隋代、唐代、五代十国。比较著名皇帝有杨坚、李世民、武则天等。公元581年，杨坚簒北周建立隋朝，589年灭陈，从此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隋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但由于簒位的隋炀帝的奢侈无度，倒行逆施，致使隋开国不过三十年时미，便被李渊灭亡。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在隋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强大昌盛，欣欣向荣，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高涨。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给唐代文化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隋唐盛世。可根据需要取舍，供参考。
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各自特点折叠隋朝文学概况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雕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折叠背景唐初诗歌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折叠盛唐诗歌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折叠中晚唐诗歌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折叠编辑本段唐代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折叠概述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折叠散文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折叠唐传奇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折叠变文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折叠词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妹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2、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例如孔子学院，例如春晚在海外的直播，都是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例子。3、要增强民族自信，并不是外来的才是好的。要想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要自信。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2011-2012）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杨再喜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杨再喜在《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中认为：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具体到柳宗元，韩、柳二人对于“道”的含义的理解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坚守儒家的圣人之道。对于儒家之道的强调，是韩、柳二人在文学史上得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也发展为王安石的“通融儒释”观。
肖扬碚论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与批评
洪迎华论刘禹锡柳宗元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在《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因为永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关系，历史上对政治家刘禹锡、柳宗元的接受表现出诸多争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文学家身份的刘柳。唐宋时期，刘柳的政治作为及人格处于被贬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接受者对永贞革新的认识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贞、王夫之、王鸣盛等人皆在对事件背景、过程的客观探讨中，重新审视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历史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革新人物的不实罪名翻了案。另一方面，明清读者对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接受心理。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为，但在道德品行上却加以贬低，并对其用事作风示以不满。而对刘柳，则出现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尽管对刘柳与王叔文结交并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无微辞，但对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两种不同接受态度。
李栋辉论宋代柳诗的接受
李栋辉在《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景遐东、曾羽霞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
景遐东、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开拓了新题材，扩大了山水的关注范围，在对山水的描写时凸显山水的特色，写“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过独特意象的选择，注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开拓和语言的诗意化，形成了山水游记文体的诗化状态。无论是其娴熟的诗化手法、独特的题材选择、高洁幽远的创作风格与精美隽永语言，对唐以后历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响。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的散文，随处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痕迹。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游记的影响。
吕海龙论刘知几对韩柳的影响
何哲群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何哲群在《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原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柳宗元继承了屈原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发展，批判力度更强，方法也更多样。其次，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传统。再次，柳宗元还继承了屈原骚学的抒情模式。
殷学国论《江雪》的影响
殷学国在《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杨榕论《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
杨榕在《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封建论》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经典名篇，文章立论有据，驳斥有力，凸显了严谨的文法及见识。《封建论》被宋代古文家苏轼接受及被选文学家高步瀛再接受的过程中，体现了高步瀛对苏轼评析柳文经典论断的认同。
于清惠论宋诗对柳宗元的接受
于清惠在《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认为：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陈如毅论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陈如毅在《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原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莫军苗论柳文在金元时期的接受
邓怡舟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邓怡舟在《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原载《沧桑》2012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发奋钻研、师承广泛、博采众长，而又大胆创新的结果。本文阐述老子的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内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以此论证柳宗元寓言与老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田恩铭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田恩铭在《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曾明论胡宿的活法诗学不乏柳宗元的影响
林阳华论柳宗元、元结对沈辽的影响
沈辽对柳宗元深为理解，当他来到愚溪时，作有《愚溪》，诗云：“夫子幽栖十二年，至今使人长叹息。” 柳宗元往日歌咏的永州山水，一方面是他哀叹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寻幽探险的去处，以此同他产生共鸣。
二、思想与政治
翟满桂论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满桂在《论柳宗元“吏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动》（原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详论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动在唐永贞、元和年间，谪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阐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动实践。重民主张有：均税薄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利民举措有：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论《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在《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某些内容，从“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明道”意识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郑建钟在《论柳宗元天人观的政治逻辑——以“大中之道”为线索》（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观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天人之际”转化为现实政治努力的总概括“大中之道”，并将这一理论范畴贯穿于现世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目标，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后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对天人观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现实政治走向现代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不源于“上帝”，也不源于神秘的“天志”，而源于人自身。
朱璐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朱璐在《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历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说方式。秦汉诸儒论“天”带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性，且偏于伦理而疏于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气本原论、反天人感应论及新“天爵”论，从本原、天人关系、以及本体论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论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气自动”论也为宋明时期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启了端绪。
高会霞论柳宗元统合儒佛思想
高会霞在《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陈洪、赵纪彬论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
陈洪、赵纪彬在《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探析》（原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宋来惠论《永州八记》中的佛心禅意
宋来惠在《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原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永州八记》字里行间都明显流露着作者的佛心禅意，留下了作者佛学思想的深刻印迹。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静境画面，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优美的静境画面，字里行间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静的山水中发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这种佛心禅意地对美丽山水的独特解读和深刻感悟，对他来说是对凡世尘嚣名利挣扎的一种超然，是对身处逆境诸多痛苦的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佛化自然寻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一种宁静心灵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张爱梅论《江雪》中的文学意蕴
张爱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蕴探析》（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论述了柳宗元永州时期孤独、忧伤与绝望的心情。《江雪》为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写景状物，空灵虚荡，绝非一般的感兴排遣，极尽孤寒与悲怆，是他政治上压抑悲愤、生活上孤独悲凉而至绝望的心情的凝结与沉淀。
闵祥鹏论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闵祥鹏在《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赵建军论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赵建军在《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贬谪心态。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李建华论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李建华在《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原载《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谢水顺论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
谢水顺在《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曹章庆探析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Yu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Ying" James R. Hightower 原文发表在1973年的《哈佛亚洲研究》33卷，P90-123 原文是PDF文档，太长，发不上来，现截取其中一段，给你鉴定一下，以做凭证。 如果你要的话,给我你的邮箱吧 ....... All these titles emphasize the unusual nature of the occurrence which provides the plot; yet while few of the stories are free of supernatural or incredible episodes, they are not for the most part presented as tall tales or ghost stories that deliberately challenge belief. The author appears anxious rather to persuade us that we are reading about an actual occurrence, and he often makes an effort to establish the credentials of his tale by anchoring it in the experience of a narrator. .......采纳哦
（一）文化
1、“一带一路”视阈下实施中原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
2、商丘市红色典籍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3、“互联网+”行动计划与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4、“十三五”时期商丘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5、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创新保护研究
6、传统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7、传统文化与“文明商丘”建设研究
8、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商丘市的发展机遇研究
9、商丘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10、河南文脉传承与城市特色构建研究
11、商丘名人文化产业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
12、“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
1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原文化传播与交流
14、河南省红色典籍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15、“十三五”时期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16、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17、商丘文脉传承与城市特色构建研究
（二）文艺学
1、浅论审美与文化的关系
2、略论大众审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3、论宗白华美学思想
4、论审美现代性
5、广告的审美特征论析
6、论诗歌语言
7、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
8、论文艺的娱乐作用
9、论意境的美学特征
10、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
11、文学审美特征论
12、“话语蕴藉说”评说
13、浅析“典型论”
14、浅论“意象”
15、浅论“叙事学”
16、文学消费心理研究
17、关于文学话语“陌生化” 问题
18、浅论“结构”与“解构”
19、论艺术真实
20、论文艺欣赏中的心理距离
21、浅论文艺欣赏中的共鸣与沟通
22、论艺术直觉
23、论艺术虚构
24、浅论美育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25、浅论文学流派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26、简论文学作品形式的独立审美特征
27、浅论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
28、浅论新时期诗歌审美特点的新变化
29、论当代 中国 的大众文化
30、论艺术创作的通感与错位
31、论审美变形
32、论艺术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33、论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
34、论本世纪中国文论的 现代 性主题
35、浅论儒家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36、浅论庄子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
37、论朴素美
38、蔡仪美学思想述评
39、浅论朱光潜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40、评李泽厚美学思想
41、浅论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42、浅论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43、试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
44、论艺术接受中的个体差异
45、浅论人类审美态度的演进历程
46、论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47、当代中国大学生审美情趣考察
48、论形式美的美育效应
49、浅论美育与社会人文精神的转化与重建
（三）古代文学
1、试论杨万里诗歌的俗与雅
2、唐传奇的文学价值
3、薛涛的文学创作
4、鱼玄机的创作
5、浙西词派及其词人简述
6、小红低唱我吹萧――姜夔的词与音乐略探
7、黄庭坚的文学思想
8、李清照词创作的社会蕴含与价值
9、宋代女性创作的“悲愁”本色
10、试论宋诗中杭州民俗的描写及其表现
11、论张先的慢词
12、“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苏轼“以游戏文字为诗”浅论
13、从潘金莲看《水浒传》的婚姻和爱情
14、论《镜花缘》中的唐小山形象
15、论弹词小说《再生缘》中四位女性形象之对比关系
16、浅论凌鞒酢抖拍》之盗贼观
17、浅论李渔的人生观在戏剧、小说中的体现
18、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看拟话本的爱情婚姻观
19、试论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中的禅趣
20、浅析《牡丹亭》中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21、《水浒传》中绰号问题浅析
22、论香菱形象的文化命义
23、“二尤”悲剧在《红楼梦》大悲剧中的原型意义
24、刘姥姥形象的文化意蕴
25、巧姐形象的文化意蕴
26、两对位势悬然却下场略等的母女一一赵姨娘探春及凤姐巧姐漫议
27、度人与救世一一疯僧与刘姥姥形象的不同意蕴
28、贾宝玉同性恋倾向诠释
29、《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心理构件
30、论《聊斋志异》的传奇艺术
31、《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
32、《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
33、《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
34、《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35、王梵志诗歌的独特内涵
36、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
37、论李贺诗的多种风格
38、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39、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制艺弊端的反思
40、论《红楼梦》中诗歌之功能
41、对生命的漠视――试论《水浒传》叙述的暴力化倾向
42、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浅探
4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44、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45、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46、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47、论李白的咏侠诗
48、《三国演义》中的择主思想比较
49、《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50、浅论《儒林外史》对人性的扭曲
（四）现当代文学
1、论李健吾的短篇小说（或者：论李健吾小说的平民化）
2、论“后浪漫派”小说的艺术特质
3、《风萧萧》中的.意象
4、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
5、《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
6、《小团圆》中的女性形象
7、《小团圆》的叙事特色（或者：《小团圆》的复调叙事）
8、老舍小说的影视改编
9、老舍小说的爱情叙事（或：老舍的女性观）
10、老舍、邓友梅、王朔的“京味儿”小说
11、老舍、邓友梅笔下的旗人形象
12、茅盾的另类小说
13、论钱钟书的短篇小说
14、沈从文小说中的男性世界
15、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16、浅析现代人文主义思潮
17、论新写实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
18、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情怀
19、早期乡土小说的民俗价值
20、乡土文学与乡土小说
（五）外国文学、比较文学
1.《美狄亚》的女权主义重读
2. 中国、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比较
3.《十日谈》的狂欢化民俗特征
4. 《堂吉诃德》的想象性虚构与写作策略
5. 《奥赛罗》的后殖民重构
6. 试论莫里哀性格喜剧的类型化特征
7. 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角度解读《鲁滨逊飘流记》
8. 《巴黎圣(原文来自： 蓬 勃范文 网: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 )母院》人物设置的圆形结构
9. 从原型批评角度看于连形象
10. 《荒原》的“死亡情结”
11.论《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集体无意识
12. 鲁迅《药》中的基督受难形象分析
13. 《边城》和《伊豆的舞女》的比较研究（最好再加副标题，突出论点）
14. 《雪国》中 “雪”与“火”的意象研究
15. 泰戈尔的《沉船》与易卜生的《娜拉》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16. 论海明威小说创作中的“硬汉性格”。
17. 弗洛伊德主义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
18.论流浪汉小说的艺术特征
19.中国武侠小说和其实文学的比较研究
20.《奥瑟罗》的悲剧冲突艺术
21.《呼啸山庄》与《金锁记》情感世界之比较
22.果戈理《死魂灵》的讽刺艺术
23.论《百年孤独》的孤独意识
24.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主题探析
25.哥特式小说的原理和发展
26.《浮士德》的善恶冲突论
27.试论《巴黎圣母院》的美丑对照原则
28.茶花女与杜十娘比较
29.哈姆莱特形象的接受和误读
30.重评巴洛克风格
（六）美学
1、美在文心：刘勰文学观探微
2、宗白华意境理论的诗学意义
3、论钟嵘《诗品》对诗之本质及诗美境界的阐释
4、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5、李安华语作品文化解读
6、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7、鸿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意蕴
8、略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
9、《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
10、论“悲秋”的母题及其文化意蕴
11、梁启超美学思想及其价值启思
12、“陌生化”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13、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
14、王国维诗学的创化之道
15、论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餐化
16、亚里士多德的“陶冶”说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17、柏拉图的音乐美学与中国先秦时代的乐论
18、浪漫主义诗论与中国的“人民性”的当代意义
19、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点看莫言的“红高粱”小说系列
20、诗论喜剧语言的美学特征
21、试论“童心”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22、论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
23、由宗白华《美学散步》看“人生艺术化”
24、庄子“无为”美学思想初探
25、《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电视改编研究
26、成功的复合式改编：《罗生门》
27、从《霸王别姬》看导演陈凯歌的美学观念
28、论孔子的美学思想
29、论庄子的美学思想
30、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点
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
《白鹿原》中男权宗法世界里女性生存困境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渡船”意象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女性分析论《啼笑姻缘》中沈凤喜的女性悲剧命运论阿城《棋王》中的“道禅”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