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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安全；教育；途径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安全教育不可或缺。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不仅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体系，而且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因而新千年以来，有关文化安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渐成热点。但如何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尤其是如何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尚有必要做以深层思考。本文试就如何开展文化安全教育问题略谈浅见，诚望识者指正。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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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体系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其重要根基。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基于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提出的重要命题。维护文化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文化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对待国外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构建适应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中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因如此，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安全的一种战略安全。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族国家内在的认同性、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国家不仅有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还有民族意识认同范围，这种认同和遵从来源于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观念、制度、信仰、科技、教育等文化构成因素，并且经过不同时代的丰富与历史的积淀而形成。这种认同和遵从正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补充、完善、强化，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目的是要开创出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这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长远保障。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全球性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吸收，另一方面也在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激荡、扬弃、碰撞、改造，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为了应对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政策、制度上提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确保自身文化安全的战略措施。例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5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俄罗斯于2000年批准实行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日本提出“新文化立国”的口号，等等。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政策、法律、规范、准则等形式，建立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只有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因而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着眼全球文化态势与格局，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建设，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章为我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作者均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来源论文发表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它的安全对象基本限定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安全事物上，防御的是境外的军事威胁，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目的，准备战争和赢得战争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 从1980年至今，中国已经有24年的和平时期。林东博士指出，和世界上很多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除了国家和军队要准备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之外，地方政府、企业、大众与国防之间的心理距离、物理距离都很远，国民的国家危机意识淡薄”。 “然而，席卷全球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改变了这一切。”林东认为，因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当今世界，国家和人民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不仅大大超出战争和政治、军事安全范畴，而且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大国间战争风险明显下降，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乃至大国之间的大决战时代消退，甚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这样的危险游戏也大大降温。因此，“传统安全观下的国防呈现战略松弛现象”。 “然而，这种松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国间的争斗并未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寻求以武力为基础的和平演变方式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也就是外部对你施以军事威胁，内部对你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综合起来破坏主权、蚕食领土、控制资源，甚至颠覆政权”。 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兴起，这使各个国家面对新的敌人，恐怖势力从社会内部发难，通过制造社会危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虽然目前恐怖袭击的破坏力还没有达到战争损失的程度，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震撼和公众安全感的丧失已经不亚于战争时代。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全都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如此巨变的今天，林东认为，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重要而急迫”。 林东说：“‘新国家安全观’将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都纳入职责范围，极大地开拓了国防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领域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可以说，今天的国防不是同老百姓疏远了，而是拉得更近了。” 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国家安全是个木桶，“新国家安全观”中的各个部分就是木桶上的木板，哪块木板低都会影响整个木桶的盛水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既离不开军队，也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大众，国家安全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这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从思想上实现从旧的传统安全观向拓展了的‘新国家安全观’转变，居安思危，心中长存忧患意识。”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从政治方面来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及国家主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人们以绝对主权来衡量国家安全的做法出现了变化。从经济方面看，全球金融、贸易和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文化方面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对他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冲击。从军事方面看，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军事仍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国家安全观也在不断变动和调整。总的说来，一是安全主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人，向上延伸到了群体和国际（人类）。与此相对应，对国家产生威胁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二是国家安全从绝对变为相对，安全状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国家安全程度的实现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三是国家安全观正在由重视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向重视内部因素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机制的成熟与健全，合作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选择。从现实看，一国吞并他国领土的情况已比较少见，但一些国家因内部问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给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进而引发国际社会介入的事例却越来越多。 四是从提倡硬实力到提倡软实力。二战以前，军事、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现在，民族凝聚力、国家体制、科技、文化、信息等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 中国是少数几个完全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这决定了，领土、主权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仍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看到，“9·11”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处于此涨彼消的变动之中，因此，我们也要重视把握好非传统安全问题，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注意掌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食品安全文的参考文献可以参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发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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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本报记者 邓宏鹰 钟少鸿. 广西“少边”力筑食品安全防线 突破差异 各出良策[N]. 中国食品报,2010-1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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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本报记者 郭燕春. 标准混乱成为食品安全之痛[N]. 中国商报,2004-12-17
你去看下（食品与营养科学）期刊里面别人写的论文里面应用了哪些参考文献也是可以的
关于食品安全的论文 近年来，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问题。肯德鸡的“苏丹红”、豆腐中的“吊白块”、水饺中的“毒青菜”……更危险的是“三聚氰胺”，它不仅在牛奶中大量出现，还在鸡蛋中存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像目前全球暴发的金融危机一样，席卷整个大地，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更牵动着大家的心。 在我们的周围食品安全问题确实存在着。我的乡下老家盛产食用菌，记得上次回家时，我参观了整个香菇的制作过程。我与叔叔一起走进菇棚时，一股带着香菇味的暖流迎面赴来，叔叔告诉我这里就是做香菇的地方，并示范给我看制作过程。只见叔叔与其他小伙子在一起干了起来，我正看得着迷，可看到最后我感到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只见他们把做好香菇筒袋，放入石蜡液体中浸泡。叔叔告诉我，用石蜡浸泡后不但可以保证菌棒不发生烂棒，同时可以防水，等香菇生展后还可以保证香菇水分不丢失，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我听了他们对石蜡作用的介绍后，使我对“石蜡”这两个字越想越不对劲，决心弄个明白。 回到家里，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全力搜索有关石蜡的知识。终于明白了它的真面目。原来，蜡是一种工业用品，也叫工业石蜡，它是一种复杂的化学成分，其所含的危险成分主要是苯，它是对人体一种十分有害的物质。专家指出它是人体皮肤癌、肺癌产生的罪魁祸首。看了介绍我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电视上宣传的严格禁止的“蜡菇”。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菇农，为了自己挣大钱，追求最大的自身利益，在食用菌生产中放入了工业石蜡，制造出毒香菇。他们不知道，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他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如果这些香菇出口国外还会引起外交纠纷，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他们这样做实在是不应该啊。 原来食品安全问题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可能正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危害着我们的健康。我想，我们国家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才能制止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时做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也要积极地参与到食品安全的宣传中，让更多的人认识食品安全的危害，抵制农药食品、化学食品、问题食品，这样才能让食品安全与我们的健康同行。 食品安全与人性 食品，说的普通一点就是人们每天吃的和喝的。具体指的是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不安全的食品成为“问题食品”。提到食品安全，人们心中是异常关心的，关注的。因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人们饮食文化多样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苏丹红事件”、“注水肉”还有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无一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随着食品的多样化发展，各种添加剂不断翻新、涌现，不断被加入食物中。肉松中有添加剂，奶粉中有三氯氰胺。虽然现社会食品的安全的信息不对称，但可能都是消费者心中所默认的，考虑到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想想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也大都认同“眼不见为净的”观点，是的，在你吃食物的时候，你不会想食品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你也不去想是否真的通过了国家卫生检查，你只是考虑到口感的好坏，但有时吃的是“问题食品”，你却不知道，等到出现问题时，你可能也发现不出是食品原因，当然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了。生产商这样生产“问题食品”，我认为这不但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亦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声誉。这样做无疑是一种羞耻，一种无能，一种人性泯灭的表现。 食品安全中出现问题，人们都会首先想到出售商和制造商。是的，追求利益是企业的天职，但他们不能丢失了人性；是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竞争的是价格，但是他们不能向猪肉中注水；是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之间，企业与民众之间有时会利益分配扭曲，但是他们不能拿消费者的健康来负担。 企业固然有他们应该负担的责任，但是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也不能从旁而立。以人民利益为重，依靠国家法律法规来维护民众健康是他们的责任，有句俗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者，建立食品安全体系是重中之重，如今《食品安全法》已让部分民众吃了颗“定心丸”。食品安全已有标准，但每个企业有自己的“标准”，有时是标准不能落实，因为个别地方官员、领导和生产制造商“勾结”，有所谓的免检产品，不用检查就发放卫生许可证，直接出售。这样可以说不为党负责，不为人民负责。 消费者自身的防范意识、自我安全健康保护意识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买食品不能单纯的相信吹嘘的广告：质量第一，等等的。从某些消费者理解到，他们全凭广告，坦言道：有质量第一的谁还买质量第二的食品？话说回来，自己不对自身健康负责，何人还会关心你？ 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人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在如此严峻的问题面前，为什么还要出现“问题食品”？所谓的人性都到哪里去了？作为自然界生物链的最顶端，我们不是自食其果呢？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它的安全对象基本限定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安全事物上，防御的是境外的军事威胁，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目的，准备战争和赢得战争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 从1980年至今，中国已经有24年的和平时期。林东博士指出，和世界上很多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除了国家和军队要准备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之外，地方政府、企业、大众与国防之间的心理距离、物理距离都很远，国民的国家危机意识淡薄”。 “然而，席卷全球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改变了这一切。”林东认为，因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当今世界，国家和人民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不仅大大超出战争和政治、军事安全范畴，而且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大国间战争风险明显下降，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乃至大国之间的大决战时代消退，甚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这样的危险游戏也大大降温。因此，“传统安全观下的国防呈现战略松弛现象”。 “然而，这种松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国间的争斗并未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寻求以武力为基础的和平演变方式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也就是外部对你施以军事威胁，内部对你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综合起来破坏主权、蚕食领土、控制资源，甚至颠覆政权”。 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兴起，这使各个国家面对新的敌人，恐怖势力从社会内部发难，通过制造社会危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虽然目前恐怖袭击的破坏力还没有达到战争损失的程度，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震撼和公众安全感的丧失已经不亚于战争时代。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全都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如此巨变的今天，林东认为，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重要而急迫”。 林东说：“‘新国家安全观’将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都纳入职责范围，极大地开拓了国防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领域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可以说，今天的国防不是同老百姓疏远了，而是拉得更近了。” 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国家安全是个木桶，“新国家安全观”中的各个部分就是木桶上的木板，哪块木板低都会影响整个木桶的盛水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既离不开军队，也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大众，国家安全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这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从思想上实现从旧的传统安全观向拓展了的‘新国家安全观’转变，居安思危，心中长存忧患意识。”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从政治方面来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及国家主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人们以绝对主权来衡量国家安全的做法出现了变化。从经济方面看，全球金融、贸易和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文化方面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对他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冲击。从军事方面看，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军事仍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国家安全观也在不断变动和调整。总的说来，一是安全主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人，向上延伸到了群体和国际（人类）。与此相对应，对国家产生威胁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二是国家安全从绝对变为相对，安全状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国家安全程度的实现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三是国家安全观正在由重视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向重视内部因素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机制的成熟与健全，合作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选择。从现实看，一国吞并他国领土的情况已比较少见，但一些国家因内部问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给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进而引发国际社会介入的事例却越来越多。 四是从提倡硬实力到提倡软实力。二战以前，军事、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现在，民族凝聚力、国家体制、科技、文化、信息等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 中国是少数几个完全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这决定了，领土、主权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仍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看到，“9·11”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处于此涨彼消的变动之中，因此，我们也要重视把握好非传统安全问题，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注意掌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思路：论文就是对一个观点进行论述，如何维护国家安全这个论文，在写之前应去多查找相关资料，了解国家的内外局势，以及相关的因素的，同时关注新闻做好充分写论文准备。
示例：
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
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又怎能不注重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呢?
那么，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应当怎样培养呢?尤其是在现在的新形势下，我们又有那些对策来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呢?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曾经失去过太多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我们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应特别关注、特别警觉。每当我们周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
每当西方大国对我们施压之际……我们都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把促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思想教育贯穿到平时的学习、生活及活动中去，平时注意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自觉维护者。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应该依法有序地看待和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依法治国这句话，大家都拥护，这就意味着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总会面临着矛盾和问题，也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
当今世界很不平静，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和问题;国内改革建设不会一帆风顺，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冷静理智、依法有序地进行。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始终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说过:“没有永久不变的国家友谊，只有永久不变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涉及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才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又是个人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致要求。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努力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活动、法规。有人统计，涉及有关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有一百多种，
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中，特别应当熟悉以下一些法律、法规。
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等，对遇到的法律界限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善于识别各种伪装。从理论上讲，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常识、规定都比较完善了，依规行事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实际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有的间谍情报人员采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秘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如果丧失警惕，就可能上当，
甚至违法犯罪。因此，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可争取各种帮助、资助，
又不失国格、人格。识别伪装难又易，关键就在淡泊名利，及时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斗争，决不准其肆意妄为。
大学生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之中，
都希望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都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更应该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出我们应尽的责任。
大学生应如何维护国家稳定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又怎能不注重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呢？那么，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应当怎样培养呢？尤其是在现在的新形势下，我们又有那些对策来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呢？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曾经失去过太多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我们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应特别关注、特别警觉。每当我们周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每当西方大国对我们施压之际……我们都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提高自身素质，把促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思想教育贯穿到平时的学习、生活及活动中去，平时注意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自觉维护者。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应该依法有序地看待和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依法治国这句话，大家都拥护，这就意味着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总会面临着矛盾和问题，也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当今世界很不平静，会有这样那样的磨擦和问题；国内改革建设不会一帆风顺，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冷静理智、依法有序地进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始终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说过：“没有永久不变的国家友谊，只有永久不变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涉及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才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又是个人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致要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努力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活动、法规。有人统计，涉及有关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有一百多种，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中，特别应当熟悉以下一些法律、法规：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等，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善于识别各种伪装。从理论上讲，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常识、规定都比较完善了，依规行事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是，实际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有的间谍情报人员采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秘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如果丧失警惕，就可能上当，甚至违法犯罪。因此，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可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不失国格、人格。识别伪装难又易，关键就在淡泊名利，及时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斗争，决不准其肆意妄为。大学生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之中，都希望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都希望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更应该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出我们应尽的责任。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国防安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我国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摘要]本文在把国防安全置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构成我国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防经济;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1、国防经济概述
国防经济，是经济学和军事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应用性经济学科，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和平问题的学科，是一门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涉及较多国防等国家政治制度问题。
现代国防经济学始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
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国防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特殊矛盾关系是军事与经济交叉而生的矛盾。寻求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是其研究的核心。
2、国防安全概述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核心的定位。国防安全是一国安全的基本保证，也是维护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托，梁启超《新民说》十四：“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得安其业。”与其他安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和特殊的意义。
3、我国国防安全的内部构成要素
(1)观念要素。国防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防安全过程中对国防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理论上说，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在一个阶段，处于一种本质安全的状态，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如果是长时期的历史状态，安全只能是相对的。一国的国防便没有绝对的安全，所以必须明确一国国防在目前形势下的相对安全状态和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安全地位，不断提高国防的相对安全程度。
(2)经济要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在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要素是一国国防安全的基础构成要素，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安全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是提高综合国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关键所在。
(3)军事要素。军事是国防的主要手段，最具有威慑性和有效性。军事要素基本包括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和后方勤务等。影响国防安全的军事要素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涵盖的范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渡，已经逐步延伸为“领土一领海一领空一太空”安全，更加凸显出军事要素在维护国防安全上的重要性。
(4)科技要素。科技要素包含科学和技术两大方面，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角度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构成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要实现科技兴安，必须要经历安全科学技术革命，必须树立大安全观，要学习核安全、航空航天安全的科学精神和安全文化，这些都与国防安全密不可分。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和大国地位的象征，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从历年科技发展的实践来看，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维护国防安全的有效信息的获取，高端通信设施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等，都必须依托于科技要素所提供的智力支持。
4、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
(1)外交关系。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各国外交都受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外交政策，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目标及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国家对外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我国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的关系，也都影响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与稳定。
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自主的防卫原则，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支持，防止外敌入侵，维护本国安全，永不扩张，也不容别国侵犯我国一寸土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既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也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国际格局。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格局两大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于国际格局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国防战略，既包括武器扩散、军备发展、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等;另一方面，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发展趋势，既涵盖了国家集团、跨国组织，更有国际恐怖组织，海洋方面的防卫压力增大，周边地区的不安因素增多等。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必须密切关注，高度警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融入的范围和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对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又与国际问题相牵扯，受到国际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国防安全不单单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同时更是涉及一系列外部要素的全局性问题。
总之，构成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国防安全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思想层面，对其他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要素为其他要素提供资金支持，使其他要素的发展成为可能;军事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安全有保障的内部发展环境，使其他要素免于威胁;科技要素作为发展的原动力，作为一种智力支持，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外交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整个国家与国际接轨。影响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既要合作又要有明确的分工，良性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国防安全系数。
[作者简介]迟俊杰(1984-)，女，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陈金涛，(1968-)，男，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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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通信技术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对策论文
一、4G通信技术中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
1、由于缺少改造更新通信的基本设施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如果要让4G通信技术真正的运用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就必须更新原有的基本通信设施。但现在3G通信的无线基本设备几乎覆盖着地球的大多数地方，如果要对原有的通信设备进行改造更新，那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及漫长的时间。
2、由于4G通信技术的不完善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4G通信技术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容量被限制与技术上的缺陷。首先是容量被限制。在理论上，4G通信能够达到的速率不低于20Mbit/s，是3G通信手段能够达到的速率的10倍。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4G通信系统的容量扩大到理想状态。其次就是技术上的缺陷。在4G通信的技术层面进行研究，4G通信将在数据的传输上高出目前的3G通信一个层次，虽然理论上能够达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的困难。另外，4G通信系统所需要的网络架构极其复杂，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3、由于不断变化的网络攻击手段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随着4G通信系统的逐渐普及，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相较于以前的网络系统，4G通信系统将具备更大的存储与计算能力，相应的该系统也就更容易感染一些移动终端。正式因为这个原因，导致4G通信网络的安全遭受到很大的威胁，比如来自手机病毒的威胁。一般来说，手机病毒可以分为短信类病毒、炸弹类病毒、蠕虫累病毒以及木马类病毒。
4、由于4G通信技术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产生的网络安全问题。首先是服务区域不完善的问题。虽然用户们都希望自己的终端能够运用无线网络，但是因为终端的天线尺寸或者其自身功率的原因，实现流畅的上网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其次就是4G通信的收费不是太合理。目前，3G无线网络收费的标准是依据用户所使用的流量的多少与实践的'长短进行计费的，如果依旧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那么绝大多数的4G用户将很难承受如此高昂的上网费用。所以现今必须谨慎认真的研发出一套相对合理的收费标准。
二、关于4G通信技术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对策
1、构建科学合理的4G通信系统的安全结构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应该能够基本的体现出网络通信系统的各种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等。
2、转变现行的密码体制。在4G通信系统中，面对各不相同的服务类别以及特征，最好应转变现行的密码体制，即也就是私钥性质的密码体制改变成为混合性质的密码体制，然后创建相应的认证安全的体系。
3、将4G通信系统的安全体系做到透明化。在未来的应用中，4G通信系统的安全核心应该具备相对独立的设备，能够较为独立的完成对终端与网络端的识别与加密，通信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完全看到该过程的进行。
4、应用新兴的密码技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相应的终端处理数据的能力将越来越强，因此应该在4G通信网络系统中运用合适的新兴的密码技术。这些新兴的密码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系统抵抗恶意攻击的能力。
5、保证用户可以参与到安全措施的制定中来。用户在通过4G通信系统进行上网的过程中，应该有权自行设定安全密码的级别，相应的那些关于安全的参数应该不仅可以由系统进行默认，而且用户也可以自行进行设定。
6、使4G通信网络与互联网能够相互契合。4G网络系统的安全问题大致可以归分为移动方面的安全问题与固网方面的安全问题。在关于安全的概念上，固网与计算机的网络大致相同，所以那些针对计算机的网络问题以亦基本在固网上得到了相应的体现，相应的在固网上遇到的那些网络安全问题可以依照计算机的方式进行解决。
三、结语
虽然目前我们国家的某家通讯公司已经开展4G通信业务，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4G通信技术发展的还不够完善，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缺陷。在实验研究阶段，我们应该对那些可能会出现的或者已经初露端倪的威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我们亦应该加强巩固现有的安全防范措施，以此保证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4G通信技术早日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
作者：张雯雯 单位：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1 绪论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安全逐渐成为一个潜在的巨大问题。网络安全性是一个涉及面很广泛的问题，其中也会涉及到是否构成犯罪行为的问题。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它主要关心的是确保无关人员不能读取，更不能修改传送给其他接收者的信息。此时，它关心的对象是那些无权使用，但却试图获得远程服务的人。安全性也处理合法消息被截获和重播的问题，以及发送者是否曾发送过该条消息的问题。大多数安全性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有恶意的人试图获得某种好处或损害某些人而故意引起的。可以看出保证网络安全不仅仅是使它没有编程错误。它包括要防范那些聪明的，通常也是狡猾的、专业的，并且在时间和金钱上是很充足、富有的人。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能够制止偶然实施破坏行为的敌人的方法对那些惯于作案的老手来说，收效甚微。网络安全性可以被粗略地分为4个相互交织的部分：保密、鉴别、反拒认以及完整性控制。保密是保护信息不被未授权者访问，这是人们提到的网络安全性时最常想到的内容。鉴别主要指在揭示敏感信息或进行事务处理之前先确认对方的身份。反拒认主要与签名有关。保密和完整性通过使用注册过的邮件和文件锁来实现。2 方案目标本方案主要从网络层次考虑，将网络系统设计成一个支持各级别用户或用户群的安全网络，该网在保证系统内部网络安全的同时，还实现与Internet或国内其它网络的安全互连。本方案在保证网络安全可以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比如：可以满足个人的通话保密性，也可以满足企业客户的计算机系统的安全保障，数据库不被非法访问和破坏，系统不被病毒侵犯，同时也可以防止诸如反动淫秽等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等。需要明确的是，安全技术并不能杜绝所有的对网络的侵扰和破坏，它的作用仅在于最大限度地防范，以及在受到侵扰的破坏后将损失尽旦降低。具体地说，网络安全技术主要作用有以下几点：1．采用多层防卫手段，将受到侵扰和破坏的概率降到最低；2．提供迅速检测非法使用和非法初始进入点的手段，核查跟踪侵入者的活动；3．提供恢复被破坏的数据和系统的手段，尽量降低损失；4．提供查获侵入者的手段。网络安全技术是实现安全管理的基础，近年来，网络安全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已经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际内容。3 安全需求通过对网络系统的风险分析及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制定合理的安全策略及安全方案来确保网络系统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与可审查性。即，可用性： 授权实体有权访问数据机密性： 信息不暴露给未授权实体或进程完整性： 保证数据不被未授权修改可控性： 控制授权范围内的信息流向及操作方式可审查性：对出现的安全问题提供依据与手段访问控制：需要由防火墙将内部网络与外部不可信任的网络隔离，对与外部网络交换数据的内部网络及其主机、所交换的数据进行严格的访问控制。同样，对内部网络，由于不同的应用业务以及不同的安全级别，也需要使用防火墙将不同的LAN或网段进行隔离，并实现相互的访问控制。数据加密：数据加密是在数据传输、存储过程中防止非法窃取、篡改信息的有效手段。安全审计： 是识别与防止网络攻击行为、追查网络泄密行为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采用网络监控与入侵防范系统，识别网络各种违规操作与攻击行为，即时响应（如报警）并进行阻断；二是对信息内容的审计，可以防止内部机密或敏感信息的非法泄漏4 风险分析网络安全是网络正常运行的前提。网络安全不单是单点的安全，而是整个信息网的安全，需要从物理、网络、系统、应用和管理方面进行立体的防护。要知道如何防护，首先需要了解安全风险来自于何处。网络安全系统必须包括技术和管理两方面，涵盖物理层、系统层、网络层、应用层和管理层各个层面上的诸多风险类。无论哪个层面上的安全措施不到位，都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都有可能造成网络的中断。根据国内网络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应用情况，应当从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及管理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风险分析是网络安全技术需要提供的一个重要功能。它要连续不断地对网络中的消息和事件进行检测，对系统受到侵扰和破坏的风险进行分析。风险分析必须包括网络中所有有关的成分。5 解决方案 设计原则 针对网络系统实际情况，解决网络的安全保密问题是当务之急，考虑技术难度及经费等因素，设计时应遵循如下思想：1．大幅度地提高系统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等你联系，为你代写。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