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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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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论文题目

1台湾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3台湾问题论文:台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5 第五部分 “唯物史观” 由第五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第六章“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第七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组成。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重头戏。唯物史观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第五章),本章历年来必有题,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多的一章,也极容易出大题,本章的重点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的实践本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主体的作用(第六章),本章的重点有:“社会规律及其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科技革命的作用”、“科技发展与‘全球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本章在历届考研中出过选择题、辨析题和分析题,题量少,但是理论内容也涉及到许多社会热点,所以出分析题的可能性较大,考生仍然应该注意。 唯物史观在第七章主要阐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个知识点的内容被概括得高屋建瓴,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理论制高点。本章的复习重点有:“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主体的选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及其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章一般为选择题和辨析题,命题素材也多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来综合命题。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

毕业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81、论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82、谈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8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政策创新84、浅论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体系85、全球化与邓小平的开放理论86、浅析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87、"一国两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刍议88、"一国两制"构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89、论邓小平的实践品格与批判精神90、论邓小平的理论思维特色91、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感92、读《邓小平南巡讲话》有感9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9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95、党的历史方位与“三个代表”96、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9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98、“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之理论探析99、“三个代表”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10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现实意义101、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102、“三个代表”与党的作风建设10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104、论“三个代表”理论创新的特色105、把握“三个代表”中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106、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理论、制度和科技创新107、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引导提升作用108、浅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109、简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的重大意义110、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经验111、简论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性的历史经验112、“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理论的基本总结113、加强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1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在党建上的创造性运用115、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16、“三个代表”的提出与党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117、十六大对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新贡献118、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统一119、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120、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121、从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到科学发展观122、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23、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24、“三个代表”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25、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126、“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一脉相承127、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三个代表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题目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一、生产问题生产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问题的基本问题就是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但在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关注最多的其实并不是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而是生产最大化问题。生产最大化问题就是产量的最大化问题(因为假定价格是已知的,所以产量最大化其实就是收益的最大化)。生产最大化表现为成本既定条件下的产量的最大化和产量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把生产问题简化为生产最大化问题时有问题的。因为,现代生产不是单个人独立进行的小生产,而是很多人协作进行的大生产,生产的组织(这里作动词用)和管理显然是生产的重要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一个生产函数显然是过于简化了问题,因为不同的组织和管理就意味着不同的生产函数、而组织和管理显然不只是一个管理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涉及成本和效率问题。科斯注意到了传统经济学把厂商看作一个生产函数、生产问题简化为生产最大化问题的缺陷(之一),提出了经济学的第二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交易或交易成本问题,他没有注意到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更关注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问题其实就是生产力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不正确的,是生产力条件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条件结合形成生产力(结合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的),因此结合是形成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形成的条件、制约着生产力(所以要按照生产力条件调整生产关系),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其实很多都是讲生产力条件,他的历史唯物论是有缺陷的),生产关系问题显然是生产的基本问题(生产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包括生产中的带有自然性质的技术关系(管理水平其实是管理技术问题,但管理技术及包括自然性质的技术关系、也包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涉及社会属性的技术问题))。这里的生产主要是狭义的,但在广义上也是成立的。二、交易成本问题传统经济学也关注成本问题,但其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成本问题。科斯注意到了传统经济学的上述缺陷,他在《企业的本质》提出了企业是市场的替代机制、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等问题,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较完整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和分析工具,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成本,它是由于交易而产生。后来,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法和经济学家都是运用科斯的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但是,科斯的创新是有缺陷的。他把企业看成市场的替代机制,是个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忽视了企业的“生产”(这里的生产从功能上讲是广义的、创新也是生产的内容之一)功能或生产力问题,生产的具体组织和管理也不是一个合约就能解决的(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经济人、而合约又不可能是完全的)。三、分配问题传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过度地关注生产最大化问题、产权问题、交易费用问题,而忽视了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强调了这个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来看,分配问题不是独立于生产问题的,它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又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的。马克思的观点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分配的本质。现在有人主张不讲所有制、而在分配领域寻找社会主义、寻找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极其幼稚和肤浅的看法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由于经济思想和学说受社会、历史、阶级等因素的影响,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必然随着历史时代的更迭而发生变化。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其研究对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8种。财富说是一种年代最早、历史最长,持有人数最多的经济学对象理论。^A古希腊罗马学者的经济思想.到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多数经济学家都有这种对象理论。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通篇都是研究家庭财富及其增长问胚。重商主义者对研究财富的热情,超过了他们的先辈。他们以财富为中心研究了财富的形式(金银)、产生(流通领域)和增长途径(开采金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所以经济理论的两大思想体系,严格说应该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或者说是劳动的经济学和资本的经济学。关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洪远朋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对于中国古代 经济理论,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一要了解,二要批判,三要吸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 一、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或者说切入点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存有不同解释,但是一般认为,马经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相对来说,马经更侧重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西经更侧重对表层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按萨缪尔森的规定,西经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种具体研究对象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经也会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析,马经也会分析经济运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贯彻马经的主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经正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该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变迁规律。马经从商品入手,以严格的逻辑得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并依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分析了资本的产生;随后,把目光从生产转向流通,剖析了资本的周转、循环和流通过程中本质和规律;最后,老马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转向分配领域,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说“资本自从来到世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经那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经体系中,以供求的现实矛盾为出发点和主线,供求理论为核心,“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分析。依次提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大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现实要求,脆生了从总体上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体系,也是以总供求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卢卡斯革命以后,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主流。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要求,使得微观和宏观分析体系延伸到国际经济领域,构成了国际经济学。可见,在以供求理论为核心的西经那里,看不到马经分析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看不到剩余价值,看到的是由供给、需求、效用、成本、收益、边际、均衡等概念构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论上的不同。 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李嘉图悲剧以后到70年代左右的边际革命和《资本论》的问世这段时期里,经济思想领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亚当·斯密或者后来的凯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个约翰·穆勒,也不过是个折衷主义罢了。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称这段时期为经济学的“真空”。可以认为,李嘉图悲剧后经济学的这种分化路径中,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上,或者说,经济学说分别走上了马经和西经的道路,这种分化是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 从此,依哲学和数学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并且越走越远,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当然,时至今日,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也开始走上融合,具体方法上,都遵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现代人也在为马经的数学化不懈努力,西经细想领域中也涌现出像哈耶克这样的哲学大师。 四、利益立场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场。马经和西经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学说体系。 马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图证明商品价值进而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被资产阶级占有和享用的财富理应归工人阶级所有。西经继承古典主义的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即使出现了大萧条和垄断甚至国家垄断,自由主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了个凯恩斯,呼吁国家干预,这还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坚决捍卫者。 五、理论形成路径不同。 马经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资本论》的真正创作时间,大概从1844年前后马克思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开始,到1865年底,结束第三部分草稿写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加上60到70年代对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这30年的时间里。 而西经是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马歇尔的集成,到1930年代张伯伦等人对微观部分的最终完成,从凯恩斯对宏观体系的开创,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萨缪尔森的综合,再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卢卡斯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前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正因为这种创作史的路径的不同,西经比马经经历了更大的时空跨度,呈现流派缤纷的特点,并且西经的体系在内在逻辑上不如马经。 六、结论不同。 以上谈了几点马经与西经的区别。不管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场和目标来确定的。那么,以上种种的不同,最终汇聚到一点,就是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的不同。 马经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要进行革命,推翻重建。至于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老马似乎也不太清楚,没有具体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马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结论是,要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建一个没有剥削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经的结论相反是非革命论的,具体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用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种是改良派的干预主义,即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推翻重建,倡导政府干预的改良措施,认为,只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逆经济风向的干预措施,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义西经和干预主义西经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存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促进了西经思想在20世纪的不断进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西经,还是干预主义的西经,立场上和结论上都是和马经唱对台戏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经。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名家论文

【摘 要 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键 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 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哲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欧洲无产阶级正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兴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 为马哲的创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直接理论来源: 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关于阶级斗争作用的论述;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 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 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 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地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四、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 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 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 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 一、现时代的思想智慧 马哲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 1、 反思功能。 反思既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本身的反身思考。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反思具有反复思维和反身思维的双重含义,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2、概括功能。 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反映,在概括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 3、 批判功能。 马哲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世界现实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消极的否定。 4、 预测功能。 哲学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引导着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它可以从大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哲学的预测不同于具体科学的预测,它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 二、人生的根本指南 科学的人生观是马哲即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 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对人生观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是他所信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是在马哲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努力为人民服务,无私把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哲既是认识世界又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中共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防止、打破思想的滞后或僵化,使主观思想不断与新的实际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保证,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哲的根本方法。 我们只要坚持和按照马哲所固有的科学本性和逻辑来理解它,对待它,就能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真正地和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 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 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 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十八个基本原理: 1.物质与意识辩论关系原理; 2.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论关系原理; 3.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4.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7.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 8.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 9.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 10.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 11.量变与质变相互关系原理; 12.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 13.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 14.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 15.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原理; 16.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互关系原理; 17.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18.人的价值原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题目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历经了十年动乱的严重挫折之后艰难启动的,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三十年,中国最大的成就是摆脱了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深入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持续地发展。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这段伟大历程,党的十七大报告给予了高度概括,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地发展。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曾对斯大林模式所体现的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进行过总结,包括: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等等。这些原则本身无可厚非,也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问题出在教条式地照上述原则去做,没有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1957年之后,‘左’倾逐步发展,以致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虽然公有制经济部门占到90%以上,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但却是普遍地贫困;政治体系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书记,公民权利得不到有力地保障。严重的挫折,沉痛的代价,从反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史为鉴,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我们建国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1〕(P53),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P103)他讲:“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资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3〕(P116)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他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思路是不同的。毛泽东坚持用生产关系的标准,通过改革使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达到一大二公三纯,认为只要公有化程度高,生产关系就能自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注重单纯的生产关系变革,以致于又回到阶级斗争的立场,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确保所谓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标准,即以生产力为标准,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就使改革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更具原则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也是历史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创新、求实的改革,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实现社会主义由斯大林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大学生关于马克思主义论文题目

建议选第三个题目,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审题,理解关键的一点,什么是实践,实践包括了什么属性,然后写上去,然后有一点很必要写上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怎么对待实践的,(先得到感性认识,再得到理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反复循环)然后说说历史上的其他认识论,着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对比,辩证否定其他认识论,凸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正确性,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的认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认识论等等,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等等;然后就要谈存在方式,先写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等等写上去,目的是要凸出世界的物质性,然后再举一个两个例子进行补充说明;然后就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写上去,同样举一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最后总结一下,人的存在方式。最后,就是要结合上面的两方面做一个大综合,综合论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命题。当然要有推理过程,这里不说,看你自己怎么说,例子就没有必要再举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第一,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来源。系统论的产生,是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管理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需要的直接刺激密切相关。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早于现代系统论的产生长达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也是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二,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系统加以考察,揭示了有组织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与人类认识事物的水平分不开的。然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系统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对象,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系统论研究的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还适用干传统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组织简单系统领域,统计力学、分子物理学和概率论所研究的无组织简单系统领域,以及目前尚未形成独立科学门类的无组织复杂系统领域。显而易见,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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