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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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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史论文

现在的中医,是中医西医化,说好听是「科学化」,实际上是西医化。怎么没本事让西医中医化呢?中国人可怜啊!【中医界急缺人才,中医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西医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何谓科学主义?就是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都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进行信仰,而不是将其看作只是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一种相对有效的途径,进而排斥任何其他非科学的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并要求所有的非科学文化接受科学的阐释与改造。一句话,科学主义就是极端的科学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必然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即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以科学为标准怀疑和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自然事物的途径,凡是那些不合符逻辑思维的、建构性实验研究的、概念性理论形态的都要被废弃,或者接受科学的改造。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不说,在当下与科学并存的非西方文化就会因这种信仰而遭殃。这就是中医为何会在中国不断地遭受来自中医学界内外的怀疑、异化、贬低和否定的原因。新生代的中医家队伍从小接受的就是学科学、讲科学和爱科学的科学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有科学知识,虽然在大学学习阶段接受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处在边缘化的,是从属于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的疫毒内陷于每一位中医先生的心中,使得他们只能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中医,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在文化属性上,将中医纳入科学之中,但这种“科学”不是显在的,因为中医理论思维和形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理论大异其趣;那么,这就要充分挖掘中医的“科学内涵”,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改造其“自然哲学式的形态”,使其由隐性的具有“科学性”的医学转化为具有显性的“科学形态”的医学。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家队伍在科学价值的驱使下,不再是去研修中国古典文化强化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将中医理论及其诊疗形态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既有的逻辑思维、建构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理论形态去让中医改头换面。从此,科学主义就像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树立在中医家队伍的自我意识与中医理论之间,使得他们只能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外在中医的看客。要想拯救中医,就必须拯救中医家队伍;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除了要推动其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里固本筑基之外,还需要驱逐内陷于其心中的唯科学主义疫毒;要想驱逐唯科学主义的疫毒,就必须大力剖析科学认知自然事物的缺陷以及由之而来的弊端和危害性,彻底消除笼罩在科学之上的无暇的真理光环,将其打回低级地认始自然事物的原形。因此,我们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医,就必须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斗争,根除中医家队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感染的现代化疫毒,将他们从科学的迷信中拉扯出来,重新树立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推动中医的传播与发展。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共识。(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你准备给我加多少分啊

就学了这么点东西,写什么论文。连中医皮毛的皮毛都没摸着呢

关于中医历史的论文范文

中医学的论文篇2 浅谈中医学与气功 【摘 要】 中医学的气的概念和气机的变化,对气功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大力整理和应用中医理论指导气功和学术非常必要。中医学对于气功的指导地位的提升有助于规范中医气功学的术语和临床技术规范。 【关键词】 气功;中医学;内养功 中医学中对气的论述是权威的、实用的。千百年来在临床运用中经过严格的实践检验,对中医的气的理解有助于气功练习和指导病人有效地习练功法健身祛病。历来气功的解释多趋于使用佛家和道家术语,而使用中医术语进行是对气功诠释有助于加深对气功术语和气功医疗操作的规范,而且易于接受。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谈到了主观精神因素的平静恬淡,会使气机畅达回归到原来的自然状态,精神内守对于防病具有重要的作用。 1 关于气:何为气? 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特性。气的生成来自于: 先天之精气:即受之于父母的先天禀赋之气。其生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肾藏之精气的生理功能; 水谷之精气:即饮食水谷经脾胃运化后所得的营养物质; 吸入之清气:即由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 其中先天之精气为基础,奠定了总体的根基,后天之气补充和滋养先天之气使之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循环不止。水谷之精气和肺吸入的大自然之清新之气汇聚于胸中形成宗气,走息道司呼吸、贯心脉辅心行血。呼吸和心血的运行直接影响气血之运行,在气功中呼吸调节能很好的调节气血的运行可见一斑。 2 气的分布与分类 根据所在的部位、功能及来源的不同,气分可为以下三类。 元气:元气又称“原气”、“真气”,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气,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元气主要由肾所藏的先天之精化生,并受后天水谷精气的不断补充和培养。元气根源于肾,通过三焦而循行全身,内至脏腑,外达肌肤腠理,无处不在。元气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和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温煦和激发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因此说元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机体的元气充沛,则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活力就旺盛;反之就会因元气虚衰而产生种种病变。 在气功练习中,动功能使气机调达,推动元气敷布三焦。静功意守丹田则有温补元气的功效,在练习中动静结合达到完美的练功效果。 宗气:宗气是积于胸中之气,属后天之气的范畴。由肺吸入之清气和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结合而生成。因此,肺的呼吸功能和脾胃之运化功能的强弱,直接与宗气的盛衰密切相关。宗气在胸中积聚之处,称为“气海”,又名为膻中。 宗气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走息道以司呼吸。凡语言、声音、呼吸的强弱,都与宗气的盛衰有关。二是贯注心脉以行气血。凡气血的运行、肢体的温度和活动能力、视听的感觉能力、心搏的强弱及其节律等,均与宗气的盛衰有关。若宗气不足,临床可见语声低微、呼吸微弱、脉软无力等症。 呼吸的停闭调节有助于宗气的生成和运行,改善气血的运行,加强心肺的功能,心主神明、主血脉、为一身之大主,肺主气,为脏腑之华盖,为相辅之官,心肺功能的提高对于防病治病是非常重要的,习练气功不能不行呼吸之功以改善一身之气血状态,气功一词由兹而生不足为奇。 营气:营气是行于脉中而具有营养作用的气,主要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所化生。因其富有营养,于脉中营运不休,故称之为营气。营气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血关系密切,可分不可离,故常常将“营血”并称。营气与卫气相对而言,属于阴,故又称“营阴”。 营气的生理功能主要表现在营养和化生血液两个方面,水谷精微中的精华部分是营气的主要成分,是脏腑、经络等生理功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又是血液的组成部分。 卫气:卫气的功能主要表现在防御、温煦和调节三个方面,包括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温养脏腑、肌肉、皮毛;调节控制汗孔的开合和汗液的排泄,以维持体温的恒定。 调节脾胃功能的气功练习方法内养功是首选,早期时候的科研和临床都已证实。 3 气的功能 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推动作用:气的推动作用,是指气具有激发和促进作用。气是功能极强的精微物质,能激发和促进人体的生殖、生长与发育,以及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推动经气的运行、血液的循行,以及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 温煦作用:是指气通过气化产生热量,使人体温暖,驱除寒冷。气维持并调节着人体的正常体温,保证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及经络的生理活动,并使血液和津液能够始终正常运行而不致凝滞、停聚。 防御作用:正如《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指气具有护卫全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作用。一方面,气可以护卫肌表,防止外邪入侵;另一方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素问·评热病论》),气又可以与入侵的邪气作斗争,以驱邪外出。 固摄作用:气的固摄作用,主要是指气可以保持胃、肾、子宫、大肠等脏腑器官位置的相对稳定;统摄血液防止其溢于脉外;控制和调节汗液、尿液、唾液的分泌和排泄,防止体液流失;固藏精液以防遗精滑泄。 气化作用:气化是指通过气的运动而产生的各种生理功能效应,气化过程就是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在精、气、血、津液各自的新陈代谢及其相互转化。如食物转化成水谷精微,然后再化生为气、血、津液等;津液经过代谢,转化成汗液和尿液等。 气的各种功能相互配合,相互为用,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比如,气的推动作用和气的固摄作用相反相成,一方面,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排泄;另一方面,气又控制和调节着血液和津液的分泌、运行和排泄。推动和固摄的相互协调,使正常的功能活动得以维持。 4 气机:气的运动形式 气机,即是气的运动。气运动的基本形式包括升、降、出、入四个方面,并体现在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之中。人体之气流行于全身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无处不在,推动和激发着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因而气的功能是通过气机来实现的。升与降,出与入,以及升降与出入,相互为用,相反相成,共同完成人体内部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化过程。升者升其阳,降者降其阴,出者吐其故,入者纳其新。升降出入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存在于生命过程的始终,是生命规律的高度概括。五脏中,心肺位置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位置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位置居中,通连上下,为升降出入的枢纽。如肺呼气为出,吸气为入,宣发为升,肃降为降。六腑则传化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降为顺。气机的升降出入应当保持协调、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气机失常又称气机失调,是气的运动紊乱,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形成疾病。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致病因素的作用,而引起人体内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的紊乱,导致体内出现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的病理状态。 气机失常是人体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出现紊乱的概括,也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与转归的内在表现。 气滞 “滞”是指阻塞,不畅之意。气滞,是指气机郁滞而阻塞不畅的病理状态。 气滞的发生多与情志不畅、痰饮、水湿、食积、瘀血、结石等阻滞有关。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到局部或全身气的运行,形成气机郁滞不畅,可出现胀满、疼痛。“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因此气滞可导致血行滞涩,而形成瘀血。若气滞导致水湿停滞,则可形成痰饮。 气滞还可以使某些脏腑功能失调而形成脏腑气滞,常见的肺气、肝气和脾胃气滞,可见脘腹胀痛,时作时止,得矢气、嗳气则舒,以及完谷不化等症。 气逆 “逆”是违背,不顺从之意。气逆,是指体内气机升降失常,当升者升之太过,或当降者不降而上逆的病理状态。气逆的发生,多由情志内伤、饮食寒温不适、痰浊壅阻及外邪侵袭等所致,与肝、肺、胃等脏腑关系密切。因肝主疏泄,升泄太过,肝气上逆,可见头痛而胀、目赤面红、烦躁易怒等症状,甚则导致血随气逆,出现咳血、吐血、中风、昏厥等症。因肺主肃降,肺失肃降而致肺气上逆,则见咳嗽、气喘、痰鸣等症。胃主降,胃失和降,则胃气上逆,而见呕吐、嗳气、呢逆、腹胀等症状。 气陷 “陷”是升举无力,不足之意。气陷,是指在气虚的情况下,以气的上升不及和升举无力为主要特征的病理状态。气陷的发生常因素体虚弱,久病耗伤或思虑劳倦等所致。气陷多发生于脾脏,故又称“中气下陷”。脾主升清,一方面上输水谷精微于头目清窍,另一方面托举维系人体内脏器官位置的相对恒定。因此,在气虚升举无力的情况下,既可导致清气不能上养头目清窍,而见头晕、眼花、耳鸣等症;又可出现脏腑器官的维系乏力,而引起某些内脏的下垂,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肛等;还可兼见脘腹或腰腹胀满重坠、便意频频等症。此外,因气陷是因气虚发展而来的,故临床中常见疲乏无力、气短声低、少气懒言、面色不华、脉弱无力等气虚征象。 气闭 “闭”为闭塞,不能外达之意。气闭,是指气之出入障碍,气不能外达,闭郁结聚于内,而出现的突然闭厥的病理状态。气闭多于情志刺激而气郁之极,或痰饮、外邪、秽浊之气阻阔气机所致。其发生,可因外感寒邪,束于肌表,阳郁而不达而无汗,感受秽浊之气而致闭厥、外感热病过程中的热盛内厥、突然遭受巨大的精神刺激所致的气厥等。临床上,还可因气机闭郁,壅于心胸,闭塞清窍,可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阳气内郁,不能外达,则见四肢逆冷,拘挛、两拳握固、牙关紧闭;肺气闭郁,气道阻滞,则见呼吸困难、气急鼻煽、面青唇紫;气闭于腑,则见二便不通。 气脱 “脱”即脱落、不内守之意。气脱,是指气不内守,大量向外逸脱,从而导致全身性严重气虚不足,出现功能突然衰竭的病理状态。气脱多由正不敌邪、正气骤伤,或正气长期持续耗损而衰弱,以致气不内守而外脱;或因大出血、大汗出、大吐泻等,使气随血脱或气随津泄所致。临床上,因气大量外散脱失,脏腑功能突然衰竭,常出现面色苍白、汗出不止、目闭口开、手撒肢冷、脉微欲绝等危象。 5 病因中七情对于气机的影响 七情的致病特性 过度的情志活动可以直接干扰气机运动,造成气机的紊乱,如怒则气上,惊则气乱,恐则气下,思则气结等,气功的练习可以干预气机运动,气机平和则机体有机会得到修复,阻断了致病因素。内养功初级静功中松静筑基法,在自然呼吸同时配合松静的练习,使大脑和身体同时放松和入静,改善和提高机体的内环境,使身体处于较舒适的状态,而得到将息温养。 七情内伤直接影响其相应内脏,使其脏腑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导致疾病的发生。 直接伤及内脏 不同的情志刺激可伤及相应的脏腑。因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而心是五脏六腑的统帅,它主宰着人的心理、情志活动。为此,七情致病均可损及心,并影响到其他脏腑,在七情致病中心起主导作用。另外,心主血藏神,肝藏血主疏泄,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又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故情志致病,以心肝脾三脏失调为多见。如过喜、惊吓、思虑劳神均可伤心,致心神不宁,症见心悸、失眠、健忘,甚则精神失常。郁怒伤肝,肝气郁结,证见两胁胀痛、善太息或咽中似有异物梗阻;妇女可见月经不调、痛经、闭经等。肝气上逆,出现呕血、面红耳赤、晕厥。思虑忧愁伤脾,脾失健运,见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泄等症。若思虑劳神,不仅损伤心脾,而且可导致心脾两虚,同时会出现上述心神不宁及脾失健运的兼症。 影响脏腑气机 七情对内脏的直接损伤主要为影响脏腑气机,气血运行紊乱。《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怒则气上,致肝气横逆上冲,血随气逆并走于上,见头胀痛、面红目赤或呕血,甚则昏厥卒倒。喜则气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可缓和精神紧张,营卫通利;二是暴喜过度,致心气涣散,神不守舍,见精神不集中,甚则失神狂乱。悲则气消,过度悲忧损伤肺气,使肺气抑郁,意志消沉,见气短声低、倦怠乏力、精神萎靡不振。恐则气下,恐惧过度,使肾气不固,气泄于下,见溺频、溲多或二便失禁,甚则面白、昏厥、遗精。惊则气乱,突受惊吓,损伤心气,致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见心悸、惊惶失措。思则气结,思虑劳神过度,伤神损脾,致气机郁结,脾运无力,见食欲减退、脘腹胀满、便溏等。 七情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病情的发展 情绪波动可使病情加重或急剧恶化,如肝阳上亢证,情绪的波动可诱发中风偏瘫,此时对于情绪的调摄,运用气功调神之法使患者能处于安静愉悦的状态,则可以避免和阻断,能处于安静愉悦。 6 气功对于气机的干预 气功练习中,调神运用合理的良性意念替代和阻断不良情绪的侵扰,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动功的练习可以使身体的气机得到调整,动功的练习在中医里也与中医肝藏血,主筋,主疏泄行气。 气功通过三调的合理练习,对身心有序的调节,可以安神定志、养气、行气活血、舒筋通络,达到健身祛病的目的。动功如内养功动功、五禽戏、八段锦等。吐纳如内养功的停闭呼吸法、六字诀等功法,辨证选功、辨证练功,符合中医学理论的规律,合理的使用三调为宗技术,指导患者通过调神、调息、调身高效而安全的练功、养生祛病,练养结合来调达气机。 在气功的练习中,随着功夫的提高会逐渐形成自然的深长的腹式呼吸,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自然提高了水谷精气的形成。使宗气生成和气血的生成有了生化之源。深长呼吸更能获得充足的自然清新之气,使宗气更加充足,气血的运行动力更强劲。 在气功练习中,由于是自我调控的功夫和技能,故在很多急重的情况下是很难完成这一技术操作的,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气功的练习需要在缓则治本的阶段来使用,对于气功自我练习的适应症上亦以慢性病或疾病的恢复期为主,总之,是以病人自身能够完成操作为前提。 总 结 通过上述的这些内容从生理到病因病机,中医学对于气的论述和实践运用都是完善而成熟的,用于临床亦行之有效。气功学,尤其是中医气功学或医学气功、医疗气功如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合理指导病患者辨证的习练气功,是我们中医气功学研究的的主要目标和方向。 猜你喜欢: 1. 中医学职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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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中医护理系 论文是护理方面的啊

护士啊 学的是《中基》

写论文 学得真的少些学中基要写护理方面的论文·········挺难

建议看下《内经》王洪图编写的 人卫出版社 《中医药高级丛书》

中篇第2节···生命观 、疾病观 、养生康复观 里面好多可以取材

学《中基》写论文有难度 ,现在学院教育都偏离了真正的中医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 “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 “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

现在的中医,是中医西医化,说好听是「科学化」,实际上是西医化。怎么没本事让西医中医化呢?中国人可怜啊!【中医界急缺人才,中医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西医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何谓科学主义?就是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都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进行信仰,而不是将其看作只是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一种相对有效的途径,进而排斥任何其他非科学的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并要求所有的非科学文化接受科学的阐释与改造。一句话,科学主义就是极端的科学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必然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即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以科学为标准怀疑和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自然事物的途径,凡是那些不合符逻辑思维的、建构性实验研究的、概念性理论形态的都要被废弃,或者接受科学的改造。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不说,在当下与科学并存的非西方文化就会因这种信仰而遭殃。这就是中医为何会在中国不断地遭受来自中医学界内外的怀疑、异化、贬低和否定的原因。新生代的中医家队伍从小接受的就是学科学、讲科学和爱科学的科学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有科学知识,虽然在大学学习阶段接受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处在边缘化的,是从属于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的疫毒内陷于每一位中医先生的心中,使得他们只能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中医,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在文化属性上,将中医纳入科学之中,但这种“科学”不是显在的,因为中医理论思维和形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理论大异其趣;那么,这就要充分挖掘中医的“科学内涵”,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改造其“自然哲学式的形态”,使其由隐性的具有“科学性”的医学转化为具有显性的“科学形态”的医学。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家队伍在科学价值的驱使下,不再是去研修中国古典文化强化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将中医理论及其诊疗形态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既有的逻辑思维、建构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理论形态去让中医改头换面。从此,科学主义就像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树立在中医家队伍的自我意识与中医理论之间,使得他们只能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外在中医的看客。要想拯救中医,就必须拯救中医家队伍;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除了要推动其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里固本筑基之外,还需要驱逐内陷于其心中的唯科学主义疫毒;要想驱逐唯科学主义的疫毒,就必须大力剖析科学认知自然事物的缺陷以及由之而来的弊端和危害性,彻底消除笼罩在科学之上的无暇的真理光环,将其打回低级地认始自然事物的原形。因此,我们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医,就必须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斗争,根除中医家队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感染的现代化疫毒,将他们从科学的迷信中拉扯出来,重新树立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推动中医的传播与发展。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论文格式

历史论文格式要求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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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一项科研成果或技术创新,往往不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各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许多论文的末尾都列有"致谢"。主要对论文完成期间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是学术界谦逊和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以上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历史论文格式要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初中生历史论文写法:

方法一:

首先,选题——或者说,确定你的中心论点。例如:论秦始皇的功过。

接着,论述——详细陈述具体史实、事件。你可以单纯叙说史实,也可以夹杂议论。注意分条,就是保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最后,总结升华——用简短的话语将你的中心意思表达清楚,联系现在,抒发XX意义。

方法二:

首先认真审题,明确要写的主题,切忌不要写偏题,然后给主题命名。命名要准确清楚,紧扣主题。保证按照要求完成最基本的字数要求,要抓住主题结合内容写。不要离题万里,要史论结合。

要写出与主题相关的历史知识影响内容的,要写出与此相关的历史启示。注意一定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个人相结合,历史与内容紧密结合。

论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小论文

分类: 医疗健康 解析: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研究 -------------------------------------------------------------------------------- [录入时间 2004/07/12 14:46 ] [浏览次数 390] 黄明达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 *** 、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浅谈中药学发展略论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中医药学发展加大扶持,但是中药学的发展不尽人意,那么,对中药学发展略论是?

一、中药学发展概述

中药学的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述:

(一)中药学的历史贡献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药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药理学专著,如明朝李时珍总结我国千余年来中药学的经验,于公元一五九六年刊行了《本草纲目》。此书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一千余条、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当时可说是集我国中药的大成,不仅汇集了以往各药学著作的精华,也对过去某些药书记述错误及不真实的数据和结论作了一些纠正和批判。据知,十六世纪的欧洲,尚无能名之为植物学的著作,直至一六五七年波兰用拉丁文译出本书后,才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的发展。在《本草纲目》成书后近两百年,林纳才达到相同的水平。由于《本草纲目》的辉煌成就,该书被称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是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重要参考数据。除此之外,中药学这一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和框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药学理论中的阴阳、五行、道、气等,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内容,创建了道学等先进思想;而且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古代的一些科技知识也在中药学理论体系中可以体现出来。

(二)中药学的优越性

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看西医,吃西药,但是却忽视了中药独特的优越性。西药的优点是对症治疗见效快,但是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中药讲究“追根溯源”,不能孤立的看待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必须要结合所有的.原因,这种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仍然非常适用。

(三)中药学的发展状况

中药学从古至今都在不停地发展进步,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出现于汉代。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的药学成就,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杰出的中药学著作,如魏晋南北朝的《本草经集注》,隋唐时期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等,此处不一一赘述。建国以后,我国对中医药事业大力发展扶持,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中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这些学术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提高到崭新的水平。

二、中药学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中医药学发展加大扶持,但是中药学的发展不尽人意,据统计,近年来中医院的药品收入持续低迷,存在三低现象,即中医治疗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率低。

(二)中药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中药发展缓慢

中药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笔者认为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1)理论本身的欠缺与封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药理论的基层框架,而这一框架不但需要经验的积累,还没有一个严格科学的表现;(2)中药品种的复杂性:中药品种常常会呈现"一药多源、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等情况,一旦用错一点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加大了人们对于中药的恐惧,认为它不安全;(3)社会因素:如今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追求高效率,西医的出现大大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而中药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因此,人们逐渐的更加喜欢西医,而不太愿意去看中医。

2.中药事业后继乏人

中医院集中了大部分中医人才,基本都是中医药大学毕业,但在临床中真正按中医思想来指导诊疗活动的中医师,少之又少,特别是年轻中医师,连常用方剂的组成都不了解。

3.中药人才大部分有西药化趋势

詹秀琴曾经说过:"中药与西药相比,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多成分、多靶点,这与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理论特色是一脉相承的"的确,中药的成分比较复杂,不像西药,成分单一,看到一颗西药,了解了它的成分,你就能很快的知道里面的化学反应,明白它为什么能够治疗这种病,可是很明显,中药并不能,就算已知道一种药里面所包含的成分,可是你仍然无法很清楚明白的解释这一机理。可是,这并不代表着中药的理论体系不行,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劣势,在中药的现代化发展中,绝不能丢弃这一优势,去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就像西药一样进行实验室的合成,那么,这样就将中药进行了西化,根据如今的实验,我们就很轻松的知道了这一路子走不通。

三、措施与建议

相对来说,中药的优势还是有很多:中药方剂是中药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中药大多来源于自然界,所以大多数中药还是药性平和,毒副作用小,而且还可以通过配伍等来降低中药的毒副作用;独特的养生保健体系: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而中药的养生理论又为中药的发展添上了更大的优势。笔者认为,要解决中药学医疗发展前景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健全中药标准化系统

标准化系统是由问题、活动、标准、机构、法规与制度等这些因素所构成。如今每一个因素都在不断的完善,力求完美。例如:建立了中医标准化专门管理机构来使中医标准制定工作可持续发展;再如: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中药材普查,每五年更新一次《中国药典》也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标准化系统,使中药更加让人信服。

(二)完善法制与政策

积极推进中医和中药的法制建设,让中药能够在法律这个地方也能够有一席之地,为中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法律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的完善:对某些中药实行国家控制,实现中药的国家管理,让每一步都具有规范性,以确保不会有原则性的错误;加强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给一些中药研发者提供专利保护,能够让他们更加有信心的为中医药事业做贡献。

(三)保障条件

中药发展的经费投入的增加,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研究团队能够无后顾之忧去探讨、研究中药;基地与平台建设的增加,例如全国的GAP生产基地,那里全面的、规范的中药材加工值得很多研究团队甚至是医疗团队的参观。

(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无论是什么行业,它都需要创新,而如今最显著的一个方法就是"中西医结合",也可以说"中西药结合",因为医药不分家嘛!而在中西药方面,我们就要深刻贯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思想。无论什么理论体系,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当然,也有不足,因此,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完善,例如在理论体系方面:中药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只需要不断的去修葺即可,不要认为因为很多解释不通就去放弃,当今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让中药更具科学性,严谨性,以便于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五)加强人才培养

加强人才培养对我国中药学的医疗发展有着巨大的帮助,因此,一些高等学校应加大对学生的培养力度,可以加大中药学的启蒙教育以及课外实践以及开展相应的学术讲座等。

四、总结

对于目前而言,中药已经逐步走向现代化,无论这个效果是否显著,也无论这条道路是否畅通无阻,可是这至少说明了中药在不断的创新。而中药是药品无疑,同时,中药也是商品,随着全球化各方面的要求,中药也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外国市场,也许,中药的认可还需要一定的时日,可是,就像古语所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中药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只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骄不躁,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效果。同时,我们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中药的现代化;坚持中药特色;坚持进行中药的创新性研究与发展。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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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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