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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
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当他们相遇之时会产生冲击、竞争及失落等反应。 文化差异可能由于宗教界别、种族群体、语言能力、政治立场、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主义、年龄代沟、文学修养、艺术认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产生文化差异。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我们上面的叙述，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的人本主义政策是可行的。通过对上述文化四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证实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可得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较明显的。就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不可否认，还有投资合作伙伴“公司文化”的风格差异。可以说，公司内文化差距越大，产生文化冲突与困惑的可能性与强度就会越来越大。当然，文化差异的指标不会只有四个。但即使只考虑这四个文化差异指标，且认为每个指标也都只有两种情况，按照排列组合来分析，也可能有68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 （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德，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000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结局》一书。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霍夫斯坦特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荷兰学者Hofstede认为，企业文化是价值观和实践的复合体，其中价值观是核心，实践部分则包括意识和象征。Hofstede首先提出了明确的组织文化层次结构，他认为，企业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价值观由三个独立维度(对安全的需要、以工作为中心、对权威的需要)组成，而实践部分则由六个独立的成对维度(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员工导向——工作导向、本地化——专业化、开放——封闭、控制松散——控制严格、规范化——实用化)组成。[1]Hofstede的组织文化问卷立足于企业文化本身的内容和结构，清晰地勾勒出价值观和实践两方面的维度结构。但其模型价值观的3个独立维度不能很好地区分各个组织之间的差异，同时忽略了一些被企业文化学术和实务界所熟知的价值观(如创新等)。由于定性研究的访谈提纲偏重于考察组织内部，忽略了企业文化受外部环境影响，因此在实践部分的维度结构中，也没有出现诸如社会责任这类的维度。[1]后来，在加拿大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集中在远东地区研究的基础上（Hofstede and Bond, 1988），又补充了第五个纬度。文化差异的五个指标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我们上面的叙述，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的人本主义政策是可行的。通过对上述文化四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证实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可得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较明显的。就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不可否认，还有投资合作伙伴“公司文化”的风格差异。可以说，公司内文化差距越大，产生文化冲突与困惑的可能性与强度就会越来越大。当然，文化差异的指标不会只有四个。但即使只考虑这四个文化差异指标，且认为每个指标也都只有两种情况，按照排列组合来分析，也可能有68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文化四指标对企业管理的影响霍夫斯坦特认为，以上四种文化指标或因素对于管理中的领导方式、组织机构和激励内容，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对领导方式的影响对企业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霍夫斯坦特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最高的国家，因此美国的领导理论以被领导者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点。然而美国的领导理论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属于集体主义社会，职工关心群体，希望从群体中得到保障，并且愿意以对群体的忠诚为酬报。霍夫斯坦特还认为“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实现职工参与管理的情况。法国和比利时“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很高，因此人民通常没有参与管理的要求，所以企业中很少看到工人参与管理的情况；荷兰、瑞士等国“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因此企业中存在参与管理，但有一定的限度。二、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对企业组织结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和“防止不确定性的程度”。这是因为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分配权力以及减少或防止经营中的不确定性。法国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大，又迫切要求防止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倾向于“金字塔”式的传统层次结构。联邦德国虽然有较强的防止不确定性的心理，但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较小，因此注重规则制度。美国、荷兰、瑞士等国，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因此在这类国家中是各种组织形式并存。三、对激励内容的影响对企业激励内容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防止不确定性的程度”和“男性化与女性化”。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民族国家是个人主义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激励方法多从个人出发，以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获得尊严作为激励的主要内容。第三世界国家与日本是集体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激励就要着眼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过分奖励个人往往行不通。美国人倾向于“男性化”，所以适于把承担风险、进取获胜作为激励的内容。日本和法国虽然也倾向于“男性化”但是防止不肯定性的心理较强，因此一种无危险、很安全的工作岗位就成了激励因素。荷兰和北欧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倾向于“女性化”，防止不确定性的心理又比较强，因此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爱好个人竞争，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激励因素。文化冲突的不良后果总体看来，对世界上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真正有效的管理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而进行管理，国际企业组织的管理更是如此。事实上，管理不是处理具体的东西，而是处理对人有意义的“信号”。这种信号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文化渗透于管理和组织的全过程。在一个具体的国际企业组织中，文化冲突的产生原因主要有：种族优越感、不恰当地运用管理习惯、不同的感性认识、沟通误会、文化态度等等。如果一位国际企业中的经理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优越，坚持用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观对待与自己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员工，必然会导致管理失败，甚至遭到抵制，这类例子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并不鲜见。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与习俗，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态度和感性认识，还会造成沟通上的误会。从国际企业管理实践的角度看，文化冲突的形成原因是国际企业经理人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经营所必须避免与很好解决的问题，否则必然发生文化冲突，而且文化冲突又导致文化困惑，文化困惑又加剧文化冲突，二者的交互影响，会出现以下不良结果：一、极度保守文化冲突影响了跨国经理与当地员工的和谐关系，经理们也许只能按照呆板的规章制度控制企业的运行，对员工更加疏远；与此同时，员工则对工作变得不思进取，经理的行动计划实施起来也十分艰难，结果双方都不会有所作为。二、沟通中断当经理与职工的距离大到一定程度，自下而上的沟通便自然中断，结果经理人员无法了解真情，双方在不同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三、非理性反应经理人员如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冲突，就会凭感情用事。这种非理性的态度很容易引起员工非理性的报复，结果误会越多，矛盾越深，对立与冲突更趋剧烈。四、怀恨心理对于发生的冲突，冲突双方如不耐心地从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寻求文化“共识”，而一味的抱怨对方的鲁莽或保守，结果只会造成普遍的怀恨心理。企业跨国经营由于处在不同“文化边际域”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对一个渴望实现成功经营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如不有效地管理，还会造成国际企业市场机会的损失和组织结构的低效率。在内部管理上，由于人们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将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大企业目标整合与实施的难度，提高企业管理运行的成本。在外部经营上，由于语言、习惯、价值等文化差异使得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从而加大市场经营的难度。霍夫斯坦特根据他的研究得出了结论：过去80年，理论家和企业家忽视了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是一大弱点。霍夫斯坦特还指出：许多管理理论产生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有管理文献几乎都由美国主宰。可是美国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它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对其他国家不完全适用。有些欧洲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不注意这一点，把引进管理与引进技术同样对待，结果造成经济和人力的重大损失。相反，日本的管理虽然也主要来源于美国，但结合日本国情进行了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全面质量管理小组，其观念创始于美国，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就成了日本的特色，现在美国反而要向日本学习。因此，霍夫斯坦特明确指出：管理者必须具有“文化敏感性”。
如下：
1、饮食
西方人的早餐和晚餐更偏向于冷食，而中国人习惯一日三餐吃热食或者是熟食。就像在喝水的选择上也是一样，西方人习惯喝加了冰块的凉水，而中国人更喜欢热水或者是凉白开。
2、天气
西方人的心情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但是天气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不大。这一点，可能是个误区了。恶劣的天气对于中国人心情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对于一些室外的工作也会造成麻烦。
3、生活
西方的生活倾向于独立生活，而中国人自古就是集体生活。
4、老人日常生活
西方人的老年生活是遛狗，有自己的空间。而中国老人则是帮家里的儿女带孩子，抚养第三代，一生都奉献给了孩子们。
5、孩子
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围绕着孩子展开，孩子是重心。而西方家庭对于孩子放得没有那么重，在18岁后还会要求孩子一个人生活。中国则是子嗣问题自古就是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西方关于权力距离上的文化差异：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
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
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
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
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
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管理者有必要在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肯德基能在中国快速发展和其网络化、标准化的连锁经营是密不可分的,肯德基在连锁经营模式上,实施 直营连锁 与 特许连锁 两条腿齐头并进的提速战略。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肯德基 市场营销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肯德基在中国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已使其成为了中国快餐行业的毫无争议的领跑者。对此，笔者试着从快速扩张策略、本土化经营等方面简单剖析肯德基在中国营销策略上的成功之道。
【关键词】肯德基;营销;快速扩张;本土化
从近几年的经营业绩不难发现，“山德士上校”这个白胡子爷爷与青壮年的“麦当劳叔叔”相比，不仅宝刀未老，而且更具扩张意识和发展活力。从1987年11月第一家肯德基分店入驻北京起，2001年10月中国肯德基第500家餐厅落户上海，2004年1月中国肯德基第1000家餐厅落户北京，2007年11月中国肯德基第2000家餐厅落户成都，2010年6月中国肯德基第3000家餐厅落户上海……这种疯长式的扩张过程使肯德基成为中国快餐行业无所争议的行业魁首。“美味安全、高质快捷;营养均衡、健康生活;立足中国，创新无限。”中国肯德基的本土化发展模式不仅使自己“入乡随俗、融入中国”，而且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也使肯德基成为中国民众饮食及 文化 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无怪中国百胜餐饮集团的当家人苏敬轼说，“中国肯德基是中国人的肯德基”。通过分析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 经验 ，我们可以获得不少借鉴。笔者认为肯德基在中国的成功营销离不开如下几点：
一、以快速扩张为导向的经营策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餐饮集团“百胜”公司的知名品牌，肯德基(Kentucky Fried Chicken)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万家，而中国肯德基的利润则占到全球肯德基利润的三分之一。针对中国快餐市场这块巨大的“ 蛋糕 ”，它选择了快速渗透、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经营策略，这一切都体现在它惊人的扩张速度上。为了促进这种快速扩张，肯德基采用了以快速扩张为导向的经营策略。
在企业人员方面，1987年，中国肯德基的员工不到百人;而截止2006年底，肯德基在全国的员工超过12万人，其时中国肯德基分店数量为1800家;按照最新3000家分店的情况分析，其麾下员工数量保守估计已不下20万人。面对如此巨大数量的人才需求，肯德基采用了员工本地化策略，着力培养、提拔和使用本地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熟悉政策环境和市场特点的优势，并且采用标准化系统化的人员培训模式，采用有效的员工绩效评价和职位提升体系。这套模式使企业汇集了强大的凝聚力，为其迅速扩张奠定了内部基础。
在原料供应上，为了满足巨大的生产需求，肯德基采取了本土化供应策略。截止至2006年底，肯德基共有550多家国内原料供应商，订购了从鸡肉，蔬菜，面包到包装箱，设备，建筑材料等原料，占中国肯德基采购总额的90%。1997年，肯德基将其在全球运用的专业供应商星级评估系统带入中国，该评估系统能够从五个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评估测试，并帮助供应商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这些行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其原料供应问题，而且带动了一批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为其赢得了不俗的口碑。
对待加盟商，肯德基在中国采取“不从零开始”的特许经营模式。“不从零开始”的特许经营，就是将一家成熟的肯德基餐厅整体转让给通过了资格评估的加盟申请人，同时授权其在原餐厅位置使用肯德基品牌继续经营。这种特许经营方式，不仅使肯德基有效地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能够借助加盟商所具备的本地化优势来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营业绩。
二、融入企业的本土化营销
与麦当劳不同，在全球各地推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产品，是肯德基一贯的策略。“立足中国、融入生活”，肯德基在坚持“炸鸡、薯条、汉堡包”的西式快餐老三样的同时，大力发扬产品本土化策略，研发适合中国老百姓口味的产品。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推陈出新，推出地区化特色产品，如“安心油条”、“皮蛋瘦肉粥”、“老北京鸡肉卷”、“四季鲜蔬”、“芙蓉鲜蔬汤”等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口味推出的新品已渐渐成为顾客的重要选择。同时，在 广告 宣传上，肯德基在自身“世界著名烹鸡专家”的企业形象上不断融入中国元素，甚至在2003年 春节 ，肯德基的山德士上校在中国170个城市的800余家分店统一换上唐装迎接顾客，在文化上巧妙而精准的实现了西式快餐中国化的“土洋结合”，让肯德基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三、健康积极的生活理念
提供“健康美味”的食品一直是快餐业的目标，而肯德基在“营养均衡、健康生活”打出的一套套“组合拳”，更是在公众心中树立了品牌绿色健康的良好形象。肯德基将中国的均衡膳食健康理念运用到产品的开发上，消除人们对快餐食品的健康疑虑。不仅在烹饪上突破油炸，推出“烤”、“煮”、“凉拌”等制法，而且还改进产品的营养成分，推出了16种不同的 植物类 产品及多种中式新产品。在2000年中国肯德基成立了食品健康咨询委员会，并在2004年、2005年，先后发布了《中国肯德基食品健康政策白皮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对肯德基倡导的“营养均衡、健康生活”食品健康政策做了清晰阐述。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天天运动，健康一生，让我们动起来”的 口号 ，搭建平台，举办肯德基全国青少年三人 篮球 冠军挑战赛、肯德基全国青少年校园青春 健身操 大赛等全国赛事。
四、友善正面的企业形象
肯德基一直坚持友善政府、友善民众、关爱社会的战略，努力塑造中国公众接受和喜爱的企业形象。它积极倡导社会慈善救济，近年来不断为玉树等受灾地区进行捐款。作为“世界饥饿救济”项目在中国的一部分，其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连续两年开展“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募捐活动，为四川地震灾区小学生提供为时一年的营养补助。两年来项目累计募款总额达到1000多万元人民币，公众参与人数超过650万人。
作为肯德基主要顾客群体的青少年，肯德基对他们投入了巨大的关注。其所设立的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一期已在全国42所大学实施，有2820人次大学生接受了资助。基金以学业资助、餐厅实践和社会服务三者为结合，受资助者不仅可以得到在肯德基进行勤工俭学的机会，而且将成为“曙光公社”的成员，参加相关活动回馈社会。2010年肯德基和中国青年报联合举办了“2010肯德基对话90后”活动。给“90后”青少年们提供了一个展露出他们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舞台，充分而自由地展现他们真实而饱满的形象，让社会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落的人，都能有机会与“90后”对话和交流，并重新审视他们给“90后”张贴的各种标签的真伪虚实，也让“90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身为社会一份子而应有的责任与担当。这些动作都使肯德基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并得到了青少年巨大的认同。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因素成为制约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肯德基作为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在跨文化环境下经营的企业，只有在文化差异战略上获得成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本文作者从跨文化角度，以4Ps市场营销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肯德基在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肯德基，跨文化营销，营销策略
一、引言：
1939 年哈兰·山德士上校创建了闻名遐迩的肯德基快餐店，从此开创了“一条鸡腿走天下”的经营壮举。现在肯德基已经是分店遍布全球的世界最大炸鸡快餐连锁企业，在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万多家的餐厅。1992 年肯德基在中国餐厅总数为10家;到1995年，发展到71家。1996年6月25日，肯德基中国第100家店在北京成立。而今肯德基在大陆已拥有1400 家分店，利润率占全球肯德基的1/3。且每年还在以很高的比例递增。可见，中国已成为肯德基的最大市场。
二、肯德基的产品策略
霍夫斯泰德把个人主义定义为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倾向，集体主义则指人们更倾向于强调自己属于某个群体，并通过相互关照来换取相互之间的忠诚。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倾向较浓的社会，人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食品有很高的认同感，通过这种认同感，用西方吃法的“皮”包住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芯”，体现了肯德基跨文化营销在产品创新方面的成功策略。从颠覆汉堡的“墨西哥鸡肉卷”到饱含中国特色的“老北京鸡肉卷”，肯德基的产品不断地在结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给快餐行业带来了多元化的竞争，并在这种竞争中逐步扩大并巩固了自身在中国快餐行业的领先地位。
三、肯德基的定价策略
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组织或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的差别以及人们特别是地位低下的成员对权利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高的国家权力距离大，社会层级分明;接受程度低的国家和民族，权力距离则小，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是一个权力距离较大的社会，人们很看重消费场所的价格与个人形象之间的关系。肯德基维持不变的价格，有利于保持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不会随着价格的波动而波动;同时作为一种西式快餐，肯德基考虑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的消费习惯，通过推出“外带全家桶”这样的方式进行促销而不是像麦当劳进行单品促销，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肯德基的分销策略
从跨文化营销的角度去分析，抛开肯德基本身可能存在的流程设计上的缺陷不谈，由于中国较大的权力距离和男性化倾向，中国的员工普遍存在一种浮躁的倾向，难以踏实认真地去完成一些看起来很细微很琐碎的事情，而对于食品业而言，这一点是致命的。“苏丹红“事件给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一个教训：如何真正地把很好的制度贯彻到企业中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管如何卖力，而在于基层的素质如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一个普遍存在浮躁倾向的国家招聘到一些沉稳耐心而且细心的员工进行质量把关。
五、肯德基的公关策略
1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使用“首脑公关”。
在“苏丹红”事件中，肯德基数次召开记者招待会，连一向低调的中国百胜餐饮集团总裁苏敬轼也特地赶赴北京，亲自到肯德基餐厅就餐。在权力距离较大的中国采用这种办法，就是在给消费者吃“定心丸”，对恢复消费者信心有很大作用。
2 寻找源头，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欲。
在这次事件中，肯德基在一方面检讨自身的供应链管理，另一方面协助国家相关部门逐步追查，最后成功找到了“苏丹红”的源头。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性化倾向明显的社会，人们喜欢寻根究底，既然找到了并且不是肯德基的自身的问题，人们也就把矛头更多地指向了肯德基的供应商们而不是肯德基了。
3 敢于剖析自己，承认错误，利用权威部门的证明。
3月22日，肯德基在全国发出通告，称对“苏丹红”的调查已全面完成，有问题的调料都已排除，并得到妥善处理，经检验不含“苏丹红”的替代调料也已准备就绪。同时，肯德基再次强调，“所有相关产品都已送交国家认可专业机构进行全面检测，化验结果确认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成分。请广大消费者放心食用。”在不确定性避免倾向较高的中国人心中，使用国家相关部门的证明和 报告 说服消费者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也能最迅速地让消费者安心。
六、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 正确的品牌定位;2) 及时推出适合国人口味的新产品;3) 恰当的营销 渠道 和公关活动。
在跨文化市场营销背景下， 现代企业应关注同世界文化的融合， 加强现代企业在产品文化、品牌文化、 企业文化 及本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营销建设，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跨 出国 门， 并在应对世界诸国和民族不同价值观的复杂国际市场竞争中， 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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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企业之间对市场份额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是企业十分关心的问题。市场营销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企业获得长远的发展。本文以新形势下的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四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首先发掘市场潜在需求， 确立消费者品牌归属感;其次明确市场细分目标， 树立营销新理念;再次整合营销资源，实现市场优势最大增值;最后转换营销模式，建立立体化营销体系。
一、发掘市场潜在需求，确立消费者品牌归属感
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需要环境的依托，企业制定市场营销策略主要依据是市场定位战略，市场定位战略为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市场营销策略的作用对象是广大消费者，因此营销策略必须秉承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则。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营销活动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企业不惜紧跟时代的步伐，对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切实的了解，同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从而更好的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这样企业才能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此外，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应该注重创新，通过一系列和定价以及促销等相关的创新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潜在的消费者，不断加深消费者对自身品牌的归属感。
二、明确市场细分目标，树立营销新理念
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离不开营销人员的支持，为了激发营销人员的工作热情和斗志，企业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激励制度，从而调动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在新的发展形式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市场营销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营销目标的制定必须以消费者为导向，总的说来对企业产品价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价值认知。
制定营销目标既包括长期目标，也包括中期和短期目标，并且制定短期目标的主要依据就是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制定短期目标的作用主要是动态的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并且不断的激发新的消费需求。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消费者对某一类产品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如何吸引消费者，如何构建有效的品牌效应是企业十分关心的问题。市场营销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市场营销策略包含很多内容，如价格策略等。
三、整合营销资源，实现市场优势最大增值
在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时，营销人员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整体战略，营销策略是为企业整体战略服务的。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指的就是那些能够通过相对较少的营销成本投入来换取企业最大经济效益的策略。
营销人员在制定营销策略时需要对各种营销资源进行充分的整合，比较常见的营销资源主要有：营销环境、产品品牌、企业服务、营销渠道等。就营销环境而言，营销人员需要对其进行透彻的了解，明确其中的危险因素;就产品品牌而言，目前品牌效应是营销人员需要重点关注的，品牌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代表;就企业服务而言，服务是产品销售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产品服务必须能够让消费者满意，从而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就营销渠道而言，这是影响营销工作质量的关键因素，在信息化的今天，营销人员应该充分利用多样化的营销渠道，对不同渠道进行有效的整合。
四、转换营销模式，建立立体化营销体系
市场营销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主要和消费者有关。在开展市场营销工作时，营销人员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营销市场进行透彻的了解，主要包括：该产品营销市场的规律性;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变化趋势等。现阶段的营销市场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传统的营销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营销人员应该转换营销模式，紧跟营销市场的步伐。
当今时代的营销市场属于买方市场，消费者占据主体地位，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和要求也逐渐提高。这就要求企业确定市场营销模式时充分考虑上述因素，以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为导向。
企业应该构建立体化的市场营销体系。在产品营销中，关注产品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内涵来凸显企业的竞争优势。市场营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主要体现在，和其他地区相比，某一地区的消费者可能会对某一特定产品产生较大的需求，营销人员在制定策略时应该考虑这一问题。
我现在特别反感一些所谓的田园女权，他们往往只看重自己的权利，却丝毫不付出自己的义务。这些人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也看得太过优秀。事实上自己什么都不是，却还处于为所欲为的傲娇。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统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法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正是鉴于权利与义务在法中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不同的法学学科领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人们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因此,概括这些认识的理论观点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经不起认真推敲.其中有的根据不足,有的停留在归纳现象层面,有的似是而非,有的错误明显.作者认为,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必须立足分析活生生的法律现象,从权利、义务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去总结和发现规律;其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应全面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些内在规律,应该是法的价值、规范和事实运作的高度统一;再次,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要全面反映人类社会法的共性,具有普遍意义.该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梳理,总结归纳出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来说,首先要清楚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讲的,具体说：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义务.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同时我们可以放弃享受权利,却不能放弃履行义务.二者在功能是相互补充的.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作文是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即从经过压缩的简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语言，向开展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语言形式的转化。那么你有了解过作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以权力为话题的作文素材（精选10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每个人都有一个权利，那就是主宰自己的心情。黑夜的转弯是白天，愤怒的转弯是快乐，其实有时候心情转个弯就行了。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身边的好朋友，相信他们会永远在身边陪自己，一起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所有的幸运与不幸。如果你是一个很倒霉很寂寞的人，身边没有那种可以倾诉，可以分担快乐与不快乐的人，那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办呢?
嘻嘻，我来说说我在寂寞时排遣郁闷的方法吧。虽然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可是，希望还是给一些和我性格相似的朋友一些帮助。
我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孩，有时候遇到不开心，我很不想因为我的情绪而影响到我身边的朋友，就一个人默默的忍受内心的抑郁，心里很难受，可还要为了不让朋友担心，故意笑，傻笑……
我总是以为我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坚强的挺过去，可以快乐的一个人解决困难，可是为什么每次我都会忍不住一个人偷偷的在某个角落掉眼泪。有时候非常委屈;有时候非常无奈，可是当我看见朋友们幸福，开心的笑容时，我真的很快乐，痛苦都会抛到脑后。
我想肯定是因为偷偷的哭多了再加上我有一颗泪痣，所以我变得特别的爱哭，一有委屈就会有眼泪往外涌。所以我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呵呵，不开心的时候--抬头--看着天空--对着天空“哈哈，的傻笑两声——心情就会好了。因为这样眼泪就可以倒流!
有时候我就想啊，要是下雨了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更好了，因为站在雨地里，想怎么哭就怎么哭，当泪水与雨水混在一起的时候，朋友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可以痛痛快快的发泄……
痛过哭了以后，你要的就只有快乐。快乐是我的权利。任性是我的专利!
嘿嘿，smile出自我，smile出个性!
我不知道上天给我怎样的权力，能在她的怀抱里长大，能够熟悉她的味道，能够拥有她所给予的潮水般的爱。她，是谁？她，是母亲。她是爱神的化身，将世界上最无暇，最伟大的爱，给了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权力……
小时候吧，母亲在我心里的印象是那么完美，身躯是那么高大，能够将外界的一切一切的不愉快逃离得我远远的，我在阳光下快乐地成长；现在，妈妈的皱纹深了，手掌，变得粗糙了，她把自己的青春给了我，把美丽的双眸给了我，妈妈的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面对母亲的付出，母亲深沉的感情，我们应该做什么……
在母亲生病时，送上一杯热热的开水；在母亲劳累时，给她锤锤腿，捏捏肩；在母亲生日时，送上最真心的祝福；在大雨中，替她撑伞，在困难面前，替她抵挡。
现在，我有了这样的权力，回报母亲的权力，感激母亲的权力，让她幸福的权力。
那天，像往常一样，一样的湛蓝的天空，一样灿烂的阳光，一样温暖的家。起了床，刷牙洗脸，又过了好长时间，妈妈起来了，疲倦的脸庞，无神的双眸，让妈妈看起来衰老了许多。我没有在意，只是继续看电视。而妈妈，却扶着墙，一步一步的走到来卧室，躺在了床上。看见妈妈异常的举动，我偷偷地，轻轻地走到卧室边，看到妈妈的脸纠结着，身上严严实实的裹着被子。
妈妈怎么了？记得以往的时候，我发烧时的症状似乎也是这样，那时，妈妈看到我难受的样子，总是很着急，妈妈总是给我倒一杯温热的开水温暖我的身体，然后在抽屉里拿出要让我服下，身体似乎一下就好了许多。我望了望蜷缩着身体的妈妈。
我给妈妈到了一杯开水，轻轻地拍醒了妈妈，妈妈睁开朦胧的睡眼，脸上满是痛苦的样子，我让妈妈喝下开水，妈妈被我的举动愣住了，过了几秒种后，妈妈才伸出手，接过了我手中的杯子，缓缓地喝了下去。
我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发烧了？有没有事啊？痛不痛？”我把手放在了妈妈的额头上，有些烫。“哦”，妈妈愣了一下“我没事，只是身体有一点发热，在床上躺一会，捂出汗就好了。”“哦，那妈妈，你要不要吃什么药，我去给你拿哦”我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微笑。可是妈妈拉住了我“我没事，你去看电视吧。”“真的没事？”“没事没事”妈妈勉强地给了我一个微笑，然后又躺在了床上。
看到妈妈沉沉的睡去，自己的心里感到了一些安慰，从而，我看见妈妈是那么劳累，那么弱小。看到妈妈的脸上，有一丝淡淡的笑容，是那么幸福。
窗外，阳光一定很明媚吧！
上天，给了我这权利，让我能够感受她的爱，在所有人当中，我，是幸运的，每个人都是幸运的，我们幸运道可以离母亲那么近，我们幸运到可以感受她的每一声呼吸以及她最慈爱的脸庞。
她的爱，我铭记。我的权力，珍惜。
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人魂牵梦萦，背信弃义。
传说中的“红颜祸水”，若不是那个“昏君”真正爱她爱到了极点，为了她可以放弃这大好江山，她还会是“红颜祸水”吗？
杨贵妃、冯小怜她们都只是一介女流，非要给她们加上一个头衔，那就是“艺术家”贵妃擅舞，冯小怜擅琵琶。但就是这样的弱女子，却被自古人物称之为“红颜祸水”，依据无非就是妖言惑君，毁了江山。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们与那个君王，会不会是真爱呢？
正是因为爱得太深，爱得太浓，才会将那伊人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印在了心底，才会对那伊人的话语确信不疑。世代沉迷美色的“昏君”为博美人一笑，双手捧上了自己的江山，只求那伊人眼波流转，盈盈浅笑。
因为亡了国家，因为误了子民。我们就给那位伊人加上了一个动听的名号“红颜祸水”，给那位不要江山要美人的皇帝，也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昏君”。
我不是要否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但单单从爱情方面一看，他们，或许是遇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只可惜身份不对，缘分不够……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楚乔传》中的燕洵。只因为皇帝疑心太重，满门抄斩了他们忠心耿耿的一家。他的父亲，燕世城，年少时为救当时还是皇子的皇帝，身负四十多处刀伤，只身一人背着皇帝，突出几百人的重围；后来，祖庙之危，他带着兵马，和他的将士们七天七夜，不卸甲，不离鞍，身先士卒解了祖庙之危。
就是这样一心为主的忠臣，却因为他亲爱的皇帝的疑心。担心他夺了大魏的江山。不顾及自己曾说的“大魏与燕北世代君臣永不分离”的誓言；不念往日救命之恩的恩情。动用各家门阀势力，让燕洵一家像狗一样给人砍了脑袋，只剩燕洵，苟延残喘的活着……
网友都说，燕洵是唯一一个后期黑化了也讨厌不起来的角色。没错，他后来，也成了“另一个”魏帝……
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人魂牵梦萦，背信弃义？我不明白，为什么无数人不辞劳苦地追逐，用尽一切手段也要将它拿到手。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有尊卑之分。有的人高高在上，锦衣玉食，接受所有人的叩拜；有的人却卑贱如泥，任人宰割，被所谓的皇亲贵族不当一个人一样的看着。
与其看着所有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争夺着，忽然有点羡慕昔日讨厌的“红颜祸水”和“昏君”的爱情。因为在权力面前，即便是真爱，也显得那么不足为奇，渺小无比……
“权”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但是“权”这个东西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权”的小与大的时候都要记住自己是谁，也更要记住一句古语“忠言逆耳利于行”。
权也是一位对人公正的、也是对人有一定的教育和认识的。如果任何人都要滥用职权来过分的包庇、纵容会引起很多事情的不良后果，如果有了权力对一些人不包庇纵容，更不要去听他们的话。
在大权面前有两种人—“忠”与“奸”。但是在听从奸人的话往往会使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变得很自大，就如《水浒传》里的事情来说，北宋皇帝不就是任用奸臣才导致农民起义的么?自古以来“忠”和“奸”就不两立，而忠臣是名垂青史，奸臣去遗臭万年，有大权听从忠臣的建议，背后就有人夸赞，得人心。而听从奸臣的话，背后就有人议论、咒骂，因为奸臣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是残害忠良，是天下与民心。
权力对于一个人的尊严很重要的，一个人的权力是没有任何人所能夺取的，一个人干什么都有权利的支持，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学习，他的老师就一直想办法去破灭他的信心，这个老师不光这样而且还听从一些干什么都没有希望人的话把他给弄到大后方去，因为那个学生就是那个老师埋没这一科科目学不好的学生，目的不就是让别的老师冷落到这位学生么?
这个老师他滥用职权埋没学生是对的么?如果是对的，他背后就不会有人说他坏话了，这位老师还偏向一位骄傲自大的学生。这就更能引起背后人的议论了。
权这个东西就是制造事端的“武器”。他能使亲人之间反目成仇。如果对待权力不看得太重，多听逆耳忠言;少听顺耳奸言。我想对人的作为肯定是有好处的。每个人干什么都有自己的权力，但是最后高兴的与后悔的只有一个人
近日在知乎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标题：手握权力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浏览了几个网友的回答后，发现了这个世界满满的负能量。其实对于权力二字在我是小学生那时候就接触到了。
那年我六年级，我是语文科代表、值日生兼某个小组的组长。那时的我真是颇指气使，班里大扫除我只需要指挥，看哪个男孩子不顺眼就登记他说话。那天放学，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一个男孩子踢了我的后车轮，害我差点摔在地上，可他早已扬长而去。我笑了笑，你以为我不甚在意吗？其实你错了，那时的我睚眦必报，更何况他还害我差一点摔跤。我笑的原因是因为我能够处置他。
第二天，他拿作业给我检查，我仔仔细细地一个字一个字的查。查出了好多错别字，老师给我们组长的权利就是可以罚学生多抄作业。那一天，我让他把所有的错别字每个字抄50遍。他抄了一半，实在受不了。在我身边哀求道：“姐姐，姐姐啊，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于是我大手一挥，行。从此便多了一个跟班。
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是小学生在打打闹闹，无伤大雅。但是权力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吧，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都那么想让我们去考公务员？因为国家公职人员有权力。我的同学说：“我爸是食监局的，你知不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人去我家拜访，吵死了。”我问他“这些人你都认识吗？”他说“不认识。”其实看到这里，你们应该也都明白这是求人家办事的。
其实我觉得这篇文负能量满满，退稿可能性极大，那就再分享一个故事。我家的某个亲戚是民政局的，准确的说是帮人办户口的。众所周知，迁户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我家的那位亲戚，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她家四口人的.户口从非农转为农，因为这样可以分到村里的田地。
其实诸位也不会见怪，终有一日踏入社会，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若有朝一日里权力顶峰，更需要谨言慎行，莫失本心。
静默着，没有雨点般的声音。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面向小z，心中并列希望中奖和胆战心惊的矛盾。"12组！"
没错，这就是史上第一次六（11）班的演讲比赛，孙老师别出心裁地举办了抽签与挑战两个对决赛。小z担任抽签员，焦点凝聚了。当报到本组组好时，我震惊了—————正好尾随在11组之后。4个人站起来，我们都默默低下头去，手颤抖着，面目狰狞着，刺激而激动的心怦怦直跳。“一号组员！”队友像逃离了深谷一样刻不容缓地坐下，只剩下“中奖”的我走上讲台。
注视着评委，我的腿发抖，摇摇晃晃摆个不停。也许是出于紧张，我读的第一句话就惹得全班大笑，同桌更是笑得前扑后仰，仿佛是为了拿我出气。我脸红的像个番茄，除了羞愧，还有无地自容。停了好久，我才继续演讲。之后，我的脑壳竟成了糨糊，无论多么入神，都无法摆脱原先的尴尬。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评委，使时间倒流，给我打个同情分啊！因为前四的荣耀抹不去阴影的悲哀。
上天垂怜，下午的评委就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我把握住了机会！每个人的演讲我都仔细聆听，分数也慎重给出，至少可以弥补一些遗憾。
下午的演讲，绘声绘色的就数小s了。别看她平时嗓门小，到了关键时刻就一展雄风了，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哪！
这次的权力反转，让我尝尽了演讲比赛的酸甜苦辣。同时，也让我对小s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差多少，而是在精神领域缺少了新的偶像。德国在面临民族危亡时，是费希特，黑格尔，尼采等人用他们的权力意志拯救了德意志民族。我们中国人沉睡了几千年了，倘若一直奉礼仪为师，缺少了极强的竞争精神，恐怕会做一种自欺欺人的蠢事。
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因为它毕竟是稀有的。古人就曾说过，礼仪是一封放之四海皆准的通行证，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另一方面，面子问题也确实限制了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商业领域需要竞争，这是我们必须得面对的，而有时候小的礼仪会限制正常的竞争，所谓的勾心斗角便由此而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时间把自己做的正统些，而这也是我们每个国人的责任。
在文化领域，我们既需要新的偶像，也需要对民族历史的认同者。文化领域的新偶像指的是通俗文化的发展，需要把民族的精神普及下去，需要把新的权力意志体现出来，这就是新偶像的力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者，需要继续用古典的文言阐述中华的精髓，像季羡林先生等。
所谓权力意志是不仅就个人而言的，还对于民族的发展大有益处。权力意志的核心就是竞争奋斗的意志，充分强调偶像的力量，朴素而又有力。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西方的白话来说就是“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才能发展的更快”。含蓄而言，累及古代的战争精神，个人的战争精神，这种战争是虚设的，再朴素些就是独立自强的意识。
我为自己是一名国人而自豪，更为新的偶像精神的出现而喜悦。权力意志可以拯救我们个人的卑微，也可以拯救我们的礼仪和尊严。我真诚而又热切的希望我们国人能做自己的偶像，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权力意志。中华民族永不朽，我们将一直辉煌下去！
在电视上看到一期节目：《我们的权力》。
原来，我们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权力呀，可是，我最基本的权力——“吃饭”都被妈妈“无情”地给剥夺了。
我长得胖。为这事，妈妈就天天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星期六、星期天还美名其曰：“为了锻炼身体，减肥，报了一个跆拳道班。”在这双重夹击的情况下，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减下来。
妈妈决定，以后晚上让我只吃半碗饭，所以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饿得睡不着觉。更绝的是，兴冲冲地坐上餐桌上准备吃饭的时候，看见黄澄澄、香喷喷的红烧肉，妈妈都会很绝情地把肉从我的眼皮底下端走，给我递上来一碗青菜。说：“儿子，吃肉会长胖的，你还是吃青菜吧！”我真是欲哭无泪。美味佳肴近在咫尺却吃不到，闻到香喷喷的肉香，可真把我口水馋一地啊！
谁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么努力，体重还是没减下来。于是，妈妈晚上不让我吃饭了，只让我吃面条、水饺。我那可怜的肚子啊，每天晚上都会打起鼓来，好像是在向我抗议。我摸摸肚子想：“肚子大哥啊，你再打也没有用，不是我不吃，是我妈妈不让我吃啊！”
现在，正是长身体、长个子的时候，妈妈，我抗议，把我吃饭的“权力”还给我！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羊群们有两个草原,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当北方是严冬时,它们就迁徒到正值春天的南方。但是他们的这条路线上一共有三个敌人,那便是狼群、熊国和狐狸部落。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给羊群造成威胁,反而还把羊群间的传染病的危胁给解除了。
但有一次,狼群、熊国和狐狸部落联合组成了一支军队,利用战法中的围追堵截,把羊群给堵在了荒没之中。年老的头羊知道,一但关群被饿死,地和肉都会归功劳最大的一方。于是他决定采用“挑拨离间,但结果敌人谁也不听信谣言。
一年之后,羊群头领被狐狸用计炸死了,弥留之际,他把首领的位子交给一只年轻的羊。但这只年轻的羊并没有马上上任,而是大胆地提出让狼王、狐王、熊王中的一个来当首领。虽然羊们一致反对,但它还是把信送了出去。
狼王、狐王、熊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欣喜若狂,盘算着如果自己当上了就会得到两倍的土地和源源不断地羊肉。但是这首领归谁呢?
熊王想:军队中十万精兵没有一个不是熊的,肯定是我!
狐王想:我点子多,脑子快,那老羊也是我炸死的,没有我,它们再过三个世纪,也不会屈服,这个位子一定是归我的!
狼王想:我出的力最多,军粮是我给的,兵是我出的,装备也是我出的,联合军队也是我提议组建的,并且方方面面都是我出来协调的,这位子应该是我的!
于是它们三个为了首领的位子吵了起来。
最先起杀机的是熊,它为狼开了一桌宴会,狼王喝醉之后,熊王就用刀刺死了狼王。狐狸王知道后下定决心要除掉熊王。它跟熊王比武,故意落跑,熊王去追它,边追边骂它胆小如鼠。狐狸王把熊引到机枪室,用枪打中熊王,熊王当场身亡。没过多久,联合军队解散了,因为没有狼王和熊王,狐狸王无法单独攻打羊群。这时众羊们才知道“权力”只是一个计谋,是那头羊故意施舍给它们,从而使它们解散的离间计!
二战期间，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来到被德军占领的波兰。在这里，他每天都能看到令人发指的残酷屠杀，让他内心备受煎熬。
一天，辛德勒问一个纳粹军官：“我们为何要杀掉这么多无辜的人？”
纳粹军官得意地笑道：“因为我们征服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有权力杀死那些不听话的或者令我们厌恶的人。”
“不，这不是权力，而是暴力！”辛德勒使劲地摇了摇头，说，“一头狮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咬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不是它就比我们更有权力？”
纳粹军官惊讶地追问：“那什么才是权力？”
辛德勒走到一间囚房前，指着里面的犹太人，对纳粹军官说：“当有人要处死这些人，你却能赦免他们，这才是权力！”
1. 权力 权力是指改变个人或团体行为的能力，是引起他人或团体采取与原来不同的行为的力量。 2. 权威 权威是权力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形式。 权力是一种客观的、间接地价值形式，它必然会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这就形成了权威。 3. 权力与权威的关系 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一方面，权威以权力为基础上下波动，权力的大小在根本上决定着权威的大小，权力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模在根本上决定着权威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模，权力如果发生了变化，权威迟早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权威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偏离权力的大小；第三方面，权威会对权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
经过5天封闭式的理论强化培训，感触颇深，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戍边、稳边的需要。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作为“三个队、四个力量”在*的巨大作用，也更坚定了我屯垦戍边的决心与信心。 二、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 1、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需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为党的事业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合格、立场坚定，具有大局意识的党员干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学习党章，学习党的两个条例，不断地熟悉党的工作，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水平，用党的理论去分析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为人民致富服务。 2、是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三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树立“三观”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永保党不褪色，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质所在。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为政之道。 3、是加强班子建设的需要 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人，就是从我们基层班子党员干部的身上来认识。基层党支部班子担负着传达党的政策，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这就要求基层党支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我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信念，廉洁奉公，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积极开展“两级党建联创”，为人民选准发展致富的路子。 4、是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维连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对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是增强创新、发展观念的需要 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开放竞争、优胜劣汰。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捕捉市场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本地实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三、基层党员干部如何加强学习 1、端正态度，大兴学习之风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每次培训学习的机会，遵守学习纪律，做好笔记，认真写好心得体会，平时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进行自我完善。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用于实践，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学习法律知识就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把依法行政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
楼上的 太现实了 一看就知道是从网上复制的. 这个问题，应该自己用心去想的,而不是去抄.
领导行为理论：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一、 问题的提出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领导特性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由于领导特性理论忽视下属的需要、没有指明各种特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对因与果的区分、忽视了情境因素，导致它在解释领导行为方面的不成功。领导行为理论集中研究领导的工作作风采口行为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包括：K．Lewin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R．Likert的四种管理方式理论、领导四分图理论、管理方格理论、领导连续统一体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对人的关』动和对生产的关心两个维度，以及上级的控制和下属参与的角度对领导行为进行分类，这些理论在确定领导行为类型与群体工作绩效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影响成功与失败的情境因素的考虑。领导行为与领导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显然依赖于任务结构、领导成员关系、领导权威、下属的主导性需求等情境因素，领导权变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并且情境因素可以被分离出来，它的研究成果包括菲德勒权变模型、情境领导理论、路径目标理论和领导者参与模型。但由于实践者很难确定领导成员关系、任务结构等权变变量，领导权变理论相对于实践者显得过于复杂和困难，使它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78年，Burns在对政治型领导人进行定性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领导过程应包含交易型和变革型两种领导行为，这一分类为领导行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1985年，Bass正式提出了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它比以往理论采取更为实际的观点，是以一个“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的眼光看待领导行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二、 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与主要特征1．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在一些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中，领导行为常被理解为一种交易或成本一收益交换的过程。交换型 领导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领导一下属间的关系是以两者一系列的交换和隐含的契约为基础。该领导行为以奖赏的了大领导十属，当下属完成特定的任务后，便给予承诺的奖赏，整个过程就像一项交易。其主要特征为：（1）领导者通过明确角色和任务要求，指导和激励下属向着既定的目标活动，领导者向员工阐述绩效的标准，意味着领导者希望从员工那里得到什么，如满足了领导的要求，员工也将得到相应的回报；（2）以组织管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基础，完全依赖组织的奖惩来影响员工的绩效；（3）强调工作标准、任务的分派以及任务导：向目标，倾向于重视任务的完成和员工的遵从。根据Burns理论，交换型领导行为建立在一个交换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包括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奖励行为和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惩罚行为，实施不同的奖励和惩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谓权变性奖惩是指根据下属的绩效进行奖励和惩罚；非权变性奖惩是指领导进行奖罚时不依据下属的绩效。Bass则将交换型领导行为分为权变奖励领导行为 （Contingent reward leadership）和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领导行为两种，并随着领导者活动水平以及员工与领导相互作用性质的不何而不同。所谓权变奖励领导行为是指领导和下属间的一种主动、积极的交换，领导认可员工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员工也得到了奖励；例外管理领导行为则指领导借助于关注员工的失误、延期决策、差错发生前避免介入等，与下属进行交换，并按领导者介入时间的不同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类型。主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般在问题发生前，持续监督员工的工作，以防止问题的发生。同时一旦发生问题，立即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当然也积极搜寻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或与预期目标偏离的问题。领导者在员工开始工作时，就向员工说明具体的标准，并以此标准监督差误；被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则往往在问题已经发生或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时，以批评和责备的方式介入。～般情形下，领导者一直等到任务完成时才对问题进行确认，并以此提醒员工，也往往在错误发生后才说明自己的标准。当员工所处的工作以及环境已不能为员工提供激励、指导和带来满意感时，这种领导行为才具有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前创立的领导行为理论和权变理论都是以交换型领导行为为基础。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已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如路径一目标理论、领导一成员交换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环境因素对领导行为产生缓冲效应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领导一下属这对关系，并认为应运用综合性指标对其进行测量，以便能预测领导行为对个体的作用。2．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 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领导向员工灌输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并激励员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领导除了引导下属完成各项工作外，常以领导者的个人勉力，通过对下属的激励、刺激下属的思想、对他们的关怀会变革员工的工作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使他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超越自身利益，从而更加投入于工作中。该领导方式可以使下属产生更大的归属感，满足下属高层次的需求，获得高的生产率和低的离职率。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前提是领导者必须明确组织的发展前景和目标，下属必须接受领导的可信性。其主要特征为：（l）超越了交换的诱因，通过对员工的开发、智力激励、鼓励员工为群体的目标、任务以及发展前景超越自我的利益，实现预期的绩效目标；（2）集中关注较为长期的目标，强调以发展的眼光，鼓励员工发挥创新能力，并改变和调整整个组织系统，为实现预期目标创造良好的氛围；（3）引导员工不仅为了他人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变革型领导行为拓宽了领导行为的研究范围。虽然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相对较晚，但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了该理论的结构效度。根据Burns理论，它由个人魅力、智力激励以及个人化考虑三个因素构成。 Bass＆ Avolio（1994）则提出变革型领导行为应包含以下四个维度：（l）理想影响力（idealized influence）。指能使员工产生崇拜、尊重和信任的一些行为，包括领导者承担风险、考虑个人之外员工的需求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2）鼓励性激励（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指向员工提供富有意义和挑战性工作的行为，包含明确描述预期目标，而且该目标受到整个组织目标的约束，同时通过积极乐观的态度唤起团队精神；（3）智力激励（intellectual stimulation）。指领导者启发员工发表新见解和从新的角度或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鼓励员工采用崭新的方式完成任务；（4）个人化考虑（individuallized consideration）。指领导者仔细倾听并关注员工的需求。我们在以往的一项关于中西方企业领导行为研究中曾提出六种变革型领导行为，包括提供远见卓识、智力激励、寄予厚望、树立榜样、促进合作和提供个人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促进合作（促进员工合作，使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工作的程度）、提供个人支持（领导关心下属个人感受和需求的程度）和树立榜样（领导树立与之力求推广的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榜样）与中国文化特征和传统中国领导哲学相一致；有远见、寄予厚望和智力激励三种领导行为则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很受重视。由此可见，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动态性的结构，具有多维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下，它的维度具有权变性，并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变革型领导行为着重突出了领导者对组织手四个人的变革效应。区分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不相关的。Burns认为这两种领导行为是同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而Bass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维度，一个领导者既有变革型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交换型的一面，变革型领导行为以交换型领导行为为基础，但反向则不然。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说是交换型领导行为的一种特例，可以同时与一些目标和目的的实现相联系，这两者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领导激励下属的过程中和目标设置的类型上。在竞争较为激烈的今天，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尤为必要，正如Bass在《领导行为手册》一书中写到：遗憾的是许多经验性的研究都关注于交换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实这方面真正的原动力和撼动者是变革型的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拓宽了正受系统检验的领导特质理论的范围，超越了交易理论的边界。三、 两种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1．交换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将对下属产生不同的影响。通常认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可使下属达到双方协商的绩效水平，只要领导和下属发现这种交换是互利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将持续下去，员工也将达到预期的目标绩效。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绩效和满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在某种情境中，这种作用可能是负面的，其主要原因是：（l）如果管理者与下属的交易并没有充分达成一致，那么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低效率的，在这样的组织背景下，员工很有可能从本质上要求较少的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如正在发生变革的环境下，权变性的领导行为是不适当的禾则氏效率的；（2）当固定组织的奖励系统时，领导与员工的交易对生产率的作用是逆向的。如果员工意识到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领导控制员工行为的一种企图，而不是奖励，企图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那么员工的动机水平就会下降；（3）在测量时与权变奖励的量表项目有关。以往的研究有关权变奖励量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员工认知为基础的一些项目，二是对奖金的预期和分配方面的阐述，而有的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只包括了基础的交易性项目，这将会导致结论的不一致性。 有证据显示，例外管理与工作绩效相关，但这种相关性比工作绩效与权变性奖励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许多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的权变性惩罚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是混合型的，即有的研究显示两者为正相关，有的显示为负相关，而有的显示不相关。主动或被动的例外管理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如果领导者在标准设置和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发生，在事后批评员工，没有说明采取哪一种行为可以避免受到惩罚，那么这样的领导行为将对员工的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领导行为代表了被动型的例外管理。很难想象，没有对绩效进行监督，也不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但是，合理的权变性惩罚代表了领导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如果领导的批评被认为是公平的，领导者阐明了绩效标准，用一种可以使员工接受的方式对低绩效状况进行改进，从而避免产生消极的后果，那么这种权变性惩罚（代表了较为积极的例外管理方式）会增强员工的绩效，帮助下属辨明角色，很可能对下属的满意感和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具有权变性，较多地依赖于工作的情境以及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但较多依赖于例外管理的领导者则会获得较低的工作绩效。2．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每一个因素，包括领导扭力、智力激励和个人化考虑与工作绩效有紧密的联系，并能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事实上，变革型领导行为鼓励下属完成较为困难的目标，从全新和多种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同时促进了员工的自我发展。作为领导影响力的一个结果，员工出于对领导的承诺，从发自内心的工作动机出发，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的潜在意义，会加倍努力工作，最终导致其超额完成预期的绩效。也就是说，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引导下属超越自我利益，向下属灌输共同的组织价值观，可以帮助下属达到最大的绩效水平。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感、组织公民行为有较为直接的影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看，这些指标可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Koh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学生的成绩得分并无直接的作用，但它通过影响教师的组织承诺感，间接作用于学生的成绩。由此可以推断，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缓冲变量或中介变量。Podsakoff（1990）的研究结果显示，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度作为中介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领导魅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而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角色和任务分配知觉有直接的影响，这些知觉随后影响到下属对领导者的效能知觉，变革型领导者的效能知觉依赖于在整个组织目标的完成过程中领导者的沟通能力以及员工的角色知觉、任务明晰度和沟通开放性。3．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权变适用性情境因素将缓冲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对绩效的影响。存在变革倾向和风险承受趋势的组织中，容易接受变革型领导者；相反，受传统的习惯、规章和法令所约束的组织中，常把对现状存有疑虑、完成任务时常寻求改进方法的领导者看作是缺乏稳定性，变革型领导者不适合干具有结构稳定和连贯性的组织。因此，革新、风险承担和开放性较高的组织与结构稳定、秩序井然的组织相比，前者对变革型的领导者更具有吸引力。有研究显示，革新支持对于智力、个人化考虑的领导行为和工作绩效间的相关性具有缓冲效应，而魅力型领导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并不受革新支持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l）具有较高领导魅力的领导者通常希望拥有内化领导者价值观和目标的员工，并诱导下属超越即时的环境，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准力型领导者不受生产率高低标准的影响，能使下属达到高任务绩效、高任务调整及对领导和群体的高适应性；（2）与较为规范和稳定的环境相比，在较为混乱和不稳定的环境中，魅力型领导者对员工的绩效影响更大。四、 领导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有20多年，但对它的研究却经久不衰。我们以为，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将来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 进一步修订变革型领导行为量表过去的十几年虽有许多有关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中以Bass和Avolio所做的工作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综合理论构架，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但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应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加以修改和提炼，重点把握变革型领导行为几个相互区别的维度。2．进一步注重变革型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 以往的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下属的角色知觉和任务明晰度，随后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效能知觉，这说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效能具有权变性，因为这取决于有关整个组织目标和目的方面领导与下属是否能有效沟通，这种权变性的知觉应引起进一步关注。3．探索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多理论框架层次以往的研究已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工作，但是变革型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群体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而且也会影响到组织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所以应该运用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将为更好地理解变革性领导行为的权变性打下良好的基础。4．进一步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否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依赖于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到目前为止，匕经确认且经常采用的中介或缓冲变量有：工作的结构化程度、领导～成员关系质量、领导者额职位权力、下属的角色清晰度、群体规范、信息的可获取性、下属对领导决策的认可度、下属的工作士气等，是否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对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对此研究非常不足，需要弥补这一空缺。
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分析及教育对策的研究
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分析及教育对策的研究，现在因为社会因素很多家庭是离异的。孩子的个性发展和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下面为大家分享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分析及教育对策的研究。
离异家庭小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离婚这一事件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儿童本身，但是通过各种随之而来的感受、认知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一般来说，离异家庭儿童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家庭因素
首先，父母离婚，正是孩子最需要父母关心的时期，而父母往往困扰于自己的感情巨变而无法集中精力照顾子女，与孩子缺乏沟通交流，从而造成儿童的心理问题；其次，多数情况下，离婚给家庭结构带来的破坏会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有些父母会对自己未能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而愧疚，会溺爱孩子，从而使孩子的性格更加偏激，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有的离异家庭家长反应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后遗症。
（二）学校因素
学校生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小学生因为心智尚未成熟，所以更加依赖学校的生活。同学们对离异家庭儿童的接纳程度是影响其适应的重要因素。如果同伴因其家庭破碎而歧视他疏远他，这样会使其父母离异对他们心里的伤害更加难以平复。
（三）社会因素
由于离异家庭的孩子拥有特殊的心理特征，目前社会生活的种种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对离异家庭小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远大于对普通小学生的影响。目前的社会氛围容易给离异家庭的儿童贴标签，戴有色眼镜看待他们，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三、解决离异家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以家庭教育为主体，细心呵护孩子受伤的心灵
“解铃还须系铃人”，家长要调整好情绪，引导子女对家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家长自身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感和思绪，不要将夫妻之间的怨恨发泄到孩子头上，多和孩子交流思想，尽最大努力减少离婚对他们的伤害。
1、关注孩子，继续给予孩子爱的关怀 。
父母亲要给予孩子温暖的情感支持，将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不论孩子与谁生活在一起，父母双方都应该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让孩子加强与父母之间的亲密感和一体感，减少孩子对父母的抵触情绪以及严重的被抛弃感，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向，要让孩子慢慢适应新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在父母无尽的关爱中长大。
2、鼓励孩子，帮助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父母离异的阴影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但是父母应该积极鼓励孩子，让孩子在这些挫折之中锻炼自己，而变得更加自强、自立，通过正确的引导，鼓励孩子多与身边的亲人朋友交往，孩子同样也会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
（二）以学校教育为辅助，竭力弥补情感上的缺失和性格发展的不足
为了能够更好的尽快的使离异家庭的儿童从阴影中走出来，最大限度的消除父母离异对他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老师应该：
首先，作为教师应该担负起沟通孩子和父母情感的桥梁的作用，应该为离异家庭的儿童提供特殊的帮助，加倍的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帮助孩子解决学习上的困难，鼓励表扬他们。
其二，小伙伴的理解和接纳也是消除孩子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班主任老师应积极营造班级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让同学们和离异家庭学生友好相处、鼓励、互相帮助，通过这样的氛围抚慰他们心灵的创伤，使他们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引导和教育学生正确看待自己和家庭。
最后，还可以大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有心理与行为问题的离异家庭子女给予专业的心理个别疏导与咨询，可以有效地缓解其心理压力，给予其心理支持。
（三）以社会关爱为依托，共同关注离异家庭儿童的健康成长
社会的积极因素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起促进作用，尤其是离异家庭的学生往往比较敏感，有些社会上的事情会使他们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变化如果不及时进行疏导，就极易发展成心理障碍。所以全社会应该倡导正确的对离婚的认识和舆论引导，摈弃对离婚现象以及对离异家庭孩子的歧视认识。
我想通过学校、社会、家长以的共同努力，形成教育合力。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教育和疏导，帮助学生建立新的认知系统，纠正孩子们头脑中的思想偏差，让孩子们感受到身边人爱的关怀，培养孩子们积极向上的性格，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我的成长，我们的孩子将健康快乐的学习成长。
离异家庭中幼儿性格的缺陷
父母离异形成单亲家庭会对幼儿性格产生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离异家庭的孩子往往是因为缺少父爱或母爱而导致心理失衡。他们出现的种种不良的情绪会使其形成有缺陷的性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自卑
自卑是由自我评价过低而引起的一种消极的，不适当的自我否定态度[2]。有这种态度的幼儿通常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对自己什么都不满意。因此，总表现出消极情绪，如总是不安、胆怯、害羞、失望、失落等。而且人们经常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生活在离异家庭的孩子，再加上他们不会像完整家庭的孩子一样，得到爸爸妈妈完整的爱 ，因此很容易出现自我心理封闭、忧郁、自卑、冷漠，甚至厌恶与别人接触或交往。同时， 自卑感又经常伴随着强烈的自尊心， 他们极其敏感，具有极大的反抗性， 一旦有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语言和行为，他们就会马上反抗。他们经常表现出较强的猜疑、嫉妒、带有主观色彩的偏见等心理。正是有几种心理困扰， 所以很容易出现人际交往困难，很难与其他幼儿、老师形成和谐、融洽的关系。
（二）孤僻
父母离异的家庭， 使子女失去了学习的榜样，打破了个体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平衡。离异家庭的子女无法从父母身上潜移默化地学会如何与异性相处。他们如果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会对女性存有偏见，与母亲一起生活则容易对男性产生偏见。当男孩由母亲来抚养时，可能会带有更多的女性性格；同样的， 当女孩跟着爸爸生活时，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假小子”。另一方面， 离异家庭的子女只有对父亲或母亲单方面的模仿，因此对自我概念认识比较模糊，对他们形成完整人格将产生不良影响，很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孤僻的性格使他们对自我形象不能形成正确认识，既不能正确的评价自己，也不能正确的评价别人。性格孤僻的孩子往往很少与别人交流，很少交到朋友，他们内心害怕被轻视和排斥，当自己内心的恐惧感超越他们对别人的亲近感时，他们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的冷漠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
（三）怯懦
离异家庭的孩子感情脆弱、意志薄弱，容易形成怯懦的性格[2]。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害怕，其基本特征就是胆小怕事，容易屈从他人，没有反抗意识，遇到困难容易惊慌失措，不知所措，经不起挫折和打击。
怯懦的性格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它来源于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多数来自于父母，很多父母离异后，对孩子寄予更多的希望，把一切放在了孩子身上，而孩子在这种压力下，总是害怕让父亲或者母亲失望，既怕受训又怕受罚。生活总是提心吊胆，严重时会失去生活的勇气。研究表明，退缩儿童与正常幼儿的行为有著极为明显的差异[2]。退缩幼儿经常表现出孤僻、敏感、胆怯等情绪。其原因就是，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家庭不和睦，父母离异是造成孩子退缩的主要原因。因为家庭破裂，父母离异，家庭没有能力或者精力照顾孩子，而且给孩子带来不能摆脱的情感负担。会让孩子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严重的创伤。因此，离异家庭孩子性格容易表现出怯懦和退缩。
三、对离异家庭幼儿性格缺陷的`干预
犹太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3]说过：孩子最坏的行为，始于他幼儿时期的痴性，人主要的教育权就掌握在父母手中，其次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由此可见，父母在幼儿的教育中占有很重的比例，或者说起着主要作用。因此对于离异家庭孩子的教育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以促成其健康的性格的形成。
（一）创造愉快的家庭氛围
首先离异家庭的家长们应该勇敢的面对和接受现实，用自己对孩子无与伦比的责任心，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以便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和心理健康发展。同时离异家庭的父母需要及时从婚姻失败的影响中走出来， 适应一个人培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 根据孩子因为父母一方缺失而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的趋势， 分析和调整相应的策略，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离异家长要注意自己对孩子性格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做运动，或练习书法，喜欢音乐的可以带孩子去听音乐会，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孩子尽快摆脱父母离异的阴影，渐渐养成开朗乐观的性格。同时，离异家庭中只有父亲或母亲一种角色，缺乏了孩子形成健康全面的人格所需要的条件。所以，家长应带孩子参加家庭或朋友聚会，注意调动亲戚、周围朋友中的性别资源，带给孩子有利的影响。
（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独立性
家长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和兴趣，让他们参加能使其全面健康的发展的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孩子摆脱父母离婚的阴影。同时鼓励孩子自己做决定， 并在他做选择的时候提供意见和支持， 让孩子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力， 独立的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家长应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社区的活动， 在活动中学会与别人相处， 逐渐走出自闭自卑的心态， 同样也能抑制自尊心的过度膨胀。在活动中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独立性。
（四）加强家校联系， 用爱心抚慰幼儿的心灵创伤
老师应从幼儿进入幼儿园第一个学期起就建立离异家庭学生的档案， 了解各班幼儿的情况， 并通过交谈、家访等多种方法掌握其家庭状况，用“一对一”的方式从生活、学习各方面帮助离异家庭的幼儿。尤其是精神上的鼓励， 用爱心、耐心抚慰幼儿的心灵创伤。教师要对帮扶幼儿的心理、行为等方面进行跟踪了解、详细记录， 并做好保密工作， 还要与家长联系，掌握离异家庭幼儿在家里的状况， 以便进行教育方式的调整。
四、结语
总之，在对离异家庭子女心理教育的过程中，只有从离异家庭的家长、学校、社会环境等几个方面出发，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协调配合的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才能使离异家庭子女得以健康成长。同时离异家庭幼儿是脆弱的，他们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积极关注支持，让他们从父母离异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合理预防、宣泄、调控不良情绪，做到真正健康、全面地发展，成为社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女孩天生比较敏感一些，单亲家庭的女孩由于爱的缺失，会更加敏感一些。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单亲家庭的女孩心理。
1、 女孩缺乏安全感。
原本对女孩子来说，最真实的安全感来自于家庭中父母的双臂和宽阔的胸怀。父亲和母亲在对孩子的影响上有天然的不同，是不可代替的，单亲家庭女孩不管缺失了哪一方的爱都会少了一种爱的保护，因此她们会更加缺乏安全感。
2、更加坚强。
单亲家庭的女孩一般都会比较坚强，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不容易让别人走进自己的内心。由于是单亲家庭，他们从很小就懂得替家长分担，懂得承担责任。特别是跟妈妈长大的女孩子，没有了爸爸的陪伴，她会不自觉的扮演一部分男人的角色，有一种保护妈妈的使命感在。因此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女孩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男孩子性格，骨子里比较坚强。
3、亲人是至亲的 。
单亲家庭的女孩更了解亲情的珍贵，他们更懂得珍惜。在她们看来，家才是她真正的避风港。她们很怕失去她的家人，也不会离开她的家人。在家人面前很容易退缩。
4、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尊心强。
单亲女孩非常善良，凡事都要让着别人，这给她带来了好人缘。他们由于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从小自尊心和保护意识都很强。她们真正信赖的朋友很少，因为怕受到伤害，戒备心很深。她表面的乐观、开朗，其实是深深的孤独和封闭，只有很少的朋友才能走入她的内心。
5、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女孩的心理没有成熟，没有自我调适的能力，一旦受到冲击，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心中的悲伤、失落使得他们产生忧郁和自卑的心理，同时孩子这时最敏感，面对同伴们和社会的关怀，他们会过于在意，甚至发生误解，长而久之，他们将从人群之中脱离出来，进入自我封闭和孤独的空间，从而导致性格交流的极大障碍，长此以往，就会产生自卑心理甚至是心理疾病。
6、容易导致妒忌心理的滋生。
单亲家庭的女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所能获得的享受，一般来说不如健全家庭的孩子，而这些正是每个女孩所渴望的。由于健全家庭的孩子能得到的，单亲家庭的孩子不容易得到，她们的心理就容易从最初的羡慕演变成妒忌、僧恨。在心理上他们会表现出对父母一方特别依恋，希望能从父母一方获得双倍的回报，在物质享受上，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这种差距，认为别人能得到的，自己也应该能够拥有，就容易导致偷窃等犯罪行为的发生。
单亲家庭的女孩更加需要爱护，了解她们的心理之后，在与她们相处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心理也有助于单亲家庭家长对孩子更好的教育。
关于单亲家庭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摘要： 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进程最具影响力。家庭的结构,家庭的功能,家庭的历史传承,家庭的种族民族背景,家庭的宗教信仰,家庭的时代地域环境,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的文化含量,家庭的人际关系,家长的综合素质及其教养态度、教育能力、教育方式等对儿童的心理行为的形成乃至人格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正是上述诸因素的混同效应在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社会组织中大量存在的单亲家庭,由于家庭结构残缺或家庭教育功能发生障碍,从而成为诸多儿童个性心理不健全以至发生畸变的根源。探讨这类家庭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子女心理行为的形成特点及规律,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课题。 论文关键词：单亲家庭 心理行为 儿童 社会化进程 社会组织 历史传承 宗教信仰 地域环境 一、单亲家庭的结构模式与功能特征 在现实社会中至少存在着四种家庭结构类型: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以及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大都是由核心家庭(即由丈夫、妻子和他们的亲生或领养的孩子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发生变故演变而来。离婚、丧偶、一方被劳教、未婚先育后被一方遗弃都会制造出一系列单亲家庭。近年来,特别由于离婚率、非正常死亡率、犯罪的增加,致使单亲家庭在家庭结构类型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单亲家庭可能是所有家庭结构中较多的一种模式。本文只讨论“因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这一模式。 社会学研究表明,家庭主要为孩子承担两大职责:一要为孩子提供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保护孩子免受不良影响;二要为孩子进入社会之后有正当的行为并接受特定的社会文化做准备。这也是家庭的两大实质性功能。一般地说,核心家庭这两大功能的发挥较少存在什么障碍,且有“家庭自豪感、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有凝聚力、适应性强、乐于交流、能融入社区社会并为之作贡献、有核心且目标一致的价值观,欢乐的家庭氛围等”这些表象呈现。而单亲家庭可以说大都功能不健全,他们难以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和支持性的相互依赖的成长环境,他们或许可能或许不能满足孩子的基本物质需求,但是他们肯定不能满足孩子思想健康成长的要求与充分的精神慰藉。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从现象上看,属于“典型的家庭”的核心家庭是完整的、幸福的,属于“特殊的家庭”的单亲家庭是残缺的、不幸的,其实,单亲家庭一切不幸的总根源却是家庭功能的受损与障碍。这类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很难一一举出,但下列一些特征却是共同的:“不信任、不自信、缺少欢乐、自卑感强”,按照弗洛伊德“人格的发展主要是幼年生活经验的产物”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儿童生活过的那个曾让他伤感的家庭中接受的信息将对他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 二、单亲家庭儿童心理行为的一般特征 1. 离婚前后短期影响 一些单亲家庭形成前首先经历了冲突家庭阶段。父母长期的分歧、敌对、争吵不休,制造了冷漠的家庭氛围,特别是父母的不良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安全感和负性情绪体验,在以后的生活中容易出现心理病理症状。社会心理学家时蓉华认为,“由于父母经常的感情冲突,会使孩子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且极易出现情绪混乱,降低其社会适应能力,增大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父母间对事物难以调和的态度和看法,很有可能内化成孩子的不良认知模式,从而形成神经质个性与闭锁内倾心理,让其内心感到痛苦并变得敏感、焦虑、抑郁,很难建立信任感。父母离异前的情感冲突阶段对子女的心理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离婚后进入单亲阶段给孩子留下的创伤性影响。美国精神病医生德斯帕特也说:不是离婚给孩子们造成种种影响,而是离婚之前的夫妻不和状况已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离婚不过是这种不和状态的结果而已。有人还发现,有严重的家庭冲突但没有离婚的家庭,对孩子总的不良影响比单亲家庭更为严重,孩子表现出更大的攻击性,出现的问题更多。“父母离婚不可避免地会使子女遭到不幸,但如果生活在一个婚姻非常不美满的家庭里,儿童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更大。” 国外的研究表明:父母离婚对儿童的消极影响一般要弥留18个月,过后孩子的情绪便渐归平静。但在这段时间内,儿童是极度痛苦悲哀的,要经历一个“拒绝、生气、失望、容忍、顺从”这样一个过程。父母离婚后这段时间儿童普遍会感到内疚(他们为父母的离婚有自己的责任而感到内疚)、自卑、敏感、孤独感强、与人不融洽,有丧失感、被遗弃感、焦虑和不安全的消极心理,这种消极的心理会影响到儿童将来处理感情和工作的关系;在性格上将表现得孤僻内向、固执、少语、倔强、情绪不稳定;语言认识能力有限,社会适应能力差等;在行为上多数表现出学业成绩差、多动、说谎、偷窃、逃学、攻击、反社会、喝酒、离家出走,青少年犯罪和自杀行为也明显高于完整的家庭的同龄人。离婚后虽说子女靠单亲抚养,但往往夫妻双方有时还保持某种藕断丝连的来往,如果一些离异夫妻之间的敌意仍然存在,争斗、辱骂、讥讽不但会引起子女焦虑与愤怒,也可能成为子女效仿的榜样。 2. 离婚后长期影响(主要是养育方式所施加的) 进入稳定的单亲家庭阶段以后,对儿童的教育方式在儿童的心理行为发展过程中将逐渐发挥日益明显的作用。单亲家庭有可能承续家庭破裂前的教养方式,也有可能中断原来的`教养方式而有所转变。但无论如何,均不出劳拉·E·贝克所分析的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放任自流型和漠不关心型。一般而言,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单亲家庭向孩子提出合理的要求与限制,并要求他们遵守,对孩子更加表现出热忱和热心并尽力抚慰其心灵创伤,很少粗鲁蛮横地对待孩子;亲子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密度加大,一旦孩子出现行为偏差便严加管教。这样,孩子容易从灰暗的情绪中逐步恢复到活泼、愉快的状态,自卑感减弱,自尊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也得到发展。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单亲家庭对孩子也提出相应的要求,但他们非常看重孩子对他们的遵从,当孩子有抵制性情绪时,他们并不是耐心地听取其意见,制造出一种民主的气氛让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希望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大人们的管教,否则便强迫孩子去做或施加惩罚,完全压抑了孩子的自我表达和独立意识。孩子继续处于由离异前的冲突所造成的焦虑、孤僻、郁闷的情绪状态,容易变得有强烈的攻击性,毫无责任感,学习成绩走低,性格上或许变得冲动、顽劣,很难让父(母)亲对其进行严格、合理、连贯的教育。以“放任自流型”教养方式为主的单亲“将孩子视为花朵”,不对孩子提出行为的标准与要求和进行管教,允许他们自己做出许多决定,而不在乎他们有没有能力决策,孩子行为随便随意,基本不受约束;当家庭面临较严重的经济生活压力时,父(母)亲觉得自己不能为子女提供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支持性学习环境时便有一种内疚感,这种内疚使得父(母) 亲在感情上不愿意对子女施以刺激,家庭内便不怎么严格要求管教他们,对外采取“过度保护”的策略,以求得亲子关系的平稳与融洽。这样教养的结果是子女变得非常不成熟,当遇到与他们期望相冲突的事件时,他们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抗拒、任性、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表现出反叛行为。他们可能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或过分地依赖父(母),做事缺乏坚持性。“漠不关心型”的教养方式在一些单亲家庭比较常见:父(母)亲总体上不关心子女的成长,甚至对之在态度上是拒绝否认的,只在满足了他们最低的衣食要求外,就不再尽心尽责;大人通常在生活中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以致他们很少有时间和精力与孩子呆在一起,忽视对孩子的精神心理需要,孩子失去了完整的父爱或母爱又无法得到单亲正常的关爱,所以容易发展出更强烈的依恋行为;由于单亲对教育孩子没有兴趣,平时对孩子提供的刺激较少(如言辞交流量低),易造成孩子认知、游戏以及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的缺陷,也许使智力的发展滞后、受挫;又由于孩子的行为较少受到约束与修正,孩子便容易出现行为越轨,对他人攻击性强,逃学,离家出走。
1、具有自卑感。
这类学生表现为沉默寡言,他们从不谈起甚至回避谈双亲的事,对任何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些学生有的原有美好而远大的理想,有的甚至一度要改变环境,但由于自卑,不能使自己的理想顺利发展。
自卑的心理影响了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挥,从而上课回答问题不敢举手,即使老师点名叫到他们,他们由于怕回答错了,其他同学笑话自己,而不敢大声回答。
2、感到孤独。
单亲孩子,特别是随父亲或生活在重组家庭里的孩子,由于父亲的粗心或与继母之间的隔阂,他们的亲情交流受到限制,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是多余的人,自然而然就产生孤独感,少言寡语,胆小怕事,自卑,不愿意和同学交往,整日生活在一个孤独的城堡里,这种类型的学生,学习成绩往往中等偏下。
3、做事我行我素。
其主要表现为无组织纪律观念,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控力差,对集体漠不关心,以自我为中心,心中没有父母,没有同学,没有老师,没有他人。久而久之,养成了上不服天,下不服地的心理特点。常迟到、旷课,爱说谎话,对老师的批评不予理睬,不遵守校规班纪,学习成绩较差。
4、对任何事都感到怀疑。
对任何事物都抱怀疑态度,不愿意相信任何人,对教师的表扬和批评麻木不仁,把继父母的关心当作是坏事,认为他们在害自己。没有集体荣誉感,不参加公益活动。学习上拖拖拉拉、无上进心,学习成绩中游偏下。
5、严重的逆反行为。
这类学生学习努力,成绩中等偏上,但他们幼小的心灵早已背上家庭沉重的包袱,他们感到自己被父母拒绝,为家庭的破裂感到羞耻。这种类型的学生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不服从老师的教育,经常与老师作对,他们有时会把对父母的不满发泄在同学身上,欺负同学,惹是生非。
他们有时为发泄内心的郁闷,有意违反学校纪律,以引起老师的注意,求得心理的暂时满足。他们做事很少考虑后果,容易受外界诱惑,加上法律观念淡薄,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