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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公元320—385年)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字安石。唐代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仰慕谢安，以诗人特有的方式表达其仰幕之情。李白对谢安的生平事迹和兴趣爱好十分熟悉。他赋咏谢安的诗歌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咏谢安隐居东山 “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屈平。”这是李白在《秋夜独坐怀故山》一诗中的开头两句。谢安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身士族，西晋末年，谢氏家族随王室南迁，谢安落户会稽上虞，隐居东山。虽然一度曾赴扬州应卯任职，但他不久就称疾辞官，回东山隐居。李白既羡慕小隐的谢安，又要学远游的屈原。何谓“小隐”?“小隐”是与“大隐”相对而言的。“大隐”是“隐”得无影无踪；“小隐”则是虽过隐居生活，却还是与人来往的。《晋书·谢安传》说他“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谢安喜爱音乐、舞蹈，在他隐居东山期间，家里就热闹非凡。艺妓为他唱歌跳舞，谈笑风生。李白在《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一诗中有“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的诗句。如花的艺妓，不仅金屏笑坐，而且跳舞、唱歌。李白在《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 谢安不仅在家中听唱观舞，还出门游山玩水。为了便于登山越岭，他使匠人特制了一种屐，也就是木履。后来，他那喜爱山水的侄孙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在登山越岭时常著这种屐。沈约(公元441—513年)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李白把这种木履叫做“谢安屐”或“谢公辰”。他在《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一诗中，有“吴风谢安屐，自足傲履袜”的诗句；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上受挫之后，更喜欢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喜爱歌舞、山水。携艺妓，听歌观舞，游山玩水的兴趣，与谢安相似。所以，他赋诗咏谢安隐居东山，是可以理解的。 二、咏谢安东山再起 “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这是李白在《赠友人》一诗中的诗句。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举足轻重，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谢安确也不负众望。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一诗的序中说“昔谢安四十，卧白云于东山；桓公累徵，为苍生而一起。”李白这里所说的“桓公”，指的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公元312—373年)。桓温曾多次请谢安出山，谢安终于答应。他为的是什么呢?李白认为，他为的是“苍生”。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有这样的诗句：“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在《送裴十八图南蒿山》一诗中，也有“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的诗句。“苍生”，指的是百姓，百姓也叫“黎元”。在上面提到的《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继“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的诗句之后，李白还有这样的诗句：“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正因为谢安出山为的是黎民百姓，所以他的出山显得潇洒自豪。李白在《山妓金陵子呈卢六》的诗中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谢安的这种神态。 谢安四十余岁出山从政，桓温死后，谢安执政(孝武帝时，位至宰相)。他与桓温之弟时任荆州刺史的桓冲同心协力，保护晋室。谢安对内采取“镇之以和静”的治国方略，使东晋朝内部出现所前未有的和睦气氛；对外，则加强军事防御，抵抗外敌入侵。公元383年(太元八年)，前秦苻坚大军南下，江东大震，谢安临危不惧，谈笑自若，使谢玄等将领奋力抗击，取得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之后，谢安又乘前秦国崩溃之际，使谢玄等将领北伐，于次年(公元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这样，既保护了晋室江山，又使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足见谢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功臣，李白赋诗加以歌颂是完全应该的。 三、咏谢安功成身退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 。”这是李白在《赠常侍御》一诗中的诗句。对于谢安的功成身退，李白一再赋诗称羡。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中，李白有一个简短的序言：“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也。”以下是诗的全文：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 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 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 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丑虏无遗魂。 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 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 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李白的这首诗写出了谢安出山从政的历史背景，突现了谢安临危奋起，力挽狂澜，普济苍生，功成身退的历史功绩和政治风度，值得反复吟咏。 关于谢安功成身退之后潇洒生活，李白在《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一诗中有所描绘，并且表示其爱慕之情：“安石泛溟渤，独啸长空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 对唐代诗人李白来说，功成身退的东晋谢安毕竟早已作古，对照他所随带的如花艺妓，谢安的艺妓也早已成古坟荒草。今昔对比，不禁使李白怅然悲凉。在《东山吟》一诗中，李白表达了这种悲凉之感，这首诗的全文如下： 携妓东山去，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乏舟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要说明的是，李白在这首诗中提到的“东山”，不是会稽上虞的东山，而是“去江宁城二十五里”的东山，但却也是“晋谢安携妓之所”。李白游到谢安曾经携妓歌舞过的这座东山，触景生情，赋诗咏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诗的结尾，歌咏了“浩浩洪流”，使人想到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回味无穷。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李白(701--762)，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李白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阳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 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着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梦游天姥吟留别》﹕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 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邱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而当大梦初醒来，幻境消失，又引出了对人生世事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种想落天外的特点，大大发展了庄子寓言，屈原初次的浪漫精神和表现手法，也融汇了道教的神仙意象，具有令人惊叹不已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代「诗仙」的赞誉。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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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初读边塞诗，虽不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内涵，读来却也心潮腾涌，恨不能穿越到当时，着一身盔甲，横刀立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 后来再读边塞诗，发现里边有黄沙大漠的风光，有边塞生活的凄苦；有怨妇思夫的凄凉，有壮士怀乡的悲壮；有金戈铁马的豪放，有视死如归的坚强；有烈士报国的情怀，有建功立业的豪壮；更有直上凌烟阁的理想。可以说 边塞诗 是 唐诗 当中 思想性 最深刻， 想象力 最丰富， 艺术性 最强的一部分。然而读诗时，也会时常感到困惑，觉得有的诗句似乎“不着边际”，常常读来一头雾水。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自己读诗词时过于肤浅，常常流于表面，不明白诗人在作品中的的意向指代和用典的缘故。 后痴迷于诗词，常常在闲暇之余大量阅读各类诗词，遇到不懂的便查资料或是向高人请教，遇到喜欢的更是读了又读，有感觉时也会仿写或者用格律试写。 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对边塞诗尤为偏爱，也慢慢地从中发现了它的一些的特点，后来掌握了边塞诗的这些特点之后，再鉴赏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总的来说，边塞诗大多是结合雄伟、壮阔的边塞景色的描写，表现边塞将士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和豪情壮志，风格奔放雄伟，豪迈悲壮。 今天也将自己总结的边塞诗的特点和大家分享： 一、 边塞诗所写的内容有其特别之处 ： 边塞诗 的所写 的内容 主要如下： 1、以诗歌来反映边塞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 2、表现从军边塞、杀敌报国的意志。 3、讴歌边塞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 4、抒发御敌建功的愿望和安边定远的思想。 5、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 6、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 7、表现将士和人民厌战怨征的情感。 二、边塞诗有其经常出现的意象及鉴赏边塞诗时常用的术语 边塞诗中的战事意象 ：金鼓、旌旗、烽火、羽书、戈、矛、剑、戟、斧、钺、刀、铩等 例如：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王昌龄的《出塞》） 经常出现的地名或名族： 碛、西、轮台、龟兹、安西、楼兰、夜郎；胡、羌、羯、夷、单于等 例如: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 其四》） 边塞诗中常写的风景： 大漠、烽烟、长城、黄沙、长云、秋月、雪山、孤城、雁飞、鹰扬、箭飞、马走等 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使至塞上） 边塞诗中的主要乐器 ：羌笛、笛 、角 、芦管、笳 、琵琶 、胡琴等 例如：羌笛何须怨杨柳（《凉州词》王之涣） 胡琴琵琶与羌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 边塞诗中景物的特点 ：雄奇、奇丽、奇寒、辽阔、壮阔、广阔； 边塞诗的感情特点 ：豪迈、豪气、豪情、报国之志、杀敌豪情、昂扬精神； 边塞诗的美学风格 ：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奔腾、峻伟；三、 边塞诗的表现手法多样 ：运用比喻、夸张、用典、烘托等手法运用比喻、夸张手法的例子: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 野云万里无城郭， 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 对比的手法也有很多诗例：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王翰）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虚实结合的写法也不少: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张籍）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 用典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 另外，唐代边塞诗还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 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等，以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 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见识过那烽火连天的场面，没目睹过大漠的凄凉，更不能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还有战争的残酷，但是却能让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也能激起我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边塞诗有其独特的诗韵，更有历史和故事，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悟。
唐朝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均衡，国力强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学的发展也呈现着异彩纷呈的盛况，从文体到题材，再到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盛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唐初的陈子昂到“四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等诗歌大家都贯穿着唐代整个始终。而诗文的发展从陈子昂最初提倡风骨，到李白杜甫的乐府诗、古体诗、绝句、律诗的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风格也就导致了边塞诗在唐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但是唐代边塞诗奠定了边塞诗昂扬奋发的基础格调。此外，唐代不同时期所体现的边塞诗风格也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唐代在初唐、盛唐，乃至中晚唐时期他们所表现的风格。初唐南北文化归并：“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隋文帝灭陈至初唐建立，南北文风交汇，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同时南北文化也获得了交流与结合，这也奠定了唐代能够成为当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期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动力，南北统一从政治角度说是南归并于北，从学术发展看则是北归并于南。隋朝文人如卢思道、薛道衡、杨素及隋炀帝等人的文学创作都对盛唐时期边塞诗发展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如卢思道《从军行》“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卢思道，生于隋死于隋，他作为唐之前的过渡时期，对南北朝乐府诗的文风、方式等都有很大的继承性，而《从军行》作为古乐府题，全诗28句。该诗立意好、句式新，是七言乐府诗中的佳品，亦被誉为卢思道的代表作，而最大的特点在于卢思道诗并没有将南北朝绮丽浮艳融入到诗词创作中，这对初唐时期文风的开创有很大的先导性。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一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二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三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关于古诗的研究报告关于古诗词名句的调查报告 苏教版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 怎样写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一种应用文体。它要求我们对特定对象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精准的归纳整理，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并形成一份汇报性材料。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可用“关于××××的调查报告”这一样式。 (二)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要求精练概括，切入主题。 2.主体：必须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得出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结论。 3.结尾：小结全篇。 根据以上信息，结合课本上的要求，我们就会知道：这次的古诗词名句的调查报告是要求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或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一份汇总性质的文章。 调查课本上的古诗词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出自《水调歌头》，作者是宋代的苏轼。诗句的意思是：但愿美好的感情长留人们心间，虽然远隔千里，也能共同拥有这一轮明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出自《题西林壁》，作者是唐代的李白。诗句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知道庐山真正的样子呢?正因为我身在庐山当中，眼界十分狭窄，所见到的只能是局部。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含杨柳风。 出自《绝句》，作者是宋代的一个名叫释志南的和尚。诗句的意思是：这如杏花一般的细雨飘洒在身上，衣服像是要湿却并不会湿;那跟杨柳一样的和煦春风扑面而来，怎么可能会让人产生寒意呢?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渭城曲》，作者是唐代的王维。诗句的意思是：请你再喝下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一路西行，你将不会再遇上像我一样的好朋友了。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出自《蝉》，作者是唐代的虞世南。诗句的意思是：因为蝉站在高处，所以能把叫声传播得很远很远，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蝉是借助秋风把叫声远远传出去的。 找出自己喜欢的古诗词名句 在我们学过的、听过的、见过的古诗词名句中，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把它们找出来，说说这些诗句各出自哪首诗?这些诗的作者是谁?他们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些诗句分别是什么意思? 如，有个同学找出了一些有关描写冬景的古诗词名句： 冬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出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者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诗句的意思是：这雪好大好猛啊!好像忽然吹来一夜春风，把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都催得盛开，争奇斗妍。 冬愁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出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作者是唐代的韩愈。诗句的意思是：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秦岭。我的家在哪里?看一看往前走的道路，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冬行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出自《观猎》，作者是唐代的王维。诗句的意思是：猎物藏身的蒿草都枯萎了，猎鹰的眼睛显得特别锐敏;平原上的积雪已经化尽，猎马脚下少了沾带，奔驰起来便会更加轻快。 冬恨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出自《剑南诗稿》，作者是宋代的陆游。诗句的意思是：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梦见自己骑着披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读了上面的例子，你是不是也想将自己找到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分类，然后再按要求写出诗句的出处、作者及诗句的意思，并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呢? 学写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古诗词中带有花鸟名句的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古诗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课本上出现的只是一小部分。为了进一步体悟古诗词中带有花鸟的名句，我们可以采用上网查找、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等方法学习、研究古诗词名句，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查找与到图书馆翻阅相结合。 2、请教有关专家、老师或大哥哥、大姐姐，帮助自己查阅、整理。 三、调查人员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胡玲玉、陈昕 四、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1、带“花”字的诗句 出自唐杜甫《春夜喜雨》，诗句的意思是：天亮后，看看这带着雨水的花朵，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变成了繁花似锦的世界。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出自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句的意思是：纷乱的花朵渐渐的迷离了我的眼睛，浅浅的青草刚刚可以埋没马蹄。 2、带鸟的诗句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出自清 高鼎《村居》，诗句的意思是：绿草茂盛，黄莺飞舞，这正是二月早春时节，轻拂堤岸的杨柳，也沉醉在烟雾之中。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出自唐王维《鸟鸣涧》，诗句的意思是：明月高升，照亮了大地，惊动了山里的鸟儿，不时地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 五、小结。 通过归纳、整理，我们学习了一些带有花鸟的古诗词名句。我们知道，在这些诗句中，有对花鸟的喜爱与赞美，也有借花鸟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学生习作： 关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研究报告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 叶彩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全诗是这样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理解前两句诗时，我们先要弄清“独”“异乡”“倍”等关键词的意思。知道了这些关键词，我们才能清楚这两句诗到底讲了些什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他乡做客，每当遇到节日，我就会加倍思念家乡的亲人。由此可见，这是一首表达思乡、思亲的诗。 至于诗中提到的有关插茱萸登高的事，我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这首古诗表达的意境，得出这样的结论。王维在家乡时，每逢重阳佳节，他都要和自己的兄弟们头插茱萸，手挽着手去城外登高。据说：到了九月初九，阳气已到了极点，阴气便开始滋生，各种各样的阴邪之物便会出来生事，影响人的身心健康。而当时人们都说茱萸是一种可以辟邪的草，那么登高的时候，自然要头顶茱萸了
怎样写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一种应用文体。它要求我们对特定对象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精准的归纳整理，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并形成一份汇报性材料。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可用“关于××××的调查报告”这一样式。 (二)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要求精练概括，切入主题。 2.主体：必须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得出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结论。 3.结尾：小结全篇。 根据以上信息，结合课本上的要求，我们就会知道：这次的古诗词名句的调查报告是要求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或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一份汇总性质的文章。 调查课本上的古诗词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出自《水调歌头》，作者是宋代的苏轼。诗句的意思是：但愿美好的感情长留人们心间，虽然远隔千里，也能共同拥有这一轮明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出自《题西林壁》，作者是唐代的李白。诗句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知道庐山真正的样子呢?正因为我身在庐山当中，眼界十分狭窄，所见到的只能是局部。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含杨柳风。 出自《绝句》，作者是宋代的一个名叫释志南的和尚。诗句的意思是：这如杏花一般的细雨飘洒在身上，衣服像是要湿却并不会湿;那跟杨柳一样的和煦春风扑面而来，怎么可能会让人产生寒意呢?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渭城曲》，作者是唐代的王维。诗句的意思是：请你再喝下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一路西行，你将不会再遇上像我一样的好朋友了。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出自《蝉》，作者是唐代的虞世南。诗句的意思是：因为蝉站在高处，所以能把叫声传播得很远很远，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蝉是借助秋风把叫声远远传出去的。 找出自己喜欢的古诗词名句 在我们学过的、听过的、见过的古诗词名句中，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把它们找出来，说说这些诗句各出自哪首诗?这些诗的作者是谁?他们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些诗句分别是什么意思? 如，有个同学找出了一些有关描写冬景的古诗词名句： 冬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出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者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诗句的意思是：这雪好大好猛啊!好像忽然吹来一夜春风，把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都催得盛开，争奇斗妍。 冬愁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出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作者是唐代的韩愈。诗句的意思是：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秦岭。我的家在哪里?看一看往前走的道路，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冬行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出自《观猎》，作者是唐代的王维。诗句的意思是：猎物藏身的蒿草都枯萎了，猎鹰的眼睛显得特别锐敏;平原上的积雪已经化尽，猎马脚下少了沾带，奔驰起来便会更加轻快。 冬恨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出自《剑南诗稿》，作者是宋代的陆游。诗句的意思是：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梦见自己骑着披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读了上面的例子，你是不是也想将自己找到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分类，然后再按要求写出诗句的出处、作者及诗句的意思，并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呢? 学写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古诗词中带有花鸟名句的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古诗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课本上出现的只是一小部分。为了进一步体悟古诗词中带有花鸟的名句，我们可以采用上网查找、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等方法学习、研究古诗词名句，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查找与到图书馆翻阅相结合。 2、请教有关专家、老师或大哥哥、大姐姐，帮助自己查阅、整理。 三、调查人员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胡玲玉、陈昕 四、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1、带“花”字的诗句 出自唐杜甫《春夜喜雨》，诗句的意思是：天亮后，看看这带着雨水的花朵，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变成了繁花似锦的世界。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出自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句的意思是：纷乱的花朵渐渐的迷离了我的眼睛，浅浅的青草刚刚可以埋没马蹄。 2、带鸟的诗句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出自清 高鼎《村居》，诗句的意思是：绿草茂盛，黄莺飞舞，这正是二月早春时节，轻拂堤岸的杨柳，也沉醉在烟雾之中。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出自唐王维《鸟鸣涧》，诗句的意思是：明月高升，照亮了大地，惊动了山里的鸟儿，不时地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 五、小结。 通过归纳、整理，我们学习了一些带有花鸟的古诗词名句。我们知道，在这些诗句中，有对花鸟的喜爱与赞美，也有借花鸟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学生习作： 关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研究报告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 叶彩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全诗是这样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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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从唐诗中的“月”浅析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论文关键词：唐诗；月；意象；忧患意识；感伤色彩论文摘要：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自古至今，人们描写月亮，赞美月亮，借月抒怀的诗歌比比皆是。这类作品尤以唐诗为甚，而唐诗中的月亮又经常与人们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纠结在一起。本文主要从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几方面来阐释由唐诗中的“月”意象透视出的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璀璨、繁荣的唐代诗坛上，月亮从众多的自然物象中脱颖而出，成为唐诗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如此受到唐代文人的青睐呢?诗歌中“月”意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渊源。首先，“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引；它那“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其“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月亮的这些美感特质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原始社会中，初民所认识的月亮是与女性相结合的。在我国古代的传说或历史神话中有许多感月而孕的故事。《遁甲开山图解》：“女狄暮汲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宋书·符瑞志》上记载：“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等等。这都应该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现在不少地方还有着小儿拜月、老人望月的习俗，人们仍是把月亮当作一种生殖崇拜物，渴望对月祈福得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在古老的传说中，月中捣药的是蟾蜍，又作“蟾蝣”、“詹诸”。《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蝣，月精也。”《淮南子说林》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蟾蜍本是一个为天所‘媚’，受天之恩的‘非类’。然而，它恩将仇报，斗胆蚀月，毁了天之‘目”’，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常用蟾钩、蟾盘、蟾轮来指代。其次，诸如“嫦娥奔月”等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更体现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嬗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高诱注：“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妲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也。”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自然地谈起月亮，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嫦娥(又作姬娥)。她孤独地在广寒宫中忍受着永恒的寂寞，因而又成为诗人反复抒写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月亮的灵魂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问”，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再者，月亮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文人们对‘月亮’这个代表着阴柔、和谐、随顺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一些以自然闲适、清净虚远、淡泊宁静为生活和艺术目标的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上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中国特色”。亘古不移的月亮总是莹莹地照着大地，照着有情众生。月光是柔和、迷蒙又清冷、朦胧的，似是蒙娜丽莎那浅浅的微笑。可以说，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离不开月的激扬和烘托。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常是一卷在手，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沐一身月辉，抒胸中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古朗月行》、《拜新月》、《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峨嵋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难以尽数的优美诗篇在月光的浸润中登上了唐代诗坛。唐诗中的“月”意象俯拾皆是：1．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契合着生命的轮回，因而古人常以“月”来感伤生命的易逝，岁月的飞度。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寻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慨叹。2．月的边塞意象。“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俭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清……我们还可从盛唐边塞诗中真切地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浑融苍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3．月的相思意象。如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孤寂凄恻；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的深沉蕴藉；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的郁怀难耐……在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渴念甚为空灵，同样，爱情也甚是挚热。“待月西厢下”(崔莺莺《答张生》，一作《明月三五夜》)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的空虚寂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李端《闺情》)的深深痴情……月似乎是爱情的最佳见证，凄迷的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总之，“月”的意象是时光的飞逝，是情爱的寄寓，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这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一)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代表着团圆，寄寓着和亲人相聚的心愿与期待。然而，唐代的诗人们很少描写月下团聚的欢乐，却屡屡倾诉着离散的痛苦。月在漂泊迁徙的游子、独守空闺的思妇心中，不仅寄托着团圆的期盼，更是引发愁思、怅恨的讯息。月以其惨白凄清的光辉，孤独孑然的身影，唤起并契合了诗人们寂寞孤独的感伤之情。无论他是在踯躅旅途，还是在独守客舍寒窗，只要在月光的沐浴下，就会情不自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借月表思乡怀远之情的莫过于杜甫的《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此诗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八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于沦陷的长安月夜思家所作。诗的起首两句“今夜郎州月，闺中只独看”，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但他更焦心的是他远在郧州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忧虑。“今夜”的“独看”与往日的同看形成鲜明对比，“忆长安”，百感交集。“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平添妻子的负担。一个“怜”字，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双照”与“独看”相呼应，清朗的月光下，“我”身羁敌巢，诸事萦怀。整首诗不正面写自己对月怀人之情，而从写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态人手，使怀人的愁思倍显具体、深切，匠心独具。全诗曲折有致，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语丽而情悲。由于家是依附在故乡的土地之上的，所以游子思欲归家之情便会自然延伸为征人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唐代边塞诗中抒情主人公钟情于把月亮作为其孤独失意情感的象征，借助“月”意象强化征人置身偏远异地、内心孤寂凄凉的特殊处境与感受，从而离开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阳刚之气，产生了阴柔之美。每当我们读到“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等诗句时，便能体会到征人的深深哀怨。王昌龄的名作《出塞二首》(其一)曾被誉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其“悲壮浑成，应推绝唱。”J(诗人从“秦月”、“汉关”入手，月照关塞，尽显边地荒凉，征人辛苦，意境悲凉苍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雄浑，统摄全篇。唐代经常对外用兵，战争时起时伏，戍边的将士常年镇守边疆，置身在广漠无边的黑夜，孤寂、清冷。可以想见，他们的思乡之情是何等迫切，愁绪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对一弯冷月，月下彷徨，忧苦之情难遏。“征人月”因饱含深沉悠远的历史内涵而尤其显得悲凉空旷。月亮那凄冷的光，为自伤飘零的人们添愁益恨，成了他们失意困顿、羁旅行役之苦的见证；他们努力寻求慰藉和归宿，于是流于文人骚客笔端的“月”又成了他们借以抒发愁肠百结的归乡之情的载体。“归家”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积淀在唐代诗人心头的依恋显得格外的沉重，在这里，月亮成了孤臣浪子们启动乡愁，回归家园的精神寄托了。(二)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唐代诗人还用“月”表殷切之爱，达别离之恨，抒发痴男怨女间的无限情思。花好月圆，是爱情美满的象征。满月之夜，清辉照人，正是情侣们互诉衷肠的美景良辰，但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对于相隔两地的情人来说竟是这样的撩人心绪，勾起了多少离愁别恨。张九龄《望月怀远》便是一首怀人之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起句意境雄浑阔大，气象高华。在这漫漫“遥夜”，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对月相思，久不能寐，一个“怨”字油然而生。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情人”与“相思”呼应，“遥夜”与“竟夕”呼应，月亮皎洁圆满的光华，更加让人难以入睡：“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思不眠之际，有什么可以相赠呢?唯有满手的月光。这月光饱含哀婉的情思，真挚感人。明月似乎确实与思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盖全唐，可谓《全唐诗》的诗中诗。在《春江花月夜》里，月光从思妇心头流过，我们不难瞥见民间永驻的情爱光辉。诗人用民歌般清丽忧伤的笔调，将离愁别绪的缕缕情丝，客愁闺思的脉脉情缘娓娓道来。从“自云一片去悠悠”到“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切景语皆情语，极写春、江、花、月、夜五字之外的“情”字。“何处相思明月楼”是孤舟飘零的游子、阁中思夫的怨妇们共有的“相思”情结。“此时相望不相闻”到“江潭落月复西斜”：今夜月圆人不圆，既然只能“相望”，那么，倘能跟随“月华”，“流”到他的身边也好啊!然而这样也不能如愿，那就请“鱼雁传书”吧，却又“光不度(渡)”、“水成文(纹)”。至此，思妇望月怀人的凄美深情已逐层深入。“梦落花”——“月西斜”——“春欲尽”——“不还家”这一连串让人神伤的意象，极大地激起形影相吊的妇人心中思人、惜春的耿耿情怀。经过曲折、含蓄而又深沉的渲染，全诗自然地进入尾声：“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终于慢慢落下，情人却依然远隔天涯。诗人在极写一对恋人忠贞爱情的同时，又宕开一笔，喊出了“不知乘月几人归”的时代心声。这就使五字之外的“情”字有了新的色彩，余情袅袅，情深意远。(三)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称得上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还因为诗人引出了对江月与人生、永恒与短暂的哲学思考。面对这一轮孤月，诗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仅仅是“梦境中晤谈”的“宇宙意识”~8J(P17s)，还是经人类生命情感浸润过的忧患意识。从明月初升——皎月当空——斜月西沉——落月摇情，这条生命网络直贯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从而使诗篇具有了崭新的思辨美和哲理美的意蕴。月亮也是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月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以孤独之苦写乐，以乐反衬孤独之苦。相传写于天宝三年，当时李自供奉翰林，遭人进谗言被唐玄宗疏远，他无处诉说，只好借月下赋诗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身在花间，手持酒杯，一个人登场，其孤独之感可以想见。孤苦实在难耐，于是诗人便把天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让人感到了淡淡的、难以言状的悲愁。在诗中，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诗人从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升华，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境界，我想这便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道”家境界吧。再来看他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以体道合天的豪情，抒发了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把人与月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种超越宇宙的永恒。李白的一生始终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用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呼吁来舒缓心头的压力。“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酒是人间的奇物，月是天国的使者。在月下独酌的韵致中，孤独与充实、短暂与永恒都幻化为一片银色的月辉，与茫茫的宇宙浑然相融了。李白对月进行了永恒性的审美观照，而后，他忘却了苦闷与烦忧，感悟到生命的律动，实现了现实生命与无限宇宙完美统一。永恒而宁静的月亮，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骚客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理思考啊!他们深沉的喟叹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局限性的审美悲情。面对着月华如水的明月，诗人们总会生发许多感慨，或感于怀才不遇、仕途偃蹇、壮志未酬，或慨叹命运坎坷、时局黑暗、民生多艰……于是唐诗中又有了许多感怀之月。(四)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唐王朝从辉煌的盛唐逐渐走向衰败，面对依旧高悬的明月，中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心中难免会涌上一种凄楚的感觉。他们仍有着安邦治国的壮志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对时事的感慨寄寓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盛衰无常、今昔兴亡的感慨。从而，月意象也被寄予了诗人宦海浮沉，人生失意的感慨和抚时伤世的悲悯情怀。刘禹锡在《石头城》中咏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曾经繁华一时，而如今，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依旧多情地照着这早已残败的古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描写的是“故国”、“寂寞”的现实，反思的却是六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江月见证了这些朝代骤兴骤亡的悲凉历史。这秦淮旧月融进了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感伤。还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自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杜牧《沈下贤》)等等，这些“月”同样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笼罩着无限哀婉的色彩。即便是在盛唐，当诗人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以后，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杜甫的沉郁，子昂的悲慨无不由此开始。正是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诗人得以认清国家时事，关怀生命，具有了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国难当头，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多是“人世”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升华，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人世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严谨整饬的特点和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怀古之作并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主要是体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社会、民生、自身命运及未来的沉思。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感时伤世，情感虽然凝重，但并不悲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状态历来是紧张的，自屈、陶、李、杜以来，有无数的诗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带来一种反抗，他们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也是形成这种意识的原因之一。诗人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将忧时、忧世、忧己之情熔于一炉。于是就有了望月之时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三综观从唐诗中“月”意象透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的种种体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爱情和青春本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而我们却不难发现，除少数作品有明亮、欢快的色调外，绝大多数诗作都充满了哀怨、忧郁的色彩。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不得不唱出凄苦的哀歌。第二，民族的灾难，政局的危机，国家的前途堪忧，再加上诗人的身世之慨，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体现。第三，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许多失意的诗人们借月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讯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边塞诗、怀古诗中总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寂寥的意味。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本着表现忧患意识的传统，体现出民族精神中深刻的悲剧意识。总体看来有两大共性：第一，唐诗中多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以及韶华难驻的感慨，令人掩卷怃然；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游子思妇等等，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身上几乎背负着人类全部的悲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因此谓之悲剧性。第二，唐诗多以“月”的意象来表达泪、愁、恨、怨、叹等情感。不论是豪放诗人的悲慨苍凉，还是婉约诗人的缠绵凄怆，最终都逃脱不了感伤的调门，因此谓之感伤性。对于唐代诗人在诗作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忧患意识、感伤情绪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也蕴藏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应该说，忧患和感伤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在唐诗的“满纸荒唐言”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美好理想的一片痴情!唐诗中的“月”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使得唐代诗篇因此又拥有了无限丰厚的精神感召力和汲取不尽的艺术美感。
对岑参边塞诗研究的不足之处如下：1、研究视角过于局限。目前对岑参边塞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忽略了其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没有将岑参边塞诗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联系起来。2、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对于岑参边塞诗的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缺乏对于岑参诗歌语言、修辞手法、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3、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目前对于岑参边塞诗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很多成果仅仅停留在诗歌的分析和评价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的研究，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4、研究范围不够广泛。虽然岑参的边塞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其他唐代边塞诗人的研究相对较少，也缺乏对于边塞诗歌的全面系统研究。因此，对于岑参边塞诗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多学科交叉、多样化方法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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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一些名家诗集如《杜工部集》《刘随州诗集》《李太白集》《王右丞集》等等。这些诗人风格各有特点，可以研究一下。还有比较全面的就是《全唐诗》。里面收录了唐代诗人的几乎全部诗作，是研究唐诗、文的重要典籍。再推荐一本书是南方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三百首赏译》，范晓燕编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