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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1．国际著名数学大师，沃尔夫数学奖得主，陈省身 1931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4军获硕士学位．1934年去汉堡大学从Blaschke学习.1937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到1945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初赴美，旋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79年退休成为名誉教授，仍继续任教到1984年．1981年到1984年任新建的伯克利数学研究所所长，其后任名誉所长。陈省身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微分几何学及其相关分支．还在积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极小子流形，网几何学，全曲率与各种浸入理论，外微分形式与偏微分方程等诸多领域有开拓性的贡献．陈省身本有极多荣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1）及国家科学奖章（1975），伦敦皇家学会国外会员（1985），法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9），中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等。荣获1983／1984年度Wolf奖，及1983年度美国科学会Steele奖中的终身成就奖． 2．享有国际盛誉的大数学家，新中国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华罗庚 华罗庚是一位人生经历传奇的数学家，早年辍学，1930年因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3．仅次于哥德尔的逻辑数学大师，王浩 1943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毕业。1945年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哲学部毕业。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在瑞士联邦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1～1953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54～19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第二套洛克讲座讲演,又任逻辑及数理哲学高级教职。1961～1967 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7年后任美国洛克斐勒大学教授,主持逻辑研究室工作。1985年兼任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兼任中国清华大学名誉教授。50年代 初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又被选为不列颠科学院外国院士，美籍华裔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4．著名数学家力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3 年起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学院教授、荣誉退休教授。 林家翘教授曾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Timoshenko奖，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数学和数值分析奖，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力学奖。他是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195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2)，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从40年代开始，林家翘教授在流体力学的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的工作带动了整整一代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从60年代开始，他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星系螺旋结构的密度波理论，并为国际所公认。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士。 5．我国泛函分析领域研究先驱者，曾远荣 1919年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部，一直读到1927年7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学习并研究数学，1933年取得博士学位。1934年8月至1942年7月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2月，受国立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孙光远教授写信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曾在南京大学建立国内最早的计算数学专业。长期从事泛函分析研究，是我国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广义逆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 6．我国最早提倡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的学者，赵访熊 192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是公费留美预备学校，竞争激烈，在江苏只招3名学生，他在众多考生中名列榜首。毕业后即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系学习。他1930年在电机系毕业，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且于1931年获硕士学位。1933年他受聘回国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1935年被聘为教授，从此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参与创办国内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赵访熊于1962年和1978年先后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4年兼任新成立的应用数学系主任，并受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他担任过中国数学会理事、名誉理事。1978年至1989年担任第一、二届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及第三届名誉理事长和《计算数学学报》主编等一系列职务。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我国最早提倡和从事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一。自编我国第一部工科《高等微积分》教材。在方程求根及应用数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7．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吴大任 1930年与陈省身以最优等成绩在南开大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1933年夏，在姜立夫的鼓励下，吴大任参加了中英庚款第一届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到英国学习。他本想到剑桥大学攻读，因抵伦敦时间错过了该校入学的时机，改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注册为博士研究生。1937年9月初，吴大任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即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后来长期担任南开大学领导工作与教学工作，著、译数学教材及名著多种。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领域涉及积分几何、非欧几何、微分几何及其应用（齿轮理论）。1981年他任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数学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编委兼几何拓扑学科的副主编以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委员。 8．著名数学家，北大教授，庄圻泰 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34年，熊庆来教授接受庄圻泰为自己的研究生，1936年于该校理科研究所毕业。1938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庄圻泰留任北京大学。此后除继续担任复变函数课程的教学任务外，他还陆续讲过保角变换，拟保角变换，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等专业课。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函数论研究，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上取得重要成果。著有《亚纯函数的奇异方向》，合编《AnalyticFunctionsOfOneCom·plexVariable》(在美国出版) 9．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四川大学校长，柯召 1931年，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1935年，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回国后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任教至今。在这40余年间，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材。其研究领域涉及数论、组合数学与代数学。在二次型、不定方程领域获众多优秀成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0．中央研究院院士，首批学部委员，许宝騄 1929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3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6年许宝騄考取赴英留学，派往伦敦大学学院，在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回国后不久就发现已患肺结核。他长期带病工作，教学科研一直未断，在矩阵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发表了10余篇论文。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中国开创了概率论、数理统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内曼－皮尔逊理论、参数估计理论、多元分析、极限理论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1．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 1932年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时称为“算学系”）。 1936年夏，段学复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留校任助教。1941年8月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近40年。长期从事代数学的研究。在有限群的模表示论特别是指标块及其在有限单群和有限复线性群构造研究中的应用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指导学生用表示论和有限单群分类定理彻底解决了著名的Brauer第39问题、第40问题。在代数李群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合作完成了早期奠基性成果。在有限P群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数学应用于国防科研和国防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2．我国拓扑学的奠基人 江泽涵 毕业于南开大学，1927年参加清华大学留美专科生的考试，考取了那年唯一的学数学的名额，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留学，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1930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做研究助教。1931年起，长期担任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并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曾兼任理学院代理院长。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早年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为该系树立了优良的教学风尚。致力于拓扑学，特别是不动点理论的研究，是我国拓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为美国著名艺术家，从1970～1980年拍摄了不少有争议的单一影象黑白照片，此外，他也拍摄过其它主题为花卉、肖像的作品。
生平经历出生于纽约的梅普勒索普原本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普拉特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与设计，但这个美术学生最终却不敌摄影的魅力，终于放弃原有的专业而专事摄影。梅普勒索普于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在美国当代艺术现场，此时正逢摄影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而受到重新评价之时，而他的形式古典的摄影作品在后现代多元观念的映照下显得非常地投合时尚，因而大受艺术市场的欢迎。梅普勒索普由于正确地把握了艺术与市场、形式与内容等诸多关系，因而在艺术与商业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然而，他的另类生活也终使他的艺术生命为之付出生命，1989年，处于事业顶峰的梅普勒索普死于艾滋病。曼普尔出生在纽约，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三。1970年，他从布鲁克林的艺术学院毕业，开始为杂志社工作，以拍摄静物（主要是花）、肖像和赤裸的男、女人体而闻名，其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明胶银版的黑白照，非常地富有意境。他注重追求摄影的艺术化，在1988年成立的基金会上，他强调说，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将摄影提升到与绘画、雕塑一样的重要地位。80年代初，他举办了一个具有SM色彩的“橡胶皮革男人”展，引来众多争议的同时，也暴露了他私生活方面的“特殊”趣味。但这也启发了很多人的灵感，比如94年昆汀电影《底俗小说》中出现的SM场景。几年后，他“变本加厉”，推出了系列的“黑人人体集”，这对大多数（甚至包括了黑格尔和尼采）认为“黑人毫无美感”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更要命的是，他重点突出了传说中黑人那“完美巨大”的生殖器，让千万的白人深感不安。对此有人评论说：曼普尔将阴茎作为一件艺术品摆在了美国人的脸上。这其中，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有两幅作品，即《穿涤纶装的男人》（《Man in Polyester Suit》）和《戴风帽的男人》（《Hooded Man》），照片上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名字叫Milton Moore，他在照片中并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他硕大的阳具和完美的身躯，在令人想入非非的同时，又教人感觉到恐惧，后面一幅还让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三K党，总之，它们是“色情”与“艺术”的完美混合，似乎在印证或控诉着白人对黑人一贯的“鸡大无脑”之偏见。甚至，连曼普尔本人也曾和朋友探讨过阴茎与智慧的反比关系，真如此，亚洲男人（特别是日本）就可以自豪了，曼普尔认识Moore是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当时他刚从一家SM酒吧走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穿着涤纶西装的Moore，马上惊为天人，在已“阅过万人”以后，他认定Moore就是他苦苦追求的“上帝”。在说服当时还是水兵的后者后，Moore允许曼普尔为他拍照，于是就有了“风华绝代”之《穿涤纶装的男人》。从此，曼普尔就对25岁的Moore充满了催人泪下的爱意，有次，他反复地对一位朋友说他有多么的喜欢Moore，见后者不为所动，他就拿出照片，一边抽泣，一边指着照片上的阴茎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喜欢他了吧？但显然，Moore并没有接受曼普尔对他的这番“情意”，曼普尔死后，Moore曾说：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拍照，他把我当成动物园里的猴子。1986年，曼普尔被检测出感染了HIV，但他并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在三年间，他又拍摄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使他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其中包括了一组他的自拍肖像，详细记录了他与AIDS搏斗的嬗变历程，最后一幅是他紧握着骷髅状的拐杖，隐含着与死神共舞。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曼普尔宣布感染HIV后，他的作品价格一路飙升，平均售价达到了50万美元/每幅。1988年，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旨在资助摄影艺术以及与AIDS相关的医学研究。1989年3月9日，年仅42岁的曼普尔辞世，他的骨灰与母亲葬在了一起，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从没有把我的人生与摄影分开来考虑过，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确实相信有某种完美存在，实际上，我已经成了美的俘虏。”——罗伯特．梅普勒索普从形式上看，美国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勒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摄影风格是非常的古典，而从内容看，他的照片却又常常惊世骇俗。梅普勒索普的摄影终于使人相信，古典的形式趣味与叛逆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相反，能够将这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方才证明一个艺术家的非凡才华。梅普勒索普的摄影题材不外四个方面的内容：人体（主要是男性人体）、花卉、自拍像与名人肖像。无论哪个方面的题材，他都以其特有的精致、雅致与严谨的形式追求使之成为一件摄影艺术的极品。梅普勒索普出道之初，曾与摇滚音乐家帕蒂．史密斯共同生活有年，但当史密斯要与梅普勒索普分手时，他以“要去做同性恋”相威胁，未果。这使他彻底抛弃勒自己需要加以掩饰的过去，走上了一条在人格上不再有所顾忌、不受任何羁绊的不归路。现在，这个同性恋艺术家已经死于艾滋病，但他在照片中释放出来的本属禁忌的情欲，却通过经典的画面获得了某种合法性。面对他形式严谨、内容广泛的摄影表现，人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摄影是一种艺术表现的观念。被称为“黑暗王子”的梅普勒索普与其他摄影家通过努力，使摄影这门相对年轻的视觉表现样式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当代艺术观念方面乘风破浪的急先锋。当然，他队摄影作品完美的不懈追求，也使摄影作品名副其实地具备了一件艺术品的资格。梅普勒索普1946年生于纽约，他从1963年起在普拉特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与雕塑，1970年从该学院毕业。在1972年左右，他开始拍摄作品。1976年他在纽约举办了第一个个展。此后，除了在世界各地举办摄影作品展以外，他也从事电影制作、唱片封套的拍摄等各种活动。他于1989年死于艾滋病。出版的摄影作品集有《黑色男性》（1980）、《丽莎．莱昂女士》（1983）、《某些人：肖像之书》（1985）、《黑书》（1986）等。梅普勒索普:坠入地狱的天使罗伯特．梅普勒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年生于纽约，1963年就学于普拉特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1970年毕业于该校。1976年在纽约举办第一个个展。1989年死于艾滋病。出版的作品有《黑色男性》（1980）、《某些人：肖像之书》（1985）等。初识梅普勒索普是被其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所震撼。他的人体摄影作品多以黑人男性为拍摄对象，黑人全裸的身体被摆在一个圆形或矩形的封闭空间中，展现出一种平衡却富有张力的古典美，肉体的柔软感消失殆尽。他的作品画面简介、线条刚毅、用光精致，所有被纳入其取景框的事物都呈现出无机物的特征。此外，他的照片还涉及对手交、勃起的男性性器官露骨的描写，这些作品不仅仅冲击着人们的感观和还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人体摄影在摄影诞生之初就已存在，即便是那个保守年代里，依然有零星类似于《草地上的午餐》这样男性衣冠楚楚女性却不着一缕的照片流传至今。也有与同性恋相关的摄影作品留名于摄影史，如迷恋美少年的冯．格罗丁就反复地拍摄美少年的肢体。但是梅普勒索普却通过其对完美异常执着的审美情趣颠覆了传统的观看法则，他的作品得到摄影界的认同，男性身体从而被推上被观看的位置，摄影师们拥有了拍摄男性肉体的话语权。他的作品反应出了他的性取向，只有对同性身体存在着深沉的迷恋才能拍出如此震撼的人体作品。对于他是同性恋这个事实他毫不掩饰。对他而言拍摄照片就类似于记录日记，别人看了他的照片就能了解他的私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展示他的私生活，而是他只想拍摄好照片。让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其对完美的艺术形式坚持不懈的追求更是他直面死亡的态度。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其自拍照窥见一斑。梅普勒索普是个极度自恋的人，当然他有自恋的本钱，因为他有着出色的相貌和如太阳神般健美的身躯。在早期，他的自拍作品虽然主题不太一样，有的展现了其初入社会的彷徨，有的记录了其无病呻吟的忧郁，有的则表现其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虽然这些照片的画面都极具感染力但是基本上都是肤浅的自我记录。而在1986年他患上艾滋病之后，他的照片开始呈现出对生命和死亡的探索。虽然身体的状况每况愈下，但是他依然坚持用相机来关注自己。这是种可怕的镇静，仿佛他只是在观看另一个生命的走向死亡过程。骷髅图案这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最有名就是这副他手持骷髅权杖直视镜头的照片。这种并列的视觉语言告诉我们他已经有了面对死亡的觉悟。画面中的他虽然憔悴却依然英俊，而长时间凝视这副照片我们感觉不到死亡的阴影反而感觉到死神同其合而为一的威慑力。梅普勒索普至死都坚持着其法西斯美学般的审美观。梅普勒索普，我把他称为坠入地狱的天使，他有着天使般的美貌，但他却生错了年代，艾滋病夺走了他的生命。艾滋病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太多思想家艺术家在这个年代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回顾Robert Mapplethorpe从今年7月29日到11月5日,苏格兰国家现代艺术长廊(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将举办Robert Mapplethorpe的个人回顾展.这是在苏格兰举行的首个Robert Mapplethorpe纪念个展,也是英国近十年来的首次.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两性裸体素描,以及他对同性恋,SM的独特描写闻名卓著,他的大胆探索成为了当时性解放运动的一个典例.在距离他辞世15周年的今天,我们是时候回顾他的一系列名作.肖像画是一个重点,以艺术家,作家,明星和社会名流作为对象,即使他创作下的花也有”纽约之花”之名,都成了最独特最有代表性的形象.Mapplethorpe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传统价值和地位看得很重要.他会从整体上去展现一些美的人和物,用灯光衬托出最好的形象,平衡点和对称性.在同性恋得到社会的日益重视, Mapplethorpe也会将作品的注意力放在美,性爱和死亡这个永恒的生命话题上.提到经典专辑封面，Patti Smith的首张专辑Horses一定榜上有名。这张率性、自然、充满中性魅力的照片正是出自Robert Mapplethorpe之手。Robert生於1946年的纽约，20多岁才开始从事摄影工作。最早他想成为音乐家，後来於布鲁克林的Pratt Institute学画，受到友人影响开始玩起相机与图像拼贴。1970年，摄影开始被视为精致艺术，并在市场快速崛起；同时间，庞克运动与同志文化也蓬勃发展。Robert就在这个时机遇到Patti Smith，并担任起她的摄影师。如果生於17世纪，我会成为一位雕塑家 Robert说，但相机技术的便利帮他省去许多麻烦。他的摄影以裸体与静物著称，简练的线条充满古典气息。古根汉美术馆将他的作品与十六世纪晚期的矫饰主义(Mannerism，比巴洛克还疯狂的繁复华丽)并列展出，呈现古典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对话。Robert Mapplethorpe的作品让我想起Edward Weston，同样表现身体与静物线条的美国摄影师。Edward取材的对象以女性为主，光影表现较柔软；Robert的线条锐利、反差大，男性模特儿往往以违反人体工学的姿态，呈现古希腊时期的力与美。其中一系列作品是将结实的黑人男子置於圆型空间里，彷佛是达文西的黄金比例延伸到真实场景(其实我不晓得该定义照片为二度还是三度空间、真实或虚幻场景)。另一系列令我驻足的照片是他的自拍像，神态像极了David Bowie。Robert Mapplethorpe的作品有许多同志意象，在当时颇具争议性。1989 年，辛辛那提艺术中心的馆长即因展出他的作品而被起诉。此一事件後来被拍成电影Dirty Pictures。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控诉当然很可笑(否则不就轮到古根汉馆长倒大楣？)。摄影发明以来，拍摄裸体闻名的摄影师不可胜数：前面提到的Edward Weston、德国的Helmut Newton、日本的荒木经维、台湾也有王志伟等人。不论是专业摄影或业余作品，裸体作为艺术/商业/政治语汇，在中外早已司空见惯，其中涉及窥视、意淫的内在动机与权力位置，相关论述在西方世界也已经讨论了几十年(议题之庞大当然也不是我所能谈的)。女权主义者或文化评论家，总是能从蛛丝马迹中看见侵犯与被害的相对位置(摄影者vs.被摄者或读者vs.作品)，但对我而言，无论男体或女体的展现，自己都是个视觉受惠者，一切无关性向也无关道德，只有美或不美的区别。然而，美感与快感往往是纠结不清的，我无法伪善地宣称欲望与艺术是何等清楚地划分界线；也无法细究作者的创作脉落，并予以道德批判－既然欲念被定义为不道德，不道德的读者又有什么立场去批判？但道德与性别政治问题之所以再三提及，正因为全世界的裸体影像中，充斥著大量男性摄影师的女体作品。所幸，Robert Mapplethorpe大多拍摄男体，甚至有多幅阳具的特写，倒是让人想知道男性读者的观感。风中镜 历历专栏之三爱、青春、照相薄我毕业的摄影系做了一个20周年的通讯录，前几天我收到了一本。通讯录按照年份和班级排列，每个人拥有一张小小的大头照，以及旁边罗列的姓名、电话、地址等信息。这些陌生或熟悉的师兄妹和师姐弟，包括我自己，一下子从全国乃至全球集中于此，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文本。影像档案，这个社会学常常使用的词汇，这个摄影纪实性的基本应用，终于也被教授或学习摄影的我们使用了一把。这些大头照一律黑白印刷，从1985年到今天，这些去掉颜色的照片显现出不约而同的朴素的历史感，时代或时尚的东西似乎被抹掉了许多，每张照片都痛痛快快的进入了一种叫做回忆的气氛之中。的确，这本照片集里的同学们，每个人的回忆都折射着别人的回忆，记忆交错着，可能又滋生出新的故事。有怕短的友谊，有怕长的爱情，也有终结了爱情的人们，或履行婚姻，或独走天涯。还有同处一个城市而老死不再往来的那种，比如我们生活的这些荒凉的城市，比如扪心自问过去那些同样荒凉的爱情。 然而我们还没有看破或看透，因为我们走得路还不够长，人生应该还会有很多可能。20年，可以让同学录上少许人的名字加上小框框，但生命的大树枝繁叶茂，花飞鸟鸣，我们的精彩人生有待至少另一个20年后再回顾。我们也许应该先看看别人的故事。 让我们跨过时空，把回忆的长镜头转到196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区，20多岁的Robert Mapplethorpe遇到了和他同龄的女孩Patti Smith，前者是一个学习绘画和雕塑的学生，后者则是一边打工一边写诗唱歌的摇滚青年。他们有一段不算短的同居生活，Robert Mapplethorpe曾经给了Patti Smith一个结婚戒指，并告诉他的父母他们已经结了婚。他们后来生活在艺术家和音乐人汇集的曼哈顿，Mapplethorpe开始用摄影做作品，Smith则尝试组建乐队登台演出。1975年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Smith发表了首张代表70年代纽约地下摇滚旗舰的专辑《horses》，Mapplethorpe也因为拍摄这张唱片的封面照片而引人注目。从此，他们开始出名了。然而，Robert Mapplethorpe是一个有同性性取向的英俊男人，七十年代初，他通过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馆长结识了艺术品收藏家Sam Wagstaff，后者成为他毕生的资助者和爱人。1980年，Patti Smith离开纽约并嫁给了一个乐队吉他手，夫妻二人隐姓埋名，退出摇滚乐坛。他们都让对方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却恰好成就了一生的友情。Mapplethorpe终生都在为Patti Smith拍摄肖像和唱片封面，从Smith以朋克音乐先驱者的姿态活跃于纽约，到她心情寡淡的在底特律家中做贤妻良母，再到1988年以后的复出，照片中的Smith让我们看到了Mapplethorpe在自身多元性取向的背景下微妙而美好的性别视点。 后来，Robert Mapplethorpe在1989年死于艾滋病，据说他和他拍过的男人中75%有性关系，他的这些情人们大都死于同样的病，包括那个艺术品收藏家也早几年离他而去。1994年，Patti Smith也永远失去了她的丈夫。 当我把注视重新放回到我手边的这本照相薄上，我发现时间并没有因回忆而停滞。青春就像我们喜欢的那条牛仔裤，版型漂亮，穿着频繁，可惜掉色。还好，因为有影像，我们记得那种青春的靛蓝色。
罗伯特·科赫（1843-1910），英文名Robert Koch，是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是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科赫对医学事业所作出开拓性贡献，也使他成为在世界医学领域中令德国人骄傲无比的泰斗巨匠。
最早发现细胞并将其命名为cell的学者是英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
细胞的发现得益于光学显微镜的研制和发展。第一台显微镜是荷兰眼镜商詹森(Hans Janssen)在1604年发明的。 1665年，英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用自己设计并制造的显微镜观察栎树软木塞切片时发现其中有许多小室，状如蜂窝，称为“cella”，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细胞，不过，胡克发现的只是死的细胞壁。
胡克的发现对细胞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后，生物学家就用“cell”一词来描述生物体的基本结构。胡克将他对各种物体的观察结果汇集成册，编写出版了《显微图集》一书，其中收集的就有著名的软木切片细胞图。1674年，荷兰布商列文·虎克(Antonie vanLeeuwenhoek, 1632～1723)为了检查布的质量，亲自磨制透镜，装配了高倍显微镜（300倍左右），并观察到了血细胞、池塘水滴中的原生动物、人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精子，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完整的活细胞。列文·虎克把他的观察结果写信报告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充分肯定，并很快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列文·虎克的一生致力于在微观世界中探索，发表论文402篇，其中《列文·虎克发现的自然界的秘密》是人类关于微生物研究的最早专著。
罗伯特·爱德华兹 (Robert G. Edwards)， 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生理学家，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1948年毕业于北威尔士大学农业和动物学专业;19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动物基因研究生学位;1956年至1978年从事生殖生理学研究，并成功使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83年至1984年创立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研究会，并创办《人类生殖》杂志;2001年，由于在人类不育症治疗领域的突出成就，获得美国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因创立了体外受精技术独享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罗伯特·爱德华兹1925年出生于英格兰曼彻斯特。二战中服完兵役后，他进入威尔士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学习生物学，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内容为小鼠胚胎发育。1958年他成为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开始了对人类授精过程的研究。从1963年开始，爱德华兹相继在剑桥大学和Bourn Hall诊所(世界首个试管授精中心)工作。Bourn Hall由爱德华兹和Patrick Steptoe所建立，爱德华兹担任其研究主任多年。爱德华兹同时还是授精研究领域多本顶尖期刊的编辑。爱德华兹目前是剑桥大学名誉退休教授。因为在人类试管授精(IVF)疗法上的卓越贡献，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贡献使治疗不育症成为可能，包括全球超过10%的夫妇在内的人类因此获益匪浅。早在1950年，爱德华兹就认为IVF可以有助不育症的治疗。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人类受精的重要原理，并成功实现人类卵细胞在试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细胞培养皿)中受精。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就是对爱德华兹的不懈努力的最好表彰。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将IVF进行改良，并将其与世界分享。到目前为止，因为IVF而得以出生的人大约有四百万，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年，甚至有的已为人父母了。在罗伯特?爱德华兹的引领下，对IVF疗法的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一门新医学领域也由此诞生。他的贡献代表着现代医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2010年10月4日，梵蒂冈猛烈抨击今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试管婴儿之父”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斥诺贝尔医学奖评审机构作出有关决定“不恰当”。代表教廷响应医学道德问题的宗座生命学院院长鲍拉(Ignacio Carrasco de Paula)周一向意大利通讯社ANSA指出：“我肯定选择爱德华兹为得主是完全不恰当。”鲍拉称：“没有爱德华兹，世上便没有售卖数以百万卵细胞的市场，也没有大量放满胚胎的冷冻库。”他续称：“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些胚胎会植入子宫内，但他们最有可能的下场却是遭弃置或死亡，这个问题要由新出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负责。”不过，在鲍拉接受ANSA访问的文字记录中，鲍拉的谈话内容显然经大幅修改，语调温和。文字记录显示，爱德华兹获奖是令人理解，这位科学家不应受到低估；文字记录还强调，鲍拉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教廷向来将体外受精视为不道德，因在有关过程中，有大量胚胎遭弃置。总部设于梵蒂冈的国际天主教健康照护联盟发表声明指，他们对爱德华兹获奖感到“惊愕”。 “我常被人们称为疯子”爱德华兹二战后先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生物学，于1955年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58年，爱德华兹进入英国医学研究院，开始在生殖医学领域的研究。从1963年起，爱德华兹开始在剑桥大学供职，并与帕特里克·斯特普托研发出体外受精技术。基于这一技术，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出生，其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随着路易斯·布朗的健康成长，并为人妻、为人母，人们看到了体外受精技术的巨大贡献。“我常被人们称为疯子，没人愿意在伦理方面冒险。许多人对我说，那些孩子（试管婴儿）不会正常发育的。”罗伯特·爱德华兹许多年前曾对媒体说。
一、是英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
二、拓展：
细胞的发现得益于光学显微镜的研制和发展。第一台显微镜是荷兰眼镜商詹森(Hans Janssen)在1604年发明的。
1665年，英国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用自己设计并制造的显微镜观察栎树软木塞切片时发现其中有许多小室，状如蜂窝，称为“cella”，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细胞，不过，胡克发现的只是死的细胞壁。
胡克的发现对细胞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后，生物学家就用“cell”一词来描述生物体的基本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跨入了设计时代,设计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世界经济正由“物的经济”向“知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设计时代意味着附加值的时代。 无论是历史上的工艺珍品,或是今天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商品,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精心加工的,并具有高附加价值。可见,设计与附加价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设计是创造附加价值的重要武器。新的产业革命已把设计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了。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罗伯特·海斯说过:“15年前企业是在价格上相互竞争,今天是在质量上相互竞争,而明天则是在设计上相互竞争。”通俗地讲,设计就是运用科技、经济、文化、艺术等知识为产品“包装”一个新面孔,创造出全新的、适应不同消费者心理的商品形象。 设计是一种利用知识、智慧进行的密集型创造性活动。它不同于物质材料,商品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可以测定出数据,设计是无法量化的价值,如商品的精神功能,带给人形、色、装饰、肌理等感觉上的满足等,都是很难测量的。所以,设计作品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设计能产生附加价值。优秀的设计,附加价值高;劣质的设计,附加价值低,甚至没有。例如,同样是领带,著名设计师制作的领带可以卖近千元一条,而一般机制的只有几十元一条。高水平的设计与高技术的结合必能产生高附加值。 改善产品设计也能提高附加值。产品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市场消费愿望,对已有产品在外观、性能、辅助设施等方面重新规划和考虑。它并不需要科技有多大突破,而是利用现有工艺手段就可进行。有些产品甚至只需做很小的改动,就可身价大增。以生产运动装闻名的瑞伯公司设计出一种篮球鞋,考虑到投篮人脚踝骨易受伤,因而设计出一种可充气的、富有弹性的鞋舌。这种鞋舌又长又厚,本来很显笨拙,但聪明的设计者在其外面加上一个橙黄篮球形状凸形标志,这种既美观醒目,又安全实用的篮球鞋,使瑞伯公司大获其利,连赫赫有名的耐克公司也甘拜下风。 改进产品包装装潢设计是提高附加值最卓有成效的途径。产品的价值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产品的实用价值即产品的质量;另一部分是通过包装设计所传达出的品牌与产品卖点价值。好的包装设计不仅能最有效地传播产品信息,使顾客了解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更能提升产品的心理价值,使顾客能通过包装设计所传递的信息暗示他能获得许多非产品的价值。 这种附加值的创造是通过图形、品牌暗示引导消费者的心理感受来实现的。例如有的商品包装设计成独特的式样、跳眼的色彩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或在包装内放置附赠品,或设计精湛标签等增加商品的追加价值或收藏价值。消费者很乐意接受这种追加价值,这种设计使消费者能通过商品包装得到商品的独特性而获得某种心理、情感的满足,从而影响消费购买和使用产品。比如化妆品市场,包装能够把枯燥的化工产品变成灵丹妙药。
豪斯在企业管理和学术研究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了五部著作。其中以1976年出版的《管理过程及组织行为》(与艾伦·菲利、斯蒂芬·克尔合著)最为出名，被许多院校采用作为教科书。此外，他还兼任美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和美国心理学会特别会员，是《管理科学院评论》、《加拿大行为科学》与 《组织行为学教学杂志》等刊物的编委。豪斯于1971年在《行政科学季刊》上发表了《有关领导效率的目标-途径理论》一文，后来，他又与米切尔合作，于1974年秋发表了《关于领导方式的目标-途径理论》(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这两篇文章在管理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90年代中期，豪斯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学界普遍认为，在各种领导理论中，豪斯和米切尔的目标-途径理论的学理性是较强的，影响也是较大的
芯片是由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二人共同研发的。
美国物理学家，集成电路的两位发明人之一（另一位是罗伯特·诺伊斯），德州仪器的工程师，其于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JK正反器即以其名字命名。
生平
1998年首次到台湾访问，并获得国立交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5年6月20日因癌症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诺顿·诺伊斯，是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有“硅谷市长”或“硅谷之父”的绰号。诺伊斯也是电子器件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他的发明对个人电脑的普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生平
罗伯特·诺伊斯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东南的伯灵顿镇，排行老三。父亲是教堂的牧师，因此小时候的罗伯特跟随家人四处迁移，8岁时，搬往迪科拉，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地下室工作间里。中学毕业后入读格林内尔学院，修读物理、数学两个专业，物理系主任G·O·伽尔在课堂上出示了约翰·巴丁发明的晶体三极管，引起诺伊斯的极大兴趣。
诺伊斯在学校是游泳选手，并且在1947年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游泳锦标赛上夺冠。他还会演奏双簧管，并在当地电台表演连续剧。195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绝缘体表面状态的光电研究”。毕业后3年在费尔科公司工作。
1956年初，科学家威廉·肖克利决定创办半导体公司，诺伊斯决定追随其成就一番大事业，由于工作人员都是博士，被称为“博士生产线”。1957年，诺伊斯不满肖克利的专制管理体制，与摩尔等8人集体辞职，在风险投资商Arthur Rock和Sherman Fairchild的资助下，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被肖克利称为“8个叛徒”。
1959年1月，诺伊斯写出打造积体电路的方案，开始进行研发，利用一层氧化膜作为半导体的绝缘层，制作出铝条连线，使元件和导线合成一体。不过这时德州仪器（TI）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已经制成积体电路，但他的设计不实际。同年7月30日，仙童提出“半导体器件——连线结构”（美国专利第2,981,877号 ）的专利申请，至于基尔比的专利直到1964年6月23日才被批准。1969年法院判决，诺伊斯和基尔比发明的集成电路不存在侵权问题，两专利都有效。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195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决定把人类送上月球。阿波罗航天飞机选用诺伊斯的积体电路。
1968年8月，诺伊斯与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葛洛夫（Andrew Grove）一起辞职，创立英特尔（Integrated Electronics）。诺伊斯开创了没有墙壁的隔间办公室新格局。1971年11月，Intel 4004微处理器芯片问世。罗伯特·诺伊斯更是被称为“硅谷市长”。
诺伊斯兴趣广泛。他喜欢潜水、滑雪，还会驾驶飞机。1990年6月3日，诺伊斯因游泳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享年62岁。
在我国的历史上，一共是由两位科学家发明了芯片，他们分别是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
第1个研究出来集成电路的人是杰克·基尔，然后他完成的时间是在1958年，而且当时只是研发出来了一个雏形。
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平衡计分卡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它的发明者之一、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卡普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会计学者，他曾发明了会计中著名的作业成本法(ABC)。作为会计学教授，卡普兰深谙用财务数据来反映企业价值创造成果的局限性：这些基于过去活动的数据，既有欺性，又非常片面，它忽略了所有不能进行财务量化的重要方面。 比如说，两个CEO，一个当年为公司获取了1000万的利润增长；而另一位的业绩反映在当年财务报告上却不甚乐观，利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1200万元。这样看来，似乎第一个CEO绩效更好。这是单纯进行财务业绩的考量带给人的错误导向，它抹杀了公司经营中其他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实际情况是第一个CEO为了在退休前最后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解散了公司一个大有前途的新兴事业部，变卖了他们的办公大楼，从而多获得了2000万的营业外收入；而第二个CEO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市场深耕，不但新开了10个区域分公司，市场份额增幅达到20％，还争取到了200万的新客户，这一年的投入很大，利润自然减少，但对未来却大有裨益。因此说来，哪个才是真正的优秀CEO呢？ 这个小例子也许会让今天的资深管理者们觉得小儿科，但是它是人们在尝试摆脱单纯以财务指标反映企业价值的局限时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一个微小缩影。 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只能衡量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工业时代，注重财务指标的管理方法尚且适用；但在信息社会里，当无形资产的价值越来越超过有形资产时，单以会计核算来反映企业绩效的弊端就日益明显。 一个公司必须通过在客户、供应商、员工、组织流程、技术和革新等方面的投资，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化的平衡过程，因此，任何单一的、粗暴的评价方式都会产生不当的错误导向。因此，基于对企业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企业不再仅仅作为追求利润的主体，而是一个向客户、股东、员工、社区乃至社会提供价值的主体，追求财务、客户、内部流程，以及组织学习和成长的四维平衡成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1992年，卡普兰和他的合作者大卫·诺顿发表了他们第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平衡计分卡：驱动业绩的评价指标》，标志着平衡计分卡的诞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平衡计分卡都只是一个衡量组织绩效的工具。而从1996年平衡计分卡被引入中国开始，在实际应用中它也一直作为绩效管理工具，但是不与战略挂钩，这样的绩效评价就成了无的放矢。 随着在实践中对平衡计分卡的理念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从他们的第一本专著《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开始，卡普兰和诺顿逐渐把平衡计分卡发展成为战略管理工具，因为高绩效只是成功实施战略的结果，从源头进行管理才能真正解决组织的问题。 平衡计分法在四个方面纠正了单向度考核的失衡，它取得了外部和内部、所要求的成果和这些成果的执行动因、定量和定性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让企业从单一的追求利润转化为真正地关注组织的成长，这也正是企业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 虽然平衡计分卡有诸多优点，从实践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并不是一个“易用”的工具。 比如，平衡计分卡中的一些条目是很难描述清楚或者衡量出来的，建立非财务指标就是一个这样的难题。当组织战略或结构变更的时候，平衡计分卡也应当随之重新调整。同时，保持平衡计分卡实时更新与有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平衡计分卡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很难去执行。一份典型的平衡计分卡需要5～6个月去执行，另外还需几个月去调整结构，使其规则化。从而总的开发时间经常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尽管管理者通常明白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与财务表现之间的联系，平衡计分卡却不能指导管理者怎样才能提高绩效，从而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教授简介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席、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欧元之父”。 罗伯特·蒙代尔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Bologna (意大利)中心任教。自1966年至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期刊》的编辑；他还是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学暑期教授。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蒙代尔教授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广泛讲学。他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1970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的顾问；他还是1972-3年度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统一欧洲货币的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自1964年至1978年，他担任Bellagio-Princeton国际货币改革研究小组成员；自1971年至1987年，他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文章。于1997年，蒙代尔教授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于1999年参与创建了世界经理人集团，2002年起担任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席。 蒙代尔教授撰写的著作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蒙特利尔：加拿大私营规划协会，1965年）；《人类与经济学》（纽约：McGraw-Hill，1968年）；《国际经济学》（纽约：Macmillan，1968年）；《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加利福尼亚，Pacific Palisades：Goodyear，1971年）；《新国际货币制度》（与J. J. Polak共同编写）（1977年）；《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历程》（与Jack Kemp共同编写）（1983年）。其合编的著作包括：《全球失衡》（1990年）；《债务、赤字和经济状况》（1991年）；《建设新欧洲》（与M. Baldassarri共同编写）（199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与M. Guitian共同编写）（1996年）；《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与A. Clesse共同编写）（2000年）。 补充： 蒙代尔 教授于1965年在 普林斯顿大学 发表Frank Graham纪念演讲，1974年在 剑桥大学 发表Marshall演讲，1998年发表Ohlin演讲，2000年发表Robbins纪念演讲。1983年，他获得法国 参议院 的JcaquesRueff奖章和奖金；1997年，他被评为 美国经济 协会的杰出会员；199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蒙代尔教授获得了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好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教授职位。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 转型 经济学的文章。1997年，蒙代尔教授参与创立了《 Zagreb 经济学杂志》。 蒙代尔教授撰写的著作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蒙特利尔：加拿大私营规划协会，1965年）；《人类与经济学》（纽约：McGraw-Hill，1968年）；《国际经济学》（纽约：Macmillan，1968年）；《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加利福尼亚，Pacific Palisades：Goodyear，1971年）；《新国际货币制度》（与J. J. Polak共同编写）（1977年）；《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历程》（与Jack Kemp共同编写）（1983年）。 其合编的著作包括：《全球失衡》（1990年）；《债务、赤字和经济状况》（1991年）；《建设新欧洲》（与M. Baldassarri共同编写）（199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与M. Guitian共同编写）（1996年）；《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与A. Clesse共同编写）（2000年）。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世界上最出名的20篇经典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1.《生产理论》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着2.《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着3.《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西蒙·库兹涅茨着4.《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 F.莫迪利亚尼与M.H.米勒着5.《最优货币区理论》 罗伯特·蒙代尔着6.《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 肯尼斯·阿罗着7.《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 彼得·戴蒙德着8.《货币政策的作用》 米尔顿·弗里德曼着9.《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