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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实验室
主要研究方向：大陆科学钻探（板块会聚边界动力学；现代地壳作用）；中国巨型超高压变质带及南北板块汇聚；青藏高原的地体拼合及碰撞动力学。
2014年度同位素热年代学实验室（氩—氩年代学实验室和（U-Th）/He年代学实验室）承担了同位素测年实验技术方法研究和地质应用研究项目多项，其中：地调项目1项、公益性行业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项，结题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1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8篇，其中国际SCI检索论文2篇，国内SCI检索论文3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3篇。
重要成果
金属矿床勘查急需的同位素测年技术方法研究初步建立了单颗粒锆石氦气提取和净化实验流程、含超细矿物样品Ar气提取—净化—质谱分析实验流程，4He分析精度优于千分之五，40Ar峰值质谱测量精度最高可达十万分之五。（U-Th）/He低温热年代学技术在含油气盆地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表明（U-Th）/He低温热年代学技术在油气勘探中具有可观的应用潜力，相关成果已经在《Tectonophysics》上发表。西准噶尔晚石炭世洋脊俯冲过程研究，厘定出特殊岩墙组合（320～290Ma），结合同期其他特殊岩石组合，指示西准噶尔地区晚石炭世为伸展、高热环境，与新生代环太平洋俯冲带内洋脊俯冲环境下形成的岩浆岩组合相一致，西准噶尔地区晚石炭世同时出现的上述特殊岩浆岩组合为洋脊俯冲的产物，同时提出洋脊俯冲在西准噶尔乃至中亚造山带的大陆地壳生长、铜金成矿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地学期刊《Gondwana Research》等公开发表。南天山洋古生代期间俯冲作用过程研究初步认为塔里木板块北缘至少在志留纪时期已由被动大陆边缘转变成活动大陆边缘，中泥盆世开始又转变为被动大陆边缘；早古生代阶段南天山洋的演化以双向俯冲为主，向南为短期、脉冲式或间歇式的正常高角度俯冲过程，至中泥盆世结束；向北则为长期、多阶段性的俯冲。同位素热年代学实验室完成了纳诺帕高真空熔样炉的改造、气体净化系统的改造和验收、配置了偏光立体显微镜。
库车盆地单样品（上1）及多样品（上2）热演化史模拟（QTQt软件模拟）
库车盆地热史、生烃史演化（依南2井）
库车盆地吐孜洛克气田油气成藏事件图
2.国土资源部地层与古生物重点实验室
主要研究方向：立足于地球科学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发展地层与古生物学重大基础理论，解决国土资源调查中的关键地层古生物问题，建立和完善新的技术方法体系；开展生命早期演化过程、生物更替与地质环境变迁、重要地层断代对比等基础研究。
截至2014年底，实验室共有在职人员19人，其中研究员7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3人）、正高 1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后4人。承担地调计划项目1项“全国重要区域地层系统与关键生物群系统演化调查”，新开项目3项、续作项目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其中面上基金2项，青年基金3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28篇。邀请国外专家做学术报告1人次、出国主持或参加学术会议2人次，参加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学术会议约30人次并做报告约20人次。
重要成果
最新发现喀左甲龙类化石和建昌奔龙类化石；在辽西建昌义县组地层中发现朝阳喜水龙化石群；新确立甘肃鸟属新种——甄氏甘肃鸟，为研究中生代鸟类分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初步提出峡东地区埃迪卡拉纪年代地层划分方案，建立了目前全球最为完整的单剖面埃迪卡系碳同位素变化曲线及疑源类生物地层；“江南造山带”板溪群和冷家溪群SHRIMP U-Pb同位素年代地层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为武陵运动和四堡运动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证据；在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晚泥盆世—早石炭世菊石动物群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建立7个菊石组合带，与西欧同时代地层可对比，在西准识别出Hangenberg及Annulata地质事件；根据小壳类化石的研究提出早寒武世镇巴—房县地块生物古地理的新认识，是独立地台而不是扬子板块边缘；通过牙形石研究在革吉县文布当桑地区发现二叠—三叠系界线剖面；在贵州铜仁首次发现圆盘状完整的似Kulingia碳膜化石，可以对比国外伊迪卡拉纪广泛出现的盘状印痕化石，对重新厘定其生物属性和国内外地层对比意义重大；在措勤盆地东缘班戈县保吉乡地区新发现含有沥青脉的上侏罗统礁滩相地层，这是继海相上二叠统和三叠系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地层发现，极大提升了措勤盆地的油气勘探的价值和地位。
建昌奔龙类化石
甄氏甘肃鸟化石
措勤盆地东缘班戈县保吉乡地区上二叠统和下三叠统地层接触界面
3. 国土资源部深部探测与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定位：发展深部探测技术，进行地球深部结构探测与地球动力学研究，为资源勘查、防灾减灾及地学理论创新提供科技支撑，其特色与优势在于运用深部探测技术集成，开展重要构造单元、成矿区的深部结构精细探测，建立自地表至地幔的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模型。
2014年，承担各类项目26项，其中国家专项1项，“973”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2项、面上基金项目5项、青年基金项目6项，5个公益类行业科研专项，7个地调项目。发表SCI检索论文23篇，其中国际SCI检索论文9篇，国内SCI检索论文4篇，核心期刊论文10篇。
依托已有项目经费设立了8项开放项目，累计经费达500万元。培养博士后4人、博士生7人、硕士6人。引进中美联合培养博士后郭晓玉归国工作，聘请澳大利亚Mckay Brooke Resources 矿业公司高级地质师Zhuwei Jiang为客座研究员、高级访问学者。
重要成果
“深地震反射剖面探测实验与地壳结构”项目，完成了深地震反射剖面数据采集实验4552 千米和数据处理实验4952千米，大幅度提高我国深地震反射剖面探测工作程度。首次获得青藏高原腹地巨厚地壳精细结构与连续展布的深反射Moho，为青藏高原地球动力学研究提供新的约束；建立了青藏高原东缘地壳块体侧向挤压高角度仰冲变形的动力学模型；获得青藏高原正以地壳尺度低角度逆冲作用向北部外围克拉通扩展，已经越过青藏高原北边界海原断裂的反射地震学证据；发现四川盆地下古老的俯冲构造，为恢复扬子克拉通形成、再造华南大陆复杂构造格局，提供出重要证据；解释了古亚洲洋沿索伦缝合带关闭、陆陆碰撞和碰撞后地壳增生的深部过程；发现松辽盆地处于两个板块汇聚作用的中心，提出松辽盆地的形成受到蒙古—鄂霍茨克洋和太平洋板块的汇聚影响。
“宽频带地震观测实验与壳幔速度研究”项目完成宽频地震观测实验剖面13条，共计599个台（点），获取连续记录波形数据4532.6 GB。根据接收函数获得我国大陆Moho深度和地壳平均Vp/Vs比值，通过走时层析成像方法获取了P波速度模型和Sv波速度模型以及我国大陆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制作深部探测技术与成果科普视频一部，科普读物5册。
深地震反射剖面发现四川盆地下古老的俯冲构造
宽频带观测发现华南大陆沿海带地壳与岩石圈厚度均减薄
4. 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
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进展汇报会
第十二届全国矿床会议
定位及研究方向：紧密围绕国家目标和经济社会需求，研究成矿作用过程和成矿背景，发展矿床成矿理论；开展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发展区域成矿理论，进行区域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成矿远景区划；研究解决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研发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的新技术、新方法；开展大型典型矿床的勘查示范研究；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顺利换届。面向国家建设，增设矿产资源战略研究新方向，为国家矿产资源宏观决策提供支撑。成功举办重点实验室进展汇报会，成果得到专家高度评价，并被推荐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功举办了第十四届国际矿床成因协会大会，第十二届全国矿床会议（矿床学界最大的一次盛会，与会代表千余人）。
毛景文任国际经济地质学家协会理事，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该组织任职，并应邀出任《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副主编；程彦博博士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稀缺金属委员会秘书长。
发表SCI检索论文69篇，其中国际SCI检索论文40篇，国内核心论文116篇，出版专著7部；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
实验室科学家基于理论创新，与地勘队伍和矿业公司密切合作，推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在川西甲基卡矿山外围探明了60万吨锂矿，达到超大型规模；在西藏甲玛矿区外围的逆掩断层之下发现和探明大型富铜矿体；在新疆东准琼河坝预测探明隐伏大型铜铁金矿；在滇西北衙金矿增储黄金80吨；2003年实验室科技人员在豫西鱼库铅锌矿坑道内发现的矽卡岩型钼矿化，迄今已经探明为一个具有80万吨储量的超大型矿床。
5.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主要研究方向：盐湖与盐类矿产的成矿规律、资源评价和综合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盐湖（湖泊）环境与全球变化研究；盐湖农业、盐湖生态与健康研究。
2014年，共承担项目2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973”课题3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1项，“钾盐资源调查评价”地调计划项目1项，承担地调工作项目9项，其他项目3项，经费2700万元。发表论文44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9篇，会议论文22篇。出版专著1部，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
在柴达木盆地西部阿尔金山前、塔里木库车凹陷、四川盆地、滇西南勐野井等取得找钾突破。“科技引领钾盐找矿突破取得重要进展”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
“科技引领钾盐找矿突破取得重要进展”获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
国际盐湖会议专家在考察运城盐湖时体验古代铲盐工艺
承办了第十二届国际盐湖会议。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以色列、巴西、伊朗、克罗地亚、埃及、西班牙、阿根廷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200多名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未来盐湖—全球可持续性研究与发展”这一深刻而长远的主题展开探讨，对全球变化与盐湖记录、盐湖生态与生物资源、盐类地质学与资源勘查及盐类化工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共同为盐湖未来的科学研究、资源综合利用及保护建言献策。会后还组织了青海盐湖和山西运城盐湖地质考察。
承办第12届国际盐湖会议
6. 国土资源部新构造运动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主要从事新构造与活动断裂、重大地质灾害形成机理与成灾模式研究，探索重大地质灾害预测评价理论与技术方法，建立活动构造与地质灾害减灾防灾科技交流平台和研究基地，为国家减灾防灾战略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目前已初步形成新构造运动—构造地貌—活动断裂—地震地质—现今构造应力场—区域地壳稳定性—重大地质灾害成灾模式与风险控制系统研究特色和平台。
2014年，主持中国地质调查局工程1项，项目3项，子项目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项，科技支撑项目4项，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5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7项，海保工程项目4项，横向项目16项；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56人次；出国合作交流3批6人次；举办7次学术沙龙活动；邀请国外专家来访3批38人次。发表论文82篇，其中SCI检索论文22篇，EI检索论文11篇，核心期刊论文29篇，出版专著3部，获批国家专利4项。实现我国远海海域第一次深孔地应力测量——三沙石岛西科1A井千米深孔地应力测量；研发工程滑坡灾害快速评估方法，提出了地震扰动区泥石流早期预警指标体系。
西科1A井千米深孔地应力测量现场
张永双研究员参加IAEG2014会议
蔡家坡工程扰动区滑坡活动强度及危险性评估图
7.国土资源部古地磁与古构造重建重点实验室
古地磁实验室是1963年在李四光教授亲自指导下创建的国内第一家古地磁实验室。研究方向：继承与发扬李四光先生地质力学理论，应用古地磁学方法，结合野外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等多学科交叉为手段，继续深入研究古构造重建、古环境重塑、典型地层磁性定年以等基础地质问题。
2014年1月召开了实验室学术年会，会议分别由地质力学研究所马寅生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郑绵平院士主持。实验室主任杨振宇研究员首先就实验室的工作进展做了总结，对一年来实验室在发展和古地磁学等领域做出的研究成果上作了回顾和梳理，并对实验室的工作环境和运行管理机制进行了详细汇报。
重要成果
阿拉善地块前中生代构造归属新认识：对河西走廊带—阿拉善地块中晚泥盆世—早中三叠世沉积地层进行了碎屑锆石U-Pb同位素测年、Hf同位素分析和古地磁研究，指示阿拉善地块在晚古生代很可能不是华北地块的组成部分。该项成果对华北地块构造格局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
野外考察华南板块前寒武莲坨组地层顶部
野外工作
实验室年会和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
8.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定位及研究方向：以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以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生态地球化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体，以促进人类生态地球化学良好环境，促进和谐科学发展为宗旨，建立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生态地球化学实验室。拥有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团队和生态地球化学研究技术支持团队。
2014年共发表论文25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7篇。获授权专利1项。
重要成果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金属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地球化学工程控制修复技术开发与示范》，在材料开发、工艺流程和修复机理等关键科学问题上有所创新，在矿山酸性废水的源头控制技术上作了新的尝试，成为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对酸性矿山废水重金属污染控制和防治的典范。
有机污染物的生态地球化学行为研究认为，季风环流对POPs在我国高海拔地区的大气长距离迁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宇宙射线成因核素7Be作为大气环流的参照系，可以得出东亚季风区大气环流可影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纬度分布的结论。
完成了地下水中主要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体系建设；建立了地下水中94种农药、42种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
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治理酸性矿山废水示范工程取得显著效果，处理后的水可以用来养鱼。
处理后的水可以养鱼（鱼苗（a），5个月后的鱼（b））
示范工程现场
9．国土资源部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定位及研究方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研究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方面的重大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形成自主创新成果，引领我国地下水循环演化和地下水可续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推进国内、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有利于促进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为提高区域地下水利用的安全性和保障能力以及相关国土资源环境问题提供重大科技支撑。
共承担各类项目22项，其中牵头“973”项目1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1项，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1项，地质调查项目9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技术培训10人次，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访7次。通过多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学习先进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
牵头的首个地下水领域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项目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复建了华北平原60年来地下水动力场演变特征，识别了地下水动力场对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响应规律，构建了地下水危机临界识别指标，提出缓解华北平原地下水危机的调控措施，显著提升了我国大型盆地地下水系统研究的整体水平，为缓解华北平原水资源紧缺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群矿采煤驱动下含水层结构变异对区域水循环影响机制研究”，基本掌握采空区裂隙发育特征及渗透性变化规律，建立了典型矿区含水层空间结构变异数值模型，创造性提出采空区渗透性跃变曲面“椭抛凹形体”概念。
陈宗宇研究员参加IAEA-CRP项目工作会议（奥地利维也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水明教授到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973）项目课题结题讨论会议（石家庄）
10.国土资源部地球化学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定位及研究方向：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勘查地球化学领域创新性、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培养创新人才，建成国际领先水平的地球化学探侧技术研究基地。开展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研究，从事地球化学调查与填图技术研究，发展深穿透地球化学探测理论与技术，为覆盖区和深部矿产勘查提供技术支撑。
2014年4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成员对实验室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肯定，对重点实验室及国际研究中心的发展目标、研究方向、运行机制、成果科学凝练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积极推进《全球多尺度地球化学填图》立项工作，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值工作组合作，建立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国际合作网络平台，开展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建立，重要资源国家的国家尺度地球化学填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球化学填（编）图工作的开展。国际地科联罗兰德·奥博汉斯利主席在访问重点实验室时表示：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填图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国际地科联作为全球性的国际地学组织，将尽其所能支持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积极协调会员国地质调查机构参与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填图的国际合作，鼓励相关机构支持全球一张地球化学图“化学地球”的建立。
国际地科联罗兰德·奥博汉斯利主席访问实验室
学术年会上院士和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11.国土资源部地球物理电磁法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重点开展航空电磁探测、地面电磁探测、井中电磁探测和电磁探测多元信息处理等基础研究，为承担国家地质调查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研究任务提供技术支撑。
重要成果
固定翼时间域航空电磁系统全状态集成调试试飞取得成功。在国家“863”计划和地质调查专项的共同支持下，固定翼时间域航空电磁系统在硬件系统研制及地面、半航空测试取得成功之后，研究团队经过1年多的努力，成功地进行了系统全状态集成调试试飞工作。
固定翼时间域航空电磁系统全状态吊挂调试试飞
2000米深井地—井TEM三分量测量系统自主研制成功，为我国深部找矿再添新装备。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支持下，经过3年多的技术攻关，先后突破了井下三分量探头、大功率整流器、三通道接收机以及2000米下井深度等关键技术难题，集成开发出我国第一套适合2000米深井的大功率地－井TEM三分量测量系统，经测试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
地－井TEM三分量测量系统
12.国土资源部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重点实验室
定位及研究方向：以岩溶生态系统研究为核心，确定研究方向为，揭示岩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岩溶区石漠化、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主要生态问题；探索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综合治理、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与重建的模式、技术。
2014年，承担科研项目33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项目4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1项；发表论文28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13篇。组织承办了国土资源部第三批重点实验室建设进展交流会，举办了实验室2014年学术委员会会议；邀请中国地质大学郭益铭教授、王红梅教授等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分别作专题报告；8人次分别参加6个国内外学术会议。
南洞地下河流域水文地质综合调查，利用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技术，初步查明了南洞地下河下游主管道地段岩溶发育规律、岩溶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河主管道分布规律，通过连通试验，对南洞地下河系统各子系统的边界及范围重新进行了划分，对南洞岩溶水系统的基本格局有了新的认识；对典型岩溶山区植被及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分析表明，草地和灌丛可以作为岩溶山区水土保持的主要植被类型；对广西平果果化岩溶峰丛洼地土壤侵蚀和地下漏失的研究表明，不同地貌部位水土流失差异较大，且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侵蚀存在差异；探索岩溶区土壤属性与地形因子、遥感影像光谱指数的关系，并分别以土壤厚度、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全氮为例，进行了土壤属性的空间预测研究。
实验室2014年学术委员会会议
13 .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定位及研究方向：继续发挥我国岩溶研究的地域优势和国际影响，以国际岩溶研究中心（IRCK）为依托，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完善岩溶动力学理论，搭建系列研究实验平台，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为IRCK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研究岩溶动力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为岩溶区生态环境问题对策提供科技支撑、为岩溶区国土资源管理提供科技创新。
2014年，参加国内外交流共计30人次、境外科研地调2次，主办国际会议1次、国内会议1次，共承担各类项目50项，公开发表论文40篇，其中SCI检索论文17篇；出版专著《西南岩溶石山地区重大环境地质问题及对策研究》（袁道先），对广大的西南岩溶石山地区的各种环境地质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和因地制宜的对策探讨，将岩溶动力系统的理论鲜活地运用在广袤的西南岩溶石山地区。
重点围绕岩溶石笋古环境重建，岩溶碳汇与全球变化，岩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开展深入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利用石笋氧同位素与当地器测气温和降水数据、旱涝指数对比分析，发现平均分辨率1. 5年的石笋氧同位素响应了区域夏季风强弱变化特征；通过对岩溶区水库的不同深度水体研究，加深对溶解无机碳在水库水体中的循环过程的理解，为岩溶碳汇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利用典范对应分析对尾矿砂的土壤重金属进行研究，指出重金属污染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而间接影响了土壤碳循环等。
访问泰国地下水资源厅（境外地质调查）
莲花洞LHD1石笋δ18O记录的极端干旱事件及形成大气环流背景
《西南岩溶石山地区重大环境地质问题及对策研究》出版
近年来全院教师完成了大量的科研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五年，我院已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纵向研究课题18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项，广西教育厅重大研究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60多项，横向项目及其它科研课题100多项；近三年，我院教师出版学术专著40多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79多篇，其中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10多部，在《中国行政管理》、《哲学动态》、《社会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7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多篇；成果获得广西自治区社会科学成果奖33多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其它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50多项。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为地方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成果展示了公共管理学院拥有一支业务精、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学院有科技哲学研究所和社会问题研究所两个研究所；挂靠有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西社会学研究会、广西创造学会三个省级研究会（学会）。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图书资料较为丰富，现有各类图书17807种共计25500册，过刊364种合订本4315册，现刊174种，报纸15种。使用总面积达480平米，阅览室座位32个。拥有一个由计算机网络室、公共管理实验室、课件制作室组成的，面积达530平米的实验中心，其中各类仪器设备总值达220多万元。学院教职工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近3年共发表 论文384篇，出版专著、教材31部（本），承担的科研课题达122项，荣获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64项。公共管理学院拥有首批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社会组织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所、广西大学国土资源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科研平台或机构；两个挂牌的省级研究会（学会），即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西社会学学会。科研平台（机构）介绍一、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研究方向）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团队带头人（卓越学者）：谢舜“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研究”子方向骨干人员：谢舜 王玉生 傅金鹏“政府治理与创新研究”子方向骨干人员：蒋永甫 李小文 曾凡军其他研究人员：闭伟宁 罗树杰 黎昌珍 汤玉权 魏万青 聂鑫 汪晗 盛志宏 漆贤军 雷文艳二、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负责人：谢舜“社会组织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谢舜 王玉生 傅金鹏 李小文 魏万青“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蒋永甫 曾冬梅 曾凡军 任初明 黎昌珍 汤玉权“管理思想与民族文化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郑朝晖 闭伟宁李红波 徐秦法 陈立言 陆秀红三、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所所 长： 谢舜研究人员：谢舜 李小文 王玉生 闭伟宁 罗树杰 马亮 盛志宏缑文学 周文栋 魏万青 牟坚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所 长：蒙绍荣研究人员：蒙绍荣 陆秀红 张锐 李传新 卢永欣 黄小洲五、广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蒋永甫研究人员：蒋永甫 杨欣 黄建荣 汤玉权 曾凡军六、中国东盟社会组织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谢舜研究人员：谢舜 蒋永甫 李小文 谢清 傅金鹏 吴凡 叶大凤七、广西大学国土资源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 长：聂鑫研究人员：谢舜、叶大凤、汤玉权、汪晗、高伟、韦彩玲科研项目介绍近年来，我院已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项，广西教育厅重大研究项目1项，省级科研研究项目60多项，横向课题100多项，科研数量、质量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为地方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以下为部分科研项目列表。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国家级项目列表 序号 姓 名 来源级别 项目名称 时 间 经费（万元） 1 马 亮 国家社科 卡尔纳普语义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2005-2007 7 2 谢 清 国家社科 现状、对策：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人文条件研究 2006-2008 8 3 刘 汶 国家社科 政治道德实现论——转型期中国从政者政治道德实效性研究 2007-2009 7.5 4 陆秀红 国家社科 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探究与现实建构 2008-2011 8 5 黄勇荣 国家社科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区域性和谐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 2008-2010 9 6 肖德生 国家社科 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研究 2010-2012 12 7 闭伟宁 国家社科 中国现代化研究 2011-2013 15 8 袁经文 国家社科 东盟佛教人文价值研究 2011-2013 15 9 罗树杰 国家社科 云桂妇女流动与边疆长治久安研究 2011-2013 15 10 黎昌珍 国家自科 基于Vague集理论的政府灾难承保预警主导机制研究 2011-2015 34 11 曾凡军 国家社科 中越跨界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性治理研究 2012-2015 15 12 李红波 国家社科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文化影响力研究 2012-2014 15 13 漆贤军 国家自科 基于云计算的公共信息服务机制研究 2013-2016 37 14 谢 舜 国家社科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本土化”路径研究 2013-2016 18 15 李小文 国家社科 历史上壮族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治理研究 2013-2016 18 16 汤玉权 国家社科 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与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研究 2013-2016 18 17 盛志宏 国家社科 我国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2013-2016 18 18 汪 晗 国家社科 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与空间转移研究 2013-2016 18 19 聂 鑫 国家自科 主体功能区规划框架下国土资源空间开发强度差异化策略与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2013-2017 34 20 傅金鹏 国家社科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研究 2014-2017 20 21 蓝波涛 国家社科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 2014-2017 20 22 聂鑫 国家自科 农地城市流转中失地农民多维福利变化及可行性能力构建研究 2014-2017 22 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获教育部项目列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经费（万元） 1 李小文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明清广西地方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研究" 2009 5 2 肖德生 朝向赫拉克立特之流——论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对时间意识的分析 2009 5 3 汤玉权 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研究 2010 7 4 王玉生 网络草根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2010 9 5 蒋永甫 集体产权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机制主体创新研究 2011 9 6 罗树杰 少数民族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2011 9 7 曾凡军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 2011 7 8 聂 鑫 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土地征收失地农民社会经济福利变化测度及补偿政策：广西南宁市政研究 2012 7 9 郑朝晖 朴学的言语方式变革 2012 9 10 魏万青 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机制研究 2013 8 11 黄小洲 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 2013 8 12 李海波 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成长规律及培育机制研究——以广西已创业成功的50名毕业生为个案 2013 1 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获省级项目列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经费（万元） 1 郑朝晖 区社科 朴学影响下的广西学术 2008 1.5 2 许素菊 区社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哲学审思——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 2009 2.5 3 董莲荣 区社科 广西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2011 1.8 4 蒋永甫 区社科 广西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发展对策研究 2011 1.8 5 黎昌珍 区社科 广西边远地区惠农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 2011 自筹 6 漆贤军 区社科 电子政务环境下广西公共信息服务研究 2011 1.6 7 卢 露 区社科 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2013 2 8 卢永欣 区社科 语言学视阈下的意识形态研究 2013 自筹 9 吴惠红 区社科 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2013 2.5 10 许素菊 区社科 那文化生态哲学研究 2013 2.5 11 叶大凤 区社科 ‘双核’驱动背景下的广西地方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 2013 2.5 12 聂 鑫 区自科 国土资源空间开发强度差异化策略与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生态旅游区和生态保育区为例 2012 5 13 汪 晗 区自科 城市用地扩张过程中土地类型转换碳储碳排放效应的管控研究——以广西南宁市城乡交错区为例 2012 5 14 程 跃 区自科 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及运行模式研究——以广西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2015 5 15 谢 舜 区教育厅 广西农村科技传播的组织问题研究 2009 1.5 16 谢 舜 区教育厅 中国东盟背景下的广西社会管理研究 2011 4.5 17 曾凡军 区教育厅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 2011 2 18 谢 舜 区教育厅 中国-东盟科技传播组织体系的比较研究 2012 20 19 肖德生 区教育厅 胡塞尔印象性理论研究 2012 2 20 李国梁 区教育厅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非正式组织显性化研究 2013 自筹 21 叶大凤 区教育厅 民族地区科技决策中公民参与有效性研究 2013 2 22 谢 舜 区教育厅 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国际边境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2014 4 23 傅金鹏 区教育厅 社社会管理体系建构与广西管理创新研究 2014 2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陈克正揭秘陈克正学习方法是人的
一. 基本概念
陈克正是武汉市江夏区大屋陈乡张家湾村仓湾陈人，现为江夏区卫生学校副校长。
二. 个人经历
1.童年时爱动脑筋，少年时肯吃苦，青年时的及时"觉醒"，在以后的岁月中，陈克正有意识地把这些"移植"给孩子们。
2.16岁参与修铁路;
3.17岁进入武昌一中;
4.20岁考入武汉大学微生物学;
三. 家庭教育:
1969年、1974年、1975年，中原、中静、中州3个女儿相继问世。他的3个孩子说，老大智力超常，老二、老三很一般，但在他因人而异的精心培养下，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陈克正用一种特殊的练习方法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提高智力水平。他介绍说，这种方法是先抓住问题的结果或关键词，比如将2+3看成5，而不是2+3;"移植"到语文中，就能把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作一个"军"字来读。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数理化的运算速度，在语文阅读中则能一目十行。
大女儿陈中原;1999年3月被录取为德国波恩大学免疫分子生物系博士研究生;
二女儿陈中静:2000年6月德国慕尼黑大学有机生物化学系博士研究生;
三女儿陈中州:2003年德国格丁根大学博士研究生。
陈建权，男，196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特级教师，华东师大数学教育硕士，中学数学高级教师；盐都区十大优秀青年，盐城市新世纪“111工程”培养对象，盐城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盐城市数学学科带头人，盐城市名教师，盐城市数学学会常务理事，盐城市教育法制与管理研究会理事，盐城师范学院数学科学院特聘教授；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教育学会专家库成员，江苏省考试研究会会员；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8项，《中学数学教学参考》、《学习报》特约编辑，发表论文20篇，出版个人专著《高中数学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一部。历任盐城市龙冈中学年级主任、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2006年任盐城市龙冈中学副校长，2012年11月任盐城市时杨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顾舟山，男，1967年3月出生，1987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盐城市名校长，盐城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盐都区“151”工程培养对象，盐都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盐城市先进德育工作者、盐城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有《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策略研究》、《从<论语>谈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让思绪在美的天空中放飞》等十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在省市教育部门主持的“师陶杯”等教育教学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主持省、市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项并结题。现任学校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校后勤、群团工作，负责学校党务工作。戚太龙，男，1963年10月出生，1982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中学物理高级教师，盐都区物理学科带头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多年从事高三物理教学工作，发表论文多篇，曾获盐城市三等功，现任学校副校长，分管学校教学、教科研、教学装备、教师培训、教学评价和学生评价工作。陈治全，男，1975年1月出生，1995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中学一级教师、盐都区地理学科教学能手，有多篇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或在省级以上论文评比中获奖，现任学校副校长，分管学校德育、安全、卫生、文化宣传、档案及各类创建工作。林汉新，男，1969年7月出生，1988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盐都区数学学科教学能手，盐城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盐都区优秀党员，盐城市心理学会理事，《中国考试》专家库成员，现任学校工会主席，主持学校工会工作，分管学校体育、艺术工作，负责学生救助工作、老干部工作以及学校民调工作。潘培琪，男，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1990年7月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学高级教师，现任盐城市时杨中学副校长。1998年12月，被盐都县教育局授予盐都县“教学能手”称号。2004年9月，被盐都区人民政府表彰为盐都区“优秀教师”。2005年12月，被盐都县教育局授予盐都区“中学历史学科带头人”称号。2007年3月，被盐城市教育局表彰为盐城市“教师教育先进个人”。2008年，被评为盐都区“优秀党员”，被聘为盐都区教育局教研室兼职教研员。2009年9月，获得“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2009年10月，获得“江苏省和谐教育先进个人”称号。工作以来，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韩选贤 1952年8月-1956年6月任时杨初级中学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王德一 1956年6月-1958年10月任时杨初级中学校长。卞玉丰 1958年10月-1963年3月任时杨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左伯儒 1963年3月-1965年2月支持学校工作。徐恂堂 1968年6月任时杨中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学校工作。张忠谔 1969年10月任时杨中学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1月任学富人民公社中学（时杨中学）党支部书记。吕 青 1973年4月任学富人民公社中学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5月任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乐升谦 1977年5月任时杨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徐安仁 1982年8月主持学校全面工作。蔡亚龙 1984年任时杨中学校长。罗 斌 1986年8月任时杨中学党支部书记。张至生 1989年-1994年9月任校长、党支部书记。陈少明 1994年9月-1996年任校长、党支部书记。胡学章 1996年-2005年11月任校长、党支部书记。卞同瑞 2005年11月-2012年11月任校长、党总支书记。
1991年3月，翁新德校长离任。陈正平副校长主持校政。学校在历任成绩的基础上着手健全种管理制度，理顺管理层次，认真落实各处室的工作职责，努力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重视国情教育，积极开展文娱、美术活动和“踏着革命先烈足迹前进”的革命传统教育。参加省高中会考，成绩属全县普通中学组中游。高考成绩良好，考取大中专学校12名，升学率达20.7%。1992年8月—1997年8月，季永铎任校长、书记。九十年代以来，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改善，在相继建成学生宿舍，综合实验楼，计算机机房、多媒体教室后，新建的教学楼也已完工，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条件。1997年8月—2001年8月，欧自黎任副校长、书记，主持校政党务。学校不断进行教育改革，“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大批青年老师脱颖而出，成为学校教学骨干。2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市级刊物上发表或在市、县级交流评比中获奖。受教育局委托实行教师学校聘任制和教师考核等级制试点工作。2001年8月—2003年11月包序威任校长。2003年12月—2006年8月，包伟东任校长。现任校长为陈志新。
电磁波隐身技术的发展黄志洵 【摘要】：论述了“对电磁波隐身”这一研究领域的由来和发展，指出它必将对雷达技术引起一场革命。对于作战用飞行器，本文以美国隐形飞机F—117为例，详细分析了其隐身原理和设计思想。并指出，对飞行器的有关水平宜用两个技术指标加以描绘，即“迎头散射截面平均值”（σa）和“侧向散射截面平均值”（σb）。讨论了吸波材料的作用和应用方法。指出了近年来理论工作的某些动向；特别讨论了导波理论研究对RCS计算（以及降低RCS值）的意义。【关键词】： 雷达散射截面 雷达吸波材料 隐形飞机 飞行器可发现距离 加衬波导 【分类号】：O441.4【DOI】：CNKI:SUN:BJGB.0.1996-01-002【正文快照】： 电磁波隐身技术的发展黄志洵（广播电视传输系）〔摘要〕论述了“对电磁波隐身”这一研究领域的由来和发展，指出它必将对雷达技术引起一场革命。对于作战用飞行器，本文以美国隐形飞机F—117为例，详细分析了其隐身原理和设计思想。并指出，对飞行器的有关水平宜用两个全文下载： CAJ格式 （推荐） PDF格式 不支持迅雷等加速下载工具，请取消加速工具后下载 CAJViewer7.0阅读器支持所有CNKI文件格式，AdobeReader仅支持PDF格式 平安车险，网购－方便，省钱15%，还有大奖 应届毕业生撰写“英文简历”& 英语面试技巧下载 【引证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条 1 毛倩瑾,周美玲,陆山,戴瑶;导电高聚物吸波材料的研究进展[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04期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2条 1 汪飞艳;溶胶—凝胶法制备Fe/TiO_2复合薄膜及性能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 2 邓科;高分子化二茂铁吸波材料的分子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7年 【共引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张勇军,王龙根,何国瑜;GTEM小室放置被测物后的场分布[J];宇航计测技术;2001年01期 2 黄卡玛,李颖,刘宁,袁渊,陈星,王可,马永东;近年来弱电磁场(波)生物效应机理研究的进展[J];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2000年01期 3 孟萃,陈雨生,王建国;瞬态电磁场对多孔洞目标耦合规律的数值研究[J];强激光与粒子束;2000年06期 4 汪杰,洪伟;弯曲波导广义散射参数的快速精确计算[J];微波学报;2000年02期 5 刘长军,黄卡玛,胡仲霞,赵翔,袁渊,陈星;化学反应对微波非线性响应的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J];微波学报;2000年02期 6 邹澎,周晓萍,高宇;利用三维FDTD法分析非对称横电磁波室内场的分布[J];微波学报;2000年03期 7 尹家贤,谭怀英,刘克成;双极化口径耦合微带天线FDTD分析[J];微波学报;2001年01期 8 蔡明娟,李晋文,田立松,何建国;无源微带电路中集总参数元件的FDTD模拟[J];微波学报;2001年02期 9 沈爱国,宋铮,邢军;FDTD近场到远场的时域转换[J];微波学报;2001年03期 10 许锋,洪伟;多元Pade逼近结合FDTD法快速获取柱体宽角度和宽频带RCS[J];微波学报;2001年04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4条 1 魏立柱;王卓;;基于FDTD的区域电磁场分析[A];第17届全国电磁兼容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7年 2 李童;;Matlab与电磁场算法FDTD[A];2006北京地区高校研究生学术交流会——通信与信息技术会议论文集（上）[C];2006年 3 孟萃;陈雨生;程建平;刘以农;;瞬态电磁场对双层圆柱腔体耦合效应的三维FDTD数值模拟[A];第十三届全国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C];2006年 4 徐远哲;高成;常芸芬;周璧华;;三维瞬态电场测量的宽带天线设计[A];全国电磁兼容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6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徐利军;复杂目标等离子体涂层的散射特性算法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年 2 刘立业;GPR天线和目标的电磁特性分析及数据解译方法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5年 3 冯玉田;水中目标声散射特性研究[D];上海大学;2006年 4 冯德山;基于小波多分辨探地雷达正演及偏移处理研究[D];中南大学;2006年 5 郭剑;变电站接地系统冲击特性的全时分析方法研究[D];清华大学;2005年 6 赵永久;吸收边界条件的研究及其应用[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98年 7 张晓娟;基于矢量偏微分算子理论的电磁场本征问题研究及应用[D];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2000年 8 聂小春;电磁散射混合方法及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0年 9 詹毅;复杂有耗色散地层中的FDTD方法以及在冲击探地雷达中的应用[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0年 10 龚杏;微波断层成象重建算法研究[D];浙江大学;2001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谭晓明;基于时域有限差分法的裂缝天线分析与设计[D];大连海事大学;2008年 2 刘春华;开放系统在地震荷载作用下边界输入技术数值模拟研究[D];重庆交通学院;2004年 3 马国武;毫米波回旋超辐射的机理研究[D];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2007年 4 李庆容;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平台辐射场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年 5 牛颖;双负材料的电磁动态特性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7年 6 唐莹;微波加热CaO-SiO_2体系材料的数值模拟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年 7 董亮;一种新型近场光学显微镜成像数值模拟[D];大连理工大学;2008年 8 袁洪;计算电磁学中时域微分方法的数值特性分析与应用[D];南京农业大学;2007年 9 代勇;二维光子晶体的FDTD计算[D];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 10 彭洋;具有截止圆波导的盒形窗的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7年 【同被引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邓联文,江建军,何华辉;脉冲激光沉积技术在磁性薄膜制备中的应用[J];材料导报;2003年02期 2 景茂祥;沈湘黔;;纳米磁性金属电磁波吸收剂的研究进展及展望[J];材料导报;2005年12期 3 刘珍,梁伟,许并社,市野濑英喜;纳米材料制备方法及其研究进展[J];材料科学与工艺;2000年03期 4 杨福来;羰基铁的成键、结构、性质、制备及应用[J];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01期 5 秦友兰,冯斌,王银峰;光纤TiO_2薄膜的制备及理化特性研究[J];功能材料;2002年02期 6 陈国钧,褚维;高技术磁性薄膜及其产品开发[J];金属功能材料;1999年06期 7 刘业磊,姚洪伟,陈刚,刘增欣;TiO_2溶胶的制备与稳定性研究[J];青岛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2005年02期 8 张姝,赖欣,毕剑,高道江;纳米材料制备技术及其研究进展[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05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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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启蒙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自然科... >少年科学 >国际航空 >现代物理知识 >小学科技 >全球定位系统 >国防相关机构 >江苏省淮安市钦工中学 >空军第五研究所七室 >陆军指挥学院人武系教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管理学... >南京军区装备部 >北京广播学院 >湖南岳阳市七中 >北京理工大学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人武系教... >空军某高射炮兵旅相关作者 >孟德占 >黄再祥 >小袁 >谢明 >巩彩金 >任道南 >马丁 >徐润君 >迪平 >李大光 >路庆和 >周发国 >张小平 >毛文戎 >杨宏斌 >白木 >陈正平 >林白 >董洪良 >吴振根
谈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谈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 要 ： 当前地方特色会展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其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会展质量有待提高、会展产业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等，尤其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探究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特色的会展行业发展，根据地域的实际情况调整制定会展业的发展计划、提高展会的质量水平，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地方特色会展展业，以渝东北地区会展产业、合肥市会展产业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对地域制约会展产业发展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培养高端人才、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和政府严格管控会展政策三方面的战略与对策，突出地方会展产业特色，提高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 ：特色会展；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展品牌；路径优化；
2021年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合理规划展馆布局，发展会展业，各省级地区纷纷加快大力投入建设会展场馆，制定切合实际有意义的会展主题，加大对会展及相关产业的投入，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会展场所，促进地方特色会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拉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政府轻视会展行业的政策实施等，会展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扰：场馆的数量虽然增多，但是场馆面积小、会展质量不高，且会展区域结构发展极为不平衡和不协调；区域性中高端人才不多，缺乏创新创业科技能力；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低，不善于抓住时机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会展，在树立会展品牌方面仍需提升改进。诚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认为根据地区区域实际情况结合地方案例，构建地方性特色会展产业高质量、高效率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显得十分有意义，并提出提高中高端人才培养、提高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树立会展品牌等会展发展战略与对策。
1、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会展经济以及会展经济对地方地区城市发展及经济增长发展作出相关的研究。李毅超(2005)认为会展场馆作为会展经济的基础，以优质的服务体系和完善多功能的配套设施为支撑点，通过各种会议和展览的举办，吸引大量参展商和观众，在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刺激城市发展[1]。会展经济对城市发展及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赵驹(2008)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并分析重庆市会展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并提出可以通过物流体系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物流技术的创新、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快重庆市与国际接轨的进程[2]。叶彬(2017)通过分析渝东北地区发展的政策、资源、区位优势和区域经济欠发达、硬件设施薄弱、专业人才缺失、市场化明显欠缺等挑战，提出了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完善软硬件设施、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发展措施[3]。胡亚涛(2013)运用灰色关联理论计算各关联产业与会展业的关联度，从会展基础设施、会展品牌、会展项目等方面分析了重庆市会展经济发展现状，在发挥联动效应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与提升城市形象、增强经济发展吸引力与提供技术信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改善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等会展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途径基础上再提出结合产业集群、增长极等相关理论为重庆市会展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对策[4]。综上所述，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会展业的经济发展略有研究，分析会展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并提出可改进的战略与对策。但在地方性区域性上的研究还有欠缺，目前就我国来说，区域结构不均衡，不同地方的特色产业研究凸显还不明显，但不同地区又具有相对新颖的特色，地方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关研究。
2、地方区域阻碍特色会展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人才培养分布不均衡且相对落后
伴随进入高质量、高经济发展的21世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提出了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中高端人才的培养。据2020年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推出的《2020上半年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报告》，许多工作者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但对于一线城市的高速发展，企业数目持续增加，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从而加剧了地方性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从中高端人才需求TOP20城市来看，上海、北京位居前两位，新增高端人才需求占比分别为11.96%、11.71%[5]。重庆市人才培养相对落后，一些会展院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完全脱离市场，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计不清晰，培养技能欠缺专业性与细化性，甚至以偏概全。
2.2会展经济意识薄弱，品牌性不高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以及文化差异、思想开放程度等不同，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然而会展行业又是近年来刚起步的新兴产业，许多企业和民众对会展行业缺乏清晰的认识，不善于利用会展获取信息、抓住时机、推销商品、展现形象、促进稳定长期合作，这不仅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会展产业的相关发展。另外民众对会展产业的经济意识也较低、参与度低，且会展的举办主题相对复杂混乱，偏离了举办会展的真正意义。据调查，合肥市曾举办过一些销售类型的展会，虽然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但实际上忽略了发展会展产业的实际意义。会展经济拉动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利用资源发展举办展会，呈现出效果最大化的原则，同时也需要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的提高。“中国合肥苗木花卉展”“中国国际微商大会”等体现合肥地方特色的品牌会展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相对比于青岛的“啤酒节”、厦门的“台交会”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会展仍有较大的差距[6]。
2.3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轻视会展产业的发展
成功的会展行业不仅依靠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地理自然条件充裕、交通便利与发达，对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管控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以海南省海口市会展业为例，海口市是海南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地势平缓、气候温暖宜人，是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交通枢纽，也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城市，发展会展行业具有良好的条件。但同时，据2019年海南省会展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海口市快速发展且不断壮大的会展行业中，还存在不少因政府轻视政策审查的相关问题：会展的举办缺乏明确的目标，组织管理模式混乱且落后；会展市场秩序混乱，会展举办的门槛过低，会展呈现效果差，市场上过多展会鱼目混珠，甚至造成“泡沫”现象；会展主题偏离实际意义，混乱复杂；展览场所展馆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单一、面积小，场馆服务管理水平低等问题，都与政府轻视会展行业相关政策有关，导致市场上的展商随性发展举办展会，严重制约了会展行业的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3、地方特色会展产业助力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3.1提高对中高端会展人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高新技术、创新创业的高素质、高质量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区和人才特区，部分地区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参考河北雄安新区发布的《关于加快聚集支撑疏解创新创业人才的实施方案》，其中出台多项措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第一，大力引进高层次新人才。新区提出在2021年全面启动“雄才计划”一揽子工程，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加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相关产业领军人物、创新团队引进力度。利用高层次人才团队致力打造新一批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聚集平台建设，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平台，不断壮大地区的高质量、高素质人才，打造全球人才创新聚集地；第二，政府加大人才培养扶持力度。加大政府对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工作补贴、物质奖励、重点科研项目资助力度，使地区人才引进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第三，健全人才服务体系。各个地区均可搭建人才智慧服务平台，对各个实验室、各个项目健全完善人才“一键式、一站式、一条龙”全程服务制度，对各类高层次人才提供“保姆式”优质高效服务。引进先进的功能设施，探索采取多种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外国专家，留住高层次人才[7]。
3.2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意识，树立会展品牌
加强会展经济意识，不仅要加强企业商家对会展运营的经济意识，还要加强普通市民对会展参与度的意识。企业商家应该灵活运用会展信息，巧妙抓住市场的机会，积极推销商品，展现良好的形象。对会展行业要进行深入清晰的理解，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展会的举办树立明确的主题目标，在展馆中引进多功能基础设施，完善场馆的服务体系，做到呈现会展效果最大化原则。这不仅能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更能促进会展经济的`发展。当然仅加强企业商家的会展经济意识也是徒劳无功的，还需要加强普通百姓对会展行业发展的认识与了解，达到加强全社会会展经济的意识。市民要在深层面理解认识会展经济，不能以偏概全，切忌盲目跟风参加会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需求，有效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展会参加。加强会展经济意识，提高参与度，有效选择，尽可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政府在策划展业发展时，应该结合当地的综合实力、地域发展，客观全面地分析，计划出适合当地发展的会展策划书，结合当地的优势，创建自己独特新颖的会展品牌。品牌展会不能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要在参展商数量、服务质量、参展效果等方面逐步积累，稳步增长。
3.3政府严格管理会展产业发展
为了促进地方特点产业的发展，拉动助力区域的经济发展。一个成功的会展行业，需要社会提升人才培养的意识，使低、中端人才向高端人才发展；企业商家要树立品牌会展，呈现会展举办效果的最大化，普通市民要结合自身需求提高会展经济意识、提高参与度等，这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管控，严格要求每一条制度的施行。针对市场上展馆面积小、主题混乱、质量不高、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鱼目混珠的会展，政府应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地区政府应当在深入理解发展会展业所需要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会展业发展规划，避免盲目追求数量、盲目发展的局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并提高一系列展会质量标准化的相关制度，以达到提高展会质量的效果。当相关职能部门提高展会的质量标准，展会的质量也会随之上升，促进展会经济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突出地方性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4、参考文献
[1]李毅超.廊坊市会展经济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5.
[2]赵驹,胡亚涛.基于产业关联理论的会展业效应-以重庆市为例[J].财经科学,2012(12):73-79.
[3]叶彬.渝东北地区特色会展业发展研究[J].工业经济论坛,2017,04(04):78-83.
[4]胡亚涛.重庆市会展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3.
[5]张扣,蒋晓阳,胡书凝,陈国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展业创新发展驱动力及提升路径研究[J].商展经济,2020(11):16-18.
[6]侯祝松.合肥市会展产业发展对策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9.
[7]陈国庆,方子强,古月,华艺嘉.创新驱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J].商展经济,2020(08):10-12.
70年代出道的。
陈国庆，男，中国上海人，著名海派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滑稽剧团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理事，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理事。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员，上海滑稽笑朋友工作室演艺创作中心艺术顾问。
扩展资料：
滑稽一家门
“滑稽一家门”品牌旨在发扬海派文化，将传统独脚戏与海派脱口秀完美结合，形成风格独特的专场演出，品牌中以上海著名滑稽名家毛猛达、陈国庆和他们的爱徒朱建华为演出阵容，以层出不穷的笑点及轻松幽默的表演形式，征服了众多热爱文化艺术的观众朋友。
成为沪上标新立异的文化品牌，为中国传统文化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让传统戏剧紧跟时代步伐，毛猛达和陈国庆所表演的独脚戏，七成是全新创作。
而传统独脚戏的魅力加上时尚脱口秀的魔力，这台融传统和时尚于一体的滑稽演出在刺激老观众味蕾的同时，也唤醒了老戏迷们对独脚戏的温馨记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继承，是从事这行业人的使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陈国庆
中共党员。2000年毕业于天津党校经济学研究生班专业。现任职于中国国际航公司天津分公司。主要业绩：从1987年以来，累计发表文章150多篇；个人连续10年被评为全军通信学术研究和通讯报导先进个人；先后10次被《通信战士》、《军事通信学术》评为全军一等奖；撰写的“对濒海城市防御战役通信保障体系的基本要求”一文，在1990年7月总参组织的全军战役理论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全军优秀论文，并入选岁段解放军出版社《新的探索》论文集；1996年撰写的慎告“军民合内容和方法上要有新的突破”一文，被国防大学《学报》评为全军训练改革研究优秀论文；“濒海城市防御作战通信体系构想”和“濒海城市防卫作战通信战法及论证”在乎孝誉1996年全军《通信战法论证及条令》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正式出道是80年代，70年代在基层。1984年进入上海青艺滑稽剧团，1996年离开剧团，2003年入上海滑稽剧团
1. Xianmin Yang, Shenqguan Yu,& Zhong Sun.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annotation on Chinese readinglevel in primary school of Chin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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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轼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第三节 苏轼的诗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第四节 苏轼的词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人是群居动物，团结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原因，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球从我脚下飞走，落入别人脚中，甄伟润不禁破口大骂：“你这个大傻瓜，怎么不传球！？”我也是满肚子怒火，回敬道：“你好不了多少，一拿到球就知道一个劲地冲，像个笨牛样！”陈家明出来打圆场：“不要吵了，下次小心点就行了。”我和甄伟润互相瞪了一眼，各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上前抢球了。 这节体育课，我们和初一的一个班为了争“地盘”而踢上一场友谊赛。说来也奇怪，看着对方踢球技术比我们还差，但我们说什么也赢不了他们，而且在不到十五分钟就给他们进了一球。我们不禁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一急，便更是乱了套━━ “你没长眼吗？球飞到头上也不知道！”张睿朝，黄伟骏吼道，黄伟骏也不是吃素的，也向张睿朝咒骂下来，于是这两头“狮子”便对吼开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正在进行的球赛；而当后卫的林环宇一看到球飞来，当机立断便抢球向前冲锋，剩余的两个后卫也不禁示弱，跟上林环宇当他的“左右护法”。正当三人屁颠屁颠地冲入敌方阵地时，冷不防一个敌人从旁窜出，大脚一踢，球便从林环宇脚下飞开，以一个优美的“高空自由落体掉入我方禁区，正在前方搏杀的甄伟润和我顿时傻了眼，因为我方后防大开，只有一个史腾州战战竞竞地迎接着一群如狼似虎的敌人，而一众后卫老早就改行当前锋了。结果那球呼啸一声便投入球门的怀抱，史腾州连球边都没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