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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继阿基米德、牛顿之后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提出的相对论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果，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给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共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相对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时空等全新的概念。
然而爱因斯坦最伟大的成就几乎都在 1920 年之前完成，之后再无惊世的成果，很多人都说爱因斯坦沉迷于神学之中，其实并不是，爱因斯坦是继续沿着麦克斯韦的路，想要完成宇宙大一统。
我们曾说评选全世界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那么牛顿爱因斯坦将毫无疑问入选，一个人构建了宏观世界的力学体系，一位带我们进入了微观世界，探索这茫茫宇宙。而连接这两位的，毫无疑问是麦克斯韦，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也是新时代的开创者。
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也是物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可以说没有麦克斯韦，就没有现代文明。
据说剑桥某位物理学家有一次恭维爱因斯坦说：“你站在了牛顿的肩上”，爱因斯坦却回答：不，我是站在麦克斯韦的肩上！
爱因斯坦一生的科研之路就是在走麦克斯韦未走完的路，狭义相对论显然是为了解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与经典力学的矛盾才得以建立的，而广义相对论则是前面思想之延续。而其耗尽半生精力研究的统一场论，也是以统一引力场和电磁场为目标，实现物理史的第二次大一统。
场论的概念同样是起源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场”，在某种空间区域，其中具有一定性质的物体能对与之不相接触的类似物体施加一种力，这就是“场”。那么一个带电物体对其他带电物体施加一种力(吸引力或排斥力，取决于极性)。磁体周围有磁场。
磁场
因为受宏观场存在形式的影响（不涉及分子、原子、电子等内部结构或机制，麦克斯韦的时代物理研究还没有深入微观领域）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对场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停留在“以场论场”阶段，电力线和磁力线所描述的只是电场和磁场的宏观性质，并没有阐明场的性质和起源。
不过，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统一了电和磁的作用，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几种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使当时许多物理学家得以从牛顿“超距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接受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都是“近距作用”的观念。
后来物理学家将它放在微观领域之中，当一个电荷移动时，另一个电荷并不会立刻感应到。第一个电荷会感应到一个反作用力，并获得动量，但第二个电荷则没有感应，直到第一个电荷移动的影响以光速传递到第二个电荷那里，并给予其动量之后。那在第二个电荷移动前，动量就藏在场中。那么就这样就解释了电磁场的存在。后来场的概念成为整个现代物理的范式。
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断言：自然界根本没有传到电磁波的媒介，电磁场自身就是媒介，爱因斯坦提出场在某一时空区域的特定状态，既没有电磁辐射也没有物质粒子。也就是所谓“真空”。爱因斯坦表示，场是物质存在的空间。表现为物质时空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此基础上，爱因斯坦把场的观点引进引力理论而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引发了早已统一场论的研究热潮。
因为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被描述为时空的弯曲，再加上当时知道的基本相互作用只有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所以无数科学家想成为继麦克斯韦之后，成为下一个完成大一统的人。
比如外尔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对称性得到启发，意识到了电磁场的麦克斯韦方程也应当像爱因斯坦场方程一样，对应于一种基本的对称性，外尔建立了一种叫做“标度不变性”的对称变换，以统一引力和电磁力为目标，从对称观点出发，立足于规范不变。虽然并没有完成统一引力和电磁作用的宏大目标，但是催生了规范场论。
到了 30 年代，因为迟迟无法实现引力和电磁作用的大一统，再加上量子力学不断得到实证，许多物理学家纷纷转向研究量子力学，所以对于统一场论的研究便逐渐衰弱，早已统一场论的研究对物理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微分几何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从 20 年代开始，他一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两种场（指引力场和电磁场）互相独立的存在不能令寻求统一的心灵满意”“我们寻找数学上的统一场论，其中引力场与电磁长只是同一个场的不同分量。”！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利用黎曼几何描述引力场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他采用弯曲时空的黎曼几何来描述引力场, 给出引力场中的物理规律, 进而提出引力场方程。
爱因斯坦认为既然引力场可以用黎曼几何来描述，那么肯定会有一种新的几何来完成引力与电磁作用的统一。
他在 1929 年发表了《关于统一场论》的新论文，这篇论文试图在时空流形除了具有黎曼度规外还具有绝对平行性的条件下去获得引力和电磁力的统一理论。当时爱因斯坦自己对这篇论文颇为自豪,他在 1929 年 1 月 5 日曾写信给他的挚友 M.贝索，认为引力与电磁作用的统一工作已经大功告成。
然而情况并没有如爱因斯坦预料一般，引力与电磁力的统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来爱因斯坦又转向研究卡鲁查-克莱因理论，卡鲁查是早期统一场论研究的代表人物，T.卡鲁查和O.克莱因把电磁势当作五维时空度规张量的部分分量，他并不是像爱因斯坦思考那样，建立新的几何理论去统一引力与电磁作用，而是把黎曼几何从 4 维 推广到 5维。革命性地提出了高维空间的概念。
爱因斯坦从 1931 年到 1941 年花费了 10 年的时间想从卡鲁查-克莱因理论入手，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在统一场论耗费了近 20 年的时间，他在 1945 年又《相对论性引力论的一种推广》， 他认为这尝试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在物理检验上存在困难。
这个时候的爱因斯坦除了继续与哥本哈根学派玻尔的论战之外，偶尔也探索引力波与相对论方程，比如 1952 年发表了《相对论和空间问题》。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统一场论之中。
这实在是令人惋惜，当时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理论很多都已经得到了实验上的论战，然而爱因斯坦对于哥本哈根学派对于量子力学的诠释还是处于针锋相对状态。而且统一场论研究这个时候早已不再物理界研究主流之内，爱因斯坦在人生后 20 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
1955 年 4 月 18 日，爱因斯坦去世，他耗费半生精力研究的统一场论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三十年时间，爱因斯坦将精力花费在其他研究之上，那么对于物理学界的推动将会是多少巨大。
细论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在统一场论中失败，因为当时知道的基本相互作用只有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在 30 年代才有费米理论提出，把弱相互作用看做是一种参与作用的四个粒子(如中子衰变中的中子、质子、电子和中微子)之间的点相互作用，而且当时对于弱相互作用的概念还十分模糊。
直到 1954 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独辟蹊径，不再局限于统一引力与电磁力，而是想从弱相互作用和电磁力入手，他们在外尔的基础上，把电磁作用是由定域规范不变性所决定的观念，推广到不可对易的定域对称群。揭示出规范不变性可能是电磁作用和其他作用的共同本质，从而开辟了用规范原理来统一各种相互作用的新途径。杨振宁完善了规范场论，物理学界正式从爱因斯坦统一场的研究转变为规范场论，成为物理学的新趋势，规范场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最有可能实现统一四大力。
杨*米尔斯方程
后来，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证明了弱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和CP不守恒之后，物理学家们考虑建立一个基于量子场论的弱相互作用理论。美国科学家格拉肖最早提出用规范场的方法，将电磁作用与弱作用统一到一个数学框架中，1968 年 温伯格、萨拉姆在格拉肖电弱统一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电弱统一的完善理论，他们理论在多次试验中得到证实，电弱统一理论已经是一个得到实验相当严格检验的科学理论。
而四大基本相互作用中的强相互作用提出已经是在 1973 年了，当时关于电磁力的电磁场理论早已发展为量子电动力学、而强作用有量子色动力学、弱作用有费米点作用理论。格拉肖在电弱统一理论的基础上，将三者结合统一成描述弱、电、强三种相互作用的大一统理论。人们还将规范场论延展，成功为电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及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数学形式化架构——标准模型。这套理论精确地表述了自然界的三种基本力的实验预测，它是一个规范群为SU(3) × SU(2) × U(1)的规范场论。
标准模型下的基本粒子
所以说，为什么爱因斯坦没有完成统一场论，因为太超越于时代了，当时四大基本相互作用中强力还没有被提出，弱力的概念还不明确，爱因斯坦因为相对论的原因又选择了其中最难的——引力，作为出发点。要知道，标准模型发展到现在，依然还没有描述引力。并且相比于电弱统一理论，标准模型的大一统还远远称不上成熟，仅仅是将其放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中。
另外，爱因斯坦和合作者都是从几何角度从发，较多考虑了物质的时空特性，忽略了物质的量子性，以及对许多实验数据视而不见，再加上他对于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理论并不接受，没有吸收量子场论的理论成果，总是试图将电磁场几何化，将电磁场和引力场建立成一种几何场，这都是导致爱因斯坦失败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爱因斯坦执着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如果他把这 30 年光阴用在其他研究领域，或者接受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诠释，对量子力学进行重新研究，以爱因斯坦的智慧，如今的物理学界是不是会大变样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顶峰，或大或小，或多或小，或影响力巨大或影响力渺小。
摘要：《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近30年刊文情况表明，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话题上。具体而言，中国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翻译教学、翻译史、翻译行业、翻译技术、翻译技巧的研究。这几个领域其实也是中国翻译学与西方相比的优势所在，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这些特色与中国特色翻译学大讨论中学者们的设想并不一致，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于注重翻译理论的建构，未能预见国内翻译实践的新发展。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翻译史；翻译行业0．引言“中国特色翻译学”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20世纪末曾有过一场比较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坚决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学不应该有国别之分，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学者将这两派学者分别称作是“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从2010左右开始，这一话题再次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些学者还连续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潘文国 2009，2012，2013），中国特色派似乎又占了上风。以2008年至2018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期刊网上至少可以检索到8篇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论文，只有1篇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其他7篇都积极支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单从数量上看，“特色理论派”显然胜出。但总体而言，这一波讨论未能引起普遍关注，响应者寥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波论争都以理论分析为主，焦点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否必要，对于中国特色翻译学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特色派”只做了比较简略的展望，并没有依据当时已有的翻译研究来说明什么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虽然有学者声称，这一问题“并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要从“实践”来看这一问题，（潘文国 2012：1）但也只是结合翻译实践，没有谈及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最近有学者（赵云龙等 2017）发现了翻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包括5种翻译研究，可以说是为中国特色翻译学提供了研究事实，但该发现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得出的，没有深入论证，也没有结合上述两波争论来谈。因此，2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发展现状，考察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的翻译学是否有特色？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与当初学者的设想是否一致？本文拟结合《中国翻译》和Babel这两本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的载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1．“中国特色翻译学”辨析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翻译学”概念加以辨析。所谓“特色”，就是“特有”的意思。纵观学者们的论述不难发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学”就是中国特有的翻译学，与其他国家的翻译学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与西方的翻译学有明显区别。张柏然在论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时，就提到翻译学科的人文性有两个特征，那就是“民族性、特殊性”（张柏然、姜秋霞 1997）。这是“中国特色派”学者们一个最为核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提出要建立这种翻译学，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我国的翻译学受西方翻译学影响太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翻译学”也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既指翻译学这一学科，也指翻译理论。在具体的论述中，2013年之前，学者们倾向于使用“理论”一词，2013年以后，“翻译学”成了更为通行的说法。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或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二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独特性。“中国特色派”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视作是建设这种翻译学的重要资源，主张我们应在传统翻译思想中寻找契合中国翻译实践的资源。传统翻译思想之所以有此作用，就是因为与西方翻译理论大为不同，有其独特性。三是中国人的主体色彩决定了中国的翻译学必然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不太常见，只有两位学者在其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与有所提及。这两位学者认为，“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就‘特’在带上了中国人的主体色彩，……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视角，构建出的翻译理论话语。”（鲁伟、李德凤 2010：14）2．研究设计本文对1987～2016年期间《中国翻译》和Babel杂志上刊载的翻译研究论文按照其讨论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对比这两本杂志所刊发的各类论文数量和比例有无不同，甚至于二者所刊发的论文类型是否完全对应？《中国翻译》刊发，Babel上完全没有刊发的论文，或者《中国翻译》刊发较多，Babel刊发较少的论文，无疑代表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以此来考察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翻译学，与英语中的 translation studies 基本对应，与“翻译研究”同义，并不局限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探讨、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人物介绍都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翻译书评，包括对翻译理论所做的批评和对有关译作的批评，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会议通知，新书预告等，包括一些著名人物讲话，不在本文统计的论文之列，因为这些通知和讲话不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大多也不包含什么翻译思想。少数虽然提出一些翻译思想，但没有进行任何论证。换句话说，根据通行的标准，能够称作翻译研究论文的，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选择《中国翻译》与Babel，是因为这两本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最能反映中国和西方翻译学发展的全貌，比较的结果最有说服力。这两本期刊都是行业协会的会刊，刊文类型都很多样化，研究内容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话题都比较广泛，论文形式也都比较活泼，既有专题研究论文，也有随笔式的书评，但整体上学术水平都比较高，都能代表各自所在地区的翻译学研究水平。虽然相对来说，Babel在西方的学术地位不如《中国翻译》在中国的地位高，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可比性。在西方，仅就英文翻译学期刊而言，Babel在翻译学者中的影响，似乎不及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等期刊，至少没有《中国翻译》在国内远超其他翻译研究刊物的地位。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Babel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并不低，也是 SSCI 检索刊物，只是其作为行业协会刊物，刊文类型多样，不像其他几本期刊只发表纯学术研究论文。不过《中国翻译》也与一些纯学术刊物有区别，行业会刊的特点同样明显。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为1987至2016年，是因为1987年被普遍认为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起点。当年召开了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有学者认为这两次会议是“中国的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腾飞的标志”。（许钧、穆雷 2009：27）以2016年作为时间下限，则是为了将时间跨度确定为30年。3．基本数据如上所述，本研究只分析研究论文。《中国翻译》的书评大多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类书评中评论的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反映了评论者的翻译思想；但Babel上的多数书评都不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书评只是对原书内容的介绍。这些文章可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理论问题，包括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翻译理论建设、翻译学发展等宏观问题。第二类是实践研究，主要探讨实际的翻译实践问题，包括某一类文本或领域的翻译技巧以及某一类语言现象的翻译技巧。当然，翻译技巧既包括笔译技巧也包括口译技巧。笔译研究类论文又根据所译文本的领域分为各专门领域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的研究。影音翻译横跨笔译和口译，也算作实践研究类。专门领域翻译研究也包括文学翻译研究。讨论翻译行业发展的论文也列入此类，因为这些论文大多讨论与实践相关的行业问题，理论色彩相对淡一些。同理，探讨翻译技术的文章也算作翻译实践类论文，因为两本期刊上刊登的都是有关翻译技术应用的文章，究其本质探讨的还是翻译技巧，没有一篇对翻译技术进行理论反思。第三类是翻译史研究，主要钩沉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或翻译人物，或是一些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对具体的翻译技巧不太关注。有些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历史上的译者或是译文，但主要焦点在于翻译技巧，则列入翻译实践论文一类。第四类是翻译教学研究，内容涵盖翻译教材、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等。《中国翻译》上的此类论文，标题中一般都会有“教”或者“学”的字样，或是在“翻译教学”栏目下；Babel 上此类论文通常会有 teaching 之类的字样，也比较好辨认。这30年期间，《中国翻译》总共发表了2718篇翻译学论文。其中实践研究类数量最多，理论研究类次之。各类论文各年篇数如下：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总共有1522篇。如前所述，这些论文又可细分为更小的子类。下页图1表示的是各子类历年的发表篇数。其中，“科技”指的是有关科技翻译的研究，采用的是国内翻译界常用的含义，包括西方翻译界所说的 technical texts 和 scientific texts 的翻译，不同于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 technical translation。（Byrne 2006：7；Ellen ＆ Wright 1993：1）“文化”指的是有关文化文本翻译的研究，即旅游、食品、体育、历史等领域的翻译研究；“政治”是指有关政府文本及军事文献翻译的研究；“财经”指的是有关财经文本翻译的研究，包括广告文本翻译的研究；“技巧”包括那些主要探讨具体翻译技巧，如定语从句翻译、长句拆译，而不关注文本所属领域的论文。图1．《中国翻译》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图2．《中国翻译》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同期Babel共发表了553篇翻译学论文，各类论文历年的篇数如下：图3．Babel历年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篇数298篇实践研究类论文中，各子类历年的篇数如下：图4．Babel各类翻译实践研究论文篇数4．数据分析由图1和图3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刊发的翻译史研究类论文明显比 Babel 多，不仅绝对数量多，比例也高。此类论文在《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占到了6.36%，在Babel的全部论文中只占0.36%；翻译教学类论文反差没有这么大，但也比较明显。《中国翻译》的全部论文中，此类论文占9.09%，Babel的全部论文中，这类论文只占5.79%，相差接近一半。历时来看，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在《中国翻译》论文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在Babel 所刊发的论文中，占比则没有明显变化。二者的这一差别在下图5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图5．《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史与翻译教学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整体上不断增多，形成了规模。事实上，最近几年“译史纵横”已成了该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相比之下，Babel上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一直很少。就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而言，《中国翻译》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Babel则没有这种趋势，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又迅速下降，虽然总数不是太少，但与《中国翻译》上的同类论文还有明显差距。由图2和图4可知，在翻译实践研究类论文中，《中国翻译》刊发了数量可观的翻译技巧研究论文，Babel则一篇也没有。《中国翻译》发表了大量翻译行业研究论文，共49篇，占全部实践研究类论文的3.22%，Babel发表的同类论文明显要少，只有7篇，占比为2.3%；《中国翻译》发表的翻译技术研究论文有35篇，占比为2.3%，Babel发表的此类论文有7篇，占比也为2.3%。但《中国翻译》发表的此类论文越来越多，特别是2011年后每年都有，Babel只在少数几年才发表了此类论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整体上近年来不如20世纪发表的多。两本期刊在这两类论文数量上的差别，可见下图：图6．《中国翻译》与Babel翻译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类论文比例对比可以看出，虽然翻译行业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论文在Babel上占的比例有时很高，甚至到30%，但高峰都出现在2000年前后，近年比例都不高，整体上都低于《中国翻译》。就近10年的情况来，这两类论文都是《中国翻译》占比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论文这一子类中，《中国翻译》3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论文讨论的几乎全部是外国文学汉译的问题，后来出现了许多讨论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论文，且后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以下是二者在该子类中占比变化情况：图7．《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中译研究与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论文比例2005年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研究外国文学中译的论文，中间二者有所反复，但2009年之后，前者一直多于后者，且差距非常明显。换言之，2009年后研究译出母语的论文超过了研究译入母语的论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中国人，工作单位也大多在中国大陆，可以推断其母语都是中国人。Babel论文作者的语言情况不好推断，尽管我们可以从姓名推断哪些作者是英语国家的人士，结合其供职单位推断其母语是否为英语，但这种推断未必准确，因为西方学者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比较普遍，英美学者的母语未必是英语，非英美国家的学者，其母语未必就不是英语。不过，多数研究其他文学英译的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国家的学者，研究英语文学译入其他语言的，其作者大多不是英语国家人士。由此我们不妨假定，Babel上文学翻译研究论文，研究的大多是译入母语的情况。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这3类论文在《中国翻译》发表的论文中占比明显更高，翻译技术研究论文近年来占比更高，翻译技巧研究论文为《中国翻译》所独有，文学外译研究论文可能是《中国翻译》所独有。5．研究发现论文数量的多寡或比例的高低，当然并不反映研究新意的强弱，更不代表翻译理论是否有突破。甚至于期刊论文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和西方也有不同。有学者就提出，与中国翻译界不同，“在国际翻译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著作，而不是论文”（王东风 2016：xvii）。但某一类论文数量多，或是在论文总数中占比高，至少说明翻译学者们普遍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翻译研究的兴趣或热点。多数情况下，研究的成绩与研究的数量还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比更高的论文代表了翻译界在这些领域的成绩与进步。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期刊论文在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中国翻译》比Babel占比更高的论文，就是近年来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即中国特有西方没有，或是中国比西方更活跃的翻译研究。如今要是说中国特色翻译学，其表现应该就是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学外译研究及翻译技巧研究。这一发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印证。有学者考察2001年至2015年的中国翻译学研究，发现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较为突出的有5个方面：1）视听翻译研究；2）翻译教材研究；3）师资培训研究；4）语言服务研究；5）生态翻译学研究”（赵云龙等2017：15）。翻译教材和师资培训都属于翻译教学范畴，语言服务则是翻译行业范畴。该研究并未参考西方学术期刊，与本研究的发现略有差别，也属正常。无论如何，中国翻译学的新特色与当初学者们的设想都有较大出入，这几种特色大多都与汉语或中国文化没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并非因为汉语或中国文化的特质才形成。只有翻译技巧研究活跃这一点或许与中国文化相关，因为中国人重具体，翻译研究更注重翻译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内部研究”；这几种特色与传统翻译思想也没有多大关系，“翻译史研究”虽然也有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发掘，但并不是主流，多数还是对翻译人物或翻译事件的描述与回顾，其论述更是极少参考传统翻译思想。其他几种特色，同样很少关照传统翻译思想，学者们引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的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行业、翻译技术与文学外译这4个特色，与翻译实践热点具有高度一致性，实践驱动的特点明显。2004年《中国翻译》刊载的翻译教学类论文超过10篇，之后除个别年份外都超过10篇，这与翻译本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很难说是巧合；翻译技术与翻译行业研究的兴起，则与中国翻译市场的快速形成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文学外译研究2005年超过外国文学汉译研究，与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只间隔了一年，显然也是受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大潮的影响。有这么大的出入，其实不难理解。两次有关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讨论，焦点都在于是否需要建立这样的翻译学，至于中国特色翻译学有哪些内容，学者们并未展开论述。虽然学者们用了“翻译学”这一说法，但他们的着眼点是理论，目标是建构出全新的翻译理论，或是在传统翻译思想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但中国翻译学3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的近10余年，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理论的寂静期，总体来看新的理论很少，理论建构并非翻译研究的主流，可以说也进入了“后理论”时代。对于许多翻译现象，学者们并未结合具体的理论去分析，还有许多学者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此一来，现实的发展与学者们当初的设想自然就会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把“翻译学”限定为“翻译理论”，这些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中国特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的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论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观点多样化，没有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说中国翻译理论，就如同不能说爱尔兰翻译理论或加拿大翻译理论一样”（Williams 2013：4）。更重要的是，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尤其是参加第一次讨论的学者们，没有预料到国内翻译实践会如此发展，特别是翻译教学、翻译行业和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对于这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或者这些实践会催生哪些理论，不太可能提出明确的看法。潘文国在论述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时，曾提出了四条理由，其中包括“它在相关领域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重大，而目前别的地方的经验、别的地方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潘文国 2009：103）。但中国翻译实践的新发展，西方原有的理论固然无法解释，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也未必就完全可以解释。况且，多数翻译学者的国学功底未必深厚，要将传统翻译思想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会有不小的困难。反倒是一些新的西方理论，用起来更为顺手。此外，过于强调传统翻译思想逻辑上也未必合理。新的翻译实践完全有可能催生新的翻译思想。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翻译实践都可能会要求新的思想，构建新的理论”（转引自 Doorslaer 2013：77）。中国翻译新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启发学者们构建新的翻译理论，只是新的理论也未必如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或汉语特点。6．结语总之，如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理解不局限于理论建构，而是所有针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翻译学有其特色，只是这些特色的成因与汉语或传统翻译思想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翻译学与西方翻译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我们的有些研究比西方同行要深入，下的功夫更多。也许将来某一天，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下更大功夫，研究兴趣超过我们，我们的这些特色就会消失。因此，这些特色并非永远属于我们特有。就这一点来说，与其说“中国特色翻译学”，还不如说“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后者更能体现现阶段我国翻译研究的时代性，既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新成就，又说明我们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紧盯世界前沿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作者简介】韩子满，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翻译理论及翻译与武装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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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奇异位势和非定域位势的瑞奇极点理论、层子模型研究、非交换群规范场论中费密子的电磁形状因子的高能渐近行为和重强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63年-1964年Regge极点理论主持1965年-1966年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参与1974年-1975年规范理论中形状因子的高能行为主持
很厉害。已经70岁了，脑子还能如此活跃，发30多篇学术论文，真的很厉害。
把论文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与实际生产力才是真正的能力！
学术论文是十分难写的，要有非常强的学术知识，许多研究生在学完后顶多发表1到2篇专业的学术论文。而这位戴元本先生竟然在70岁后还发表了30篇，可见其学术之精，学术底子非常深厚。
下面虽然是我从网上查找到的，但很用心阿。请把分给 咱！ 嘿嘿，谢谢！溧阳市职业教育中心是由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溧阳市分校和江苏省溧阳职业高级中学组建而成，是江苏省首批合格职教中心校、江苏省优秀级电视大学、江苏省优秀青年创业实践基地、溧阳市预备役军事技术学校、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实验学校。先后获得江苏省模范学校、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学校、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江苏省教育管理先进学校、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全省基层依法治理先进集体、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江苏省园林式单位、常州市卫生模范单位、常州市“双三好”先进单位、常州教育系统学习型系统工作先进单位、常州市双拥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办学以来，在“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理念指引下，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走内涵丰富与外延发展同步之路，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积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以教师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发展，推动学校的发展”，1996年首批跨入国家级重点职高行列，2004年在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调整认定中位居全省首批73所国家级重点的第八位，2006年再次获得了“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学校现有燕山和城中两个校区。燕山校区依山傍水，位于市区秀丽的天目湖燕山风景区，城中校区地处市区中心。学校占地面积380多亩，校舍总面积12余万平方米。校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楼宇高耸，亭台辉映，是求学成才的最佳场所。学校领先的办学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风和先进的设施设备保证了学校教育质量、办学品位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学校坚持为溧阳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致富“三农”服务。开设的专业主要有：机电技术应用类、电工电子类、计算机应用技术类、文法与财经类、电子商务、建筑、化工、英语、汽车维修等十多个中职、高职专业，积极主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2005年全日制普通大专、五年制高职、职高学生达5800人；依托电大，举办成人开放教育班、军转学历教育班，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试点，与有关高等院校、网络学院联合开展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目前，各类成人学历教育已发展到五大类别，二十四个本、专科专业，在籍学员达1600人；举办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英语等级、数控、电工、会计从业资格、CAD、计算机等各类岗位或等级培训，年培训超过3000人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坚持为学生的就业与发展服务。近五年内，学校投入近800万元，用于强化专业现代化建设，建成了江苏省首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及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三个省重点骨干示范专业，学校教学设施设备总值已达2350万元。为提高学生的社会综合竞争能力，充分发挥电子技术常州市课改牵头单位、机电专业常州市课改革参与单位等各方面有利条件，开展项目式教学、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强化对学生的技能培训与考核，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格，增强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就业有本领，创业有优势，升学有希望，发展有基础。近几年来，毕业生对口高考本科录取都在100人以上，本科录取人数在常州市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稳居溧阳市同类学校第一位，2006年本科达线274人，再创历史新高；作为军事预备役学校，每年有约5%的毕业生应征入伍；毕业生当年一次性就业率达99%以上，他们以过硬的技术赢得了上海、苏州、南京、常州、溧阳等各大集团公司与外资企业的青睐，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创业致富的优秀毕业生典型。坚持为教师的发展提高服务。大力实施《优秀教师培养规划》，为优秀教师、特长教师建设专门工作室，引领教师的发展方向。学校现有教职工330人，其中具有高级会计师、中学高级教师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60名，常州市特级后备人才1人，“常州市骨干教师”5人，“常州市骨干双师型”教师7人，溧阳市以上“四类”优秀教师43名。深入开展教育科研。学校承担的“九五”省级课题“农村职中培养创业型人才的研究”获常州市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进步奖；2005年，“十五”省级课题《中等职教实施创新与创业教育模式的研究》获常州市课题研究一等奖，《中等职教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研究》被确定为全国“十五”规划课题，“十五”省级重点立项课题《范例教育模式在成人开放教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几年来，每年学校教师有3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或获奖，有100多篇论文获常州市、溧阳市级奖。开发的项目式校本教材多达三十多种，并且，有关教师编写的教材已正式出版。“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在“教学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名校、人才强校”的实践中，学校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以“过程精细化、结果精品化”为目标，积极构建优美、和谐、活泼、健康的校园文化，形成了高职与中职教育、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职前与职后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并正以百倍的信心、百米的速度，向高水准示范性一流职教名校奋力冲刺。
兰州大学的本科生一年之内发布了30篇论文，网友也在质疑，但是现在他们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说明这一些论文不真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实验室主要从事工商管理的理论研究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集团公司战略管理、竞争战略研究、职能战略研究、集团公司管理控制模式研究与设计）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分析、岗位设计、岗位评价、绩效管理、薪酬体系设计等） 实验室共有6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10多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实验室每年发表论文达30多篇，承担了多项政府委托项目与企业委托项目，有着良好的社会服务信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工程与运作管理实验室成立于2002年10月。目前，实验室拥有Dell网络服务器1台，Dell工作站1台，微机9台；有较先进的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和统计与优化工具软件。主要研究领域 供应链管理 大系统优化 生产运作管理 新产品开发 预测和决策 实验室现有教授1名，副教授4名，研究生17名。实验室承担了86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等项目的科研任务。实验室已发表或接受国际学术期刊论文4篇，已发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22篇。开发完成三个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的企业决策支持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管理与政策分析研究室成立于2004年6月。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 危机管理 政策分析知识管理 研究室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6名。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20多名。研究室目前承担了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安徽省、合肥市、及多个企业的多项研究课题。目前正在承担的研究课题包括： “巢湖流域经济发展及其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研究”，国家科学基金项目 “提升合肥城市核心竞争力对策研究”，合肥市软科学重点招标项目 “天昌公司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整合研究”“天昌公司组织设计、绩效考核与薪酬设计研究”，公司委托 “胜利油田人力资源培训体系研究与设计”，委托研究 “平煤六矿企业文化建设”，公司委托 “巢湖市战略发展规划”，巢湖市政府委托 研究室每两周组织一次成员学术报告会，对前沿性、理论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不定期的进行论文研讨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来提高研究室成员的研究能力。通过与政府、企业进行项目合作研究，利用现代科学知识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信息与决策研究所主要基于对组织各类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有效整合、深度分析与广泛利用，采用各种定性决策、定量决策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并通过对如何将决策模型和信息系统有机结合的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组织信息化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的解决方案，实现组织决策支持的智能化，从而提高组织管理和决策的效率和水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高技术计划项目、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同时承担了政府或企业委托的管理项目数十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300多篇。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部级科研奖励多项。研究所与国际上具有广泛的交流，与香港和台湾地区具有紧密的合作。与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所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合作机制。双方在合作研究与科研项目的联合申请等方面已经开展并取得良好的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科技法学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两所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是教育部科技法学重点教材主编单位，科技法学杂志常务理事单位。研究室曾主持召开全国首届科技法学理论研讨会以及全国高校科技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等重要会议。主要研究领域 高新技术产业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国际环境与动物保护法 研究室现有教授2名，副教授4名，国内外兼职教授6名，研究员3名。研究室主持并完成国内外研究课题30余项，参与国家科技法律的立法咨询，并与欧美及东亚国家的高校及研究机构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知识产权管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融合知识产权管理、法律、政策、经济分析和实务于一体的研究机构之一。主要研究领域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技术转移与技术贸易 研究中心目前开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全球知识产权与工业标准部署、科技与知识产权竞争战略分析、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体系、知识产权援助和融资等项目的研究，同时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知识产权预警分析、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知识产权竞争力评估、企业知识产权竞争策略的个案研究与设计、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咨询方案等。研究中心现有教授4名，副教授8名，国内外兼职教授6名，研究员3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30多名。研究中心对知识产权问题综合应用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分析，承担并完成了包括国家科技部、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安徽省知识产权局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委托的多项课题。中心研究人员还多次就国内外知识产权管理实施方案提供专家咨询报告。研究中心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在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同时，为国内一些高校、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管理公益服务。研究中心还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与欧美及东亚国家的高校及研究机构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与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分会（ABA-IP Section）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的知识产权专家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
兰大本科生发31篇论文遭到了网友质疑 ，按照鲁同学的学术生产力来说，不管他所写的文章是学术论文还是垃圾论文，这都已经说明他的文笔工作和经历相当充足；更何况每年6篇的论文写作以及上许多的课、考很多的试他都能兼顾，这就是一个神人。
按照兰州大学对外宣传的公众号，兰大16级本科生鲁同学在本科期间发表了31篇论文，姑且不计他所发论文的质量怎么样，31篇论文的数量让不少博士生都望其项背。按照医学生5年学制来算，鲁同学每年就要创作6篇能发刊的文章，字数肯定已经超过了10万字两个月写一篇文章，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牛人。更何况医学生的课程和考试都是满满的，然而鲁同学竟然能兼顾写多篇文章、兼顾课程考试，这就更加神了。
文章不是神文章，生产力却是神人
就鲁同学发表的31篇论文来说，其中6篇是SCI期刊一作，通讯作者是该校不同老师。按照鲁同学在其所发的SCI期刊中描述的研究方向来说，鲁同学在短短的5年间已经变换了5个以上的研究方向，这简直就是令人感觉神奇；再仔细看鲁同学所写的文章多为综述类文章，也就是将他人的成果重新再描述一遍就可以了，一个本科医学生能发这么多篇综述类文章，这也就相当神奇，但其文章绝对不是特别特别好的文章。排除文章的因素，每年6篇的论文写作以及兼顾满当当的考试、课程，该同学的生产力绝对是一个神人，用时间管理大师不在话下。
沉浸下来做研究比水期刊更重要
不管鲁同学的论文是真学术还是真垃圾，其实沉浸下来做研究更为重要，鲁同学自己说18年以后才决定了现在的研究方向，但是涉足多领域以及对时代主题升华不足以表明其是沉浸下来做学术的人。不断发一些不太高质量的综述文章去取得一些荣誉，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他日有工作的同事，重新翻看这些文章，这也就会让他人另眼相看。水期刊还不如发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到期刊上，否则日后他人查看就有点不堪了。
书籍装帧的 论文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得到反馈： 如果你加入私人文章交流网（Secret Paper Passing Network），会收到很多别人的文章，他们请你评论。知道别人对论文的意见很重要。你给别人帮助，别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而且，自己也能提高。为文章写有用的评论是一门艺术。你应当读上两遍，第一遍了解其思想（IDEAS），第二遍看表达。 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评价，要学会吸取有建设性的建议，忽略破坏性(destructive)和无意义的建议。为了得到建议，你要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写你所作的事情，即使你没准备写一个没有完整的期刊或者会议文章，然后交给别人看。即使是将要发表的文章，也应该写清楚，这样可以增加得到建议的机会。 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作者不仅要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对于与教育、教学相关的
在我国出版市场的逐步开放，图书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书籍装帧设计飞速发展并对出版业有着积极的意义。书籍装帧设计作为一门造型艺术，要求设计不仅仅要突出书籍本身的内容，更要巧妙地运用装帧特有的艺术语言，为读者构筑丰富的审美空间、传达书籍的精神和情感，并令读者视觉和心理都得到畅快的美感享受。色彩是书籍装帧的要素之一，因其强烈的视觉感知功能和情感表达优势在书籍装帧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色彩与掌握合理运用色彩的方法是认识书籍装帧、完成图书整体设计的有效途径。 1．色彩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作用 著名设计大师吕敬人先生说道：“何谓美的书籍，简言之是那些读来有趣、受之有益，得到大众欢迎，内容与形式统一，并具审美与功能价值的书籍。”书籍装帧设计的目的即要挖掘书籍的美、创造书籍的美，用艺术手段结合书籍内涵通过视觉呈现来充分表达书籍的美。 从视觉艺术角度来说，色彩可称得上是装帧设计的第一要素，它对于书籍装帧极为重要。色彩传达的情感丰富而细腻，因为它能通过人眼的生理功能和冲击作用影响到心理，产生情绪的波动，使读者对图书爱不释手，产生购买行动――这就是色彩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在进行装帧设计时需要考究的重点。 2．书籍装帧设计中的色彩运用 封面、插图和扉页等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的色彩运用是影响书籍的重要因素。 （1）封面的色彩 封面可以说是书籍装帧中的“门面”，其设计是在平面上运用视觉语言揭示书籍的内容或性质。随着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对于封面设计的要求不是停留在堆砌文字和图形、按部就班地传达信息之层面；更需要结合书籍的丰富内涵传达意境和视觉艺术美感，形式上做到主次分明、层次清晰、简而不空。其中色彩的处理正是直接影响书籍封面设计重要一关。 色彩作为令书籍封面设计引人注目的主要艺术语言，得体的视觉表现和艺术处理能吸引读者的视觉，为整个书籍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在设计封面色彩时要重视封面的功能性，合理处理色彩块面的并置关系；可以通过色相、纯度、明度对比的效果，来表达不同的内涵和思想；同时还要注意色彩的对比关系，在对比中求统一、协调，达到平衡的艺术美感。 （2）书脊的色彩 书脊是整体造型的重要因素，面积虽小但却是封面和封底的连接点。当图书立于书架上时，这有限的几厘米面积却成为图书销售中的促销“先锋”：在内容上，它首先交代了书名、作者及出版社；在艺术处理上它是全书设计的纽带，又作为图书整体形象的代表最先呈现在读者眼前。书脊的色彩运用常通过单纯的、对比强烈的色块来吸引读者视觉；与封面和封底统一于同一平面共同产生出读者与作者之间一种潜移默化的共鸣，给读者深刻的第一印象。因此，其感染力是不可忽视。 （3）扉页的色彩 扉页就像是书里的“屏风”， 一般是在封面后的第一页或第二页印上书名、作者姓名、出版单位等，即是封面与正文部分的过渡。扉页的色彩与封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它也许没有太多的视觉冲击，色彩的对比度也不会过于强烈，更多的是比较安静地存在，与图文共同组合，作为整个书籍装帧的辅助体现书的格调和内涵。 （4）书籍插图的色彩 插图设计是活跃书籍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常用于诠释文字内容、辅助版式、丰富书籍视觉表现。目前书籍里的插图设计主要是绘画创作稿、摄影作品和电脑设计图形等几种，而每一种都通过图案元素与色彩来表达作品的艺术性，如：摄影作品多客观地表达事物，强调固有色、光源色与环境色地调和搭配；绘画创作类插图形式自由，色彩主观、简练，重视情绪地表达；而多用于科幻非现实的电脑设计类插图则追求夸张、浓烈的装饰色彩。――通常每幅插图本身已是完整的图形作品，具有个性的色彩表现，不论是创作还是选用插图都要考虑到它的色彩是否能表达与文字对应的内涵，是否与整个版面的色彩相呼应，是否能与整个书籍装帧的基调相统一。 （5）书籍内文部分的色彩 内文是书籍的核心也是读者接触最为密切的部分，随着读者对书籍的要求提高，其版面设计包括色彩的运用也成为整个装帧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内文的色彩运用建立在与各种设计元素融合，符合图书的性质，服务于读者对象的基础之上。灵活调整色彩在版面的面积比例关系和色块的形状、位置，主动依靠先进的材料和工艺来服务色彩的功能性是对内文色彩运用的方法：在文字部分依据书籍格调，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标题、正文与页码等可使书籍既利于阅读又刺激情绪；很多书籍在内文页面使用调和的色彩作为底色，有的直接采用黄、绿色的承印纸张，以达到保护视力、减轻视觉疲劳的功能――这在现在的儿童读物、教科书中都已科学地运用；如陶瓷、剪纸、戏曲脸谱等艺术气息浓厚的书籍的内文部分更需合理运用色彩来与主题统一，增强其个性和韵律…… 综上所述，书籍装帧设计中涉及的各个部分都需要合理地运用色彩，使色彩与书籍内外部设计和谐一致，既方便阅读又给读者以视觉及感官的美感享受。 3．现代书籍装帧设计中合理运用色彩的方法 （1）整体的色彩设计 “书籍装帧既是立体的，也是平面的，这种立体是由许多平面所组成的。不仅从外表上能看到封面、封底和书脊三个面，而且从外入内，随着人的视觉流动，每一页都是平面的。所有这些平面都要进行装帧设计，给人以美的感受。”――这也就是说，进行书籍装帧色彩设计不光是设计单个封面或是插图的色彩，而是要将书籍各个部分集合成整体来把握色彩。 首先，我们要看到所设计的书籍其色彩给人的整体印象。一般来说设计少儿刊物的色彩，可针对幼儿稚嫩、单纯等特点，减弱对比的力度，强调轻快明亮的色调；女性书刊的色调可以选择柔美、妩媚、宁静的色彩；艺术类刊物的色彩则要有深度，色彩丰富但不轻浮、媚俗；而专业性学术刊物的色彩要求严肃、高雅，不适宜高纯度的色相对比等等。 然后，就如同绘画一般在大的基调上进行“细节的刻画”。通过封面、环衬、扉页、内页正文和插图的每个细节上强调色彩关系，讲究色相、纯度、明度等营造的色彩感受；同时也要把握封面与内页、封面与环衬及扉页、扉页与内页的色彩联系，注意它们之间的色彩调和，切勿突兀和生硬。这样从整体到细节，从无序到有序，从感性遐想到逻辑思考使整本书具有节奏，产生流动感。 最后，还要进行整体调整。为免书籍的每个组成部分其色彩顾此失彼，作为设计师还得从整体出发，审视整本书的宏观效果，对局部色彩整合，研究色彩在整个装帧设计中的布局合理性，以及色彩冷暖关系与书籍本身内涵的结合等。 （2）重视与印刷工艺结合 书籍装帧中的色彩运用还须考虑到印刷的方式、油墨的性能、纸张材料以及印刷工艺的效果等……包括在对印后加工工艺的处理上，色彩与工艺的协调就直接影响装帧效果：如书籍封面在进行四色印刷后再进行烫金、银等，就必须考虑到烫金基材的颜色是否与原本的印刷色彩搭配协调，合理运用工艺搭配色彩是锦上添花，否则便是画蛇填足了。 （3）人性化的色彩 设计以人为本，书籍装帧设计即是以读者为对象，而恰当到位的色彩成为读者与书籍交流的媒介。要使色彩设计乃至整个书籍装帧具有生命力需要针对读者诸多方面进行研究： 每套书都有相对应的读者群，也由于其各自年龄、性别的不同，风俗及文化素养、职业等差异，都会对色彩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那么了解这些差异性，找准该书籍的读者定位群体便是合理运用色彩、做好装帧设计的基础。而后在进行书籍装帧设计时对每一种色调、配色上尽可能地结合其各自审美习惯与色彩心理来理解。 现代装帧设计中要注意到读者对书的渴望除了内容还有情感。色彩在塑造书籍个性和创造情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同的色彩传递的情绪是不同的。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光是了解书籍的内容也在体会书的内涵时带入个人的情感，于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接受这些色彩的表达，并对色彩以及整本书产生情感的共鸣。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得设身处地为读者考虑到这些色彩带来的情感，根据书的内涵来进行色调、明暗度、对比度的调和。如情感表达强烈的书在色彩上就可以加强对比度，用色纯度可以较高；情感表达是比较低调的、含蓄的书籍便可以降低整个书籍装帧的色彩对比度，包括在选择纸张时都可以考虑本身具底色的明度较低的材料。进行装帧设计时结合书籍本身的情感用色彩表达出来，这是让读者更加理解书籍的内涵，让阅读成为精彩生活体验的一种有效的设计手段。 4．结语 一本书中的色彩运用不在于色彩堆砌的多少，关键在于能结合书籍内涵通过视觉的表达为书籍注入节奏与韵律。作为设计师应研究色彩特性、熟悉读者的色彩习惯和爱好,系统地掌握书籍装帧设计知识，从全局出发，从整体出发，用视觉艺术创作“美的书籍”来满足千变万化的图书市场。 参考文献： 1.马也,仇永波《色彩基础》第三版 [M]辽宁美术出版社，2007年。 2.王井起《浅议书籍装帧的整体设计》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3. 李杨《浅谈书籍装帧设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网，2005年。 黄 艳 ：湖南商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傅琳
2020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46.38万篇，比2019年增加19.8%，其中卓越国际科技论文21.60万篇，卓越国内科技论文24.78万篇。卓越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化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生物学。
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4个领域排在世界第1位，与上年度相比，增加了计算机科学领域。
说到期刊，很多同学还不知道如何发表期刊论文，期刊按等级分：普通、核心、C刊。目前，收费期刊未必就比免费期刊更好发表。有一些免费期刊会比收费期刊更好发表。投稿方式主要是电子邮箱或者是在线投稿。
不仅如此，我国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升至世界第2位。2020年被引次数超过10万次且影响因子超过30的国际期刊有15种，共发表论文2.55万篇，其中，中国发表1833篇学术论文和述评文章，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9年上升2位。
2020年，我国的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比2019年上升两位。我国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继续增长，进入世界本学科前列的中国科技期刊数量增加，国际显示度进一步增强，中国科技期刊学术影响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通过与国际重要信息服务机构和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将论文集中链接和精准推送给国际同行。为中文发表的论文、作者和中文学术期刊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条高效渠道。
与此同时，2020年，我国作者参与发表的论文中，作者数超过100人且合作机构数大于50个的论文有485篇，涉及主题有：粒子与场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多学科物理研究、核物理研究等。
国际访问用户主要来自国际大学和科研单位，例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以及一些著名的国家实验室等。
已经排到了世界第2名。这样的成果也是相当的厉害了，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和上年度相比，增加了很多的领域，相关的期刊也有了这个提升。
可以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进行期刊的查询，这是目前中国学术期刊的数据库。
左下角的”核心期刊导航“可以看到分7大类的核心期刊汇总。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期刊名称了，符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越高表明这本杂志的学生水平越高，也就是越难发表了。
随意的点击一本核心期刊进人界面，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期刊的具体信息。当然也可以在第一步之后进入的页面通过关键词来判定这本期刊是否为核心期刊。
论文写作技巧
尽可能用图表明，包含各种各样统计图。图更形象化一些，全是数据，难以明白的。假如一篇文章让reviewer看上去“不舒服”的话，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此外，近些年认为图尽可能组成在一起，那样也很容易了解一些。图也需要包含充足的信息内容，不可以无缘无故就出去一个图，一篇文章的图也不是愈多愈好，由于图占有过多的版块。
在制作图形的情况下，一定要确定数据图表中的消息和数据信息与文章内容的具体内容一致，不能发生不一样的数据信息具体内容。
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分析MedPeer国内先进的医学科研服务人工智能平台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知识以解决未知的问题，科研论文作为传播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承载着记录科研成果和提供学术交流的任务。论文在国际发表，可以让更多的国外同行了解我国最新的科研成果,获得更高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在近20年里以SCI为代表的国际期刊论文成为我国科研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样的科研管理政策下，我国学者往往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到国际期刊上，使得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出现“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国的国际论文由1995年的13134篇增加到2017年的361220篇，翻了近28倍，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虽然我国的国际论文在数量上取得了突破，但其质量及国际影响力却一直遭到质疑——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虽然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研究显示大量引用是来自我国同行的“自引”，而这种来自本国同行的引用不能完全代表文章的国际影响力。本研究对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以了解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及自引情况，获得真实的国际影响力。1. 研究综述1.1 引用与科研影响力科研评价的理论基础源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erton的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理论——科学是一个有着规范、价值和奖励的社会制度，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以获得同行的认可。基于这一理论，论文和著作成为科研成果的主要呈现方式，其数量也成为国外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科学社会学理论认为，引用是施引文章对被引文章的一种标记，里面承载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评价和认识，是一种对于科研成果表示感谢的认可，所以引文也成为评价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Merton的规范主义理论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奠定了科研评价的主要理论基础，但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Piaget为首的建构主义者却对科学知识的构建与价值提出了不同观点。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在政治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建构，知识的产生来源于人类对社会环境的体验而与自然环境无关。建构主义者强烈质疑“引用等同认可”的观点，认为引用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为了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作者往往在自己文章中引用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以显示其权威性。两种不同理论的存在引发了大量关于引文本质的实证研究，而两种理论都在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或部分证实，所以很难说规范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哪个更好，哪个能更准确地解读引文的本质。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关于引文本质的理论，但规范主义理论仍然被广泛应用于科研评价实践中——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被认为代表其学术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传播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意识到传统的科研评价仅局限于对发表文章数量和引用次数的计算，已经无法全面地反映科研成果及其影响力。Cronin说，早在2005年就提出需要将博客、网上点评、文章下载量和致谢都包括在科研评价中；Sugimoto等人认为，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也是一种学术影响力的表现；Desrochers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曝光度与著作权、引用和致谢一样都代表学术影响力；Priem等人于2010年提出Altmetrics这一概念，认为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中的收藏、分享、提及等行为所反映的影响都应该算是科研成果的另外一种影响力——社会影响力。1.2 科学国际化法国著名生物学家Pasteur在19世纪就提出了“科学无国界”的概念，也算是科学国际化的最早倡导者,他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普遍接受,并深深植入西方的科研评价理论之中——科学研究不分国界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然而，这一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建立在国际学术出版资源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英语成为国际期刊垄断语言的背景下，并不能普遍适用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为了获得所谓的国际影响力，不得不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发达国家的英语期刊上。在发表过程中，他们除了遇到潜在的语言或意识形态上的歧视，还要无偿甚至付费(开放获取期刊的版面费)将知识产权转让于人；而他们的国内同行为了了解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还不得不向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商支付昂贵的订阅费用。科学研究为发达国家创造和传播了知识，但很多时候是以发展中国家科研成果的流失为代价的。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其他传统学术交流语言(比如法语、德语) 的文章越来越少，英语逐渐占据国际学术交流语言中的垄断地位，在Web of Science收录论文中英语论文的比例由二战前的60%增加到目前的95%。英语对于学术交流语言的垄断导致对其他语种论文的歧视,非英语期刊很难被Web of Science收录，而非英语文章较少被国际同行引用。英语对学术交流的垄断也表现在选题上，许多研究某一国家、地区的本土化选题很难在英语国际期刊上发表。在追求科研国际化的趋势下，许多学者为了发表英语文章，不得不选择一些迎合国际化的题目，这使得许多本土化的研究受到挤压，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在我国的科研活动中也普遍存在，在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翻了28倍的这25年里，国内论文数量仅仅增加了不到5倍，并且在2011年后出现下滑。为了满足科研考核的要求，我国学者更愿意选择国际化的选题以投稿Webof Sci-ence收录的国际期刊，而不选择只能在国内发表的本土化的选题。即使是既适合国际又适合国内发表的选题，大部分人更愿意发表到国外，从而造成国内大量的优质稿源外流，进而影响国内学者获取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1.3 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科研评价理论中，引文代表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认可与致谢，所以文章的被引数量往往被用来评价其代表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我国国际论文被引次数的增长也被认为是目前科研评价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一统计并没有排除我国同行的“自引”——文章被本国同行引用在科研评价上并不能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以往的研究发现，因为语言和研究内容接近，在引用文献时学者们更愿意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这也导致部分国家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较高。这种自引现象在我国学者中尤其明显。唐莉等人在2015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学者的本国自引率高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这一结果也被后来的研究一一证实。早在1999年，Bookstein和Yitzhaki发现，本国自引率会影响对不同国家科研评价的结果；Ladle等人则提出，需要在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中排除自引；Bakare和Lewison更是提出，一个新的指标"Country Over Citation Ratio"(国家引用率) 来描述不同国家的自引率。也有相关研究探讨我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问题。Shu和Lariviere发现，我国有些国际论文被国内同行大量引用，从而形成一种国际影响力巨大的错觉；Shehatta和Al-Rubaish也发现，中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在衡量中国论文国际影响力时据此予以调整。然而，在我国的各项科技统计中还没有对本国自引和他引进行区分，所以我们尚不知道在排除本国自引之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这也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 研究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在排除我国同行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在过去30年里，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排除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是否因学科而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科研成果的传播不局限于期刊论文的形式，诸如图书馆借阅次数、网络浏览和下载次数等都可以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但在传统的科学计量学研究中仍然倾向于使用引文和引用次数来分别代表科研成果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因每一次引用都可以视作引用人对被引文献的一种认可和致谢。3. 研究方法为了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提取1990至2015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及其引文数据，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在国家层次的自引情况，最终计算出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并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比较。首先从Web of Science核心库中提取1990至2015年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文件类型=ar- ticle)，总数为23382313篇；同时提取这些论文从发表当年到发表后3年的所有引文数据(比如2015年发表的文章在2015至2018年间的 用数据) ，因为相对较长的调查期(3年)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论文的引用情况。所有提取的文章(包括引文)根据第一作者的国家确定文章的来源国家，无论文章有多少个合作者，合作者来自多少个国家，一篇文章只 有一个来源国家，以避免国际合作文章的来源国被重复计算。如果引用文章和被引文章的来源国相同，即可认定是国家层次的自引。与此同时，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lassification)将所有Web of Science论文分入14个一级学科(见表1)，以分析不同学科自引率的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 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允许将同一期刊分到多个学科不同的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中，一个期刊只能被分到一个学科中，这样也避免了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学科中被重复计算的可能。为回答前文的三个问题,我们利用收集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指标。首先，通过论文的引用文章来源中本国文章的比例计算出历年各国(包括中国)在国家层次上的文章自引率,以回答第一个问题。 然后，在排除自引的数据后，重新计算历年各国(包括中国)的文章国际引用率(国际引用次数/ 发表文章总数)和国际引用比(被国际引用文章数/发表文章总数)，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最后，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文章的数据，按学科分别计算出各国(包括中国)在各个学科的引用率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回答第三个问题。4. 研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都成倍增长，被Webof Science收录的研究论文(article)数量由1990年的6044篇增长到2015年的288856 篇；而论文在发表后3年(含发表当年)被引用次数也相应地从7809次增加到2329399次，两个数据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也由1990年的44.2%增加到2015年的65.1%，而在同期内全球包括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前十的论文发表大国)的自引率均有下降——全球自引率由1990年的50.0%下降到2015年的38.4%，原来自引率最高的美国在同期由63.3%下降至44.4%，而其他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自引率均已下降到40%以下。目前我国是论文自引的第一大国，自引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自引率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见图1)。如图2所示 ，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2013年超过全球论文的平均引用率，由1990年的1.292增加到2015年的9.056，不仅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8.296)，而且仅次于美、英、德三国，排名世界第四。如图3所示，在被引用文章比例上，我国国际论文也由1990年的44.1%增长至2015年的87.9%，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86.0%)，而且与西方主要国家相差无几。但是，这些国际影响力的数据在排除了自引之后大幅下降，我国论文的国际引用率虽然在过去30年里不断增长，但在2015年仍然只有3.161，不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5.114)，而且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28 位。而在论文国际引用比上，我国在2015年的论文国际引用比只有66.7%，低于国际平均水平(73.8%)，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36位。如果我们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的文章及其在随后3年里的被引情况，可以得到各个学科内全球和我国的自引率及其对科学计量学指标的影响。如表2所示，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划定的14个一级学科中,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其中12个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只在临床医学 (45.4%) 和物理(41.1%)两个学科中自引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5.7%和43.7%)。如果不考虑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一半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在剩下一半学科中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如果将本国的引用排除在外，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引用率在除临床医学(2.810比2.803)和物理(0.480比0.415)外的其他12个学科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有9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自引被排除后，只有艺术(20.3%比19.5%)、临床医学(70.1%比67.3%)、物理 (21.4%比20.5%)、健康卫生(72.3%比 66.7%)和社会科学(62.2%比61.1%)五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最后，我们对2015年的所有论文进行引用来源追踪(见图4)，发现最喜欢引用本国文献的不是我国学者而是美国学者。在所有对2015年论文的引用论文中，美国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57.5%是本国同行的文章,而中国学者引用本国文献的比例为 50.7%,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均低于40%。不同的是：因为有大量其他国家的引用，2015年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只有44.4%；相比之下我国2015年国际论文被其他国家引用较少，自引率高达65.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5.研究探讨以往对我国论文自引率的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喜欢自引是因为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更了解、更容易获取，而外国学者的文献由于高额的期刊订阅费用而难以获取，这使得我国学者更多地引用本国文献。也有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的增长，我国国际论文自引率随着可引用文章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本研究对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的原因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5.1 国际论文占有率在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自引率最高的国家——这与其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不无关系，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某些学科甚至一半以上的论文都是来自美国，考虑到美国学者的研究在大多数学科中都处于领先水平，所以美国学者许多时候“不得不”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如图5所示 ，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与其论文数量在全球的占有比例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924——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基本上就是随着其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下降而下降。我们也在英国和我国的国际论文中发现了这种相关性——英国自引率也是随着其国际论文占有率的下降而下降，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70；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则是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增加而增加，其相关系数为0.8341。然而，一个国家的国际论文自引率和占有率的相关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国际论文的高自引率。通过比较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差异：当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为60%时，其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大概为36%；而当其论文自引率为50%时，其论文数量的全球占比大概为24%；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只有1.6%时，其自引率就已经超过50%了；而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刚过12%时，自引率就已经达到60%。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讲,自引率和国际论文占有率的相关性只能解释我国在过去30年间自引率的增长，但无法解释在同样占有率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远高于其他国家。5.2 文献的可获取度在科学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的时代，无人可以阅读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而文献的接近性和可获取性将直接影响施引者的引用行为。我国学者更倾向于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与获取国外文献的难度相关——这里的难度既包括由于高额版权费用而放弃订阅，也包括由于语言原因放弃阅读。二战之后，通过购买和兼并，商业出版社不断增加其在学术期刊市场的份额,国际学术出版市场由一个竞争的时代进入寡头垄断时代。垄断的结果就是国际期刊订阅费用水涨船高，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得不取消部分期刊订阅，许多国内学者经常为了免费下载一篇同行的论文而在网上寻求帮助。虽然现在获取国际文献已比二三十年前容易许多，但还是无法像获取国内文献那样便捷，这也导致国内学者较少引用国外文献，转而更多引用国内同行的文章。然而，从施引文章来看我国学者对国外文献的引用其实并不少。在2015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我国国际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只有50.7%是本国文献，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论文中有57.5%的参考文献来自美国文献。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并不是因为我国学者只引用本国文献，而是因为我国国际论文较少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引用。5.3 目标置换效应与学科差异科学研究是为了创造并传播知识，但在科研政策的强大导向作用下这一目的出现了“目标置换效应”(GoalDisplacement Effect)。许多国际论文是为了发表而发表，这样的文章无法获得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与致谢。这一点从论文引用比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排除自引以后，美国仍然有3/4以上的论文被引用，而我国国际论文只有2/3获得来自国外同行的引用。我国论文自引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学者的引用太少，换句话说，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确实不足。另外，科研国际化的政策往往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差异。在研究主题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医学、物理等学科领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学者，所研究的都是类似或相关的主题，在这些学科领域我国国际论文收到的国际引用也较多；而在研究主题非常本土化的人文社科领域，本土化的研究论文很难被国际期刊录用，即使录用后也只有有着相同背景和研究方向的本国同行会去引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超过70%，而临床医学、物理的自引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 研究总结通过分析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情况，发现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国内同行的自引而被高估，其真实国际影响力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具体的研究发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过去 30 年里不断增长,目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排除自引的影响后，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学科而异，在排除自引后我国国际论文仅在临床医学和物理两个学科领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我国科研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研评价导向鼓励甚至要求科研成果在国外发表却没有考虑学科差异,在评估论文的国际影响力时没有考虑自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论文由于研究主题的原因很难获得国际同行的引用。这种学科差异应该在制定科研评价政策时予以考虑，同时从科研管理的角度出发，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不需要强调国际化，而应该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更多地满足国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