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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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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苏轼

摘要: 苏轼的婉约词中还不乏一些清新可喜的农村风情词,清丽妩媚,词情婉转,洋溢着生活气息、泥土芳香。 苏轼,中华文学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他开创了豪放词风,以诗为词,为文坛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他的豪放词,以《水调歌头》与《念奴娇赤壁怀古》两首最为精绝,被人们代代吟咏传唱,击节叹赏。然而,在现存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豪放词的数量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较多的却是清丽、雅致的婉约词。如果说东坡的豪放词如江奔腾壮伟震撼人心,那他的婉约词则如绵绵春雨,润物细无声,洗尽了人间纤尘。

在苏轼之前,词被公认为“艳词”,而苏轼的出现,则对传统的婉约词有所继承上不拘泥于音律,开拓了婉约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苏轼婉约词的一大特点,便是语言平实,情感真挚。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首《江城子》,近千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的心。这首堪称苏轼婉约词的代表作,文笔细腻绵密、凄清幽独,黯然魂销。但绝非易安的词那样凄凄惨惨戚戚,而是读出来让人觉得凄婉哀绝之情满满的已经冲出口,荡气回肠,余音袅袅,回味无穷,字字句句沁透着孤绝的阳刚之美。在《水龙吟》一词中,作者赋予了扬花思妇的生命、情感,借杨花咏思妇,也可以说是借思妇写杨花。两者水 *** 融在一起,无情无思的杨花已被情感化了、生命化了,那“点点离人泪”随风飘散,仿佛使我看到了在杨花丛中,一位幽怨的女子掩帕拭泪,低低叹息……可见苏轼卓绝的功力和才情。

人们常说“诗言志词言情”,唐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而苏轼打破了传统,他的婉约词不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的爽快利落,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和哲学思考巧妙地融合其中。《卜算子》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淮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来,有恨无省。拣尽寒技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此外,他那“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的人生喟叹,“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中思想与现实相矛盾的感慨,“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那作者不被当朝理解无从现实人生抱负的悲哀……无不闪烁着东坡思想性格的光芒。

苏轼的婉约词中还不乏一些清新可喜的农村风情词,清丽妩媚,词情婉转,洋溢着生活气息、泥土芳香。代表作是他在徐州任上写的《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蓠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炒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这是多么温馨恬然的田园风光!这又一次拓展了婉约词题材,使宋词走出了花间小径,融入生活,有了清新气息和活泼生机。

纵观苏轼的婉约词,他的真挚执着,他的沉郁深刻,他的多情多思展露无疑。深刻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情熔铸出了深远的词境,直观地透露出专属于他的智慧、自由和乐观,令人不禁拍案叫绝。在我不断的探询和欣赏中,我发现以婉约豪放来判定一位词人,特别是一位空前伟大的词人,似乎有些牵强。我想苏轼也无心写豪放或是婉约,都是信手拈来,随感而发,直抒胸臆,作品的样式多样化,情感也是多样化的,他只是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一切美好并善于表达这种美好的人罢了。浮华落尽,平淡归真,让我们携一壶香茗,在下午两三点的阳光下,品味茶的芳香,感受词人的本色,走进东坡那至真至朴的内心世界。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国外苏轼研究论文发表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车相辕(1910——1990),中国文学者,钦慕陶渊明和苏轼,自号为渊坡,历任汉城大学教授,韩国中国学会长、大韩民国学术院委员。著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汉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7)、《中国文学史》(1954)、《唐代古文运动与批评》(1968)等学术研究专著。车柱环(1920——),中国语文学者,韩、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历任汉城大学中国语文学科教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长、大韩民国学术院委员。著有《东坡词研究》(《震檀学报》35辑,1973)、《中国词文学论考》(汉城大学出版部,1982)、《高丽与中国词学的比较研究》(《词学》第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学术研究专著。《东坡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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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1)苏轼的才华一直令人钦佩不已。他的诗词,他的书法,他那粗旷却不失细腻的文笔,早已深深地埋在读者心中。唱着“大江东去”的苏轼,把一片豪情赠予世人。何其潇洒,何其旷达,吟颂之际,倍感舒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谓脍炙人口呀!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把那威风凛凛的将军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份飒爽英姿顿时浮现在眼前。想象着,那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将军出猎图啊!品味苏轼,不由自主地涌出一种舒适之感。苏轼的“狂”,更狂在面对逆境时的那份无惧。江面倏忽变化,波涛汹涌,风云开阖,但无论是多么的惊心骇目,苏轼都不随之动容。真真切切,那是无所畏惧的脸,那是时刻保持浩然正气的躯干。那份无惧,早已化作征服逆境的自信。然而,正是这坦荡的人生态度,给了我们无穷的动力,给了我们步入成功的力量。恍惚间,那分舒适之感似乎更深了。苏轼是豪放的诗人,但更是多情的男子。还记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吗?苏轼的多情让人着迷。越读苏轼的诗,越爱苏轼,那一份沁人心脾的舒适,好比一颗甜甜的巧克力,带出一丝丝醉人的情怀。苏轼的诗重细节,重感情,更重在让人领悟那广阔的情怀。苏轼,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让无数人着迷的诗人。这位达观而放荡不羁的诗人,用他的诗词传达心理感受。萧萧暮雨中,大家都在抱怨这恼人的细雨,而苏轼却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是哪一份情怀,又是哪一份乐观呀。心中的舒适之感随着脉搏在不停跳动。面对苏轼,值得享受的很多,值得学习的更多。那一篇篇诗词,流淌着苏轼的血液,正在慢慢地渗入读者的心扉。鲜红的血液得到了重生,永远永远地活在大家心中。猛然间,那份舒适之感跃出身躯,向着蔚蓝的天空不断飘洒,化作一缕缕阳光,温暖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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